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抗御新冠病毒的戰斗即將取得勝利。人們正在總結這場戰斗的經驗教訓。這場戰斗取得勝利，從體制角度講，靠的是兩條：一是依靠公有制，而不是靠私有制;二是依靠舉國體制，而不是靠分散的市場機制。這恰恰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4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改革。在這方面，對照抗疫戰斗，顯然有兩個教訓值得吸取，一是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決不能搞私有化，二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不能迷信市場，搞一切市場化。有人把私有化、市場化比喻為經濟改革的兩根毒刺，必須拔掉，經濟體制改革才能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建康地發展。
說私有化、市場化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兩根毒刺是有道理的。回顧改革的歷程，我國4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充滿著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激烈斗爭的，斗爭的焦點就在于兩條，一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在此前提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是把發展經濟的希望寄托在私有制身上，千方百計削弱公有制經濟，實行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的私有化;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運行機制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職能，把兩者結合起來，還是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制度，只講市場的作用，完全否定計劃的作用和政府的職能，迷信市場，搞市場經濟萬能論。私有化、市場化的思潮始終干擾著我國的經濟改革。這種斗爭，實際上涉及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方向，貫穿40年經濟改革的始終。
這兩顆毒刺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從客觀條件來說，這是同我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分不開的。
改革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我們進行經濟改革，是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環節，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那么，改革開放前我們的生產關系有哪些環節同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呢?概括起來是這樣兩點。一是所有制結構，單一的公有制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必須調整所有制結構，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應地也就需要改革分配制度;二是經濟運行機制，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改革，而隨著運行機制的轉變，相應地也就需要改革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和管理方法。新自由主義恰恰是利用這兩個議題販賣私有化、市場化的。
我們圍繞這兩個問題考察一下我國改革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看一看這兩根毒刺是怎么危害我國經濟改革的。
關于所有制結構的調整
1953年我國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黨中央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提供了政治前提。但是當時對我國的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沒有明確的認識。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而社會主義又可以分為不發達階段和發達階段。但他沒有明確我國是不是處于不發達階段，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具體說來又是什么狀況。那時在所有制方面實行了單一公有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慎重研究了我國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的問題。到黨的十三大，明確了我國正處在、而且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十三大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兩個含義。第一，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長期革命斗爭的偉大成果。我們決不能拋棄這一成果，去“補資本主義的課”，那是歷史性的倒退。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即不發達階段。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生產力十分落后，需要花費一個長時期來實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就完成了的工業化、生產社會化。生產力水平不高，發展又很不平衡，建立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在許多地區和部門還不具備，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非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我們還不能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
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始調整所有制結構，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經過十年的時間，實踐證明，這種調整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到黨的十五大，明確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并把這一點載入憲法。可見，我們黨提出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是十分慎重的，既有理論上的論證，又經過了實踐的檢驗，我們應該珍惜這個偉大成果。有的人出于某種動機竭力企圖否定它、修改它，那是絕對不允許的。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不能有絲毫動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個完整的制度體系。它包含以下內容。
首先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最主要的內容。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條件下，哪種所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決定著整個社會的性質。因為事物的性質是由主要矛盾決定的。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道理就在于此。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是整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如果公有制經濟喪失主體地位，社會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就會改旗易幟，變成資本主義社會。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則問題，決不能小視。改革開放以來，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成為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斗爭的焦點，道理也在于此。要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要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掀起一股又一股妖魔化國有經濟的浪潮，正是為否定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走資本主義道路制造輿論的。諸如公有制經濟沒有效率、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公有制產權不明晰(聲稱只有量化到個人，產權才是清晰的)、公有制經濟靠壟斷與民爭利等等論調，甚至宣稱“社會主義不需要國有企業”，應該實行“民有、民營、民享”的新三民主義。類似的言論充斥輿論，幾乎成為主流。在實際工作中，打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旗號，借著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發展混合經濟等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搞垮國有經濟，一度也成為改革的主要傾向。這是一個事關社會性質的大問題，正因為這樣，我們以及新自由主義者都十分重視私有化問題，我們堅決反對私有化，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新自由主義則制造各種“理論”推行私有化，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種斗爭，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十分激烈。這也就是我們把私有化看作是經濟改革中一根會使人喪命的毒刺的原因。
