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2019年12月22日上午，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召開了“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本文是筆者為會議準備的論文的第三部分，該文將以《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發展與當前的任務》為題發表于《政治經濟學報》2020年第17卷《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專欄》。
摘要：再大的危機也難以喚醒人們有關保護民族產業和保護國內市場的意識。然而，雖然我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發生重大變革的可能性比較悲觀，但也不會放棄這種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國能夠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價值鏈高端，保護國內市場，保護財政金融體系，抵御美國的經濟侵略，實施筆者早已提出的“高端保護、內需市場、智能環保、國家領導、主權信貸、南南成長”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因此，中國的新李斯特主義要繼續深入研究“中美經濟脫鉤”或“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的具體政策問題，為將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有可能發生的巨變提前做好相關理論指導和政策設計的準備工作，這種戰略巨變雖然可能性非常小但并非一點可能性也沒有，因此，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要做好準備。
2012年，筆者撰文指出，“世界正處于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世界乃至各國經濟亟須重大的制度改革，經濟政策的焦點正在發生轉移”，正在聚焦于五個方面：創新驅動的經濟;國民經濟比國際貿易更為重要;實際工資而非GDP是衡量國富國窮的首要標準;恢復實體經濟;抓住戰略性新興產業。[1]自2016年以來，世界經濟面臨著向支配半個世紀之久的新自由主義發起最后沖鋒的歷史大變局。這種大變局首先是“國民經濟比國際貿易更為重要”，各國都在保護自己的經濟，以抵御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對國民經濟的毀壞性影響;其次是民眾希望回到戰后“黃金時代”(“實際工資而非GDP是衡量國富國窮的首要標準”)，再次是各國特別是中美對5G、人工智能和納米新材料革命等國際競爭制高點的爭奪(“抓住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創新驅動的經濟”)，最后是通過現代貨幣理論學派強調的財政政策振興實體經濟是大勢所趨。當然，目前最重要的是前兩點：保護主義(國家經濟學)和民眾主義(國民經濟學)的“新李斯特主題”，它對新自由主義形成了目前最強有力的沖擊。然而，“新李斯特主題”需要新的理論才能徹底打破新自由主義支配的局面，這種新理論就是以通過財政政策振興實體經濟為使命的國家貨幣理論為核心的現代貨幣理論，它自然在2015年就為新李斯特經濟學所采納。
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曾普遍地被看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僅沒有受到抑制，反而卻變得更加變本加厲，從而導致歐美經濟陷入了更加混亂的局面。新自由主義者至今仍在使用撒切爾夫人“別無選擇”的名言為其財政緊縮、財政整頓、國有資產私有化、福利國家的整體縮減、對社會保障的攻擊進行辯護。事實上，幾十年來，主流經濟學家和建制派官員們依靠“別無選擇”來說服選民：盡管其政策可能會傷害他們，但這是唯一的游戲，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或左派經濟學家也認為，缺乏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有力方案是導致垂死的新自由主義仍占據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2]但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人發現，現代貨幣理論似乎就是人們正在尋找的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強有力的方案，這是現代貨幣理論之所以在世界上影響越來越大的原因。隨著現代貨幣理論演變成一場影響全球政治和政策話語的大眾知識分子運動并成為主流學派，大約在十多年后，新自由主義終將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在我國，很少有人認識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歷史大變局的進步性質，包括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保護主義和民眾主義仍在大加批判。因此，在這種“五十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新時期，我國將不得不面臨嚴峻的挑戰。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在這里只簡單地討論“中美經濟脫鉤”和對外開放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美經濟脫鉤”問題。美國經濟戰略家和美國政府企圖通過所謂“中美經濟脫鉤”進一步達到控制和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美國的這種“罪惡”目的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執迷不悟的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卻對之甘之若飴，美其名曰“它與中國改革的大方向完全符合”，這必將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造成嚴重的破壞。在筆者看來，美國高調宣傳與中國經濟脫鉤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實施關稅保護和科技冷戰[3]等“脫鉤”措施，達到保護美國國內市場、國內產業和技術，但與此同時，為了達到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美國又要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鞏固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價值鏈高端的壟斷地位以及對美金融開放等措施對中國經濟實行“緊密掛鉤”。為此，美國正在實行兩個新的重大戰略。第一個就是通過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進口稅，隔離美國本土和中國市場，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本土的中低端生產，重建創新所需的完整產業鏈，增加就業，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補減稅或政府開支所需的財政收入，或更準確地說，美國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進口稅是美元回籠的重要機制，是將中國作為美國的一個私人部門來處理的。[4]因為美國在華跨國公司對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或國民利益，因此，美國對其在華跨國公司輸出到美國的產品征收同樣的高進口稅也在所不惜，同時也是為了迫使這些跨國公司以占領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市場為根本目標，以達到美國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兩個市場的目的。第二個戰略就是為了在對華貿易逆差減少的情況下繼續在中國推行美元霸權戰略，為此，美國正在從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為主的戰略轉變為通過貿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資輸出美元并重的戰略，并有可能在未來轉變為以后者為主，這是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變革，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對美國實施金融開放。
