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是人類社會自縊絞索

　　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是人類社會自縊絞索

　　彭水周

　　一

　　毫無疑問，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理論是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理論之大成者，作為與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學說相對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構建的資本主義理論體系，是資本主義國家賴以生存發展的思想寶庫，它奠基資本主義制度，引領資本主義社會穿越數百年風雨歷程，屹立不倒。它善于在發展中不斷修補自身缺陷，以其“人性真理”自信，對壘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學說，并在現實中取得輝煌成就。

　　同共產黨人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一樣，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撐資產階級生存信念的圣經，是服務資本主義制度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科學。同馬克思主義以追求人類大同崇高理想目標截然相反的是，亞當·斯密著眼于人性獸欲本質，提出“經濟人模型”、“看不見的手”的叢林法則理論，借此調劑社會政治、經濟矛盾，鞭策社會前進。世界近代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博弈史，就是人性中的邪惡與正義較量的歷史。

　　二

　　源于西方的資本主義理論源遠流長，發展到亞當·斯密時代，古老封建社會制度和新興資產階級利益要求之間矛盾已發展到不可調和地步，社會生產力發展締結一種新型社會關系，新興資產階級和社會發展，要求構建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和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理論體系，以指導建立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亞當.斯密在這一歷史發展節點上挺身而出，擔當起這一重任。

　　亞當·斯密關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理論體系，建立在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初期“重商主義”“重農主義”的批判吸收基礎上，結合社會發展實際和自身實踐，與時俱進進行理論創新，形成有機完整的資本主義理論體系。它同“重商主義”“重農主義”一樣，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是對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封建社會制度和生產關系的反叛。

　　所謂重商主義，就是國家控制對外經濟、增加本國金銀貨幣量的國家干預主義，它主張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來控制本國的對外經濟活動。所謂“重農主義”(法文原意是“自然的統治”)，即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都存在合乎理性的“自然秩序”，這秩序是由上帝制定的，而人類社會現有政治制度和法律規章等都是“人為秩序”，“人為秩序”須與自然秩序協調一致，以免產生種種社會弊病，而實現“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徑就是自由放任，實現經濟自由。

　　承載亞當·斯密整個資本主義理論思想體系，傾其畢生心血撰寫的《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兩部巨著，深受“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兩大思想派系影響，它同這兩大資本主義理論先驅派系一道，扎根于新興資本主義沃壤，推動資本主義生動實踐。

　　三

　　亞當·斯密的理論同資本主義制度變革和社會發展一樣，充滿對立統一的矛盾哲學性和人格化的善惡兩面性。

　　亞當·斯密在對“重商主義”“重農主義”的批判性繼承基礎上，創立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奠基的“古典經濟學”。“經濟人模型”“看不見的手”是其理論的核心，他提倡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秩序，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了經濟哲學、市場機制理論、自由貿易理論、國家職能理論支撐。

　　“經濟人模型”即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從利己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就是“經濟人”。亞當·斯密根據物競天擇自然演進法則，充分肯定利己心的社會作用，認為“自愛”(自利)是人類一種美德，把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看作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在《國富論》中，他將人們追求利得視為基本常識作為其理論基礎，在他看來，投資人行為動機是利己的，不是為社會作貢獻，他們的動力大小來自利潤的大小。“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同樣，在《道德情操論》中，他寫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的是自己”。

　　“經濟人模型”鑄造了資本主義法則靈魂，為后來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奠定了向上攀登的理論基石。繼亞當·斯密之后的西尼爾提出“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式，認為“每個人都希望以盡可能少的犧牲取得更多的財富”，約翰·穆勒將人的各種動機抽象為追求財富的最大化動機，將“經濟人”界定為會計算、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人，到邊際革命后，“經濟人”假設的抽象化和理想化登峰造極，被定義為是一種目標函數極大化、追求效用最大化工具。繼后，宏觀經濟學鼻祖凱恩斯認為財富欲作用是“比較經常恒久的趨勢，在走向真實情況上，達到了第一步的近似”，因此，經濟學家有理由從“經濟人”的觀念開始，而不管它是否符合社會真實。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給出了“現代經濟人”的標準解釋：在理想情況下，人們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備的信息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會選擇那些能比其他行為更好地滿足其偏好的行為。其中，自利原則和理性行為原則是其核心，并將對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都界定為非理性的。最后，貝克爾在倡導“新經濟學運動”中，變態地把“經濟人模型”泛化到社會所有領域，把自利和追求私利最大化擴展到精神層面的名譽、地位及愛情、婚姻、子女、家庭、犯罪、歧視等人類的一切行為與活動中，而成為吞噬人類全部幸福的洪水猛獸。

