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之殤：
限制公立醫院發展和大力發展私立醫院的實質
作者：冷西
《論據與事實》編輯部
我們知道，在此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國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實質為私有化的促進民營醫院的改革已經進行很久了，很多地方在實際上取消了社會主義的公立醫院并把這些地方的醫療衛生領域的工作交給了所謂的民間資本去“獨立”的進行控制。從目前的實質上的情況來說，私有醫院是可以根據社會上的醫療衛生需求，實質上任意確定醫療衛生服務的提供數量、種類和價格的，它們還在社會上散播公有制醫院醫療衛生服務質量差的謠言以試圖引導更多的人去私立醫院就醫以使它們的利益最大化，而他們自己決定利潤和工資的分配辦法也極大的擾亂了醫療衛生人才的正常流動。
目前在醫療衛生領域實行的這種私有化政策是有它自己的理論基礎和群眾基礎的。在理論方面，即某些專家認為中國在新時代的建設中政府要逐漸放棄其原有的社會技術性行業的經濟職能而去建設將市場作為配資資源的唯一手段的實質為“大市場、小政府”的服務型政府的理論。某些附庸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我國的代理人集團污蔑國家對醫療衛生行業的經濟管理是“官僚主義”，他們認為國家應該立即從一切第三產業中退出，而代之以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資源的唯一手段的私有資本的完全進駐，而在他們的口中，這種大力發展私立醫院并同時限制和削弱公立醫院的發展的行為就是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資源的唯一手段的一個步驟，是國家在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而在群眾基礎方面，部分公立醫院的醫療干部隊伍被錯誤的主張和理論蒙蔽，認為一“私有”，自己個人的收入就會翻一番，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這部分醫院在的黨建工作薄弱化、虛無化的結果，是被“物質刺激”的理論蒙蔽了的直接反映。但是由于篇幅原因，這里不展開討論。
我們認為，這種政策之所以能夠在相當大的一部分地區得到落實和貫徹的原因是因為黨內存在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代理人集團對黨和國家的政治路線的影響所決定的。這為非常危險。因為這條路線如果繼續在各個行業全面得到落實和貫徹，就會削弱甚至于瓦解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權的群眾基礎。
但是，在目前的學界，又存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是把這套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張說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的。2019年6月12日，時任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的王賀勝宣布，截止2018年底，社會辦醫療機構數量達到45.9萬個，占比46%，同時國家衛健委等十部委聯合發出《關于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的意見》的文件，要求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而數據顯示，近十年來，近十年來，公立醫院在2013年數量達到最高峰，為13396家，此后五年里，平均每年減少270多家，具體來說即是截止2018年底，我國公立醫院數量為12032家，相對于2014年總數量減少了1264家，而相對于公立醫院日漸萎縮的趨勢，私立醫院在2015年-2018年期間，共增加6459家，平均每年增加2153家。這其中的原因是在片面的理論主張的指導下，在規劃、稅收、服務能力建設等方面對私立醫院的傾斜和對公立醫院的限制，2019年9月29日，國家發改委、國家衛健委等21部門聯合下發了《促進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綱要(2019-2022年)》的文件，宣布支持私立醫院跨區域辦醫并明確支持私立醫院向地市級城市及其以下的基層發展，而與此相對應的同時該文件卻沒有支持符合條件的高水平公立醫院跨區域辦醫，明確將這個領域放手交給了私立醫院，同時該文件還表示開展診所改革試點，進一步掏空和瓦解公立醫院的衛生干部隊伍。而這些文件和改革無一不在開頭冠之以目前的黨的指導思想，并認為推動私立醫院的發展是促進醫療衛生行業的可持續性向好發展的唯一途徑，是會對新時代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提供重大貢獻的。但是，此次疫情中參加對湖北的醫療支援的醫療衛生隊伍的實際組成情況卻無情地扇了一些人的耳光。
事實上，目前黨內存在的代理人集團將公立醫院交給私有資本，只是讓實質為資本家的企業家來操縱醫院的經營管理權力，至于廣大的醫院職工，不要說管理醫院的權利，就連自己工作的權利甚至生命也常常被無理剝奪。2018年1月27日廊坊市城南醫院院長張毅在被蒙面人打斷雙腿后跳樓自殺，根據觀察者網的消息報道，張毅是因為醫院的經濟效益長期向好發展后，就被醫院的投資商玩弄于鼓掌之間，醫院也被掏空了資金，也被商人收買的同行們拋棄。這也就是說，目前的所謂的社會辦醫的讓廣大群眾參與醫院的領導和建設的工作只是理論上和形式上的東西，實際的政策效果顯示，在私立醫院里，當家作主掌握全權的也只是個人。
