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左大培(2020年3月9日)
2018年以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一再強調，當前的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什么是造成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因素，中國應當怎樣應對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造成真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因素是，中國替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中國促成和應對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正確方針是，堅決實行保護關稅，堅定地保護民族產業。
2018年的一百年之前是1918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而俄國剛剛發生了十月革命，正在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那以后的一百年，人類不僅經歷了更為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經歷了許多翻天覆地的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然其變化會超過這一百年中的任何變化。
一百年前人類目睹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興起，這當然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變。那以后還曾經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可惜的是，這個大變局在70年后就來了個徹底逆轉，30多年前我們又看到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以它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無論我們站在什么立場上評論與此有關的所有事件，它們在2020年前后都不能再被視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18年確實發生了至少有幾十年沒有發生過的一連串相關事件，這一連串相關事件都產生于美國的經濟利己主義和國際上的霸道行為。美國不但挑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而且對其政治上的盟友西歐和加拿大都毫不猶豫地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還公開向自己的軍事盟友們施加壓力要經費。而這些軍事同盟關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持續了70多年，在這70多年中美國又一直在全世界鼓吹自由貿易。這一連串事件表明，目前全世界確實面臨的著二戰后未有之大變局，其特點是美國放棄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而帶頭搞貿易保護主義，為此不惜與西歐日本等老盟友翻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與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歐各國結成了軍事同盟，并與西歐各國一起在全世界推行貿易自由化。現在美國堅決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美歐的同盟關系也出現大裂痕，這是當今國際關系中的巨大變局。不過，無論這個變局有多么巨大，它也不是百年未有之變局，至多只能算作70年未有之變局。這首先是因為，美國只是在70年前的20世紀40年代才轉向主張自由貿易，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一直是最堅決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家。另一方面，德國(而且是西德)也只是在7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變成了美國的盟國，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都是美英法的主要敵國。現在的美國西歐同盟關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形成的。
在當今的世界上，真會出現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只能是：美國失去其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中國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世界局勢的兩大特點中就不僅有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形成，而且有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無可置疑的霸主。從那以后，美國不僅一直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而且長期居于對世界經濟有決定性影響的霸主地位。如果中國真成了無可置疑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不再是世界經濟霸主，這本身就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它必定會帶來國際局勢中的一系列巨變。
不過，嚴格地說，中國替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還沒有完成。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早在若干年前中國經濟的總產出(國內生產總值)就已經超過了美國的總產出。而且中國總產出的增長率(經濟增長率)一直明顯地高于美國的經濟增長率。這似乎使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在經濟上超過美國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完成。不過，按市場交換決定的貨幣匯率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還明顯低于美國，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左右。真正完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真正替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至少還要待按市場交易匯率計算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之時。
現在的局勢是：按購買力平價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美國，但是按市場交易確定的匯率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還低于美國。其所以會如此，是由于目前中國與美國相比，生產的不能進入國際貿易的物品相對多而進入國際貿易的物品相對少。而決定一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甚至軍事地位的，主要是能夠生產多少那些能夠進入國際貿易的物品。芯片、航空母艦、大飛機、高端工作母機，都是能夠進入國際貿易的物品，它也是決定一國經濟在國際上地位的標志性因素。中國目前在這一類產品的生產上還沒有超過美國，在芯片之類的許多高科技產品生產上比美國還差得很多，這不僅使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還落后于美國很多，而且更使中國還不能替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因為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還落后于美國很多，中國還不能替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就還沒有完成。嚴格地說，這個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是正在發生。這樣一個大變局意味著中國更富強，對中國是毫無疑問的大好事，我們應當全力以赴地促進它的發生和完成。我們應當討論的是，怎樣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以真正替代美國世界第一的經濟地位。這也就是中國應當如何應對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問題。
