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金融資本達成的“華盛頓共識”的流毒仍然在肆虐。正是“華盛頓共識”的余孽們策動封殺了微博“左大培1952”，這本身就標志著“華盛頓共識”的流毒還很深遠。
“華盛頓共識”是1990年左右美國政府主導并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聯合提出且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主張，核心是要拉美國家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邀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在華盛頓開會，會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說，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這一共識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宣稱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就是“華盛頓共識”的十個方面，它們是：1. 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 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3. 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4. 實施利率市場化;5. 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 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 放松對外資的限制;8. 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 放松政府的管制;10. 保護私人財產權。
“華盛頓共識”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為理論依據，因此常常被直接稱為“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共識”的十個方面中，幾乎每一個方面都是標準的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可以把“華盛頓共識”視為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樣板。
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貫反對政府干預市場形成的社會收入分配，特別是反對以政府開支來實施收入分配平等化的福利政策。因此，“華盛頓共識”第二點中主張將政府開支重點轉向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似乎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傳統。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華盛頓共識”直接針對的是拉美國家，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直批評拉美國家將大量政府開支用于擴充軍備和國營企業、用于對工業企業的各種補貼，我們就可以明白：所謂將政府開支重點轉向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等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其真正的用意是反對美國西歐以外的國家將政府開支用于國防建設和國有企業，反對以政府開支直接資助工業發展。“華盛頓共識”第二點的這一真正用意，也正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一貫主張。
在“華盛頓共識”的十個方面中，只有第一個方面通常會對一國經濟起積極作用。“華盛頓共識”的這第一個方面強調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這也確實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特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是靠著它在這方面的特長在20世紀70年代的停滯膨脹中穩定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形勢，由此在西方國家的主流經濟學中壓倒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其它九個方面的政策，至少對經濟落后國家的發展來說通常都弊大于利。
“華盛頓共識”形成后，很快就在拉美國家的經濟政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當時正值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集團解體，“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經濟政策更是在原蘇聯和東歐的國家中風靡一時。但是原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都經歷過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使“華盛頓共識”出現后不到十年就聲譽掃地。就是“華盛頓共識”原本所針對的拉美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后的經濟狀況也沒有根本好轉。于是全世界人民特別是拉美人民對“華盛頓共識”的敵意日漸增加。智利號稱是當今拉美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被看作接受“華盛頓共識”后改善了整個經濟的樣板，但是貧富差距的拉大也使廣大群眾不愿再忍受下去。去年智利由于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而發生嚴重騷亂，示威群眾打出的標語中就說，他們不滿的“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這清楚地表達了拉美下層民眾對肆虐了30年的“華盛頓共識”的仇恨。
中國原本沒有接受“華盛頓共識”。有識之士還將中國改革開放后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強調國家獨立自主的“北京共識”，用以與“華盛頓共識”對抗。但是20世紀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曾在中國風靡一時，使得集中體現經濟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對近年執掌經濟政策的文人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被當成了改革開放的方向。
由于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腦的文人執掌了一部分影響甚至決定經濟政策的權力，近幾十年的某些經濟政策走上了“華盛頓共識”的路線，最近幾年“華盛頓共識”的流毒還有進一步擴散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
“華盛頓共識”第二點的真正用意是反對美國西歐以外的國家將政府開支用于國防建設和國有企業，反對以政府開支直接資助工業發展。中國則在四十年前就不再用政府財政開支向國有企業投資，大幅度削減用于國防科研和軍工生產的財政指出;到現在我一提要擴充軍備，主張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人還暴跳如雷地出來反對;
“華盛頓共識”的第三點主張降低邊際稅率同時擴大稅基，表面上似乎是要在降低稅率的同時還不減少稅收，實質上只不過是要對富人減稅。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秉承“華盛頓共識”的這一精神，不放過任何機會減少私營企業家的應繳稅費。近幾年宏觀經濟蕭條使企業盈利普遍不佳，本來擴大政府開支比減稅有更好的經濟效益，但是“華盛頓共識”的信徒卻大搞減稅降費，而且重點是減少私營企業的稅費而不是降低下層民眾的稅收負擔;