在私利醫院的收入的分配上，也清楚地表明了“社會辦醫”的虛偽性。在私立醫院里，確定分配標準的工資規定是由醫院的少數領導人和投資商制定的，醫院的專業隊伍無權過問。每當進行新的工資和補助調整時，醫院的管理者都趁機給自己漲工資，他們的工資增長的幅度大大超過了普通群眾的工資的增長幅度，在某地區的某個私立醫院，醫院院長在一次工資調整中增加的工資幾乎等于兩個科室醫生的全部工資，而有的私立醫院又實行的增加領導的工資的頻率遠高于增長其他人的工資的頻率的政策。私立醫院的領導除享有高額的工資外，還享有用醫院的公款到國外旅行、多分獎金、多拿補助金等特權，因此，也就是說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超過他們名義上所得的工資額，可以享受特別優越的生活。
這也就是說，“社會辦醫”的實質就是主張把追逐利潤作為醫療衛生領域的最高準則，把所謂的“物質刺激”作為推動醫療衛生領域的發展的唯一動力和指標，也就是鼓勵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取代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就是提倡大魚吃小魚的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而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應當是表現醫院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和發展的目的的實現，當然，參加社會建設和發展的目的并不是每個公立醫院的直接目的，完成本院的醫療發展計劃和保障計劃是公立醫院實現自身的社會建設和發展的目的的表現形式。對每個公立醫院來說，醫院本身的經營的目的即是在目前的條件下，計劃消耗和計劃保障之間的最小比例，醫院的目的是在不斷改進醫療衛生工作的條件下完成計劃。
因此，如果不及時糾正這種支持“社會辦醫”的政策中的片面性，就會出現哪個醫院在市場上打敗競爭對手，獲得更多的利潤，就是經營“成功”的醫院的認識上的普遍現象，就會導致在我國的醫療衛生領域出現嚴重的勾心斗角、排擠傾軋的嚴重影響我國的醫療衛生領域的總體發展的惡劣現象。
同時，私立醫院之間的劇烈競爭還對其提供的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造成了認為的損害。如某省的私立醫院中就出想過為了自己的利潤的最大化而推遲了醫院醫療設備的更新導致了重大醫療事故的事件，同時，目前在私立醫院領域還大面積的存在著因為害怕對手的競爭而導致自己的利潤減少而互相保守自己的技術秘密、經營秘密，高薪收攏高技術人才的同時又禁止自己的醫療衛生隊伍對外傳授技術的現象。
而且私立醫院不僅對外存在激烈的競爭，即使在其醫院內部的各部門、各科室之間也是存在著激烈的斗爭的。
總的來說，就是不擇手段，用損害別人、使別人倒霉的辦法來達到賺錢的目的就是目前私立醫院實質上的通行規則。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應該是各個醫院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以人民的利益為原則，通過有計劃的合作和友誼競賽，互相幫助，共同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的鮮明標志之一，這也正是“社會辦醫”政策的實施后不可能有的東西。
在目前的私有醫療服務領域，許多醫院為了謀取暴利，在社會上狂熱地進行投機活動，興風作浪，哄抬物價，煽動社會不良醫療氛圍的滋長，損害整個社會的利益。凡是什么專科醫療技術門檻低、需求大，投機活動的狂熱就會席卷這些領域，比如整容、婦科等。許多私立醫院為了進一步擴大需求，還煽動社會情緒去哄搶這些服務，造成市場上的這類服務奇缺的現象，例如在網絡、街邊廣告等大量投放廣告去煽動的部分女性整容傾向的行為就是典例。而在這個過程中，醫療衛生行業的生產部門也立即乘機抬高價格，商業部門也跟著加價，結果使這類醫療服務的價格猛漲一倍以上。一些從來沒有經營過醫療衛生領域的企業也插手進來“渾水摸魚”，開設醫療衛生領域的“代理部門”。
同時，私立醫院之間互相傾軋、損人利己的斗爭的尖銳化也還突出表現在醫患糾紛不斷增多的事實中。2019年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總計為18112件，同比增長47.9%，2017年案件數量為12743件，2018年案件數量為12249件[1]。
另外，這部分人還認為，實行“社會辦醫”可以最好的發展醫療，可以造成任何“國家監督”和“行政干涉”所不能有的推動生產發展的力量。而目前的實際數據表明事實也并不如他們所說的那樣。數據表明，2018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及床位數統計中，公立醫院在機構數量比例中占比36.45%，私立醫院占比63.55%，公立醫院在床位數比例中占比73.66%，私立醫院在床位數比例中占比26.34%;2018年全國各類醫療衛生機構人員數中公立醫院人員數在醫院類別占比77.99%，私立醫院占比22.06%;但是，全國醫療服務工作量統計中，公立醫院卻在醫院類別占比85.20%，私立醫院僅占比14.80%，而醫院醫師擔負工作量統計中卻相差不多(公立醫院醫師日均擔負治療人次為7.5，私立醫院為5;公立醫院醫師日均擔負住院床日為2.6，私立醫院為2.5);在總的醫療服務情況統計中，公立醫院占總治療人次數的85.2%，私立醫院占比14.8%。[2]事實是無疑證明了這部分人的理論上的錯誤的。
