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化危為機”嗎？
——評《危機當口，中國經濟如何避免誤入歧途?》
迎春
網上刊載一篇《危機當口，中國經濟如何避免誤入歧途?》(以下簡稱《文章》)的文章，是一篇宣傳歷史唯心主義的十分錯誤的文章。發展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經濟，就是進入了“死胡同”，根本不可能“化危為機”!
人類對社會經濟發展一直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哲學理論：一種認為歷史、經濟發展是由長官意志決定的，長官們可以任意“化為為機”;另一種則認為是按照客觀規律發展，人們只能順應客觀規律推動歷史發展;或者不承認存在社會發展規律，逆歷史潮流而動，阻礙歷史前進。《文章》赤裸裸地宣傳歷史唯心主義，宣傳長官意志決定經濟發展的理論。
《文章》是講經濟危機的，提出要“化危為機”，說什么：“危機階段的經濟增長不同于常規時期，需要調整制度設計，把閑置的經濟要素重新動員出來，投向常規狀態難以吸引要素進入的領域，即‘公共服務深化’”，“丘吉爾說‘不要浪費一場好的危機’，危機是好是壞，全看你怎樣利用，利用得好，危機就可能是好事。”等等。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長期存在的痼疾。自從1825年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的近二百年的歷史，無數的資產階級的學者、政客，絞盡腦汁、千方百計要“熨平”經濟周期，包括凱恩斯、薩謬爾森等等。他們一會兒是說“市場失靈”，要實施“大政府”，“小市場”;一會兒又實行“小政府”“大市場”，不斷地采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但就是不能“熨平”經濟危機。1929年爆發了震驚世界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危機之后就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大量發行紙幣，刺激經濟發展。上世紀70年代爆發了嚴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不過形式轉變成為“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危機;于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客又采取發行債券的形式，用預支未來消費能力、采用“寅吃卯糧”的辦法，延緩經濟危機的爆發;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就是最近一次以債務危機形式的經濟危機。近兩百年的經濟危機歷史證明，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過剩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是“自然歷史過程”。可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表明，所謂的“化危為機”，純粹是一些人的主觀幻想，是資本主義擁護者的“一廂情愿”，對于廣大群眾則是一種精神鴉片。
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謬爾森就承認：“美國經濟在我們的整個現代史上一直受著經濟周期的折磨。”這里所說的“經濟周期”，就是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他雖然承認遭受經濟危機折磨的事實，但是仍然堅持歷史唯心主義觀點。說什么：“近50年來有了什么變化呢?-----經濟科學已經掌握了如何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知識來控制衰退使它在出現后不致于擴大成為長期持續的蕭條狀態。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在等待資本主義在最后的危機中崩潰的話，他們就是徒勞的。”(《經濟學》第12版 薩謬爾森等著 第313、330頁)2008年的經濟危機至今已經十多年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仍然處于蕭條狀態，根本看不到復蘇的景象，更不用說繁榮的影子，表明薩謬爾森等的所謂“經濟科學”知識，依舊改變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
《文章》還引用了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話，當作“經典”。丘吉爾肯定是長官意志決定論者，如果他懂得歷史唯物主義，那就當不了英國的首相。把英國首相丘吉爾的話當作經典，必然奉行歷史唯心主義，和客觀的歷史發展潮流對立!所謂的“化危為機”，也必然會被經濟發展的現實撞得“粉身碎骨”!
《文章》還舉出歷史事實說：“危機是好是壞，全看你怎樣利用，利用得好，危機就可能是好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大蕭條中德國和美國都采用非常規的財政和貨幣(可能掉了“政策”——引者注)，德國盤活了剩余資產、美國盤活了戰爭特需，都異軍突起，完成了對采用錯誤危機應對模式國家的超越。”不對!德國、美國的“異軍突起”，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資本輸出規律的結果，使德國、美國獲得短暫的經濟發展。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不就是從美國引發的嗎?
所謂的“化危為機”的這一套理論，大都是從美國傳過來的，美國有那么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怎么也沒有人能夠把經濟危機“化危為機”呢?為什么當前面臨嚴重經濟衰退的形勢，沒有人提出“化危為機”的口號呢?