　　“看不見的手”的核心是經濟自由化，通過“經濟人”從利己心出發的自由經濟活動，自然調節私利與公益，調節社會物資財富分配，在不斷推動社會進步中實現人類社會和諧、均衡發展。這種力量在經濟生活中表現為經濟規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現為社會法規。亞當·斯密認為，人們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私人目的時，卻無意間實現著增進人類福利的社會目的。他認為把資本用來支持、發展產業的人，通常不會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他所盤算的只是自己利益，然而，“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他們(資本家)還是同窮人一起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

　　在亞當·斯密看來，社會利益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發展。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是最科學、合理、有效的人類社會制度。

　　四

　　1759年，亞當·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論》，1776年，與《道德情操論》有著深邃思想淵源的《國富論》面世，直到1930年前后西方出現經濟大蕭條，亞當.斯密創建的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統治了西方經濟學150年。此后，盡管古典經濟學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長期應用，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斷發展暴露出難以調和的理論矛盾和問題，掀起了國家干預經濟生活以解決失業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的反古典經濟和自由放任經濟市場理論的“凱恩斯革命”，但隨后的實踐與歷史證明，亞當·斯密的關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模式設計的理論原教旨，依然是對手們無法逾越的巍巍高峰。亞當·斯密理論后繼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發展階段，面對因各種經濟危機產生的來自各理論派別的責難、抨擊，總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前進的時代潮流中，敏銳的找出對手理論謬誤及其理論付諸實踐顯現的成效中的漏洞，兼收并蓄，收歸亞當·斯密理論的旗幟下。盡管這面高揚的指引資產階級前進的大旗名號不斷變換，如“新古典綜合派”“微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乃至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都是萬變不離其宗，它們的底色統一是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理論原旨。直到今天，亞當· 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仍深刻影響著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可以預見，只要資本主義不滅亡，它就不會壽終正寢，其原因是，亞當·斯密提出的命題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終極命題，《國富論》提出的價值觀是西方文明核心價值觀，其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體系是奠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基石，是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發展的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五

　　作為經濟學、倫理學、法學教授的亞當·斯密，關于在資本主義語境下的人的追求公平正義道德情操和追求利益財富經濟活動的論述，建立在系列歷史實踐和一般人性的基礎上，充滿著善與惡針鋒相對的矛盾和由此產生的迷茫、痛苦。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亞當.斯密竭力試圖使處于自然環境狀態的“經濟人”的利己行為和利他道德形成完美有機統一，但其說服力卻顯得很蒼白，以至于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就提出了“亞當·斯密問題”，他們認為，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把人們的行為歸結于同情，而在《國富論》中卻把人們的行為歸結于自私。長期以來，幾乎所有論及亞當·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論著，幾乎都把他看作是倫理學上的利他主義者，經濟學上的利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認為，自然萬物進化和人類歷史發展就是在矛盾和斗爭中不斷前進的，沒有矛盾和斗爭，自然萬物和人類歷史就喪失了進化、前進動力，互相斗爭的矛盾著的兩面或多面，其自身就是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反映，是對立統一的相對論，一如推動靜止的物體運動必然產生摩擦力的破壞一樣簡單直白。

　　亞當·斯密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奠基，傾其畢生心血寫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過程，就是其自身正義與邪惡真實人性的激烈較量與痛苦煎熬過程，這一點，可以從他對這兩部書稿的反復修訂及其彌留之際關于其手稿處置的遺言窺見。1759年，《道德情操論》出版，1776年，《國富論》出版。此后，亞當·斯密幾乎將其全部心血傾注在這兩部內容主旨形同冰炭著作的修訂、完善上，《道德情操論》和 《國富論》在作者不斷修正思想觀點、補充新的論述內容的基礎上，交替再版。到作者辭世時，《道德情操論》修訂再版五次，《國富論》修訂再版四次。亞當·斯密在定居愛丁堡的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仍以頑強的毅力和嚴謹的作風著手《道德情操論》自面世以來最大規模的修訂工作，他在去世前兩年的1788年3月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我現在正在緊張地專心用功對《道德情操論》的每一部分作增補和訂正， 其中特別是增寫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論由欽佩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敗壞》;重新改寫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 在這兩章的新增材料中包含對良心、公正的旁觀者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對“自我控制”這一主題的論述;增寫了整個第六卷，論述了道德理論的實際運用，尤其是對謹慎、正義、仁慈和自我控制等美德的論述;在第七卷第四篇新增材料中，進一步闡述了關于誠實與欺騙的觀點。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對其信奉的真理孜孜以求的虔誠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之父，卻在自己彌留之際寫下遺囑，固執地要朋友將他已完成的手稿全部燒掉，其中包括《國富論》寫作時期的部分手稿，可見他對于自己畢其心智構建起來的資本主義理論大廈，充滿了難以名狀的由正義與邪惡交織的矛盾心理，在資本盛筵的背后，他凄涼的心境伴隨著生命的消逝而體味到一種必然的絕望。

