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發國家,超越發達國家的過程不是順理成章,而是極其困難的。后發國家取代發達國家,除了擁有足夠的資源,路線選擇也極其重要。
先發國家具有科技、軍事、資源、經濟優勢,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必然竭盡全力打擊后發國家。
自古以來,后發國家挑戰發達國家,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拿破侖法國挑戰英國,德國兩次挑戰英法,蘇聯挑戰美國,都沒有成功。
近現代以來,成功取而代之,只有美、蘇取代英法。
如果廣義來看,漢朝擊潰匈奴,中原地區和蒙古高原攻守形勢轉換,也可以認為是漢朝奪得亞洲霸主地位。再向前看,秦國作為落后國家,最終兼并相對發達的其他六雄,統一天下,也可以認為是后發國家取代發達國家。
后發國家能成功挑戰發達國家,往往需要以下幾個條件:軍事實力壓倒對方、長期經濟發展積累實力、社會矛盾平緩可以耐心等待時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不住的外援。
如果不能在軍事上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那么后發國家是沒有可能取代發達國家的。發達國家從來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臺,必然使用一切手段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如果發達國家具有軍事優勢,必然會采用軍事手段維護現有地位和利益。在軍事實力沒有絕對有勢以前,主動挑戰對方,把沖突擺到桌面,是不明智的。
法國挑戰英國失敗、德國挑戰英法失敗、蘇聯挑戰美國失敗,在軍事上都沒有取得成功。
美蘇取代英法,靠的不是二戰英雄的虛名,而是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美蘇沒有訴諸武力,是因為懸殊的實力差距,讓英法無力訴諸武力。漢朝取代匈奴,不是靠和親,而是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徹底毀滅對方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軍事實力取決于經濟基礎,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獨立于發達國家。否則,與對方高度融合,經濟發展亦步亦趨,經濟實力很難超越對方。對方經濟出現問題,本國經濟也面臨極大困難,甚至比對方困難更大,自然沒有實力取而代之。
拿破侖法國、二次工業革命后的德國和冷戰時期的蘇聯,在經濟上,都沒有取得優勢。
二戰前的美國和蘇聯,已經是世界第一、第二兩大經濟體。尤其是美國,19世紀末已經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在經濟實力上,有壓倒性的優勢。所以在戰爭期間,才能顯示出驚人的產能——工業時代的戰爭,高科技產能決定勝負。漢朝農耕文化對匈奴的游牧文化本來就有經濟優勢,到漢武帝時代,經濟優勢轉化為軍事優勢,大漢的具裝騎兵收割匈奴的弓騎兵。
社會矛盾緩和,是經濟平穩發展的基礎。激烈的社會矛盾,必然導致激烈的社會沖突,政治、經濟動蕩,甚至爆發內戰。生產力發展停滯,內斗不已,這樣的后發國家自保都難,是不可能取代發達國家的。
調節社會分配,厚積薄發,是后發國家取代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反之,希望向境外轉移矛盾的方式,緩和國內危機,往往選擇冒險、盲動、機會主義路線。
拿破侖法國、二次工業革命后的德國以及冷戰后期的蘇聯,都不愿意對國內大資產階級(高級官僚)開刀,而是希望向外轉移矛盾,走上軍事冒險的路線,在不斷的戰爭中,或是被毀滅,或是陷入更嚴重的危機。
當年,美國和蘇聯,在緩和社會矛盾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一方面,美蘇都有廣闊的處女地,社會矛盾較弱,一方面,推行準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政策,主動緩和社會矛盾。
與美蘇類似,漢朝經過秦朝滅亡、楚漢爭霸之后,地廣人稀,社會矛盾緩和。劉邦、惠帝、呂后、文景兩帝的接力,經過70年的休養生息。武帝時代,為了獲得軍費,壟斷鹽鐵、推出算緡令和告緡令,施行人口向關中遷移。武帝的政策,客觀上都起到了打擊富豪,抑制階級對立的作用。
耐心等待有利的時機,是后發國家取代發達國家成功的關鍵因素。后發國家在發達國家經濟危機,實力較弱的時候,取而代之,可以取得事半功倍效果。反之,在本國經濟危機,對方實力強盛時發生沖突,則可能徹底失敗。