公有制為主體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所謂主導作用，是指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能夠引導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方向，保證國民經濟朝著預定的規劃發展，不發生大的波動，而且能夠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憑實力進行競爭。沒有經濟實力，文件上規定的主導作用是要落空的。所以，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憲法也明確規定，發展國有經濟是國家機關的職責。遺憾的是，在改革進程中，我們的國家機關往往忘記自己的職責，不把注意力放在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上，而把發展的希望寄托在于私營經濟身上。這種做法，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是違背現憲法的。
其次，在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前提下，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上，我國憲法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必須遵循。這些原則是：
一，非公有經制經濟應該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能企圖通過萎縮、削弱公有制經濟的辦法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更不能通過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瓜分國有資產的辦法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改革過程中，每當國有經濟一有所發展，就有人渲染“國進民退”，好像犯了大錯了，鬧得紛紛揚揚。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我們是主張既發展公有制經濟，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國”(公有制經濟)進，“民”(非公有制經濟)也進，共同發展。既要為發展公有制經濟創造條件，也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我們強調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各種所有制經濟一律平等，市場的規則適用于所有的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反對所有制歧視。
改革開放以來，主要的傾向是，一些理論家和領導干部，只想著發展私營經濟，完全忽視甚至反對發展公有制經濟。我們舉一些例子吧。改革開放以來，出臺了數不清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文件，千方百計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應該說，其中大多數文件是有必要的。也有一些文件則離譜了，甚至違反了憲法的規定(例如“赦免原罪”的規定)。但很少見到出臺發展國有經濟的文件，在政策制訂上明顯地出現討好私營經濟、歧視國有經濟旳傾向;總書記至少八次強調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沒有一個省、一個部委表示響應，好像沒說一樣，他只有一次講話提出要為私營企業排憂解難，這時，一個接一個省站出來表態，措施一個比一個優惠，相互比賽著看誰更優惠。出現了許多離譜的言論和做法，例如，某些封疆大吏把私營企業說成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提出要甘心充當私營企業的“店小二”，稱呼企業主是“老大”，一切聽命老大吩咐;宣傳“誰跟私營企業過不去，我就跟他過不去”，甚至惡狠狠地宣布：不為私營企業辦事，“格殺毋論”;有的省提出，邀請私營企業主列席黨政重大決策會議，讓私營企業主參與決策，不準出臺任何不能令私營企業主滿意的政策(這在制度上是違反憲法的)。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共產黨員，忘記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把黨章、憲法完全置諸腦后。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對公有制和私有制，一疏一親，非常鮮明。有時看到某些控制輿論導向的專家、手握領導權的高官發表諸如此類的言論，真令人懷疑我們是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要牢牢把握，我們是主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管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要發展，決不能親一個、疏一個。
二，在所有制結構中，非公有制經濟處于補充地位。這是由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決定的。非公有制經濟旳性質是不一樣的，其中個體經濟是勞動者的私有經濟，個體勞動者，既是私有者，又是勞動者，沒有剝削;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這類經濟的經濟關系是這樣的：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而工人則喪失生產資料，資本家在市場上按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雇傭工人)，然后驅使工人勞動，并無償占有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因而它們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但不同的非公有制經濟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是私有制，因而都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公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常識。正因為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所以鄧小平再三強調，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如果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那它就同公有制經濟一樣了，怎么還能談論什么“補充”呢?總不能說，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吧，這在語法上就不通了。把私有制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進而把它“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既然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為什么不僅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而且要鼓勵和支持它發展呢?我們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是因為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不能消滅(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這一本性，這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客觀上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人的本性就是階級性)，也不是因為非公有制是先進的生產關系，符合生產力發展的方向，而是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比較落后，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的狀況。非公有制的存在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現象，不能把它泛化成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甚至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
我們必須把非公有經濟的發展確定在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的地位上，在補充的范圍內發展。國有經濟必須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控制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老實說，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空間是相當廣闊的。非公有制決不能成為主體，也不應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這是憲法的規定，不得違背。
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財大氣粗了，有人就不安心處于補充地位了，公開提出要把公有制“正名”為“非私經濟”，把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的地位顛倒過來。如果非公有制經濟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社會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這種改旗易幟的情景，我們是決不允許出現的。
