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發展使得原來許多人看起來非常確定的東西都變得不確定了。
美國經濟學家曾經大力宣揚全球化。自英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就一直得益于全球化。在這種背景下，它們攻擊清政府時期的中國為閉關鎖國。
現在，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盡管有各種代價)，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閉關鎖國的態勢。美國經濟學家曾經大力宣揚的全球化處于被拋棄的狀態之中了。西方國家準備采用毛澤東主席為中國所確立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了。
當然，資本主義是否能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一個有待檢驗的問題。——資本主義貫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有可能導致其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內爆!因為資本主義向來是依靠對外擴張來實現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
資本主義國家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我們國家則有我國國家的問題。西方國家有對全球化的再認識的問題，我們國家目前面臨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則是：究竟如何看待“搞活經濟”?
“搞活經濟”是誘導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關鍵話語，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靈魂話語，而且至今其含義并不完全清楚。
一、中國計劃經濟僵化嗎？
搞活經濟的一個潛臺詞或者說一個理論基礎就是中國計劃經濟僵化。僵化真的是中國計劃經濟的特征嗎?真的可以用僵化來說中國計劃經濟嗎?當然不能!
首先，從1949-1976年的長期和整體上看，計劃經濟不可能是無效率的，不僅不是無效率的，而且恐怕也是效率天下無雙的。
不然，就不會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在1949年那么差的生產力那么差的“人力資本”，即毛主席所說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成那么完備的工業體系。
今天，當美國面臨疫情威脅時，美國人自己感到了有一個完備工業體系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的口號。
那么，為什么一些人，包括中國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后來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甚至也有很多歷練的一些人，會認為計劃經濟無效率呢?
如果這些人是真誠地探討事實和學問的，那么，這或者是因為經驗主義，即他們僅僅從自己的觀察出發，把個人的局部的觀察上升到對中國計劃經濟27年整體的判斷;或者是因為西方教條主義：他們所使用的效率的概念是微觀上的，而不是真正的宏觀上的(西方宏觀經濟學只是西方某些人對宏觀問題的某些并不算真理的認識的匯集而已)。
所以，他們的觀點實際上是唯心的，形而上學的。這樣說他們并不是對他們不算尊重，因為西方許多所謂經濟學大師也是唯心的，形而上學的。
對中國問題的認識要用辯證法。當然，這些人中一些人也可能是私人利益作祟，明知計劃經濟有效率而故意說它是無效率，這就與特朗普今天的做派很像了。——明明新冠病毒傳染力和致死力很厲害，卻說它不厲害;明明新冠病毒在美國流行很厲害，卻說它不厲害!
基于個人的真實的觀察為什么從整體上可能是錯誤的呢?或者至少為什么從整體上看它可能是無足輕重的呢?
舉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這些人一般都知道，福特在推出效率工資前，代表一個時代的私人的福特汽車公司的無效率也是驚人的(工人紀律差、跳槽率高等，幾乎就是人浮于事的代名詞，也有吃大鍋飯的味道)，但這不影響1870年美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也不影響日后福特汽車的大發展。
這就像軍事上一次失敗可能并不影響大局一樣，也像一次大的勝利中可能包含眾多的可改進之處一樣。
中國2000年封建歷史，經歷過多少戰火(生產上必然存在許多無效率)，但它不影響中國成為世界最富裕的國家。
從這些事例類比就可以發現，那些認為中國計劃經濟無效率的人既可能是對真正的事實的無知，也可能是缺少最基本的類比思維。
今后請這些人把“中國計劃經濟無效率”這個判斷改成“中國計劃經濟在微觀上存在許多無效率現象”吧！這樣說，就嚴謹了，就是一個有理論經濟學訓練的說法了！
為什么微觀上觀察到的大量無效率現象是無足輕重的呢?2001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馬萬祺曾以《小桃紅•雜詠》稱贊王震：
“畢生名利少相關，成敗經見慣。駭浪驚濤已等閑，這其間，頂天立地誰能辨。一雙俊眼，一條好漢，赤膽保江山。”
敗就是一種無效率。這種經見慣的無效率并不影響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所以，從長期看，從整體看，從戰略看，它是無足輕重的。——當然，在戰術上要重視它們!
其次，從1949-1976年的長期和整體上看，計劃經濟不可能是僵化的。因為如果計劃經濟是有效率的，它就不可能是僵化的。
那么，為什么在一些人看來，它是僵化的呢?同樣道理，因為它在局部看起來很像是僵化的!