總之，近二百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事實證明，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沒有人能夠“化危為機”。我們對于《文章》的理論批判，有充足的歷史事實為依據。
至于《文章》說：“危機階段的經濟增長不同于常規時期，需要調整制度設計，把閑置的經濟要素重新動員出來，投向常規狀態難以吸引要素進入的領域，即‘公共服務深化’”等等。這種理論也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表現。
所謂的“公共服務深化”，也不是按照人們的主觀意志可以任意“深化”的。
《文章》說：“不同經濟體的公共服務深度不同：有的公共服務提供到發電，私人部門需要自己接入電廠;有的公共服務可以提供到終端，私人部門只需將電器接入到電源插座。生產如此，消費也是如此，教育、醫療、社保、養老、住房這些服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度差異。一個經濟的發達與否，取決于其公共服務的深度——公共服務提供的程度越深，私人部門生產和消費所需的固定成本就越低，經濟也就越發達、越有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公共服務深化’就等于‘高質量發展’。”
《文章》還提出了具體項目：“ 符合危機增長條件的項目包括：
(1)國家保障房計劃。這一計劃可以大量使用農民工，解決危機狀態下的失業問題;大量消耗鋼材、水泥等材料，解決危機狀態下的“過剩產能”問題。------ (2)國家海洋開發計劃。大規模訂購深海遠洋船隊并出租給漁民的計劃，一方面可以幫助訂單不足、產能過剩的鋼鐵和造船業度過難關;另一方面可以將海洋資源轉化為新的國家資產---- (3)國家百萬程序員/職業護士培訓計劃。這一計劃可以緩解危機經濟下畢業生的就業壓力，為未來的AI和康養產業儲蓄戰略人才。------將會為未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最亟需的勞動力資產。置換家庭資本，滿足現代經濟對新勞動力急劇增長的需求。
(3)全球貿易沖突是幫助中國發現和篩選BSA項目最好的工具。所有外國對中國封鎖的技術和產品，都應自動成為BSA的有效項目。”等等。
物質生產領域中沒有什么“公共服務”和“私人生產”之類的區分，只有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區分。所謂的“公共服務”，抹殺了生產和流通、分配、消費的界限，混淆了經濟和文化、教育、衛生行業的區別。
馬克思主義把物質生產和再生產分為生產和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認為生產的產品只有經過流通、分配，并消費了以后，再生產才能繼續進行。在再生產過程中物質生產是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基礎。物質產品的生產不發展，流通領域的深海遠洋船隊、鐵路、飛機就沒有貨物和旅客運輸;生產大量的電力、水、氣就消費不了;在雇傭勞動制度下，群眾根本買不起住房，房地產開發也已經成為債務危機的重災區;物質產品生產得不發展，“教育、醫療、社保、養老、住房這些服務”和“國家百萬程序員/職業護士培訓計劃”就更無從談起。教育、醫療、各種培訓都建立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上。物質生產和再生產不發展，作為上層建筑的教育、衛生還包括科學技術研究等行業不可能大發展。這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是經濟與文化、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系，不是人們主觀想怎么“選擇”、“配置”就可以實現的。正因為發展物質產品的生產，是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基礎，所以，新中國建立以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提出實現工業化的任務，以帶動其他各項事業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還進一步指出，物質生產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實現工業化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不可能有抽象的工業化。新中國建立以來，在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上存在著尖銳的斗爭。《文章》唯獨不講是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還是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這一個根本問題。當前我國經濟存在的“危機”，就是“誤入”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歧途”。所謂的“需要調整制度設計”(《文章》用語)，就是要重新回歸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才是“化危為機”的正途!
當前我國主流媒體天天都宣傳歷史唯心主義的理論：不分析我國的客觀經濟形勢，不研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大講要脫貧，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只講主觀上“要怎么樣”等等，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背叛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而且是“撞到南墻不回頭”。在雇傭勞動經濟制度下，廣大勞動群眾的“飯碗”掌握在資本家手里，什么時候要解雇就解雇，怎么可能“脫貧”?怎么可能實現“小康”。“脫貧”、“現實小康”等都是“夢話”。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我國經濟已經深深地陷入了經濟危機的泥潭，但是，至今還把西方經濟學奉為經典。是該重新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軌道了，是到了回歸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道路的時候了!
附錄：
趙燕菁: 危機當口, 中國經濟如何避免誤入歧途?