三，我們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確定這個政策的依據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比較落后，非公有制經濟在增加產品、提供就業崗位、繳納稅收、滿足人民需要等方面都具有積極作用，所以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采取一系列措施，為非公有制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在市場準入、融資、勞動力供給、稅收等各個方面提供發展條件。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其中主要組成部分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它存在剝削，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同社會主義的本質、同工人階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們要采取措施引導它們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樣才能保證不使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激化成對抗性矛盾。
必須把鼓勵、支持和引導完整地體現在我們實際工作中去，不能有片面性。當前主要的傾向是只講鼓勵和支持，忽視、甚至完全忘記引導。不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不重視解決非公有制經濟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最終是會毀掉非公有制經濟的前途的。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然而當今世界上，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在這種條件下，我國非公有制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能有好結果嗎?他們會讓你順利發展嗎?俄羅斯已經是前車之鑒，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還是鄧小平說得對：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帝國主義不會讓你走好，想發展也發展不起來。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能看到某些“著名經濟學家”和官員大肆散布貶損公有制經濟，吹捧私有制、諂媚私營企業主的言論，按照這種觀點，私有化是唯一出路。這種引導私有化的言論是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然而卻到處泛濫，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我國出現了一批拜倒在資本家錢袋腳下的“跪族”。連“私有制應該成為我們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應該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以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甚至主張，黨的名稱應該由共產黨改為社會黨這類被社會民主黨用爛了的修正主義言論，也在“創新”的旗號下，堂而皇之地出現了。
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怎么會出現這種輿論景象呢?應該看到，出現這樣一批人，并不是偶然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事情，不能僅僅就意識形態來說，我們一定要探討產生這種意識形態的經濟基礎。存在決定意識嘛。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得到很大發展。既然有私有制經濟成分存在，就必然產生為私有制辯護的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不可避免的。為什么改革開放前就沒有這樣的言論，而改革開放以來這類言論卻甚囂塵上?道理就在這里。非公有制經濟越是得到發展，這種言論就越多。所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私有化這樣的毒刺，應該說也是很難避免的。我們的任務是，這種毒刺一出現就把它拔掉，不讓它生長壯大，危及生命。另一方面，這也與整個國際環境有關。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建設社會主義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科技上、甚至意識形態領域都占有優勢。帝國主義一心想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由他們的本性決定的，不會改變。用武裝實現不了，就改用和平演變的辦法。蘇東劇變以后，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他們想利用中國經濟改革的時機，影響中國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朝著顛覆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舉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政治家、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不遠萬里，風塵仆仆到中國來，“幫助”中國制定改革方案，中心就是實現私有化，把國有經濟的比重降到10%以下。其心可誅。難道他是在幫助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嗎?顯然這是和平演變的詭計。我國有關部門卻甘心把這種“規劃”奉為圭臬。內外勾結，這是最可怕的情景。國內外這種環境，就是我國強勁的私有化思潮的經濟基礎。私有化這根毒刺已經嚴重傷害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機體。如果聽任它蔓延，是會從根兒上摧毀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痛定思痛，應該結合總結抗疫戰斗的經驗，清理一下思想，拔掉這根毒刺了。
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應地，我國也改革了分配制度。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樣的消費品分配方式，這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規律。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在分配領域必須、也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人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也不能憑借占有生產資料來參與消費品的分配，加上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不可能充分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還存在舊社會的痕跡，舊式的勞動分工依舊存在，勞動還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決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必須也只能采取按勞分配方式。在非公有制范圍內，有人占有生產資料，有人則喪失生產資料，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必然要求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這時，參與消費品分配的不僅有勞動，還有生產資料，各種生產要素都參與分配。這就是按要素分配。私有制決定按要素分配這種分配方式。當然不同性質的私有制，也有不同的按要素分配。在個體私有制基礎上，個體所有者，既是所有者，又是勞動者，因而全部收入都歸個體私有者所有。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分配方式則是資本獲得利潤，勞動獲得工資，土地獲得地租。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種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分配領域必然、也只能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制度。
有一位研究經濟史的專家提出，實行按要素分配，各種要素都按貢獻參與分配，這就實現了共同富裕。這種說法，實質上是贊美私有制，為私有化開辟道路的。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按要素分配，必然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這恰恰是與共同富裕背道而馳的。共同富裕并不是指大家都增加收入，而是一種分配關系。即按照一個統一的標準進行分配，從而隨著生產的發展，所有的人都富裕起來。只有公有制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排除了生產資料參與分配，不是有人憑勞動，有人憑生產資料獲得收入。參與分配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勞動，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排除了剝削。這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人都會富裕起來。按要素分配，是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的直接原因，它與共同富裕是南轅北轍，滿擰。說按要素分配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是極其危險的。按照這種理論的邏輯，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私有制基礎上的按要素分配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結論必然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唯一的辦法是實行全面私有化。這顯然是荒唐的。