不愿打擊國內豪強,緩和社會矛盾的后發國家,無法耐心等待對自己有利的時機。這些國家把緩和國內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成功的軍事冒險上,希望獲得境外資源,緩和國內矛盾。這些國家發動軍事冒險的時機,往往是自己最困難的時期,卻未必是力量對比對自己有利的時期。這樣的軍事冒險,往往誘發發達國家的全面打擊,形勢對比不利時,全面反水。
還有些國家,連軍事優勢都不具備,盲目擴張,必定面臨更嚴重的失敗。
拿破侖挑戰英國,德國入侵波蘭,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機都不理想,但是在國內高壓的前提下,已經不得不動手。
美蘇接受二戰的時機是被動的。但是,對這兩個國家來說,國內矛盾沒有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他們既可以被動接受戰爭,也可以主動采取孤立主義繼續耐心等下去——隨著時間的發展,力量對比的發展方向是對自己有利的。
發展經濟、緩和矛盾、積蓄力量、等待時機,都需要摸清基本盤。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與境外勢力勾結的力量,比如買辦,顯然不能作為后發國家崛起的基本盤。還有一些境內勢力,擁有強大的資源,向上富可敵國,向下壓榨蒼生。這些勢力控制的資源不為國家所用,只能為私人或小團體攫取更大利益激化社會矛盾。歷史上,這樣的勢力往往勾結境外敵對勢力作為外援,比如申侯勾結犬戎殺死周幽王,比如韓王信勾結匈奴。這樣的勢力與賣國者只有一線之隔,沒有成為賣國者無非是暫時風險太高收益不足而已。這樣的勢力顯然也不能作為基本盤。
拿破侖把大資產階級作為支柱,德國保護壟斷資本的利益,蘇聯維護高級官僚的利益,這些國家,都沒有把基層群眾作為基本盤。這些利益集團都擁有強大的資源,但是都沒有和國家堅定地站在一起。
從西奧多羅斯福開始,美國就抑制大資產階級;蘇聯把工農作為基礎;漢代初期沿襲秦朝的制度,重本抑末,限制富豪,漢武帝打擊豪強。放棄極少數人,把絕大多數勞動者作為基本盤,維護他們的利益,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國家才能有效刺激生產、集中資源、緩和社會矛盾、獎勵耕戰。
當然,國家的基本盤是辛勤的勞動者,而不是好吃懶做的流氓無產者。一面維護極少數人的利益,一面推行“人在家中坐,餡餅天上來”的政策,與扶住勞動者的政策,差值秋毫,謬之千里。這樣的政策并不能鼓勵生產、集中資源,只能加重勞動者的負擔,敗壞社會風氣,加速社會秩序的土崩瓦解。
外力可以錦上添花,可以助長聲威,但是不能共克時艱。第三方力量,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考慮,往往見利忘義,順風依靠,左右搖擺、騎墻,見利忘義,朝蘇暮美,插標賣首,抱大腿。順風時,攀親認友,板蕩時,落井下石,順手牽羊。
不能把第三方的力量作為基本盤納入雙方力量對比,后發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力量對比必須立足本國國力。否則一旦板蕩,第三方力量立即反水,全局力量對比瞬間逆轉。
拿破侖在俄國戰敗,普魯士立即反水。德國戰場失利,德國的盟友,意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芬蘭,先后投靠盟國——許多國家還是在德國在當地有駐軍的情況下。蘇聯遭遇困難,東歐劇變,北約東擴。
美國本國的國力可以直接碾壓軸心國,蘇聯的國力可以直接戰勝納粹德國。天助自助之人,自己的力量足以戰勝對方,外力才會堅定地支持,而不是臨陣反水或者加入瓜分者的行列。
西域各國,可以助力漢朝攻打匈奴,但是很難堅定地和漢朝站在一起。一旦漢軍遭遇軍事挫折,西域各國很容易從各自利益出發,退出聯盟,甚至公開采取對漢朝敵對的政策。
后發國家拼資源是拼不過發達國家的,如果沒有制度優勢,那么不可能取而代之。正確認識并堅持制度優勢,是后發國家崛起的關鍵。
秦國是推行軍爵制最徹底的國家:廢井田開阡陌,實行名田制,打破舊貴族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經濟基礎;獎勵耕種,調動民間積極性;無功不爵,無爵不官,建立新的上層建筑。秦軍成為虎狼之師,所向披靡,不是僥幸而是有內在原因的。
其他六雄的君主,不是不知道秦國強大的原因,而是出于種種原因,無法徹底割舍與既得利益集團(舊貴族、大商人)之間斬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雖然知道自己最終將被秦國吞并,但是也無可奈何,只能不斷割地賄秦,換一夕之安寢。
說到底,其他六雄的君主沒有解決好孰重孰輕的問題。
認清基本盤,緩和社會矛盾,發展經濟,加強經濟獨立性,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積聚力量,等待時機,成功的國家基本都選擇了這條道,失敗的國家基本都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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