趙燕菁 · 2020-04-06 ·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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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階段的經濟增長不同于常規時期，需要調整制度設計，把閑置的經濟要素重新動員出來，投向常規狀態難以吸引要素進入的領域，即“公共服務深化”，為此，需要建立新的危機貨幣供給渠道，即功能性貨幣，以盤活大量過剩產能、閑置資產、積壓庫存及失業勞動力，為中國啟動新一次危機增長創造機會和條件。
趙燕菁 |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導讀】當前的疫情危機及全球經濟危機的陰影，正迫使中國進行重大的經濟戰略政策調整。如何化危為機、變壓力為動力，是人們都在思考的重大問題。不久前，《文化縱橫》2020年4月刊曾發表史正富先生《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文，其中提出以功能貨幣的“雙軌制”來撬動中國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投資，以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在本文中，趙燕菁先生認為，中美經貿沖突和新冠肺炎連續兩個大危機，為中國從常態增長轉向危機增長，提供了政治理由和經濟動力。他指出，危機階段的經濟增長不同于常規時期，需要調整制度設計，把閑置的經濟要素重新動員出來，投向常規狀態難以吸引要素進入的領域，即“公共服務深化”，為此，需要建立新的危機貨幣供給渠道，即功能性貨幣，以盤活大量過剩產能、閑置資產、積壓庫存及失業勞動力，為中國啟動新一次危機增長創造機會和條件。
本文由作者授權“文化縱橫”新媒體整理其新近觀點后重新編輯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從常態增長轉向危機增長：
關于功能性貨幣的政策建議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使得2020年的中國經濟開局不利。現在最亟需的，是做出一個大判斷，我們面對的是正常的周期性經濟波動，還是世界級的經濟危機。如果是后者，我們就需要切換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目標體系和行動模式。危機并不可怕，真正的國家之間的超越，很多時候都是在危機時候發生并通過危機完成的，誰在危機時作出了正確的戰略選擇，誰就可能在危機后跑在增長彎道的內側。丘吉爾說“不要浪費一場好的危機”， 危機是好是壞，全看你怎樣利用，利用得好，危機就可能是好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大蕭條中德國和美國都采用非常規的財政和貨幣，德國盤活了剩余資產、美國盤活了戰爭特需，都異軍突起，完成了對采用錯誤危機應對模式國家的超越。
2020年3月4日，政治局常務會議提出“新基建”，預示著中國的宏觀經濟開始快速換擋，轉入危機應對模式。縱觀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幾次大增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sars危機、2008年汶川地震/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中國都能逆勢跨越式增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選擇了合適的危機處理模式，從而使危機被成功轉變為大增長的條件。同樣，這一次危機如果能被處理好，中國依然能化危為機，推動國家財富再上一個臺階。
▍如何認識經濟危機
正如新冠病毒的致命性在于其并發癥肺炎，真正導致此次危機的，是內外投資需求下降帶來資產負債表縮表并發的流動性枯竭。只有抑制住這個更危險的并發癥，經濟才有可能逐漸恢復到常規增長。
(一) 表現之一：流動性不足
前階段“去杠桿”的后遺癥，加上中美經貿摩擦和新冠病毒全球擴散，2020年中國投資需求下降已是大概率事件。與投資共生的社會融資下降，加之受貿易摩擦外貿順差縮小，使得以信貸為對象的“便利發行”和以順差為基礎的“外匯發行”同步收窄，極有可能在短期內因基礎貨幣供給不足引發通縮這一更加危險的并發癥。這是當前最大的危機。