　　六

　　亞當·斯密對自己建構的資本主義理論體系的自信與不自信、希望與絕望相互糾纏的困擾，表現為資本主義制度在其實踐、發展過程中成功、挫敗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擾。經歷自所謂“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再到“新自由主義”數次實踐碰壁后的理論嬗變，經過今天的一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沖擊，資本主義體制及其不斷修補的理論體系暴露出百孔千瘡的底色。

　　新自由主義思潮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便開始興起，其背景是一度取代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的倡導國家理性干預經濟生活以解決失業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的凱恩斯主義失敗，資本主義世界進入“滯脹”(即高通脹、高失業、低經濟增長)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及其理論再度遭遇空前危機，迫使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同歷次危機一樣，尋求新的更高級發展模式和建立在新形勢下的資本主義政經理論體系，為陷入發展危機的資本主義破局。資本主義發展性質決定其視野的全球化，以亞當·斯密資本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理論體系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是世界互聯，隨著資本的發展、擴張，取得一系列輝煌成就，其理論與實戰技術必然呈螺旋狀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峰，這座新的高峰便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主力是貨幣主義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其理論淵源是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包含一系列有關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的理論政策體系，其完成形態就是“華盛頓共識”(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是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版本)。

　　20世紀末，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出于自身需要，成功攻破世界版圖面積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防線。蘇聯解體，導致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改變，資本主義取得歷史階段性重大勝利，打破了世界資、社長期冷戰格局，為資本主義推行拯救自己的新自由主義贏得世界美元霸權賭資。以亞當·斯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為靈魂的新自由主義踐行者，雄心勃勃地將世界納入資本主義體系，努力建立以美國為燈塔的資本主義“地球村”，資本主義發展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更高級發展時期——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稱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由實體工業經濟發展進化到以信息化技術為支撐的更加血腥的金融貨幣的壟斷、操縱。盡管去政府干預的資產階級于新時期自救的新自由主義，遭受以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及長期經濟“滯漲”等問題，但它以人性“自利”的堅強信念，以普羅大眾、自然資源為犧牲，以世界版圖為調色板，依然向前邁著堅定的步伐。

　　七

　　亞當·斯密思想理論體系相當正確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系內在關聯，它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建立在生動社會實踐和大量實事數據基礎上。亞當·斯密毫不隱諱人性中的惡，他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談到地主、資本家行為動機時說：富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他們只圖自己方便，他們雇用人們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資本家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 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他認為人們活著的重要意義和根本動力是為改善自己的條件而謀求利益，以滿足“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的自然虛榮心。與此同時，他在著述中竭力想要證明具有利己主義自然天性的個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潤的資本家)，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確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他理念中的資本化的“經濟人”是一個有血有肉，既有私人利益追求、又具有道德約束力的“經濟人”，他基于此的感性認知、理性認知筑就他理論的堅強堡壘。

　　然而，他又忐忑地感到自己構筑的理論堡壘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堅固，他至死都感到自己對道德和財富這兩大理論命題的把握顯得力不從心。

　　八

　　其實，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理論缺憾是必然的，以亞當·斯密高智商和深邃洞察力，不難洞悉其理論(乃至整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理論體系)的矛盾和問題，這就如同人性的多面，自然界的春夏秋冬、風雨雷電一樣，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理論的殘缺是現實世界和客觀人性的反應，他認定了人性的原始性，并遵循這一現實選擇傾其畢生心力建造資本主義理論大廈，那么心靈的缺憾與悲劇便成為必然的宿命。罌粟的種子一旦種下，妖冶繁華隨之盛開，一切罪惡也隨之而來。亞當.斯密在其著作中，尤其是較《國富論》傾注還多的心血的《道德情操論》中，屢次憤怒而又善意地指責資本家追求私利的貪得無厭、冷酷無情，反復警告資本家的血管里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但另一方面，他根據人們和社會財富的資本主義原始累積原理，冷峻理性地條分縷析加以挖掘、闡發的結果，卻反證他道德呼吁的蒼白、荒謬，不得不用“看不見的手”消解其理論的矛盾和缺陷。

　　如果說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代表人類公平正義的太陽，從人性理想、人類社會理想的理論視角構建光明燦爛的可行性未來世界，那么亞當·斯密(還有在亞當·斯密前后出現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資本主義理論則象征黯淡幽深的星空，從人性本惡、人類社會物競天擇的理論視角構建脫離光明的黑暗絕望的叢林世界。只要人類不滅，人性中善與惡的較量，及其反映在現實中社會意識形態上的主義、體制的黑暗與光明、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將會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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