不是嗎?明明允許一些市場存在，通過交換，人們的福利就會提高，為什么不允許市場存在，不給人們多些自由呢?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是看西方經濟學的書多而不能自拔了!
他們可能了解邱少云的事跡，卻根本不懂邱少云!讓邱少云在身上著火之后滾動起來，或者把身上的衣服脫掉，有了這些自由，也許就不會犧牲!但是，戰場情況不允許!自己即使因為有點兒自由可以滅火，也會給戰友造成巨大的傷亡，會直接造成戰斗、戰役的失敗。
同樣道理，如果把收入平等作為社會追求的目標，只要允許自由市場存在，它就一定發展，少數人就會通過市場交換而獲利，從而積累自己的資本。他們積累起自己的資本后，就會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如投資自由)。這樣的人多了，就會造成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
在短期，它也是與人們所形成的平等主義價值觀是相矛盾的。
而且，私人資本一旦形成，就必然侵蝕公有制經濟，迫使公有制經濟讓出市場，甚至把公有制經濟賤價賣給私人。
因此，盡管允許市場存在，人們得到一點兒福利的改善，但從整體上看，從制度上看，都是得不償失，因小失大的。
允許自由市場，雷鋒這個典型就樹立不起來，即使樹立起來，也沒有人相信!
人們福利的改善，從根本上說，還是要靠發展生產。生產發展了，人民的福利就水漲船高了。這種水漲船高比引進市場帶來的福利要高多了。
這些人所說的僵化的一種意思是指“閉關鎖國”。這種意思更是荒謬的了。
王震指出：“共產黨人是最大的‘洋務派’。”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大的“洋務派”，怎么可能執行這些人所謂的“閉關鎖國”的政策從而僵化呢?新冠病毒流行時，全中國的人民都自覺地呆在家里，這也是一種封閉!請那些指責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封閉的人閉嘴吧!
二、正確理解老一輩革命家的“搞活經濟”說
如果追根溯源，或許可以說，毛澤東主席延安時期就有搞活經濟的思想(高西蓮，1993)。這樣，或許如黃克誠、陳云等提出和贊成“搞活經濟”的法理依據至少部分應該是來自毛澤東。
但“搞活經濟”并不是毛澤東主席常用的說法，也許從來都沒有用過。他用的多是充分發揮積極性。而且，很顯然，計劃經濟體制是在毛澤東的領導和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在20世紀60年代，他強調的是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
在企業層面，他推出的是鞍鋼憲法。因此，在他看來，鞍鋼憲法應該是充分發揮企業積極性的最重要形式和制度保證。
這樣看，后來所謂的以增加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搞活經濟在毛澤東主席的思想里根本不占重要地位。從整體上看，毛澤東主席的這個認識是正確的。
即使在黃克誠和陳云那里，以增加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搞活經濟，也是第二位的。
1982年12月2日陳云會見前來住所看望他的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代表團的部分代表時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搞活經濟和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政策效果顯著。但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
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國家計劃就是“籠子”。“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
經濟活動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可以跨國跨洲。“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不能離開計劃的指導。
黃克誠和陳云關于搞活經濟的認識也是正確的。問題是，一旦他們提出“搞活經濟”的主張，并上升為一種國家政策，在實踐中發展成怎樣，就由不得他們了。
1985年9月24日陳云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六次全會上作書面講話時指出：一說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有些黨政軍機關、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擁經商。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僅十幾個省市就辦起了兩萬多個公司，其中相當一部分同違法分子、不法外商相勾結。“一切向錢看”的思想正在嚴重腐蝕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
僅僅不到1年時間，就有兩萬多個公司!這些公司肯定不是公有的，即使名義上是公有的，也不可能如真正的公有制企業一樣服從國家的計劃指導。這倒好，中國搞活經濟也陷入到計劃經濟時期那種一放就亂的情形中了。
在同一個講話中，陳云還提出，無論對誰，違反黨紀、政紀都要按黨紀、政紀處理;違反法律，都要依法處理，否則就是失職。
但大家都知道，直到十八大前，我國的違反黨紀、政紀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這是否意味著，即使搞活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也不宜上升為一個指導理論呢？我認為，這種正確性是可能的。這恐怕反過來又證明毛澤東主席英明偉大，確實比其他領導人多看了幾十年!
參考文獻：
高西蓮.試論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搞活經濟的思想[J].人文雜志,1993(06):15-17+7.
姜長青.陳云搞活經濟思想與實踐初探[J].晉陽學刊,2020(02):33-39.
李慎明.只有正確評價毛澤東，才會有光明燦爛的前程[J].經濟導刊,2019(10):84-87.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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