此時的貨幣就好比市場的氧氣，一旦流動性突然枯竭，微觀層面將表現為企業和家庭部門資金鏈斷流，宏觀層面將表現為經濟被拖入險惡的系統性風險(所有市場主體都選擇持幣而不消費)。貨幣政策必須迅速切換到危機模式，通過反周期操作，快速向市場補充流動性，防止市場由于缺氧而窒息。但這樣做的前提，是現有貨幣供給系統可以把流動性快速注入缺氧的實體經濟。
(二)表現之二：貨幣政策失靈
任何經濟都可以分為資本供不應求和供大于求兩種狀態。在投資需求充沛的增長周期，資本供不應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息、降準，通過商業銀行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而一旦投資需求不足，資本供大于求，銀行通道供給貨幣就不會進入實體經濟。繼續增加基礎貨幣，帶來的不是增量資產數量的增加(固投)，而是存量資產(股票、房地產)的價格上升。央行釋放再多的流動性也只會堆積在資本市場，造成“流動性陷阱”。
這就好比是新冠病毒如果把經濟的“肺”也感染了，貨幣政策釋放出來的“氧氣”再多，也無法通過常規的路徑輸送到需要流動性的實體經濟。因此，危機下經濟的最大的難題，不是貨幣供給是否應當寬松，而是怎樣將貨幣注入實體經濟。
(三)表現之三：錯誤工具加重危機
社會總財富是虛擬財富和真實財富的加總，虛擬財富是未來真實財富的貼現，虛擬財富與真實財富之間的關系意味著降息將導致經濟中虛擬財富(資本)的估值增加，比重提高;而真實財富(勞動)的估值下降，在社會總財富中的份額下降。二者的比值一旦越過臨界點，資產形態財富的增速就會超過實體形態財富的增速，實體經濟的貨幣就會被逆向吸入資本市場，從而進一步推高資本的價格。隨之而來的是股價和房價飆升。一旦虛高的資本估值得不到未來真實財富的支持，泡沫就會破滅，并引發更大的流動性危機。危機下的貨幣寬松，不過是飲鴆止渴。一旦貨幣不再被信任，失去流動性，整個經濟就會萬劫不復。因此，危機貨幣供給的核心不是數量而是方式——通過什么渠道注入流動性比注入多少流動性更重要。
▍何為危機增長
在危機時刻應該有與之配套的危機思維。進入危機階段，所有對于經濟增長評判指標要換一套新的目標。常規增長與危機增長最大的不同就是，常規狀態下的要素(資本、勞動、土地)處于活動和短缺狀態，危機狀態下的要素則處于閑置和過剩狀態。通過制度設計把閑置的經濟要素重新動員出來，投向常規狀態下難以吸引要素進入的領域，是危機增長主要模式。
如果說常規增長的特征是以私人部門的運營型增長為主，那么危機增長的特征就是以公共部門的資本型增長為主，也就是目前熱議的“新基建”。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資本深化”或者“公共服務深化”。
危機增長為什么要選擇公共服務部門?
公共產品(服務)具有“集體消費”和“重資產”的特征，由分散的私人部門自我提供成本很高，由大家協商集體提供又很難達成一致性行動。這就需要將這部分“重資產”從私人部門剝離出來，通過一個特殊經濟組織——政府——統一提供。換句話說，就通過政府負擔“重資產”投入，實現私人部門的“輕資產”運營。
不同經濟體的公共服務深度不同：有的公共服務提供到發電，私人部門需要自己接入電廠;有的公共服務可以提供到終端，私人部門只需將電器接入到電源插座。生產如此，消費也是如此，教育、醫療、社保、養老、住房這些服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度差異。一個經濟的發達與否，取決于其公共服務的深度——公共服務提供的程度越深，私人部門生產和消費所需的固定成本就越低，經濟也就越發達、越有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公共服務深化”就等于“高質量發展”。
正由于公共服務集中了全社會資產最重的部分(史正富稱之為“基礎性戰略性資產”，Basic Strategy Asset，簡稱BSA)，高投資、長周期和低直接回報就是其固有特征，這也決定了常規增長階段，資本很難流入公共服務領域。而危機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生產能力(機器、勞動力)大量閑置，這就使得政府可以大幅降低公共資產成本。也因為如此，危機為全社會“公共服務深化”提供了獨特的機會。