顯然，美國的態度就是力圖阻止這真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生。特朗普代表的美國右翼強硬派不僅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提高關稅阻止中國產品向美國出口，而且力圖阻斷芯片等高技術產品對中國的供應，甚至鼓動在科技上與中國脫鉤。只能說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阻止中國的經濟發展，防止中國替代美國世界第一的經濟地位。問題在于要這樣做的不僅僅是美國的共和黨右翼，美國的民主黨在打壓中國破壞中國經濟發展上一點也不次于特朗普。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美國統治集團精英兩黨一致打壓中國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局面。而特朗普就是打著挽救美國經濟的旗號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為經濟問題惡化與過去的軍事盟友們的關系。可以說，正是為了阻止這真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生，美國才一手制造了當前國際形勢中70年未有之大變局。
既然要到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之后美國才會失去其世界經濟霸主地位，要替代美國世界第一的經濟地位，正確地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就應當全力以赴地搞好本國的科技和制造業，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盡快在那些能進入國際貿易的高端產品生產上趕上和超過美國等發達國家。要盡快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徹底改變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把保護和扶持民族產業放到第一位，旗幟鮮明地反對自由貿易，理直氣壯地保護民族產業，實行保護關稅。
美國的精英們深知，如果美國失去了世界經濟霸主地位，那就真發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是為了防止發生這一大變局，美國才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從帶頭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轉向高度的保護主義，甚至不惜與二戰后的傳統盟友西歐日本等翻臉，制造了二戰后沒遇到過的一大變局。美國這樣做，是因為它基于的歷史經驗，知道在落后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經濟競賽中，敢于并善于保護本國產業的國家才能取得制勝的先機。
這里說的歷史經驗就是美國自己的經驗。實際上，正是美國自己在歷史上也搞過一次幾乎一模一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剛剛立國的美國在19世紀實行保護關稅，但是19世紀中葉在英國帶領的自由貿易潮流沖擊下也實行過貿易自由化;而在1857年的經濟危機之后美國堅決轉向了保護關稅。以這一大轉變為先兆，歐美國家在十九世紀末20世紀初也經歷過一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時美國代替英國奪得了歐美使用機器生產的國家中經濟第一的地位。那次變局導致英國失去世界經濟霸權，從此開始了美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稱雄的時代。而美國在趕超英國奪得世界經濟第一的過程中，實行的是最嚴厲的保護關稅制度，被美國趕超的英國卻一直奉行著零關稅的自由貿易主張。
英國自18世紀60年代開始產業革命之后，在大約一百年中為歐美國家工業產量第一和經濟第一，在19世紀上半期執掌著世界經濟的霸權。直到1870年美國的經濟總量才超過英國，19世紀80年代美國才超過英國變為世界工業產量第一。可以說，19世紀末的世界也經歷了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個變局就是美國取代了英國在歐美工業化世界中的經濟第一地位，從此開始了大英帝國的衰落。大英帝國衰落這一大變局一直持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德國工業產量超過英國而居世界第二位，使英國在經濟實力上不僅落后于美國，而且落后于德國。
19世紀末的那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在國際貿易政策大變化的潮流中實現的。在這個大變局發生前，歐美國家對外貿易政策的潮流是自由貿易和貿易自由化。19世紀初英國完成產業革命而據世界工業產量第一之后，一改其幾百年一貫的重商主義保護貿易政策，全力鼓吹起自由貿易的主張。到19世紀中葉，英國不僅工業產量世界第一，而且享有世界經濟中的霸權，帶頭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貿易。這個經濟上的樣板國家鼓吹和實行自由貿易，極大地影響了歐美其它國家的貿易政策。一時剛剛統一的意大利、有重商主義貿易保護傳統的法國都實行自由貿易，正在經濟上崛起并實現統一的德國也跟著搞貿易自由化，連從立國后就實行保護關稅的美國也在降低關稅放棄對本國工業的保護。
但是美國和德國這些當時的新興工業國都是在經濟繁榮的環境下采用自由貿易政策的。19世紀中期曾經有一段世界性的經濟繁榮，正是在這段經濟繁榮中歐美國家紛紛仿效英國搞自由貿易。而美國1857年的經濟大恐慌導致美國重新提高關稅實行貿易保護主義，187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最終推動德國和法國都轉向保護關稅。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衰退導致了20年的世界性農業蕭條，終于迫使意大利在1887年也轉向了保護關稅政策。
一度跟著英國搞貿易自由化的美國于1861年轉向保護關稅，德國則在1879年轉向保護關稅，結果這兩個帶頭搞保護關稅的國家分別在19世紀下半期和20世紀初在工業生產上超過英國，結束了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霸權，造成了19世紀末的那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19世紀中期的美國和德國還都是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最初在機械化的工業生產上明顯落后于英國。它們轉而實行保護關稅，正是應驗了李斯特和小穆勒有關保護幼稚產業的論斷：新興工業國由于過去沒有現代工業，在剛開始進行現代工業生產時，其產品勢必成本較高而質量較差。開始時的高成本低質量在自由貿易下會使新興工業國剛建立的現代工業處于產品賣不出或虧損的境地，從而難以產生和維持下去。對于它們，在工業發展初期對工業品的進口實行關稅保護，可以使生產廠商在生產初期產品質量差成本高時不虧本，使落后國家那些有發展潛力的工業品的生產能夠維持下去，通過不斷的干中學來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正是靠著這種幾十年一貫的保護關稅政策，美國和德國在19世紀最后幾十年完成了跨越性的工業發展，在工業生產上趕上和超過了英國。
簡言之：19世紀中期，正當英國還執掌著世界經濟霸權、歐美各國競相模仿英國實行自由貿易時，美國和德國相繼開啟了幾十年未有之變局，從自由貿易轉向保護關稅，終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靠重工業化趕超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終結了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霸權，完成了到那時為止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行保護關稅的落后國家趕上和超過了實行自由貿易的先進經濟霸主英國，迫使英國也不得不修正其教條式的自由貿易政策，改而主張所謂的公平貿易。美國在1861年重新實行保護關稅，結果在19世紀80年代工業產量超過英國;德國在1879年改行保護關稅，到1913年工業產量超過英國，堅持自由貿易的英國最終失去了世界經濟霸主地位，這真是：早保護，早趕超;晚保護，晚趕超;不保護，被趕超。
現在輪到中國和印度在經濟上趕超美國了。正是由于深知保護民族產業的好處，印度才堅決不肯軟化其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顯然，也是因為記住了百年前趕超英國的經驗，體驗過高度保護關稅的好處，美國才在特朗普的帶領下堅定地轉向保護主義，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借口保護知識產權而不準中國學習先進技術，甚至要切斷與中國的科技交流，想由此阻斷中國的經濟發展，免得像一百多年前的英國拘守自由貿易而束手待斃。作為最有可能首先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的大國，中國本應吸取美國一百多年前趕超英國的歷史經驗，率先舉起保護民族產業的義旗，作保護關稅的典范。但是自由貿易派卻被西方發達國家散步的自由貿易謊言迷惑，放棄了自己本來行之有效的保護民族產業政策，搞了二十年的貿易自由化，結果是降低了產業進步的步伐和經濟潛力的增長速度，放慢了對美國的趕超，甚至連保護本國產業都被特朗普搶了先機，陷入被動應付中美貿易戰的不利境地。這不僅不是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正確應對，這樣搞下去，甚至連是否能由中國首先真正超過美國而完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都將會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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