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貴生：與周新城同志商榷有關市場經濟的幾個問題

　　與周新城同志商榷有關市場經濟的幾個問題

　　郝貴生

　　周新城同志是中國人民大學德高望重的著名經濟學教授。在當今整個中國社會竭力鼓噪私有化的錯誤大思潮中，周教授勇敢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對私有化思潮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尤其是他那篇《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寫得尤其好!盡管這篇文章受到了思想理論界極右派和形形色色自由主義者的污蔑、歪曲、丑化、謾罵，但也得到了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和人民群眾的擁護和贊揚。筆者也是贊揚和肯定者之一。同時，周新城同志其他許多理論論文也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筆者從中獲益匪淺。3月30日，昆侖策網又刊載周新城教授一篇經濟學大作《關于市場經濟的性質和作用 —重新學習鄧小平有關市場經濟理論》(見附錄)，筆者自然很感興趣。但讀完后，卻大失所望。一些觀點實在不敢茍同。本著學術探討和爭鳴的態度，筆者寫作此文，就文中的幾個問題與周新城教授商榷。

　　一、“市場”與“市場經濟”能夠劃等號嗎？

　　中國當代凡是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點的官員和學者幾乎都是以鄧小平同志的論述為理論依據。周新城教授也不例外。他舉了多條鄧小平同志的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述，尤其是1992年南巡講話的那段話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其實，周教授引用的鄧的論述不完整。鄧在“計劃和市場都是手經濟手段”后，還講了一段著名的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此分析認識“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既不能離開對“市場”、“市場經濟”概念的理解，也不能離開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概念的含義不同，由概念組成的新的概念或判斷也不同。

　　第一，“市場”概念的含義。所謂“市場”在經濟學看來，“市場”就是物物交換的活動或場所。這個“物”就是商品，用生產“商品”發展經濟，就叫做“商品經濟”。市場活動就是進行商品交換的活動。在經濟學上，與“商品經濟”對立的一個概念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就是生產的勞動產品不是用來進行交換，而是自己使用。自然經濟也就是自給自足的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奴隸社會已經出現物物交換的商品活動，封建社會較比奴隸社會商品交換活動越來越頻繁，但封建社會經濟的本質特征仍然是自然經濟。有商品交換活動就一定有“市場”。但封建社會存在“商品經濟”，但絕不存在“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商品經濟，但是更高級的商品經濟。封建社會不可能存在任何意義的“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概念相對立。“計劃”按“現代漢語詞典”解釋指“工作或行動以前預先擬定的具體內容和步驟”。一個企業依據外部市場需要制定計劃，這是“市場”行為，但企業內部的生產過程卻是“計劃”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和“計劃”都是手段、方法。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鄧小平同志講到這里完全正確。我國幾乎所有搞經濟學、搞理論工作的學者都認同上述見解。

　　第二，“市場經濟”概念的含義。馬克思《資本論》論中講過“市場”概念，但沒有講過“市場經濟”概念，講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有聯系，但是一種高級形態的“商品經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只是作為勞動產品的“商品”進行交換，交換的公式是“W-G-W”。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存在這種“商品交換”的同時，又出現一種特殊的“商品交換”公式即“G-W-G'”。也就是把“勞動力”作為商品進行交換。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還把“土地”也作為商品進行交換。這種把“勞動產品、勞動力、土地”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的“商品經濟”，是高級形態的商品經濟。如果說，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即“市場”是手段、方法，那么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的“商品經濟”就不僅是手段、方法，而是基本的經濟制度，是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機制、體制。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揭示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及其運行規律、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資本論》實際就是《資本主義論》，我們今天也可以稱之為《市場經濟論》。但馬克思著作中沒有“市場經濟”概念，所以也沒有直接稱這種特殊的“商品經濟”為“市場經濟”。但列寧卻把這種特殊的“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如列寧說：“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任何一個經濟部門，在市場經濟的統治下，都沒有可能均衡的發展。”(《十九世紀末俄國的土地問題》，《列寧全集》15卷104頁)他還說：“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都轉交工人階級，才能消滅一切剝削。”(《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列寧全集》10卷，第407頁)

