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分析把今年的疫情和03年相比，來推測對經濟的影響。
2003年非典時，第二季度GDP增速從一季度的+11.1%下降到+9.1%(第三次經濟普查后數據)，降低了2個點。總體來講，對全年經濟數字影響不太大，很快就實現了V型反轉，中國經濟也走出了1998年開始的經濟低谷。
2003年 vs 2020年，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想根據非典經驗來推測對今年經濟的影響，我想了想，可能光對比當年的全國數據還不行，原因有二：
相比17年前，中國的產業結構有了長足進步，城鎮化率、人口集中度、服務業占比、需要全國性協作和交流的產業比重都大幅提升，在遇到阻礙協作和交流的災害時，受損會更嚴重。
全國范圍的高強度警戒，從一線到農村，比03年全國的平均水平也更高。
基于這兩點，塞冬覺得，在全國經濟數字以外，還可以參考下當年北京的經濟情況，原因也簡單：
如今中國的發展進度、內陸大城市的產業結構，在很多方面已經達到乃至超越當年的北京。
全國的封閉、警戒程度，接近乃至部分超越當年的北京。
我們先對比下03年北京的經濟結構，然后再看看當年非典對北京的影響。
當然，一個國家 vs 一個城市，無論規模還是結構，區別都很大，但2020年的中國和2003年的北京，在很多程度上還是蠻像的：
一方面，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現在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已達到五成多，接近2003年北京六成的水平，對服務業的依賴度大增。
另一方面，近幾年經濟發展最好的代表性大城市，其產業結構已經發展到(乃至部分超越)十多年前北京的水平。其支柱產業對全國乃至全球性大協作的依賴度大增。
2003年的北京，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是一座極度依賴服務業(三產占比超過8成)的城市，而是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并舉，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亞于服務業。
汽車、鋼鐵、石化、甚至組裝手機，都是當時北京的支柱產業——如今忙著疏解中低端產業和人口的北京，當時還是索愛、諾基亞、愛立信的重要生產基地，手機產量僅次于廣東，最大出口品也是手機。
感受下當時的工業強市北京(第一次經濟普查數據)：乙烯：占全國32%，省市區第1;程控交換機：占全國52%，第1;汽車：占全國11%，第2;手機：占全國20%，第2;電腦：占全國9%，第4;鐵礦石：占全國5%，第6;粗鋼：占全國5%，第10。
這樣的產業結構，大家應該不陌生，這幾年的經濟明星——武漢、成都、鄭州、重慶、合肥、西安等等，大都是這個路子：
以汽車+手機產業鏈作為新制造業龍頭。
輔以石化鋼鐵等基礎配套和刷數據產業。
再加一些外來IT公司分舵(03年的北京是外企IT分舵集中地，現在的內陸大城市是中資IT分舵集中地)。
就相當于現在我國有了很多在經濟結構、人員流動、產業協作等多方面和十多年前北京差不多的大城市。當然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如今高鐵的便利性、信息流動程度和當時不可同日而語，整體經濟發展程度比當時的北京更高。
15年前剛上大學時，同寢室有一位室友來自武漢，包括我在內其余三個人都來自小地方，覺得能生長在武漢這樣的特大城市很幸運。這位室友卻說：“哪里哪里，武漢就是個大縣城，沒什么了不起的”。
當時的武漢雖然也是全國交通樞紐，但大部分產業、大部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狀態還比較傳統和靜態，支柱產業以相對本地的工業大廠為主。全年機場吞吐量僅330萬人次，不足2019年的1/8——和2019年的宜昌、南通、鄂爾多斯差不多，排不進2019年的全國前50。
而現在的武漢，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的一環、成為輻射范圍廣大的物流/服務/消費和信息中心，機場年吞吐量和2003年的北京差不多，航空以外的高鐵高速則遠勝。其他內陸中心城市的情況也類似。
