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備受熱寵的經濟全球化，其實是市場經濟雇傭勞動生產方式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既有社會分工向高級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也有社會基本制度演變的歷史必然性——叢林市場經濟發展到全球化階段，必然物極必反地釀成自我否定的世界大變局!
市場經濟天然具有叢林競爭的殘酷性質、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等內在弊端(可以說這是資本無償占有剩余價值的“死亡基因”的必然表達)，這在西方世界恐怕也是心照不宣的共識。否則，西方也就不會那么處心積慮地尋求各種“藥方”來挽救它了。然而，自上個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內外因的強大作用下，社會主義世界掀起了一股浩大的主流思潮：認為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可以消除市場經濟的弊端，提高社會主義的活力，構建出新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因而必須融入經濟全球化這一“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云云。
然而，這一思潮的落地結果卻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快速陷入了極端低潮，而與此同步負相關的，卻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甚囂塵上!
這是怎么回事?市場經濟全球化真的“不可逆轉”?
要回答這個問題，只有在馬列毛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回顧展望市場經濟的來龍去脈，才能給出不忽悠百姓的答案。
（一）市場經濟的本質。
市場經濟的主流定義是：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經濟。這種定義不能說就是錯的，但卻是朦朧而片面的——有意避開了市場經濟的階級性，只炫示它的非階級性。
而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定義，市場經濟則是伴隨著資本雇傭勞動的社會化而形成的勞動力商品化經濟。這就規定了，市場經濟的社會基本制度是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則是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已，絕非既不姓社也不姓資的“中性經濟手段”。
市場經濟的本質要點：①它的所有制只能是社會化的資本主義私有制。②它的勞動者不是社會的主人，而是資本雇傭的奴仆，是商品化的勞動力。而若不承認這兩個本質要點，則所謂的“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就是一句空話!
市場經濟的本質決定了：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不管動機如何良好，在客觀上都是在將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將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主人翁的勞動者，淪變為商品化的勞動力，資本的奴仆。
（二）工場手工業生產力——萌芽市場經濟階段。
在封建社會簡單商品經濟內部，由于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促進了資本雇傭勞動的工場手工業——萌芽市場經濟——的發生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伴隨著新興資產階級的壯大，其與封建階級的矛盾也日漸激化。于是，在世界封建主義鏈條的矛盾尖銳、統治力量薄弱的環節上，一些封建經濟政治相對落后、工場手工業有所發展的國家(例如尼德蘭和英國等)，率先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確立了雇傭勞動生產關系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蒸汽機等大機器工業革命的到來，推動著雇傭勞動的社會化進程。
（三）蒸汽機生產力——開啟了自由市場經濟和古典自由主義管理時代。
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是社會經濟之車的兩個輪子。只有這兩個輪子大小平衡，車子才能正常運行;否則，如果生產供給之輪子畸大，消費需求之輪子畸小，生產的商品賣不出去，車子就不能正常運行，甚至要翻車。
在自然經濟中，供需兩個輪子是自動調整平衡的——根據消費需求安排生產供給。而在市場經濟中，生產供給之輪子畸大，消費需求之輪子畸小，必須通過周期性經濟危機來被動調整，實現供需的病態平衡。這是因為：
市場經濟的雇傭勞動制度，是資本與勞動力商品的形式上的等價交換——資本付出的所謂“等價”，只是勞動力成本價值(工資);實質上這是不等價交換——資本無償剝奪了活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剩余價值，勞動者則一無所獲。這就造成了占人口99%的勞動人民想消費卻購買力太小，而占人口1%的資產階級占有的購買力特大卻生活消費力太小(若增加投資，則會進一步擴大生產供給，而不是擴大消費需求)。這就是市場經濟任何一項生產活動中都包含著的貧富兩極分化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制度基因。同時，由于資本內有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斂財動力、外有叢林競爭的生存壓力，故市場經濟具有無限擴大再生產的內在沖動。這就使得產品和產能的生產過剩不斷積累膨脹，從而引發著周期性經濟危機——被動地、強制地“暴力”消滅生產過剩，以維持經濟運行的病態平衡。
在工場手工業和蒸汽機生產力形成階段，雇傭勞動生產方式尚未充分社會化，故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也尚未顯性化，無需國家干預，因而此時的市場經濟屬于自由競爭、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
與自由市場經濟階段相應的管理理論，是尚未強調國家宏觀調控的古典自由主義(其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等)：強調財產私有和經濟自由放任。
（四）電機內燃機生產力——開啟了國家壟斷市場經濟和凱恩斯主義管理時代（也進入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并存斗爭的歷史時期）。
