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對公有企業和非公企業不應一視同仁？
范景剛(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
兩年前的2018年，中國曾經發生兩次大規模的力挺私有制經濟的輿論狂潮。
一次發生在上半年，在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和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間，有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共產黨人宣傳了《共產黨宣言》里的基本內容，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張概括為一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這引來了一大批有名無名的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義勢力的瘋狂圍剿，大有炸平廬山之勢。
另一次發生在下半年，在官方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前夕，有人在網上突然拋出一篇煙幕彈文章，談論民營企業走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輝煌，下一步要功成身退，被共產黨卸磨殺驢了。然后以此為靶子，發動了一波要求平等對待公有企業和非公企業，消除對非公經濟的所謂所有制歧視的輿論大潮，把保衛非公企業作為保衛改革開放的成果來看待，高調宣講所謂非公經濟的貢獻，要求對公有企業和非公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隨后，國家召開專門會議，推出專門文件，在要求公平對待的口號下極不合理地給非公企業提供超高待遇，如有些省市發布文件明確將邀請民營企業家列席省市縣黨委會作為新時代的制度創新來執行。再如，最高檢首席大檢察官明確講道，對非公企業老板的違法犯罪問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
有人說：“平等保護很重要。對民營企業要跟對國有企業一樣，對中小企業要跟對大企業一樣，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不能有任何歧視和偏見。”
有人說：“民企發展壯大是改革開放40年成果的重要體現，為民企的發展排憂解難就是捍衛改革開放路線的具體體現，而善待民企就是珍惜改革開放的成果與紅利。”
有人說：“民企從無到有，靠的是民營企業家冒著種種不確定的市場、政策乃至法律風險，沖破種種制度藩籬殺開一條血路，他們胼手胝足篳路藍縷的創業史構成了改革開放的主流敘事。”
有人說：“在充分信任民企、充分重視民企作用的基礎上，重要的是為民企構建公平競爭的政策框架和制度環境。”
甚至有人說：“民企是(共產黨)真正意義上的執政之基。”
事實是檢驗認識的關鍵。今年疫情以來的狀況，人們看得比較清楚，有的事情還正在發生著，究竟是什么情況呢?
首先，非公企業和公有企業對國家承擔責任一樣嗎?平時，非公企業只給國家交稅而利潤全歸資本所有者，而公有企業除了給國家交稅，還要給國家上交利潤，保障國家運行，甚至國家有特殊需要的時候還必須得提供堅強支撐，比如用國有企業的利潤上交保證國家社?；鸬闹Ц?。但憑這一條，就有充足的理由說明國家對待公有企業和非公企業就不應一視同仁，就得應該優先保證公有企業的健康發展。
其次，非公企業和公有企業都能聽黨指揮為人民服務嗎?這在國家遇到重大事情的時候表現最為突出，比如這次疫情中的情況，被譽為“最美逆行者”的醫務人員接近百分之百地來自公立醫院，私立醫院能夠“不計報酬，無論生死”地持續往前線派人嗎?火神山、雷神山醫院能夠迅速選址、設計、建設、投入使用，不是主要靠公有企業完成的嗎?會有幾家非公企業能夠不講條件地臨危受命呢?在湖北武漢物資緊缺的時候，不是主要靠黨中央國務院強有力的指揮調度和央企的生產運輸實力來迅速補充到位確保供應的嗎?非公企業表現如何呢?趁機哄抬物價、制售假冒偽劣防疫物資的沒有一家是公有企業，全都是非公企業吧?疫情來臨關閉發熱門診的也是私立醫院吧?影響最大的莆田系的身影在哪里呢?關鍵時候是非公企業靠得住還是公有企業靠得住呢?這不都是明擺著的嘛!
再次，非公企業和公有企業對待普通勞動者的態度還是有顯著差別吧?雖然經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勞動者在公有企業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但是畢竟相對來說還保持著基本底線上的依法簽訂勞動合同，繳納五險一金，不輕易裁減員工或者開除勞動者，而且有完整的黨團組織、工會體系，盡管職能作用也較之改革開放以前大為下降。但在非公企業，勞動者地位低微，甚至拒不簽訂勞動合同，拒不組建工會，抵觸建立黨組織或者雖有黨組織和工會但是也都被掌握在資方手里變成控制和打壓勞動者的統治工具。一句話，公有企業相對善待勞動者，非公企業一般做不到善待勞動者。比如，這次疫情時期，節后裁減員工、降低工資的基本上都是非公企業吧?政府為了保就業，保穩定，甚至不得不出臺政策補助非公企業鼓勵招募農民工，而不要它裁員。政府還提出給非公企業降低繳納社保的比例，延遲繳納時間，降低交稅水平，延遲交稅時間。對公有企業沒有如此優厚的照顧吧?相反，要求公有企業給租客減免房租，給消費者讓利，以共克時艱。
最后，在涉及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上，究竟是靠公有企業好還是靠非公企業好呢?食鹽在國有企業壟斷經營時期，沒有出現過制售毒鹽的情況，然而一旦放給私人資本經營，立即就出現了售賣毒鹽的事情。像航空航天、三峽工程、國防軍工等大型項目，需要不計當期虧損的長期的持續投入，這樣利國利民的事情，非公企業能有積極性嗎?
一句話，非公企業為私利而存在，公有企業為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存在，它們的性質和作用根本不同，怎樣能夠要求國家平等對待，一視同仁呢?更何況，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是應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當然國家應當要優先發展和積極保障公有制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這是其天然的法定職責，最基本的底線職責。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國家允許非公企業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作為對公有制企業的有益補充，這是可以的。但是絕不能任其自由發展，直至喧賓奪主，鳩占鵲巢，由補充變成主體。更遑論說，非公企業也要充當共產黨執政的基礎，說“民企是(共產黨)真正意義上的執政之基”是十分地荒謬。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公有制企業是共產黨的命根子，是勞動者賴以當家做主的經濟基礎。非公企業只能充當補充地位，而且必須以尊重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前提，否則就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改變共產黨的性質或者顛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畢竟，非公企業不屬于勞動人民所有，相反，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在非公企業中需要忍受剝削，被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甚至還要忍受壓迫，忍受歧視。盡管公有企業還有問題，但是這需要依靠勞動人民來完善發展，畢竟勞動者在公有企業里創造的剩余價值沒有歸屬私人資本家，而是通過上交國家而用于全國人民的公共事業，當然這里也有官員腐敗的派生問題，這只有靠完善人民民主來消除，而不應以此為由搞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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