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會給世界經濟帶來怎樣的變化?如何看待以美聯儲為首的各國央行大肆投放基礎貨幣?這是否會引發全球性惡性通脹?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應當如何面對當下和未來?一系列的問題在學者界激烈討論。而今天(5月13日)看到一篇媒體對余永定先生的專訪，并再次暗暗贊嘆這位學者“敢于否定自己”的治學精神。
就目前而言，貨幣主義鼻祖米爾頓·弗里德曼的一句話——通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還經常被國內學者不假思索地引用，但余永定先生作為中國頂級國際金融學家，卻已多次明確否定了這個“圣經般存在”的觀點。他認為，比起廣義貨幣供應量，實體需求與通脹的關系更為緊密。擺在世人面前的事實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10年，盡管西方國家央行采取超常規寬松貨幣政策，但卻始終無法實現2%的通脹率目標。
余永定先生坦陳：我早年強調一定要通過降低貨幣供應速度來降低通脹，但這還是比較教條主義。例如，2008年第一季度中國通脹率很高，為8%。根據以往經驗，我主張不要放松貨幣政策、防止通脹失控。但沒想到，當年10月一下子外需沒了，中國就從高通脹變成了低通脹，并沒有出現經驗所示的“貨幣供應增加—通貨膨脹上升—經濟增速上升”的因果連環。這其實也說明通脹不一定是由貨幣供給量直接決定的。
那么，物價漲跌的根本因素是什么?余永定先生贊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金特的觀點：通脹率大小和實體經濟供求的缺口有關。在薩金特的教科書中，通脹作為實物經濟供求缺口的函數，其中根本沒有涉及貨幣供給。應當贊同這樣的觀點。因為，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那貨幣供給是否會改變供求關系?理論上應當是可以的，但實際過程中則情況千變萬化，必須實事求是地依據條件去推演結論，而不是機械、僵化、教條的照抄照搬。
實際上，研究早就發現：貨幣政策就像一根“軟繩子”，通過緊縮拉住狂奔的經濟非常有效，但要讓這根繩子推動經濟從冷到熱，那貨幣政策則需要進行長期的努力。原因是，在經濟冷的時候，企業不想加大投資，所以你想給企業貸款，企業不需要，貸款再便宜也不要。這恐怕就是這些年為什么貨幣政策持續寬松，但經濟很難有與之匹配的起色。
所以，我們必須意識到“時代的變遷”，而這個變遷的基本經濟依據就是“全球性債務危機”，既主要經濟體全部被高額的債務率限制了增長動力。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大幅放寬貨幣的目的是：貨幣資本化。或者說是：以降低杠桿率為目標，并通過降低杠桿率拓展經濟增長的空間。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就該充分理解發達國家為什么要在貨幣操作上異乎尋常，通過“扭曲操作”向市場投放長期、甚至超長期基礎貨幣。其目的就是：激勵股市上漲，強化企業股權融資，以此拉低企業的資產負債比率，降低債務率;進而賦予企業大規模投資未來、投資科技的能力。
這樣的貨幣投放不會帶來惡性通脹?事實已經給出證明。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消費物價上漲，而有的是股票市場價格上漲。那不是股市泡沫?泡沫破滅不是同樣打擊經濟?“只要貨幣政策不出問題，股市暴跌不會造成什么嚴重金融后果”。這也是費里德曼的名言。實際上，美國過去實踐已經證明了其貨幣政策的成功。按耶倫的測算，美聯儲10年貨幣政策，美國企業通過長期穩定的股權融資增加了100%，而最不穩定的貨幣融資(一年期以下)減少了50%。
當然，美國政府在疫情防控問題上嚴重失誤，驟然打斷了已經恢復健康的美國經濟，而給它帶來災難性的打擊。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過去的美國經濟還可以通過時間和打劫的手段實現“再偉大”，那這次疫情，因初期被“輕視為感冒”而帶來“超級經濟后果”，可能會徹底擊垮美國原本企圖的經濟夢境。這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的一些人，面對無奈的疫情變得“超級抓狂”的關鍵原因。
回到貨幣政策，無限寬松手段的應用，證明美聯儲也變得焦躁而抓狂了。這是不是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不確定，但可以肯定：發生災難性后果的概率將遠遠大過以往。余先生這樣看法非常客觀。
相對于美聯儲的焦躁和抓狂，中國的貨幣政策則“倍顯保守”，或者說，有些“克制過度”。余先生主張，中國需要更加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與之相伴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這是典型的逆周期調節，中國沒有理由拒絕。而我們的一貫主張是：貨幣政策需要有“適度的克制”，但絕不能“克制到保守”。中國尤其需要加大“扭曲操作”力度，讓股權資本帶給中國經濟高質量健康發展的關鍵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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