　　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完全劃等號的是聯合國和西方學者。由于馬克思《資本論》把“資本”的“剝削、吸血鬼”的骯臟本性揭露的淋漓盡致，資本主義國家就不愿意把自己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聯合國征得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同意，就把所有成員國分類改變名稱。原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改稱“市場經濟國家”(Market  Economies)，其中又分為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和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es)。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改稱“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Centrally  Pianned  Economies)。因此在這里，市場經濟國家就是資本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國家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都公認的。另外西方國家出版的詞典也這樣界定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英國《現代經濟學詞典》：“Market  Economies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制度，……市場經濟通常包含著生產資料私有制，即資本主義經濟。”(戴維·W·皮爾斯[英]主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375頁)美國《現代經濟詞典》：“Pianned  Economies計劃經濟：一種經濟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有關生產力的布局、生產、投資、以及分配的某些或全部決定均由中央政府作出。”(D·格林沃爾德[美]主編，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32頁)。(以上摘自劉日新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第115、120頁)

　　因此，從上述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的特征考察、列寧關于對“市場經濟”的使用、聯合國和西方學者界定的“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我們可以說，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無論從內涵還是外延都可以完全劃等號，或者說“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就是把勞動力、土地和勞動產品三種要素都推向市場的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的經濟運行模式和經濟體制。借口“市場”與“計劃”都是手段和方法，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觀點而推出“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也是手段、方法，就可以在“市場經濟”概念前加上一個“社會主義”概念，形成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這完全是形式邏輯中偷換概念的一個典型錯誤，是把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硬捏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倫不類的什么都不是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概念。恩格斯批判杜林“思維的本質在于把意識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的荒謬觀點時說，如果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那它決不會長出乳腺來。同理，我們絕不會因為可以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主觀捏合為一個所謂“創新”概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生活中就會存在這樣一個“客觀事物”。這實質是一個掛“社會主義”招牌的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是一個驢頭不對馬嘴的非科學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完全拋棄之。順便指出，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中給社會主義下的本質定義單純歸結為促進和解放生產力的觀點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社會主義”含義當然可以與“市場經濟”組合在一起，但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表明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沒有一絲一毫的科學社會主義味道。

　　二、如何評價新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作用、不足及改革方向？

　　凡是主張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員和學者幾乎都全盤否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因為他們首先全盤否定前30年偉大成就，把這個時期說成“國民經濟頻臨崩潰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其重要原因就是“計劃經濟”惹的禍。他們認為，計劃經濟就是主觀主義經濟理論，就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違背人性的理論，蘇聯解體和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實踐已經證明完全錯誤。他們認為，只有“市場經濟”才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符合人性的理論，特別符合那個所謂“看不見手”的經濟發展規律。甚至由此推論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周教授本文對后面這種觀點進行了批判。筆者是贊同的。

　　但周教授對待“計劃經濟”的態度不同于上述那些全盤否定者。本文開始，周教授充分肯定了前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我們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靠下達指令性計劃來支配國民經濟運轉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有上級機關規定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上級機關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上級機關包銷，獲得的利潤，上交國家，生產上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一句話，就是由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這種體制，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這種體制最大的優點是全國一盤棋，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舊中國留給我們一個爛攤子，人力、物力、財力極為匱乏。1953年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建設大批工業企業，我們正是利用這種體制，集中了全國的力量，實現工業化，建設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保證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振興。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的一切成就都是同計劃經濟體制分不開的。”周教授這里肯定“計劃經濟”的積極作用實際也是肯定前30年的巨大成就。與那種“國民經濟頻臨崩潰邊緣”的觀點顯然也是不同的。

　　當然，用毛主席一分為二觀點認識那個時代及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不足顯然是多方面的。所以周教授就具體揭示了這種經濟計劃經濟體制的所謂“弊端”。他說：“正如任何一種體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樣，計劃經濟體制也是有弊病的。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缺點是企業僅僅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沒有經營自主權，完全聽命于上級，體制僵化，束縛了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精神。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數目的增多，經濟聯系越來越復雜化，很難完全依靠中央下達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的運行，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加上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逐步從擴大規模的粗放模式轉到依靠技術進步的集約模式，這就需要企業有主動精神，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就突出地暴露出來了。”筆者這里就與周教授的觀點有所不同了。