關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即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過程也是充滿著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激烈斗爭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我們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靠下達指令性計劃來支配國民經濟運轉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有上級機關規定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上級機關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上級機關包銷，獲得的利潤，上交國家，生產上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這種體制，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這種體制最大的優點是全國一盤棋，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舊中國留給我們一個爛攤子，人力、物力、財力極為匱乏。1953年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建設大批工業企業，我們正是利用這種體制，集中了全國的力量，實現工業化，建設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保證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振興。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的一切成就都是同計劃經濟體制分不開的。但是，正如任何一種體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樣，計劃經濟體制也是有弊病的。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缺點是企業僅僅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完全聽命于上級，體制僵化，束縛了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數目的增多，經濟聯系越來越復雜化，很難依靠中央下達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的運行，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加上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逐步從擴大規模的粗放模式轉到依靠技術進步的集約模式，這就需要企業有主動精神，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就突出地暴露出來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黨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來，就著手改革經濟運行機制。重點是如何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發揮企業的積極性。
關于如何改革經濟運行機制，顯然存在嚴重分歧。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50—70年代中國沒有經濟學(他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所以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80年代他到美國去，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啟迪，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才找到了改革的道理，懂得了市場經濟理論，并用來指導我國的經濟改革，改革才得以開展。他的意思是，我國的運行機制改革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這種說法相當普遍。記得2005年西山會議上，有人就不允許批判新自由主義，理由是新自由主義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批判改革，說批批就批到自己腦袋上來了。這就涉及到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是什么的問題，也涉及市場化是不是正確的問題，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主張徹底市場化的。
應該指出，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在改革的長期實踐中逐步明確起來的，同新自由主義毫無關系，正相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我們回顧一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歷史過程吧。
長期以來，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本質，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這種認識嚴重妨礙了經濟運行機制改革，使得人們不敢運用市場經濟來發展生產，怕市場調節用多了，意味著走了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們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不屬于基本制度的范疇，不反映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是資本主義可以運用，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的東西。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的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就突破了傳統的觀念和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鄧小平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嶄新的內容。這一思想的提出，有力地指導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歷史進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奠定了理論基礎。時至今日，我們仍應該認真學習和掌握這一理論，用這一理論來統一思想。應該看到，目前圍繞著市場經濟問題的許多混亂思想，大都是由于違背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引起的。
我們稍微多一些引用一下與市場經濟理論有關的鄧小平的論斷吧。
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盡管當時還是講計劃經濟為主，但畢竟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聯系了起來，承認和肯定了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的必要性和有益性。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鄧小平同志高度評價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并把這個決定稱作“綱領性文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市場經濟乃是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如果不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根本談不上市場經濟的。
1985年，鄧小平同志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現在看得很清楚。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87年十三大召開前，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
1990年底和1991年初，鄧小平同志兩次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對他的有關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思想做了一個概括，明確地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這就對社會主義可不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個長期爭論不休、阻礙我們前進的問題，作了一個清楚、透徹、精辟的總回答，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特有東西的思想束縛。
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的一系列論述，1992年6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指出：“歷史經驗說明，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實現社會經濟高度發達不可逾越的階段。充分發展的商品經濟，必然離不開充分發育的完善的市場機制。那種認為市場作用多了，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和不正確的。”[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他明確提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解決了一個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
概括起來說，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是：