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和雇傭勞動生產方式的社會化發展，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逐漸由隱性的幕后走上了顯性的臺前(1825年英國發生了世界首次經濟危機)。
當社會進入電機內燃機生產力階段之后，雇傭勞動生產方式已經在發達國家社會化了，自由競爭也轉化為壟斷競爭，生產過剩和周期性經濟危機也日漸嚴重，逼迫著作為總資本家的國家必須加強宏觀調控。于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演變成了國家壟斷市場經濟。
與國家壟斷市場經濟階段相應的管理理論，是強調國家宏觀調控的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擴大政府支出的赤字財政政策)，以增加需求，刺激經濟，擴大就業，維持繁榮。
然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卻治標不治本——不能根治由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其根源在于，它根本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對剩余價值無償占有的剝削。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歷史進入了國家壟斷市場經濟階段之后，也就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而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于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鏈條的矛盾激化、統治力量薄弱的環節上，一些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相對落后、電機內燃機生產力有所發展的國家(例如蘇聯、中國等)率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進入了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出現，絕非空想，而是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必然。它是在電機內燃機這一全球生產力大系統的物質文明基礎上，因雇傭勞動剝削制度的社會化，導致了周期性經濟危機，從而在世界大系統的統治薄弱環節上，首先實現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替代。這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計劃經濟先進社會模式對“有組織無計劃”的市場經濟落后社會模式的社會自組織革命性進化;是公私兩種社會制度并存斗爭的長期歷史時期;是在復辟與反復辟的反復斗爭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走向衰亡、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走向成熟的時期。
而之后的蘇東劇變、大國轉向，并非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失敗，而是社會主義官僚化的失敗(干部的官僚化，遏制了無產階級大眾民主思想政治上層建筑的建設，使公有制蛻化為官僚集團占有制，使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畸形化);是推行市場取向、市場化改革的自殺性失敗;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被官僚主義日益桎梏的戰略后退，以積累更大的前進動能(如同大海漲潮，海浪在后退中積累更大的前進動能)。總之，計劃經濟被市場經濟的復辟所取代，絕不說明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代表了社會的發展方向——就像小孩子被老翁踢倒，并不說明老翁的生命力更強、能夠獨步未來一樣。
（五）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等技術為標志的生產力——開啟了國際壟斷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管理時代。
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就像吸食鴉片煙鎮痛，不能根治市場經濟的弊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危機的烈度。而在其“慢性吸毒”的過程中，卻積累著更大的副作用，惡化著危機的病癥：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社會需求的赤字財政，強力拉動著超發貨幣的持續通貨膨脹，加劇著兩極分化，不但治不了經濟危機，反而又陷入了“滯漲”的境地。
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等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在生產力物質技術基礎上開啟了國際壟斷市場經濟時代(20世紀七十年代)。在這一階段，由于“滯漲”的出現，由于市場經濟的充分全球化和消化生產過剩的世界市場在廣度和深度上的耗盡，使得其內在矛盾更加激化，故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已經難于奏效，于是便產生了與國際壟斷市場經濟階段相應的管理理論——強調國際宏觀調控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和霸權國家統治世界的新殖民主義戰略策略意志，其要點是：①關于國家宏觀調控的雙重標準：對霸權市場經濟國家來說，是全面強化國際宏觀調控。而對外圍市場經濟國家說，則是全面弱化國家獨立自主的宏觀調控，使其成為只對霸權主義規則高度負責任的馴化國家。②關于國家經濟自由化的雙重標準：對霸權市場經濟國家來說，所謂經濟自由化，就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自由地統治剝奪全世界的規則和機制(例如，霸權貿易投資規則和霸權貿易投資戰，霸權美元機制和霸權金融戰——橫行世界的美國政府竟然沒有發幣權，只有發債權;美元不過是國際金融寡頭們的與黃金脫鉤的可以用廢紙“購買”全世界的霸權白條!)。而對外圍市場經濟國家說，則是改革開放成市場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文化西方化的打開家門不設防的新殖民主義附屬國。總之，新自由主義推行的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新殖民主義統治。