　　首先，計劃經濟體制作為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他們的著作中反復講到過的。它和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相比，是一種與公有制有內在聯系的先進的社會經濟體制，有無比巨大的優越性。市場經濟有許多弊端，但最主要有兩點：一是企業的出發點是為資本家賺取利潤，它不可能滿足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二就是生產的盲目性，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私人占有性與生產社會性矛盾的突出表現。計劃經濟克服了這兩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歷史的必然，同理，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也是歷史的必然，是新生事物與舊事物的關系，它絕對不是如周教授所說只是“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它不僅符合蘇聯建國時的歷史條件，也符合中國建國時的歷史條件，同時它也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符合人類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新中國建立時“一個爛攤子，人力、物力、財力極為匱乏”基礎上，我們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難道經濟發展了，條件好了，我們就不可以集中力量辦更大的事嗎?非要倒退到市場經濟才能辦大事嗎?計劃經濟這種新生事物戰勝舊事物無論多么艱難曲折，但它一定能夠最終戰勝舊事物，一定能夠煥發出對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極其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力量。我想周教授這方面比我認識深刻得多。這方面的事實太多太多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相比，說“計劃經濟”有“弊病”。理論上是否承認計劃經濟優越于市場經濟，實質關系到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

　　其次，要把理論上的“計劃經濟”體制與實踐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區別開來。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計劃經濟就是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按照經濟發展中不同經濟門類按比例地發展，如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比例，既按照各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和人民的眼前需要出發，同時也從人民群眾的長遠需要和歷史發展趨勢出發等制定的發展計劃。它絕對不是主觀主義經濟。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本身就是新生事物，就是一個艱難探索的過程，沒有現成的經驗。同時，舊社會剝削階級觀念的影響、干部隊伍中官僚主義的存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群眾中不同程度的無政府主義和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等多種原因，導致實踐中的“計劃經濟”不可避免地產生種種問題。我想，經歷過前三十年的同志對此都深有感觸吧。周教授看到的這類現象一定比我還要多。這些現象也確實給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失和負面作用。但這種作用不能歸結為“計劃經濟”體制自身的所謂“弊病”，而應從多方面探討其原因，克服也就是要改革“計劃經濟”理論實踐中的種種不足。周教授文中揭示的“計劃經濟”的弊病是與“市場經濟”相比做出的結論。這種比較方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就好像是既承認公有制比私有制有巨大無比優越性，又用“私有制”的所謂優點揭示“公有制”的弊端。這實質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及其取代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必然性、優越性認識的不足和錯誤。

　　毛主席在領導新中國近30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從來都承認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存在種種問題、不足或者也可以說是弊病，但毛主席從來沒有歸罪于公有制及計劃經濟理論。而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逐步改革與改進。如1958年大躍進存在的種種問題，工業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所以毛主席號召各級干部學習研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以發現并推廣“鞍鋼憲法”，所以樹立大慶、大寨紅旗。這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實踐中改革的產物。同時毛主席也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照搬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否認價值規律的錯誤傾向，而是從社會主義建立初期和新中國存在兩種所有制等客觀情況出發，主張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主張遵循價值規律，主張按勞分配。毛主席這類論述也相當之多。它作為計劃經濟理論的補充也對搞活我國經濟起到極大作用。這也是那個時代的客觀事實。那些竭力把“市場經濟”吹的天花亂墜的自由主義者把毛主席的所有這些改革都說成是“體制僵化”、“企業經營沒有自主權”、“束縛了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精神。束縛著經濟的發展”等等謬論。這種認識顯然既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也根本否定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基層干部和人民群眾中迸發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筆者以往寫文章多次強調，毛主席才是真正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前進的社會主義改革大家和第一人。我們今天的改革絕對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只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努力克服和改革實踐中的“計劃經濟”的種種不足和問題，進一步加強、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當今如果完整科學地表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改革”。那種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或者把二者并列起來，實質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周教授主張的“市場經濟”理論并不否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他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市場經濟是具體制度。“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它同哪種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為哪種社會服務。與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運用市場經濟的，所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明了我國運用的市場經濟的性質。市場經濟總是從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只是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實現形式。什么時候都不能抽象地只講市場經濟，而不講社會主義。”筆者理解，周教授這里在講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實際并不是列寧所講的“市場經濟”的含義，也不是聯合國所講的“市場經濟”的含義，而只是把部分勞動產品推向市場的“商品經濟”。那么其準確表述應是前邊本文所講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而絕對不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和提法。在這里。“市場”不也是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了嗎?而“市場經濟”概念前邊加上無數個“社會主義”，其本質也不會變為社會主義性質，也絕對不會為“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服務。但周教授在承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還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體制度，雙方交替使用。邏輯上講得通嗎?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作用可否導致“市場萬能論”？

