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經濟”似乎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的一個核心詞匯。然而，許多建言者和決策者可能都沒有考慮，究竟為什么會有穩經濟的需要呢?難道不能不產生這種需要嗎?產生了這種需要，真的就是只有凱恩斯主義一途嗎?
一、識別凱恩斯主義
在中國一些人那里，是否陷入到了一種俗套：一說穩經濟，就自然不自然地采用凱恩斯主義?這里說的凱恩斯主義是廣義的，就是認為，穩經濟就是穩企業，因為穩了企業，就可以穩就業，穩了就業就可以穩民生，而不管到底是用財政刺激還是用貨幣刺激。
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在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宏觀調控就成為中國穩經濟的一種核心話語。如果在當時中國的所有制條件下，宏觀調控還是中國自己的話語，那么，當中國所有制越來越偏向私有之后，宏觀調控也就越來越像這里所說的凱恩斯主義了。2008年中國甚至推出了一個4萬億的刺激，而當時甚至還流行一種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論調。這是一種多么可笑的凱恩斯主義?——救了當時的美國，迎來了對中國的貿易戰，迎來了新冠病毒!沒有一個國家應該做這種“窮則兼濟天下”的傻事!這不是什么事后諸葛，而是中國本來就該有的見識!不要說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是真正理解農夫和蛇的故事，有點中國傳統智慧，也可以有的見識。
當前，人們已經明白，救美國不可能是救中國了，但一些人還沒有擺脫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一遇到穩經濟的問題，就容易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來制定政策。這一方面是沒有意識到，西方宏觀經濟學僅僅是西方一些人對某些宏觀經濟學的并不真的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沒有意識到，既然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的指導理論，在遇到穩定經濟的問題時，首先應該問的是：馬克思如果活著，會怎樣來穩經濟?或者問，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怎樣來穩經濟?這是一種食洋不化的會害死中國的洋教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穩經濟就是穩企業，穩了企業，就可以穩就業，穩了就業就可以穩民生”的凱恩斯主義實際上就是帶有新自由主義的“滴注效應”。也就是，通過國家之手，把水(貨幣、訂單)灌給(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企業，讓企業如魚得水，然后通過企業把水滴注給工人、農民(給工人、農民發工資)，以為工人農民有了這點水，就可以活過來了，因而經濟就可以得救，社會就可以維系了。凱恩斯主義是一種國家主義，新自由主義其實也是一種國家主義，只不過后者重在資本主義結構變更，前者重在資本主義總量救急。
資本主義之所以需要總量救急，是因為當經濟下行，資本主義企業會大量解雇工人，工人失去生活來源，就會成為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力量。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上臺后，就采取了上山運動，接下一些失業的工人(人數可能有100萬之巨)，讓他們上山種樹架橋修路。而當二戰爆發，這種上山運動就結束了。——因為這時的工廠有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也正是由于挽救資本主義的需要，才產生了凱恩斯主義。當然，這不是說，凱恩斯主義一定能挽救資本主義。西方擺脫1929年的大危機，也不是因為采用了凱恩斯主義，而是因為希特勒發動二戰為德國和美國創造了一種戰爭景氣和技術景氣。希特勒在德國上臺也是一種總量救急，但也不是凱恩斯主義。——希特勒采取的辦法比凱恩斯所主張的要系統得多，要有力得多。但希特勒的辦法也有一個問題：主要靠發展軍工來恢復經濟，恢復就業，但軍工發展了，炮彈就要打出去。希特勒如果知道不能打蘇聯，他的政權就能多維系一段時間。
二、馬克思主義怎樣看待穩經濟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具有內在的穩定性，不存在穩經濟的問題。這是否是真的?這當然是真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也可能有內在的穩定性。1929年的中國就沒有受到西方大危機的多少影響。1949-1976年的中國，大躍進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困難，文革時期生產受到影響，都沒有提出穩經濟的問題。這是因為中國老百姓的民生問題根本不受資本主義雇傭制度在經濟下行時期大量解雇工人的影響。只有當中國形成普遍的資本雇傭制度，才會產生穩經濟的問題。所以，只要中國真的是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存在穩經濟問題。而當中國看似出現穩經濟的問題時，真正的問題不是穩經濟，而是怎樣克服資本雇傭制。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即使穩經濟，實際上也只是穩一部分企業，而不可能是穩所有企業。因為無論財政還是貨幣，都只能使部分企業直接受益，再通過這些企業的存續，把利益擴展到社會其它企業和就業中去。這種穩經濟實際上難以解決實際的穩民生問題。——一方面，經濟下行時期大量家庭的生計問題無法解決，另一方面，經濟正常時期大量家庭的生計也存在問題。
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中有許多資本雇傭，但也無需那種迂回的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既然真正的問題是民生問題，救急就是救家庭生計之急，而不是救企業這種“緩兵之計”。經濟下行時的民生問題是一種保證基本生活需要的按需分配。只要通過向困難家庭發錢，保證基本所有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中國就不需要救企業這種凱恩斯主義的“緩兵之計”。而有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各種企業也就可以根據由此產生的市場需求來安排生產，獲得合理的利潤。而且，通過發錢和發消費券救家庭生計之急的馬克思主義的辦法可以減輕財政的壓力。
馬克思主義出于對民生的最高關懷，認為應該從根本制度上來保證民生。只要從根本制度上保證了民生，衣食住行意義上的民生就不受經濟波動的影響，經濟波動就無需救急，就更無需凱恩斯主義。所謂根本制度，就是盡可能地消滅僵尸資本主義(少數人沒有做什么，就能賺大錢，而其他人只能望錢興嘆的資本主義)，建立一種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按需分配盡管是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普遍適用，但在今天，它已經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了。
此次疫情還顯示，對于我們所追求的經濟建設到底有什么意義，是值得思考的!當中國發生疫情時，中國采取的政策是人命是第一位的，經濟是第二位的。而且，在經濟停滯下來后，空氣質量改善了，廣大的人民得到了休息。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的一種否定，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政策的一種試驗。這也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一次宣示。而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遲遲不能實施減少生產活動的政策，主要是因為一旦減少生產，資本家就極大地減少了利潤來源，而一旦一部分資本家由于利潤來源減少和消失導致無法繼續經營，就會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鏈條的全面崩潰。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達使得資本主義更加難以承受這種生產鏈條崩潰的打擊。
在此次疫情沖擊中，中國之所以處于有利地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們國家有十八大形成的黨中央的堅強的領導，二是我們國家有中醫，三是我們國家還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因素。然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我們國家應該考慮大力發展中醫，大力發展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來幫助我們國家未來走上更加穩健的發展道路了。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中醫已經被大大弱化了，而在改革開放后，在反左的名義下，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基礎已經遭到太多不必要的侵蝕了——不僅外資大量進入我國，而且我國的公有制經濟成分的比例已經非常危險了。
恐怕只有這樣看，才是真正地在重大現實問題中貫徹馬克思主義這一中國的意識形態。而不這樣看，恐怕就是把馬克思主義這一中國的意識形態在一個重大現實問題的解決中擱置起來。而這樣一種擱置，恐怕就是顯示我國至少在某些領域在事實上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抱有一種葉公好龍的態度了!這恐怕就不是一種取信于民的政策了。
讓我們在所有國家大事中都仔細地思考是否還有進一步貫徹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余地吧!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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