那么，啟動危機增長的條件是什么?第一，要有足夠的BSA需求。如果一個經濟的“公共服務深化”已經完成(比如所謂的“發達經濟體”)，政府就會面臨無項目可投。重復升級現有公共服務，只會加重債務，不會帶來增長(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大規模公共投資)。反之，BSA缺口越大，危機增長的潛力也就越大。中國和發達國家BSA的人均落差，決定了中國危機增長隱藏著巨大的潛力。
第二，就是要有足夠的資本供給。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創造足夠的“資本”(比如所謂的“不發達經濟體”)，無論有多少閑置、過剩的生產要素，都無法將其動員出來(事實上，很多閑置資源之所以退出市場，本身就是因為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崩潰，導致資本-貨幣供給系統處于休克狀態)。因此，轉向危機增長的前提，就是要繞過已經坍塌的資本廢墟，重建新的資本渠道——通過公共服務領域向市場大規模注入流動性。只要市場上有充足的流動性，那些擱淺的資產就會被重新資本漂浮起來。
▍建立新的危機貨幣供給渠道
在債務不變的條件下，修復資產負債表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提高資產的估值;一種是增加資產的數量。前者是常規增長的主要工具;后者更更加適用于危機增長。由于這兩種方式互不兼容，就需要建立新的危機貨幣供給渠道。
(一)危機貨幣供給渠道
在常規的貨幣供給渠道失靈危機狀態，央行應當繞過商業銀行系統，通過直接對基礎性戰略性資產(BSA)進行投資向市場投放貨幣。史正富將這個新的貨幣發行通道稱為“長期資本注資便利(Long-term Capital Funding Facility)”渠道。
其原理是通過資產規模(而不是價格)擴張資產負債表。辦法就是從公共部門的資本型投入，將新增貨幣注入市場，形成央行基礎貨幣發行的雙軌制。功能貨幣的特點是，貨幣不是通過虛擬經濟(銀行和資本市場)進入實體經濟，而是通過實體經濟(BSA)進入虛擬經濟(銀行通過BSA項目的資本性儲蓄獲得高能貨幣)。貨幣進入市場的渠道，是兩種貨幣供給的主要差異。
(二)危機貨幣發行機構
央行通過投資BSA生成基礎貨幣與財政發債生成基礎貨幣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的抵押品是其投資的BSA市值，而后者的抵押品是政府未來的稅收。前者直接創造貨幣的需求，后者本質上還是需要得到資本市場支持。由于在危機中政府稅收能力下降，發債導致赤字擴大，融資成本也會更高。財政赤字約束了政府發債的規模。而央行危機發債是通過持有投資資產(BSA)作為抵押發行貨幣，可以避開政府財政赤字的約束。
在現代政府職能分工中，財政的功能主要是負責運營性增長，體現的是現金流的收和支;央行的功能主要是負責資本型增長，體現的是資本的收和支。將BSA投資從財政收支表劃給央行資產負債表，更符合兩者所負擔的職能。
由于這一功能是傳統央行所沒有的，因此需要成立專門的“自然資源銀行”。其職能是：
(1)代表央行收購、持有、轉讓國家基礎性戰略性資產(BSA);
(2)負責資產的保值、增值;
(3)建立相應的BSA交易市場，為國家自然資源銀行代央行持有的BSA定價。例如，建立國家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市場、水資源交易市場、大氣質量交易市場等，為以BSA為信用的貨幣提供流動性。
(三)危機貨幣適時退出
危機貨幣是經濟衰退周期，傳統的貨幣供給渠道失靈的替代產物。其作用就像是腸胃出現紊亂的病人，需要從靜脈快速注入藥物和營養一樣，一旦經濟恢復健康(融資需求大于資本供給)，危機貨幣就要逐漸縮小乃至退出，BSA也從要短期項目轉向超長期的項目。商業銀行系統通過市場價格機制為貨幣尋找最優的投資者(項目)，再次成為貨幣主要的發行渠道。
判斷經濟是否恢復的一個關鍵指標，就是失業率(勞動不足必然資本過剩，反之亦然)。央行的貨幣政策要從盯住通脹轉向盯住失業。一旦勞動力實現就業，危機增長的條件(要素閑置)將不復存在，增長也要隨之切換回常規增長。需要指出的是，危機貨幣發行不必按照教科書上收回等量貨幣“防通脹”。“危機”本身就意味著流動性不足，在傳統市場收回信用，退還各銀行相應的抵押資產包，將會導致通過市場渠道供應的貨幣減少，引發資產價格下降和債務違約，也不利于BSA資產的市場估值。