　　周教授的觀點是在承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其主張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作用要有限制。他特別反對并批判“市場萬能論”觀點。他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輿論界出現了一股無限夸大市場經濟作用，主張一切交由市場來決定，完全否定計劃經濟的作用，否定政府職能的思潮。這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提出的市場經濟萬能論，主張改革就是完全市場化。”他也特別反對攻擊“計劃經濟”的錯誤言論，“某些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拼命攻擊計劃經濟，把計劃經濟妖魔化，聲稱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一切問題都來自計劃經濟。一度報刊上的文章，談到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甚至社會領域出現的問題，最后都要捎帶一句：‘根源是計劃經濟’，這成了思維的定式。誰也不敢講計劃經濟了，誰也不敢講需要政府調控經濟了。一說深化改革，那就是市場化，聽憑市場擺布，甚至公益領域也要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出賣醫院、出賣中小學，成為改革的方向，還不準批判、糾正。體育的舉國體制，也遭到嘲笑。在他們看來，只要還有一點計劃，只要政府還管一點經濟工作，還管一點事，那就是改革不徹底。一時間，市場經濟萬能，徹底市場化，成了‘政治正確’，不容置疑。”但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體制本身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是掛著羊頭賣狗肉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這種經濟理論本身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就是“市場經濟萬能論”，不僅要把社會生活的一切物質要素如商品、土地、勞動力、住房、醫院等推向市場，也要把社會生活的一切精神要素如教育、文化、科學、良心、道德，甚至權力也推向市場。鼓吹這種理論的目的就是把中國的改革引向完全市場化、徹底市場化。必然出現周文所說的“一說深化改革，那就是市場化，聽憑市場擺布，甚至公益領域也要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出賣醫院、出賣中小學，成為改革的方向，還不準批判、糾正。”這完全是符合“市場經濟”理論的內在邏輯的。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頁)以及《資本論》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現象難道不都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產物嗎?周教授一方面反對“市場萬能論”的結果，同時又主張和提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錯誤的觀點和概念，導致其對“市場萬能論”的批判完全沒有力量，更沒有科學依據。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荒謬的理論，是荒謬的理論導致的荒謬的現象及結果，卻用荒謬的理論批判荒謬的現象，能是科學的批判嗎?能有說服力嗎?

　　實際上，中國當今社會一切市場化現象特別是教育、醫療、住房的市場化，以及私有觀念的泛濫和蔓延導致整個社會腐敗現象愈演愈烈都是與市場化改革有直接的聯系，同時它又與私有化改革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二者成為中國當今社會官員腐敗、知識分子墮落、社會道德淪喪、是非美丑善惡顛倒、工人農民主人翁地位喪失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深層次的經濟根源。其罪魁禍首的理論根源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周教授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共產黨人的根本任務是“消滅私有制”，另一方面卻又主張贊同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孿生兄弟的“市場經濟”理論與體制。這不自己打自己耳光否定了《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科學結論嗎?

　　以上觀點不一定正確，也望周教授批評指正!

　　2020年4月4日

　　附錄：

　　周新城：關于市場經濟的性質和作用 ——重新學習鄧小平有關市場經濟理論

　　作者：周新城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0-03-30 10:11:06

　　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市場經濟的性質和作用問題一直爭論不休。這個問題是隨著我國經濟運行機制轉軌而產生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我們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靠下達指令性計劃來支配國民經濟運轉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有上級機關規定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上級機關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上級機關包銷，獲得的利潤，上交國家，生產上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一句話，就是由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這種體制，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這種體制最大的優點是全國一盤棋，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舊中國留給我們一個爛攤子，人力、物力、財力極為匱乏。1953年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建設大批工業企業，我們正是利用這種體制，集中了全國的力量，實現工業化，建設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保證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振興。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的一切成就都是同計劃經濟體制分不開的。

　　但是，正如任何一種體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樣，計劃經濟體制也是有弊病的。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缺點是企業僅僅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沒有經營自主權，完全聽命于上級，體制僵化，束縛了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精神。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數目的增多，經濟聯系越來越復雜化，很難完全依靠中央下達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的運行，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加上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逐步從擴大規模的粗放模式轉到依靠技術進步的集約模式，這就需要企業有主動精神，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就突出地暴露出來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黨中央把主要精力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就著手改革經濟運行機制，克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重點是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發揮企業的積極性。