哪怕是小地方，和當年也很不一樣了——塞冬小時候所在的西部四線小城，2003年的城鎮化率不到30%，意味著大部分人口還處于比較靜止的準原始經濟，城里的產業支柱就是幾個依靠本地資源的重工業和三線軍工企業。
而這個小城現在大部分人口已經城鎮化，經濟工作亮點是新引進的幾個沿海轉移產業，旅游業占GDP比重超過10%，汽車保有量是當年的十多倍，機場吞吐人次已經很接近2003年的武漢。高鐵、高速公路出行成為常態，以前幾年去不了一趟成都重慶，現在周末想見個朋友吃個火鍋也可以高鐵跑一趟。一二線的生活方式也逐漸普及，購物+吃飯+看電影+教育培訓一條龍的大型購物中心遍地開花。
而在戒備和封鎖程度上，下至老家小城的村鎮一級，都采取了和03年北京類似的社區級封鎖。
十多年前只出現在少數城市的大流通、大協作，就這樣在廣大內陸普及。如果說03年時老家小城更多是在電視上感受非典，和位于非典中心的北京氛圍很不相同，那這次則和03年的北京一樣，深度參與其中、且深度受影響。
我們再看看03年北京的經濟數據，數據來源：
http://www.beijing.gov.cn/zfxxgk/110002/gzjh33/2008-04/24/content_141988.shtml
2003年一季度，北京的經濟增速高達12.7%，受非典影響最大的5月經濟增速下降到4.8%。整個上半年增速9.6%，毛估第二季度只有6.*%，比第一季度腰斬，比全國的跌幅大得多。
香港也是03非典重災區，作為服務業高度發達的全球金融和信息節點，經濟受損也很嚴重，03年一季度經濟增速+4.5%，二季度變為-0.5%
2003年一季度，北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高達24.2%，上半年只有13.7%，毛估二季度基本沒增長。5月最嚴重時，北京的旅館客房出租率下降52.8%，交通總運量下降72.3%。2003年全年接待海外游客下降40.4%，接待國內游客下降24%。
2002年全年，北京民用航空和鐵路旅客運輸分別增長17.2%和8.8%，到2003年變為-2.5%和-14.8%。
從以上角度來看，塞冬認為：可以把03年的全國數據和北京數據相結合來看待本次疫情的影響——大概率會比03年更嚴重。
2020年的中國，不僅是工業和服務業高度依賴協作和流通，農業也同樣如此。
以畜牧養殖業為例，2003年時，我國的禽蛋養殖規模化程度還很低，規模化養殖率只有30%，商品化率僅40%，大部分靠農村自備飼料散養。
而現在的禽蛋養殖的規模化和專業分工程度已經顯著高于03年，而這對物資和人員流動，對資金鏈的要求也顯著提升——種雞運輸、跨省飼料運輸、跨省層級分銷。當前疫情可能會對整個鏈條帶來較大沖擊，下面是“養雞吧”里的相關討論：
再說養豬：從1997年到2003年，我國豬肉價格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穩定。非典期間，由于生豬外運受阻，導致養殖場虧損，繼而開啟了從2003年夏季到2004年秋季，我國21世紀的第一個“豬周期”，豬價最大漲幅超過60%。因此，本次疫情可能會對豬肉價格走向正常的道路帶來一定不利影響。
圖片來源：http://www.zhujiage.com.cn/article/201701/707397.html
蔬菜方面，塞冬查看了新發地市場發布的大年初三蔬菜供需趨勢，鏈接如下：http://www.xinfadi.com.cn/news/marketanalysis/view/1478782.shtml。其中講述了疫情帶來的這樣一些變化：
部分地區疫情防控導致進村道路不好走，司機不愿意出車。
部分地區封路影響地頭收購。
部分地區不許人群聚集，影響蔬菜地頭加工能力。
湖北產地的幾類蔬菜不能進京，供應偏緊。
在多種因素疊加下，新發地市場今年大年初三的蔬菜價格比去年大年初三上漲29.23%，比今年大年初一上漲11.08%。
為此，今天三部委發布了確保農產品正常流通的緊急通知，如下圖所示，來源：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fw/202001/t20200130_6336493.htm，希望能盡可能減少防疫帶來的物資和人員流動不暢問題。
最后，2020年和2003年很不一樣的是所處的周期不同。
2003年的中國，正在走出1998年開始的經濟低谷(98-02年還面臨通縮壓力)，開啟了新一輪雙位數高增長周期。下圖為1998-2019年的GDP增速：