“華盛頓共識”第四點主張的利率市場化，本身只是一個騙人的謊言。在當代的貨幣信貸制度下，信譽好的商業銀行之間相互拆借資金的利率和它們客戶的存款利率實際上是由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定的，因此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利率市場化。“華盛頓共識”鼓吹利率市場化的真正目的，不過是要政府不再對私人之間的借貸實行干預，任由罪惡的高利貸泛濫而已。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最近幾年忠實奉行“華盛頓共識”的這個旨意，執意取消政府對私人借貸的一切控制和干預，讓罪惡的高利貸自由泛濫，以致演化出“校園貸”、“套路貸”來殘害人民大眾。而人民銀行的前領導還公開把“利率市場化”說成是改革要達到的目標;
“華盛頓共識”的第五點要求“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沒規定具體內容的空話，而這種空話后邊通常都隱含著不可告人的陰謀。
從策劃了“華盛頓共識”的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等的一貫言行中可知，“華盛頓共識”當時主張的匯率制度，以資本跨國自由流動為基礎，要求貨幣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都可以自由兌換。在這樣的貨幣基本制度下，拉美國家當時的高通貨膨脹造成了匯率制度上的難題：當時拉美國家貨幣供應普遍增長過快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樣的高通貨膨脹往往使政府規定的本國貨幣匯率變得過高，由此造成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喪失競爭力。這種環境下的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應當是能夠足夠靈活地變動的浮動匯率，以保證本國貨幣能夠以足夠大的速度和幅度貶值，使本國產品一直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足夠的競爭力。
但是拉美國家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貶值當然會降低美國和西歐國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對美國經濟不利。這就使“華盛頓共識”在至關重要的匯率制度上不作具體規定，以使拉美國家既保持貨幣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都自由兌換，又不實行對外幣的兌換率經常貶值的靈活的浮動匯率。在“華盛頓共識”設好的這套騙局下，某些拉美國家竟走上了實施“華盛頓共識”的險路：它們實行資本跨國自由流動下的固定匯率，讓本國貨幣匯率盯住美元不變，說是據此可以控制本國貨幣的供應量，同時消除通貨膨脹并保持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資本跨國自由流動下的固定匯率來消除本國通貨膨脹的國家，幾乎都經歷了痛苦的嚴重經濟衰退。但是這樣作的國家都滿足了“華盛頓共識”有關匯率制度的真正要求，既實行了貨幣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又沒有使本國貨幣對美元非常嚴重地貶值。而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分子也在誠心誠意地推行“華盛頓共識”的這些要求。人民銀行的前領導就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作為改革要達到的目標而極力推行，在最近的中美貿易戰中更有投降派要接受美國不準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要求。
“華盛頓共識”的最后五個方面最露骨地顯示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核心理念，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危害最大。
“華盛頓共識”的第六個方面要求“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這就是最典型代表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主張的自由貿易政策，其主要特點就是主張消除外國產品進口的一切障礙，將進口關稅降低到零。而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指示，誘騙決策層接受了自由貿易的口號，宣稱“主張自由貿易”。中美貿易戰中美國提高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這直接減少了中國產品的出口，通過減少對中國國內產品的總需求而加重了中國國內的經濟蕭條。這種情況下需要減少外國產品進口以擴大國內對中國產品的總需求，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卻策動對美國以外的外國產品降低進口關稅，鼓勵進口外國產品而進一步降低國內對中國產品的需求，直接加劇國內的宏觀經濟困難，其理由就是顯示要按照“華盛頓共識”使貿易自由化!
“華盛頓共識”的第七個方面要求“ 放松對外資的限制”，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則把引進外資當成最根本的政策，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放松對外資進入中國的限制，甚至長期對外企實行超國民待遇，在稅收等方面給予外企比本土企業遠為優惠的政策待遇。中國連續有經常項目順差已經有25年以上，這期間一直是資金凈流出，本來根本就不需要外資流入，“華盛頓共識”的余孽們卻將外企稅收上的超國民優惠至少又維持了十多年，嚴重壓制了民族產業的成長。最近二十幾年中流入的外資搶走了國內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造成國內大量資金過剩而不得不流出國外購買外國資產，還受到歐美國家限制中國企業投資的打壓。經濟自由主義者不思悔改，最近幾年還變本加厲地引進外資，進一步開放投資機會給外資，甚至在關系國家命脈的金融領域進一步開放外資準入，讓美歐金融資本有更多機會掠奪中國人民財富危害中國經濟穩定;
“華盛頓共識”的第八個方面要求“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華盛頓共識”的余孽們隨之在中國掀起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狂浪，先是以國企改制為名搞權貴私有化，公然將公有企業所有權白送給少數所謂的“企業家”個人;在遭到全國人民憤怒聲討后仍然曲線搞私有化。世界銀行本身就是炮制”華盛頓共識”的主謀之一，“華盛頓共識”的余孽們竟然與其合謀為中國改革下指標，規定在若干年內要把中國國有企業占整個經濟的份額壓縮到百分之十以下;
“華盛頓共識”的第九個方面要求“放松政府管制”，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就千方百計甚至不惜搞運動來消除一切政府管制。最近幾年，這種要消除一切政府管制的運動還有死灰復燃之勢。經濟自由主義者一力強推取消審批的審批制改革，連檢查評比的手段都用上了。參與炮制“華盛頓共識”的世界銀行在全世界搞改善營商環境的評比，引誘各國取消必要的政府管制，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分子就又發動改善營商環境的運動，通過消除必要的政府管制來提高世界銀行給予的營商環境名次;
“華盛頓共識”的第十個方面鼓吹“保護私人財產權”，“華盛頓共識”的余孽們就鼓吹要通過修改憲法而在憲法中寫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條文，并要以物權法來具體體現“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他們策動了下發文件來專門強調保護企業家財產，搞出了為侵吞國有財產的所謂企業家翻案的鬧劇……
“華盛頓共識”早已臭名遠揚，現在也沒有人愿意公開宣揚這個臭名昭著的“華盛頓共識”。但是“華盛頓共識”的流毒還遠沒有肅清，“華盛頓共識”的余孽們竟然鉆入了某些部門的高層，成了至少能夠參與制定經濟政策的掌權人物。“華盛頓共識”已經滲入到他們的骨髓，以致他們一有機會就狂熱地推行貫徹“華盛頓共識”的經濟政策。這就是最近幾年冒出的許多古怪政策的根源。我在微博“左大培1952”年中批評了這些貫徹“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他們就策動封殺了我的這個微博。
“華盛頓共識”的流毒還在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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