　　長期以來，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本質，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這種認識嚴重妨礙了經濟運行機制改革，使得人們不敢運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來發展生產，怕市場調節用多了，意味著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改革迫切需要從這種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時，鄧小平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了科學的創見。他明確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們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不屬于基本制度的范疇，不反映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是資本主義可以運用，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的東西。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的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就突破了傳統的觀念和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鄧小平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嶄新的內容。這一思想的提出，有力地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歷史進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

　　時至今日，我們仍應該認真學習和掌握這一理論，用這一理論來統一思想。應該看到，目前圍繞著市場經濟問題的許多混亂思想，大都是由于違背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引起的。

　　為了準確地了解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我們適當多引用一些鄧小平這方面的基本論斷吧。

　　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盡管當時還是講計劃經濟為主，但明確了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經濟，承認和肯定了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的必要性和有益性。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鄧小平同志高度評價這個決定，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并把這個決定稱作“綱領性文件”。【2】市場經濟乃是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沒有商品經濟，就不會有市場經濟這樣的經濟運行機制。承認我國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利用市場經濟的前提。

　　1985年，鄧小平同志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現在看得很清楚。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3】從這段話可以看到，鄧小平的觀點是，第一，他主張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方法，盡管是資本主義國家常用的，但我們也可以學習、借鑒;第二，他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而不是像某些人想象那樣，只能用一種方法。

　　1987年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4】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

　　1990年底和1991年初，鄧小平同志兩次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對他的有關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思想做了一個概括，明確地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5】這就對社會主義可不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個長期爭論不休、阻礙我們前進的問題，作了一個清楚、透徹、精辟的總回答，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特有東西的思想束縛。

　　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的一系列論述，1992年6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指出：“歷史經驗說明，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實現社會經濟高度發達不可逾越的階段。充分發展的商品經濟，必然離不開充分發育的完善的市場機制。那種認為市場作用多了，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和不正確的。”【6】他明確提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解決了一個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

　　鄧小平這一系列論述，已經明確回答了上面提到的爭論問題。

　　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本身不能回答姓“社”姓“資”的問題

　　鄧小平一再強調，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標志，而是運行機制的范疇，它本身并沒有姓“社”姓“資”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不能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本質(這是改革開放前通常的看法)，也不能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最近有人為了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性而提出的“新”觀點)。必須牢牢把握，市場經濟是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不同社會制度，只要存在發達商品經濟，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手段。

　　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它同哪種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為哪種社會服務。與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運用市場經濟的，所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明了我國運用的市場經濟的性質。市場經濟總是從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只是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實現形式。什么時候都不能抽象地只講市場經濟，而不講社會主義。

　　我們不能把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仿佛社會主義離不開市場經濟似的。改革開放以來，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曾經有過這種想法。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公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我們不來討論社會公平問題，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說過，世界上沒有抽象的公平，公平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不同社會有著不同的公平標準。把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把市場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也是荒唐的。既然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運用的方法、手段，誰都可以用，怎么能說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本質呢?也許他也感到說不通了，后來再也沒有見到他提起過這個公式。

　　現在，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年后，有人為了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性，又提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鄧小平為了推進改革，再三強調，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而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可以運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不能把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中，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的制度，都說成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為什么我們不能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呢?

　　這就涉及什么叫基本制度。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也許最早是我們黨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為了分析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時，把社會主義制度區分為“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的。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做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為了科學地分析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我們黨提出，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共同規律的體現，具有普遍意義，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拋棄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是修正主義。具體制度則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用現在常用概念，就是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它需要結合本國國情進行探索，是具有民族特點的。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具體制度，需要做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確的，可以學習、借鑒，有的是從蘇聯國情出發設計的，不能照搬到國情不同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具體制度由于受人們認識的局限以及錯誤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影響，則是錯誤的，必須糾正。斯大林的錯誤，不是在基本不是根本制度層面上發生的，而是具體制度的環節上出現的，因此，糾正斯大林的錯誤，不需要、也不應該去“糾正”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要改革具體制度，即不應該根本否定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是調整生產關系中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環節，上層建筑中不符合經濟基礎需要的環節。把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分開，我們就可以科學地評價斯大林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可以科學地確定改革的對象：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改革社會主義具體制度。