2003年-2007年，連續5年GDP增速破10%，外貿增速20-30%。加入WTO、80后年輕人口高峰、城鎮化高峰、重工業化高峰，多種有利因素相疊加。非典疫情結束后，經濟指標迅速反彈。
而2020年的當下，正經歷著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變。65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2.6%，出生率千分之10.5，少子化程度和90年代中早期的日本，以及15年前的韓國和臺灣地區相當，而老齡化程度則已經達到韓國2015年水平。
財政收入方面，2019年1-11月名義增速僅3.8%，扣除通脹后基本橫盤。財政支出方面：扶貧、環保、養老、醫療、債務付息等剛性需求集中涌現。2018年財政決算中，補貼城鄉居民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的增速分別達到19.5%和27.2%，債務付息增速18%。
(數據來源：財政部網站，http://yss.mof.gov.cn/2018czjs/index.htm)。
打個比方就是：
2003年的非典，對于我國經濟而言，就像是年輕小伙發力起跑后又蹲下系了個鞋帶。
2020年的新冠，則像是一個中年人，事業過了巔峰，家里上老下小事情很多，下樓梯的時候又把腳崴了。
至于很多人關心的WHO可能宣布PHEIC(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其作用主要是讓疫情相關國家及時通報情況，并對其他國家給予旅游和貿易上的建議，且并沒有強制性。
PHEIC更多是短期對市場的沖擊，而不會有太大實質性影響。2009年的H1N1病毒主要肆虐墨西哥和美國，2016年的寨卡病毒主要是巴西，這兩次PHEIC的宣布都沒有對國際貿易和旅游產生大的影響，2016年巴西還開完了奧運會。
這里推薦一篇2009年的文章，介紹了墨西哥、美國H1N1病毒被列為PHEIC的法律義務和后果，作者是美國計算機協會(ACM)的國際律師和全球政策總監。鏈接如下：
http://www.insidejustice.com/intl/2009/04/30/swine_flu_who_pheic/
引用其中關于強制性的一段內容(機器翻譯，大致能看懂，詳細見原文)。
大意是：
WHO只有建議權而沒有強制力。
WHO會考慮對當事國和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當有必要時才會推薦對旅行和貿易進行限制(09年H1N1時，WHO不建議采取旅行和貿易限制)。
不妨礙各國的國內法——PHEIC可能會給一些國家帶來借口。
有宣布PHEIC權力的是WHO總干事，同樣也是總干事為各國提供決策信息和建議。考慮到現在的WHO總干事幾乎被全球“批判”親中，個人認為只要國內控制得力，WHO不會主動給我們找麻煩。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自身疫情的發展趨勢，這決定了對經濟影響的廣度和深度。
近日大紅的華山醫院張文宏教授認為疫情可能會有三種走勢，并在未來兩周內看到初步走向：
完全勝利：病人在2-4周內治療結束，2-3個月內全國疫情得到控制。
焦灼：疫情得到部分控制，病人數溫和、可控增長，抗疫過程長達半年到一年。
失敗：類似2009年豬流感，蔓延到全世界。
可以說，即使是最樂觀情況，對經濟的影響也幾乎會持續整個第一季度。現在能做的就是祈禱疫情朝好的方向發展，并進行科學決策，將影響降到最低。
小結一下：
當前的經濟結構比03年進步很大，制造業全國/全球大協作、服務業和消費占比大增、農業也更加專業化分工化，對阻礙交流協作的災害也更加敏感。
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具有多重利好的03年很難比，一個是開啟新周期前的陣痛，另一個是結束高增長、軟著陸時的絆腳石。
最后，WHO的PHEIC不是致命影響，最主要的還是看我們自己的疫情控制情況，未來一兩周很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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