（六）市場經濟全球化正在迎來否定之否定的世界大變局。
同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一樣，新自由主義對市場經濟的弊端也是治標不治本。所不同的是，新自由主義這種新殖民主義“牧羊鞭”下的全球化市場經濟，更加的寄生化、腐朽化。這使得資本主義進入了全面危機時期，迎來了進入廣義市場經濟時代以來，四百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
如果說，17世紀西歐一些國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確立了雇傭勞動生產關系的統治地位，是進入廣義市場經濟時代以來資本主義否定封建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變局;那么，20世紀初葉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二次世界大變局;至于20世紀末葉以來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擴張，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反過來否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第三次世界大變局——當然，這是世界歷史的大倒退、大迂回變局。
只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階段性嚴重失敗，反映的卻并非是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是因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文明基礎，只要達到電機內燃機生產力階段就可以入門了。在現實中，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基礎上走向繁榮興旺的，而當生產力基礎相當發達、且正在向信息化時代邁進的時候，社會主義運動卻在“和平與發展”的幻想中被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打得一敗涂地。這說明，首輪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絕不是因為生產力基礎落后和“計劃經濟空想”的緣故，而是另有他因。
根據辯證唯物史觀的客觀分析，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絕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官僚社會主義的失敗，其具體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政治上層建筑出了大問題，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革命完成之后，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社會主義思想政治上層建筑革命——核心是無產階級大眾民主革命——面前止步不前了。社會主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于是，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走資派就乘勢自然占據了統治地位(這使得新殖民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滲透和靈魂侵略勢不可擋——如對市場經濟價值觀的虔誠接受)，官僚主義和貪腐之風一發而不可收拾，公仆變成了“父母官”，公有制蛻化成了官僚集團占有制，計劃經濟內在的高效益也日益難以發揮，而經濟政治矛盾積累“倒逼”的結果，就是將國家推上親官僚和資本集團的市場取向和市場化改革之路。這條不歸路的嚴酷在于，隨著官僚、資本及其意識形態勢力的坐大，當局往往撞了南墻也不能回頭，最終只能是“寧無一人是男兒”地自我跳進了亡黨亡國(大國必然被肢解)的蘇東劇變火坑——這也是官僚社會主義因為政治文明比憲政資本主義還要落后而必然敗北的“憲政民主劇變”!
只是，被社會主義世界的“憲政民主劇變和大國轉向”強力加速的市場經濟全球化進程，對于資本主義世界來說，既是幸運又是厄運。其幸運在于：讓老態龍鐘的資本主義進入了回光返照的盛世快感之中;其厄運在于：讓資本主義在充分發展、全面輝煌之后，物極必反地進入了快速衰敗期(如同莊稼充分發育、結實成熟了以后必然枯萎一樣)。同時，這也是新一輪世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全球化運動——以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技術為強大的生產力物質技術基礎——開始戰略反擊否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第四次世界大變局。
這次世界大變局的成因：不但有市場經濟全球化所激化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強化的兩極分化(無產階級、“負產階級”在發達國家的相對貧困化和在第三世界的絕對貧困化)，所耗盡的世界市場(從廣度和深度上用盡了資本可以持續剝削的回旋余地 );而且還有網絡技術、基因技術和智能技術等現代科技革命“雙刃劍”的強力推動——沒有“真理政治”的制約，智能技術會把勞動人民推向普遍失業的境地;基因技術會把精英變成沒有人性的野獸，會把勞動者變成甘受奴役的牲口，會把所謂的“垃圾人口”(世界絕大多數人口)殘忍地殺滅;且以叢林市場經濟為策源地的戰爭的高科技化(包括核武器和核武戰，生化武器和基因戰，網絡戰，信息戰，電子戰，空天一體戰等等)，則會將所謂的“垃圾民族”和地球家園毀于一旦!
而多難世界的轉機在于，叢林市場經濟全球化時代更加突顯的歷史辯證法：矛盾引起戰爭(全球化矛盾引發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道義的全面戰爭)，戰爭引起革命(全面戰爭引發世界人民大團結和世界統一戰線的全球性革命)，革命推動進步(公有制逐漸占據世界主體地位的全球性空前社會進步)。所以，正在把人類社會推入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大變革的第四次世界大變局，雖然其反復斗爭的過程將會異常激烈、空前嚴酷(因而必須丟掉“和平與發展”的幻想，及早奉行真理性的戰略策略路線)，但不可逆轉的時代主流卻只能是：毛主席在上個世紀就首先開啟的大眾民主革命和大眾民主時代的全球化興起大潮!
【20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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