　　1992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談到改革問題，也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區分開來分析的。他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7】。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堅持，需要改革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

　　為什么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一，它是社會主義質的規定性的體現，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第二，它具有普遍性，即不管什么國家，也不管什么時候，只要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遵守，否定了，就是否定了社會主義;第三，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區別的東西，在具體制度(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有某些共同之處，但在基本制度方面，兩者是對立的，沒有任何共性。

　　那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又是什么呢?它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也就是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根本區別的東西。全面地說，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按勞分配原則這三個方面。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后兩個方面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所以簡要地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黨的十五大根據馬克思主義這一原理，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情況出發，確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我們講基本經濟制度，實際上就是講生產資料所有制;講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會產生一系列難以解釋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里，運用市場經濟，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能說他們早就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從本國國情出發，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由此說它們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我國改革開放前，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能說那時我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理論上講是回到了鄧小平花很大功夫才扭轉過來的傳統觀念(即市場經濟是社會制度本質的東西)上去了。鄧小平再三強調，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不是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而是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際上重復了鄧小平批判過的思想，仍然認為市場經濟屬于基本制度的范疇，它反映了社會制度的本質，不贊成它是誰都可以運用的方法、手段，只是傳統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現在則翻了一個個兒，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不能不認為是一種理論的倒退。

　　必須科學地確定市場經濟的作用，不能無限夸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輿論界出現了一股無限夸大市場經濟作用，主張一切交由市場來決定，完全否定計劃經濟的作用，否定政府職能的思潮。這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提出的市場經濟萬能論，主張改革就是完全市場化。某些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拼命攻擊計劃經濟，把計劃經濟妖魔化，聲稱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一切問題都來自計劃經濟。一度報刊上的文章，談到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甚至社會領域出現的問題，最后都要捎帶一句：“根源是計劃經濟”，這成了思維的定式。誰也不敢講計劃經濟了，誰也不敢講需要政府調控經濟了。一說深化改革，那就是市場化，聽憑市場擺布，甚至公益領域也要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出賣醫院、出賣中小學，成為改革的方向，還不準批判、糾正。體育的舉國體制，也遭到嘲笑。在他們看來，只要還有一點計劃，只要政府還管一點經濟工作，還管一點事，那就是改革不徹底。一時間，市場經濟萬能，徹底市場化，成了“政治正確”，不容置疑。

　　必須對市場經濟的作用，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定位。

　　其實，鄧小平從來沒有否定計劃經濟，他總是要求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各有優點和長處，也各有弱點和不足之處。采用計劃經濟還是采用市場經濟，應該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進行選擇。社會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是為了更有效地發展生產力。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十四大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時，特地強調要注意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那樣，只能運用市場經濟這一種方法，完全排斥計劃經濟。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應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要發揮政府的職能，把尊重市場規律與發揮政府職能結合起來。也是說要運用兩種手段。

　　我們稍微詳細地分析一下，為什么必須同時運用計劃經濟(發揮政府職能)和市場經濟兩種手段的問題，說明為什么不能搞完全市場化。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以后，鼓吹市場化的人仿佛找到了依據，這股思潮甚囂塵上。他們故意把“資源配置”四個字刪去，宣傳《決定》規定了市場在一切領域里都應該起決定作用，主張全面的市場化。有一為身居實際經濟工作領導崗位的干部，在一篇自稱是解讀《決定》的文章中說：“提出市場應該起決定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財稅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依此為標尺，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則和檢驗尺度。”這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他還明確說，政府應該放棄調節經濟的職能。”【8】意思是說，今后任何領域都要有市場來決定，一切都市場化。這顯然是歪曲了《決定》的精神。

　　新自由主義有一個特點：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經濟活動、甚至公益領域的活動都完全交給市場進行調節，排斥國家的經濟職能，即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吳敬璉是最典型的了，他要求徹底的市場化，只要還有一點政府干預，那就是改革還不徹底。