▍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的發現與策劃
常規項目的選擇，優先考慮的是最高的收益;危機項目的選擇，優先考慮的最低的成本。顯然，危機中什么要素過剩的最多，使用該要素的投資就最省。過剩的規模越大，增長的潛力就越大。
(一)項目選擇
BSA并不是簡單的“鐵公基”或“新基建”，其基本特征，應當是那些商業資本難以進入的長周期、低回報的資產。鑒于這類項目規模特別巨大，技術超級復雜，前期研究論證耗費時日。面對當前緊急狀態，應當長短結合，優先選擇那些前期準備時間短，可以迅速“冷啟動”的項目;特別是那些能夠大量使用閑置產能、庫存和過剩勞動力的項目(那些需要占用大量短缺的資源，反而可能惡化目前正常經營的企業)。
符合危機增長條件的項目包括：
(1)國家保障房計劃。這一計劃可以大量使用農民工，解決危機狀態下的失業問題;大量消耗鋼材、水泥等材料，解決危機狀態下的“過剩產能”問題。更為主要的是，在中國現行財稅制度下，商品房是城市公共服務的主要載體，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務都需要直接或間接通過住房付費來提供。這使得住房成為所有家庭最重的資產。通過“先租后售”、“共有產權”等模式幫助新市民完成家庭重資產的配置，是使無房家庭跨入中產階級最關鍵的一步，進而真正實現全面脫貧和小康社會建設。
(2)國家海洋開發計劃。大規模訂購深海遠洋船隊并出租給漁民的計劃，一方面可以幫助訂單不足、產能過剩的鋼鐵和造船業度過難關;另一方面可以將海洋資源轉化為新的國家資產。海洋是世界“最后的公域”，利用海洋的深度(而不是圈定海洋的范圍)，決定了海洋在國家資產中的價值。現代氣象、定位、通訊、能源技術，為國家像深海投送公共服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3) 國家百萬程序員/職業護士培訓計劃。這一計劃可以緩解危機經濟下畢業生的就業壓力，為未來的AI和康養產業儲蓄戰略人才。長期以來，中國的家庭是投資人力資本最主要的部門，而家庭資本不足也就約束了現代經濟對新勞動力急劇增長的需求。如果國家將人力資本培養納入BSA，將會為未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最亟需的勞動力資產。置換家庭資本，滿足現代經濟對新勞動力急劇增長的需求。
(3)全球貿易沖突是幫助中國發現和篩選BSA項目最好的工具。所有外國對中國封鎖的技術和產品，都應自動成為BSA的有效項目。國家需要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向這些項目注入資本：包括通過立法宣布凡是列入瓦森納協議和其他國家出面禁止中國獲取的技術，自動失去在中國市場上的專利保護;制定國家關鍵性工業技術全球招標計劃，通過對“卡脖子”技術進行懸賞，越過前期論證和技術準備，吸引已經完成前期技術但缺少資本的民間甚至國際人才加入BSA項目;選擇最成功的風險投者跟投，降低識別技術的成本和風險。
(二)資產運營
通過收購債務及其對應的資產，有助修補地方政府、企業、家庭部門資產負債表，不僅可以從根本上防止違約帶來的系統性危機，而且可以快速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地方政府是固投的主要發起者，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的修復，有助于恢復市場融資需求，為重啟社融，恢復供給貨幣的常規渠道創造條件。而通過公共服務深化改造這些資產，正是BSA項目的特征。央行可以通過升級改造，給這些次級資產(多數為BSA)重新定價。例如：
(1)收購地方政府資不抵債的公路系統后，建設可以隨時獲取不同車輛使用道路系統的信息監控系統，以及能夠支持自動駕駛的高精地圖系統，通過對流量精確收費，將道路改造為能帶來穩定現金流的高價值資產。
(2)也可以啟動“先租后售”計劃，通過收購爛尾/違章項目，將其納入BSA計劃，低成本租給無房的新就業者，一定年限后出售，收回資本。協助居民部門完成城市化階段的重資產化。
(3)在自愿的基礎上，大規模收購棄耕的耕地，通過完善耕作基礎設施，建立農村基礎公共服務，建立從播種到收割，從融資到銷售一系列服務，使自耕農成為輕資產的國家專業佃農。
(4)世界上愿意接受人民幣定價的債務和資產。
▍功能貨幣的邊界