第一，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標志，而是運行機制的范疇，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不能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本質(這是改革開放前通常的看法)，也不能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最近有人為了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性而提出的“新”觀點)。必須牢牢把握，市場經濟只是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是存在發達商品經濟的不同社會制度都可以用的方法、手段。
第二，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它同哪種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為哪種社會服務。與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運用市場經濟的，所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明了我國運用的市場經濟的性質。市場經濟總是從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只是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實現形式。什么時候都不能抽象地只講市場經濟，而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同新自由主義把市場經濟抬高到至高無上地步、鼓吹一切聽憑市場調節、強調全面市場化的觀點區分開來了。
第三，采用計劃經濟還是采用市場經濟，應該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進行選擇。社會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是為了更有效地發展生產力。十四大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時，特地強調要注意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是鄧小平一貫的主張)，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那樣，只能運用市場經濟這一種方法，完全排斥計劃經濟，甚至把計劃經濟看作“萬惡之源”，把一切問題，不僅經濟上出現的問題，甚至社會領域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歸罪于計劃經濟。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應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要發揮政府的職能，把尊重市場規律與發揮政府職能結合起來。也是說要運用兩種手段。
這些觀點的確立，就為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了理論基礎。現在，有必要重溫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理論，重溫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目標時的論述，把市場經濟確定在正確的位置上，而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市場經濟萬能論、市場化理論)劃清界限。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根據，是改革開放以來多年的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作用的范圍逐步擴大，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已經放開，計劃直接管理的領域顯著縮小，市場對經濟活動調節的作用大大增強。實踐表明，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活力就比較強，發展態勢也比較好。我國經濟要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加快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就必須繼續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正是這十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成效，為我們取得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的共識提供了實踐的基礎。
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運行機制改革的歷史，是想說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是鄧小平思想，實踐基礎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驗的總結，與新自由主義毫不相干。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市場經濟理論，諸如離開社會主義抽象地談論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提升”到基本經濟制度的地位，鼓吹市場經濟萬能論，一切交由市場來決定，甚至公益領域的事情也聽任市場擺布，提出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等等使勞動人民十分反感的舉措，這些都是為反馬克思主義的，違反“以人民為中心”方針的，并不符合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心。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市場化是危害我國改革的又一根毒刺。
我們稍微詳細地分析一下必須同時運用計劃經濟(發揮政府職能)和市場經濟兩種手段的問題，說明為什么不能搞完全市場化。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以后，鼓吹市場化的人仿佛找到了依據，這股思潮甚囂塵上。他們故意把“資源配置”四個字刪去，宣傳《決定》規定了市場在一切領域里都應該起決定作用，主張全面的市場化。有一為身居實際經濟工作領導崗位的干部，在一篇自稱是解讀《決定》的文章中說：“提出市場應該起決定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財稅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依此為標尺，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則和檢驗尺度。”這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他還明確說，政府應該放棄調節經濟的職能。”[楊偉民：《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人民日報》2013年11月5日。]意思是說，今后任何領域都要有市場來決定，一切都市場化。
這顯然是歪曲了《決定》的精神。
新自由主義有一個特點：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經濟活動、甚至公益領域的活動都完全交給市場進行調節，排斥國家的經濟職能，即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吳敬璉是最典型的了，他要求徹底的市場化，只要還有一點政府干預，那就是改革還不徹底。
鄧小平科學地界定了市場經濟的作用。如上所說，他是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當作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然如此，合適就用，不合適就不用。哪個時期、哪個地方適合用計劃經濟，就用計劃經濟;哪個時期、哪個地方適合用市場經濟，就用市場經濟。他從來沒有說過，只能用一種手段，完全排斥用另一種手段。記得1994年夏在高校黨建工作會議上，當時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朱镕基副總理應邀做經濟形勢報告，他曾針對市場經濟萬能論泛濫、丑化計劃經濟成為時髦的狀況，一針見血地指出，鄧小平從來沒有否定計劃經濟。事實確實如此。例如，鄧小平多次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他主張“計劃和市場都得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他說過“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了，但從來沒有講過不要計劃經濟。在1989年政治動亂以后，他仍然強調：“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不能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可見，鄧小平是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種方法、兩種手段都應該用，一切從發展生產力這一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拘泥于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手段。他認為計劃經濟的優點是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但只搞計劃經濟，就“把經濟搞得死死的”。市場經濟的優點是經濟可以搞活，“不搞市場經濟、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但是，市場經濟也有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鄧小平在總結多年經驗后指出，“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根據鄧小平這些重要意見，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注意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黨的十八大報告根據面臨的新的形勢，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這就是說，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不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應該把“尊重市場規律”與“發揮政府作用”兩句話一起說，不能有片面性，只講一個方面，不講另一個方面。有人在解讀三中全會精神時只強調市場的作用，忽視、甚至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這是不妥當的。