　　鄧小平科學地界定了市場經濟的作用。如上所說，他是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當作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然如此，合適就用，不合適就不用。哪個時期、哪個地方適合用計劃經濟，就用計劃經濟;哪個時期、哪個地方適合用市場經濟，就用市場經濟。他從來沒有說過，只能用一種手段，完全排斥用另一種手段。記得1994年夏在高校黨建工作會議上，當時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朱镕基副總理應邀做經濟形勢報告，他曾針對市場經濟萬能論泛濫、丑化計劃經濟成為時髦的狀況，一針見血地指出，鄧小平從來沒有否定計劃經濟。事實確實如此。例如，鄧小平多次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9】他主張“計劃和市場都得要。”【10】他說過“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了，但從來沒有講過不要計劃經濟。在1989年政治動亂以后，他仍然強調：“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不能改。”【11】

　　可見，鄧小平是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種方法、兩種手段都應該用，一切從發展生產力這一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拘泥于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手段。他認為計劃經濟的優點是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但只搞計劃經濟，就“把經濟搞得死死的”。市場經濟的優點是經濟可以搞活，“不搞市場經濟、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2】，但是，市場經濟也有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鄧小平在總結多年經驗后指出，“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13】根據鄧小平這些重要意見，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注意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14】

　　黨的十八大報告根據面臨的新的形勢，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15】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16】這就是說，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不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應該把“尊重市場規律”與“發揮政府作用”兩句話一起說，不能有片面性，只講一個方面，不講另一個方面。有人在解讀三中全會精神時只強調市場的作用，忽視、甚至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這是不妥當的。我們強調既要重視市場的作用、又要重視政府的作用，是因為作為調節經濟的兩種手段，兩者各自有優點，也都有不足之處，因此各自有其發揮作用的最佳范圍。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在發達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對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的。市場機制，第一，可以在價值規律支配下，促使企業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物資消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規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部門中去，做到產銷對路;第三，可以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促使資源流向經濟效益高的企業中去，從而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益。市場配置資源的這些優點，已被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所證明。我國的改革一再證明，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增長率高、經濟效益好。

　　但是，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本身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所反映的社會需求是近期的社會需求，因而它不能進行長期的調節;第二，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只有某個部門出現了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情況，才能促使企業退出或進入這個部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第三，市場調節具有不確定性。市場只能通過價格的漲落為企業指明社會需求的方向，價格漲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容易造成生產的盲目性;第四，市場調節缺乏全局性。市場調節是受企業的局部利益驅動的，難以協調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此外，在有些領域，市場調節是無效的，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市場失靈區”。例如，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市場是難以調節的。

　　正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運用計劃、財政、金融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正確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江澤民就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指出：“在那些市場調節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17】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至今對我們的實際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既看到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看到它的不足之處，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同時要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這恰恰是我們同完全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市場經濟萬能論、鼓吹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根本區別之一。

　　那么應該怎樣劃分政府職能和市場作用兩者的邊界呢?

　　大體上可以這么說：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即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應該由市場來調節。

　　政府不應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改革開放前，我們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結果經濟缺乏活力，效率不高。事實證明，微觀領域的活動，由市場進行調節比較有利。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職能，主要屬于宏觀領域，概括說來大體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控制和協調宏觀經濟，包括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總量平衡、優化產業結構等等。這一領域，依靠市場的自發作用來進行調節，不但效率低下，往往會帶來重大損失;第二，制定市場運轉的規則，監管企業在市場中的活動;第三，保證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等等。

　　可見，政府與市場各自有自己的最佳作用范圍，有所分工。從經濟活動的角度講，簡單說來就是：微觀領域應由市場進行調節，宏觀領域應由政府調控。但是兩者的作用又不是絕然分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系。十三大有一個提法，那就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政府通過計劃、財政、金融等手段調控市場活動的基本方向，然后由市場來調節企業的經營活動，落實政府規定的大政方針。

　　十八大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正確處理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關系的論述，是對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新自由主義只要市場作用、不要政府作用的市場經濟萬能論、鼓吹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批判。

　　我們必須堅持運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尊重市場規律和發揮政府職能。兩手都要用。這也說明，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的，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但運用市場經濟還是運用計劃經濟，卻是可以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場合進行選擇的，在某些時期、某些領域、某些場合我們不應該運用市場經濟，而應該運用計劃經濟，由政府發揮職能。這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決定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人們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按勞分配原則。是運用市場經濟，還是運用計劃經濟，不涉及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問題。因而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是不妥當的。

　　注 釋：

　　【1】《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楊偉民：《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人民日報》2013年11月5日。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6】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17】《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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