同任何宏觀政策一樣，功能貨幣的工具，有其適用邊界。政府表面“可以支付得起任何他想要服務和商品”，但只有在常規的貨幣供給渠道失靈的危機狀態，功能貨幣才能發揮作用。一旦閑置的資產被充分動員，剩余要素不再存在，功能貨幣就要讓位給常規貨幣。
(一)邊界1：勞動力
危機經濟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失業，而這又恰是危機條件下實現高增長最主要的潛力所在。勞動力是最大的國家戰略資產BSA。除了通過發現和策劃BSA項目帶來的就業機會，央行還應該盡快建立國家“最終雇傭者”計劃，以最低工資和基本社保為就業條件，大規模提供公共就業崗位，將貨幣盡快滴灌到市場最微觀的細胞——家庭。
政府就業兜底還可以和企業救助相結合，通過將《勞動合同法》中企業對員工義務的社會化，恢復勞動力市場的的彈性，減輕企業困難時期的壓力。就業崗位計劃可以政府提出、也可以由勞動力本人提出勞動部門核查。一個成功的先例，就是陳全國在新疆大規模雇傭當地勞動力進入安保領域，借此一舉消除了失業這一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相當于政府通過提供就業，購買“穩定”這一公共產品)，為新疆經濟的恢復創造了基本條件，效果非常顯著(對比車臣給俄羅斯帶來的損失)。國家“最終雇傭者”計劃的邊界，就是充分就業。執行危機貨幣的央行要把常規的盯住通脹的政策轉向盯住失業。一旦就業開始恢復，ELR就要退出。
(二)邊界2：主權貨幣
危機貨幣的本質類似“現代貨幣理論”功能財政。其前提是央行擁有自主貨幣創造的“主權”。作為一個與美元掛鉤的貨幣，人民幣顯然算不上完全的主權貨幣。同美聯儲相比，人民銀行執行功能貨幣的空間要小得多。
在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最大的兩個科分別是：外匯資產 21.2 萬億元，占總資產的比重為 58%;對商業銀行應收債權 10.8 萬億元，占總資產的比重為30%;二者合計，占央行總資產的比重近 90%。由此可以看出，外匯是支撐央行貨幣信用的主要基礎，這也是人民幣采用聯系匯率的主要原因。大規模執行危機貨幣，將意味著人民幣信用基礎的改變，不解決匯率形成機制問題，就有可能出現套利的風險。在確定功能貨幣規模時，要時刻明白匯率所決定的邊界，不能簡單照抄美聯儲(甚至日本、歐洲央行)的作業。
中國參與全球分工，始自于與世界主流貨幣(美元)掛鉤(1994年匯改)。在全球進入危機的時刻，也存在著世界核心貨幣崩潰的可能(今年7月美國數萬億企業債到期，如果不能再融資就可能出現危機)。此時，堅持與世界主流貨幣掛鉤的風險可能更大，但這給了中國匯率改革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國際貿易本幣結算)。上個世紀全球金本位國家經濟大蕭條，中國由于采用銀本位，不僅躲過一劫，而且一枝獨秀，逆勢增長，創造了民國“黃金十年”。這一經驗表明，與外幣脫鉤(浮動匯率)未必像想象的那么可怕。
(三)邊界3：綁定資產
所有貨幣(債務)必須有對應的資產，而不是央行僅需“敲擊鍵盤”就可以“購買想要的任何東西”。政府的所有負債，不能用于彌補現金流缺口(比如養老金)，而是必須找到對應的資產。
稅收(人民對政府的負債)和公共資產的使用費用(變相的稅收)決定了一個經濟能驅動多少貨幣(在這個意義上，減稅對于創造貨幣而言是適得其反)，而貨幣經濟之外的剩余要素(例如剩余勞動力)決定了貨幣所能拉動增長的上限。
政府并不能“無限開支”。危機貨幣的原理，就是通過投資生成的資產(或閑置的資產)，為投資所創造的貨幣提供信用。盲目的政府支出，無異于飲鴆止渴。簡單的通過政府部門支出為私人部門創造的收入的游戲，有可能遺留經濟隱患，誘發更頑固的經濟衰退。
▍另一種危機政策：消費
就中國目前危機政策而言，投資是一個能夠被快速推進的戰場。比較容易被忽略的戰場是消費。從德國當年成功看，投資和消費必須至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當年德國就是投資高速公路的透視，大力發展汽車;投資勞動力的同時，大力建設個人住房;投資重工業的同時，大力發展軍工……。投資-需求雙輪驅動下，德國率先走出上個世紀三十年的大蕭條。
消費品有很多，從娛樂到餐飲都很重要，但危急時刻，切忌多端寡要，要迅速抓住最重要的部門，集中全部資源。在我看來，國家戰略級的的消費品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住房，一個是汽車。這兩者之所以具有戰略意義，是因為其具有無可比擬的“長尾效應”，特別是這兩個部門所需要的勞動力和技術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門檻。