我們強調既要重視市場的作用、又要重視政府的作用，是因為作為調節經濟的兩種手段，兩者各自有優點，也都有不足之處，因此各自有其發揮作用的最佳范圍。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在發達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對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的。市場機制，第一，可以在價值規律支配下，促使企業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物資消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規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部門中去，做到產銷對路;第三，可以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促使資源流向經濟效益高的企業中去，從而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益。市場配置資源的這些優點，已被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所證明。我國的改革一再證明，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增長率高、經濟效益好。
但是，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本身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所反映的社會需求是近期的社會需求，因而它不能進行長期的調節;第二，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只有某個部門出現了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情況，才能促使企業退出或進入這個部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第三，市場調節具有不確定性。市場只能通過價格的漲落為企業指明社會需求的方向，價格漲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容易造成生產的盲目性;第四，市場調節缺乏全局性。市場調節是受企業的局部利益驅動的，難以協調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此外，在有些領域，市場調節是無效的，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市場失靈區”。例如，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市場是難以調節的。
正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運用計劃、財政、金融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正確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江澤民就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指出：“在那些市場調節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至今對我們的實際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既看到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看到它的不足之處，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的同時要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這恰恰是我們同完全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市場經濟萬能論、鼓吹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根本區別之一。
那么應該怎樣劃分政府職能和市場作用兩者的邊界呢?
大體上可以這么說：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即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應該由市場來調節。
政府不應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改革開放前，我們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結果經濟缺乏活力，效率不高。事實證明，微觀領域的活動，由市場進行調節比較有利。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職能，主要屬于宏觀領域，概括說來大體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控制和協調宏觀經濟，包括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總量平衡、優化產業結構等等。這一領域，依靠市場的自發作用來進行調節，不效率低下，往往會帶來重大損失;第二，制定市場運轉的規則，監管企業在市場中的活動。;第三，保證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等等。
可見，政府與市場各自有自己的最佳作用范圍，有所分工。從經濟活動的角度講，簡單說來就是：微觀領域應由市場進行調節，宏觀領域應由政府調控。但是兩者的作用又不是絕然分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系。十三大有一個提法，那就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政府通過計劃、財政、金融等手段調控市場活動的基本方向，然后由市場來調節企業的經營活動，落實政府規定的大政方針。
十八大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正確處理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關系的論述，是對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新自由主義只要市場作用、不要政府作用的市場經濟萬能論、鼓吹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批判。
隨著經濟運行機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上日程。因為原來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組織結構、管理方法都是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設計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使得國有企業的管理越來越不適應需要了，出現了一系列矛盾，迫切需要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革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組織結構和管理方法。核心的問題是，把生產資料使用權交給企業，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擁有經營管理權，可以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自主地做出經營決策，并對經營好壞承擔責任。經過這樣的改革，國有企業就有可能成為市場的主體，參與市場競爭。
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早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有了明確的規定，這就是在不改變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即堅持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根據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的需要，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從“國家所有、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轉變為“國家所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個思路是十分清晰的。然而新自由主義者利用經濟運行機制轉軌、需要改革國有經濟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的時機，炮制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理論，乘機鼓吹私有化。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一個公式：“市場經濟增長一份，國有經濟就萎縮一份;市場經濟建成之時，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日”。這倒使我明白了：新自由主義者鼓吹市場化，根本目的是實現私有化。所有制問題是最根本的。運行機制是從屬于所有制的，它不過是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新自由主義的各種理論，繞來繞去，最終都是那為了推行私有化。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舉世公認的，但由于受到新自由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干擾，也出現一些失誤。在當前抗疫斗爭中，我們對這些失誤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歷史的經驗，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拔掉私有化、市場化這兩根毒刺，保證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