而且，在目前的私有醫療衛生領域，經常存在這“商品過剩”、醫院倒閉和大批人員失業的現象，在目前的條件下，盡管目前我國遠遠未實現小康社會的生活水平，但是目前卻有大量的“商品過剩”，這也就是以整容醫院為代表的私立醫院廣泛對就診人員實行實質為賒銷的“分期付款”的付款模式的根本原因。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目前我國的醫療衛生領域中的種種困難，完全是因為目前的“醫改”的政策導向的片面性導致的，是部分能夠對國家決策施加影響的人試圖使中國在實質上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主張在客觀世界中的直接反映。存在于我黨內部的代理人集團主張實行他們的“社會辦醫”的主張，標榜“大市場、小政府”、“服務型政府”、“改革的陣痛”，一方面是為了給他們的行為所導致的結果遮羞，借以欺騙廣大群眾，同時，也是為了把經濟上的困難轉嫁給人民群眾，“社會辦醫”的一項配套政策就是把醫療保險與所在單位掛鉤，實質上就是要依托單位盈利轉礦為轉移，如果盈利小或者有虧損，群眾的醫療保險的單位繳納部分就會降低，個人比例就必然升高，而且在實行醫保繳費由稅務征繳后，企業降費率的呼聲也一直很高，國家也回應這個呼聲降低了社會保障的費率，2019年1-9月，全國企業職工保險減費2725.27億元，其中5-9月執行綜合方案減費2199.54億元，9月1個月減費477億元[3]。事實就是這樣。隨著醫療改革及其配套的社會保障改革等的全面展開，數據表明，城鄉居民家庭消費支出中醫療保健支出占比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不到4%一路上升到了2008年的7%和6.7%，至2018年分別達到7.8%和10.2%。[4]總的來說，情況是比較嚴峻的。
事實上，在目前的條件下，以主張“社會辦醫”為代表例子，提出國家減弱、退出社會保障領域的理論和實踐的實質都是為了掩蓋黨內存在的代理人集團試圖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和敗壞社會主義的名聲以瓦解社會主義的群眾基礎的事實。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因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有制替代了私有制，生產活動和社會保障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代理了無政府狀態而可以自覺地利用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為社會謀福利。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是在于認識和利用客觀經濟規律，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和解決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與當下的現實的矛盾的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在社會各個領域中的作用，代表者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是受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擁護的，是國家的集中領導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結合的最佳典范。目前我國在此次抗疫行動中廣大公立醫院的醫療衛生干部前赴后繼、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和實際取得疫情逐漸被控制的事實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優越性和可靠性的最佳體現，這也就是說，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取得一切成就，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這種經濟作用的全面優越的最好的證明。
列寧明確指出，國家作用的消亡，只有在徹底勝利和鞏固了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完全的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實現。列寧認為，那種認為在從社會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就主張取消工人階級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的主張是同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溶的，他認為，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是必須要有管理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各個領導機構的。
目前，存在于黨內的代理人集團及其知識分子附庸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的學說，攻擊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對社會和經濟的管理和試圖取消黨和國家對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實際領導，搞什么“社會辦醫”的行為從實質上來說是他們背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事業和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國際上的反華反共勢力充當馬前卒、帶路黨的一種表現。
對于這種對抗性的階級矛盾，我們應當堅決制止!
[1] 數據來源：Alpha案例庫。
[2] 數據來源：《2018年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
[3] 《人社部2019年第三季度新聞發布會》，中國網，2019年10月21日。
[4] 《202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50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