住房方面，可以借鑒1998年房改，通過“先租后售”——讓收入最低的居民也可以通過租滿一定年限后補差價——的途徑買下房子，實現“居者有其屋”。這一模式，不僅可以避免對現有房地產市場的沖擊，還可以帶動裝修和家電的大型耐用消費品行業增長。大規模住房建設，還可以吸收大量農民工就業，盤活鋼鐵、水泥等過剩產能，而住房本身及其相關投資(市政配套)本身就是現象級的投資。
汽車方面，中國的的千人保有率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的落差。2019年，中國汽車千人保有量173臺，遠低于美國的837臺，也低于日本的591臺。建議全面取消搖號購車等限制措施，降低汽車購置相關稅費，同時對現有道路進行智能化改造，識別每一個車輛的ID，根據車輛對道路資源的使用情況來收費。道路有償使用提高地方政府核心資產的價值，可以在債務不變的條件下，達到去杠桿的效果。如果在這一過程“路-車”實現全電動和智能化，中國的基礎設施將會相對其他國家拉開質的差距。
▍化危為機 逆勢增長
Crisis中文的表達是“危機”，“危機”并不必然意味著增長停滯甚至萎縮。至少對于沒有完成“公共服務深化”的發展經濟體而言，危機中潛藏著巨大的增長機會。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找到一種新的增長方式。而“危機增長”需要與常態下完全不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在這個意義上，危機貨幣不再是簡單的相機抉擇，它是“危機增長”的關鍵。不僅經濟，很多社會矛盾，都可以通過“危機增長”(公共性的危機投資)加以矯正。現有經濟學理論，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常規增長假設基礎上的。危機更多地被作為特例，所提出的政策不具備工具性，充其量只是一系列對癥施治。中國經濟的實踐急需一個廣義的增長理論，能將危機納入經濟學視野。
盡管危機增長還處于主流經濟理論的盲區，但在實踐中并不罕見。最經典危機增長，是上世紀一戰后德國推行的“沙赫特—費德爾新政”。沙赫特通過用德國有生產能力的土地作為新馬克發行的儲備(資產掛鉤貨幣)，重新恢復了馬克的流動性(對比我國的土地財政)，為德國危機財政的執行創造了基礎;費德爾則提出通過MEFO(類似我們建議的“自然資源銀行”)發行可以在中央銀行貼現的“創造就業匯票”(Mefo Biu)。正是這一創造性的貸款生成機制，幫助德國開辟了一個新的貨幣發行渠道，將流動性直接注入實體經濟。借助危機增長，德國成功盤活大量閑置資產。在很短時間內，德國就超越深陷傳統增長的對照組國家，再次崛起為世界強國。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幾次大增長都可以看到危機增長的影子。1997年金融危機，中國啟動了住房制度改革，盤活了住房這一巨大的閑置資產，數以億計的家庭一舉跨入中產;2003年SARS危機，土地招拍掛為地方政府BSA創造了直接融資平臺，社融規模急劇擴大，城市公共服務水平迅速提升;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中國立刻停止前一年的“去杠桿”，果斷啟動以高鐵為旗艦的BSA項目(后來廣受詬病的“四萬億”)，隨后在2010年經濟超越日本(制造業增加值超越美國)。其中，以通訊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依托國家投資的BSA工程實現了對先進國家技術追趕甚至超越。
今天，中國再次面臨著類似危機。大量過剩產能、閑置資產、積壓庫存、失業勞動力，為中國啟動新一次危機增長提供了機會和條件。中美經貿沖突和新冠肺炎連續兩個強大的危機，為中國糾正常態增長轉向危機增長提供了政治理由和經濟動力。只有苦難，才能淬煉偉大的文明;只有危機，才能度量真正的復興。跨越至暗時刻，既可能是萬淵之谷，也可以是眾山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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