對于美國高調要與中國經濟“脫鉤”的這種如意算盤，我們應該怎么辦?2018年9月，筆者為此曾公開撰文指出“中國比美國更需要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價值鏈高端，保護國內市場!如果不是美國發起對我國的經濟戰，我國似乎沒有理由采取對美針鋒相對的措施，既然美國高舉關稅保護、禁止中國在美投資等保護主義大旗，那么，我國就可以完全有正當理由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5]顯而易見，如果要使美國的如意算盤落空，我國將不得不實施筆者自2009年以來所提出的一系列戰略措施和政策建議。否則，我們就很有可能最終出現幾年前筆者就擔心的結果：重蹈英國在19世紀末的覆轍。在美國禁絕中國對美高科技投資的同時，我國卻要對美國跨國公司更加敞開大門，這種“割肉飼虎”的行為不僅不符合國際慣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與歷史上被欺凌國家奮起反擊的行為截然相反。然而，在美國意圖或美國版本的“中美經濟脫鉤”已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情況下，中國是否還存在推翻這種格局的可能?在經濟危機爆發和中美軍事沖突(包括臺海戰爭)的情況，我國是否會出現對美國版本“中美經濟脫鉤”的大反思?李斯特曾指出，“晚近的保護制度是戰爭所促成的”，[6]如果中美發生軍事沖突，這將會意外地導致中國采行保護主義戰略嗎?對此我比較悲觀，早在2011年，筆者就已指出其理由：
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的轉型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國家利益的經濟理論，二是形成了符合國家利益的決策集團。否則，再大和再多的危機也沒有用。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中國戰略調整的機遇來了，但一看2008年底恢復出口退稅的種種做法，我的心就凉了。當奧巴馬在2009年初搞保護主義的時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這樣才能刺激中國大轉型。但美國很聰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國人搞急了，搞的中國沒辦法了不得不轉型，而這種轉型對它們的利益集團是不利的。因此，國際金融危機提供的重大轉型機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被政府錯過了，因此，我在2009年寫文章說，看來只有更大的危機，人們才能覺醒。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鴉片戰爭是多大的危機，“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中國拖了很久才覺醒，然而，到現在仍不清楚美國、日本等國家崛起的原因。
2019年我通過接觸一些政府官員、高校教師和高校學科建設負責人，發現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深入人心”的程度令我震驚，這更加加重了我的悲觀：再大的危機也難以喚醒人們有關保護民族產業和保護國內市場的意識。然而，雖然我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發生重大變革的可能性比較悲觀，但也不會放棄這種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國能夠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價值鏈高端，保護國內市場，保護財政金融體系，抵御美國的經濟侵略，實施筆者早已提出的“高端保護、內需市場、智能環保、國家領導、主權信貸、南南成長”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為此，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目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新李斯特經濟學的啟蒙和普及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對外開放問題。對外開放必須符合國家利益，而新自由主義沒有限制的自由貿易、沒有限制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金融開放嚴重地損害了我國國家利益，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之。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在追求貿易順差和積累外匯儲備的戰略，到現在仍然是如此，雖然口頭上說“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但現行政策措施仍是鼓勵這種戰略的。在法幣時代，追求貿易順差和積累外匯儲備的戰略是違背國家利益的，原因就在于貿易順差國獲得的是逆差國不斷貶值的主權貨幣，但喪失了實際資源的使用，相反，逆差國作為實際資源的使用者，才是實際利益的獲得者。“出口是一種成本而進口則能帶來收益”，[7]但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這一命題也不能絕對化，美國正是將其推向絕對化，導致了“去工業化”和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如果將“出口是一種成本而進口則能帶來收益”絕對化就會導致在對外經濟關系上走上金融化的道路，這種道路是歷史上威尼斯、荷蘭和英國相繼衰落的重要原因，這就是我在2010年為什么提出中國在總體上要奉行貿易平衡戰略的原因。“如果中國的進出口保持長期的動態平衡，我國就不會積累這么多的美元儲備，也不會陷入‘美元陷阱’。”[8]但最近幾年，筆者一直在提倡貿易平衡并略有逆差戰略，具體操作是：我國進口原材料、資源和低端產品的價值大于出口中高端工業和服務出口的價值，外國將對華貿易形成的順差以人民幣外匯儲備形式儲備起來。為此，我國必須徹底放棄貿易順差戰略，采取筆者在2011年就已提出的限制美元流入和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金融保護主義”措施，利用無與倫比的內需市場，通過擴大中央政府財政赤字開支，實施筆者在2010年就倡導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
但是，上述新戰略在將來有可能面臨著我國發生外匯危機、金融危機和糧食危機的嚴重威脅。由于篇幅所限，對于美國在未來有可能將對華金融戰爭與糧食戰爭捆綁在一起在中國制造糧食危機的問題，本文暫不討論。
首先，外匯危機。2011年，筆者就估計，由于外國直接投資在華投資收益在25%左右，而中國人民銀行的外匯儲備投資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只有1-2%，所以，在華跨國公司手中積累的人民幣早已超過了中國人民銀行當時的外匯儲備，這是未來我國發生外匯危機的巨大隱患。2012年，筆者在討論2011年開始實施的“擴大進口戰略”作為達到“貿易平衡”的錯誤政策時，曾明確地指出：“我國貿易順差主要是由在華跨國公司的加工貿易所形成的，如果把擴大進口作為一種戰略長期實施，不僅無法降低對在華跨國公司的依賴，而且，在未來某些時候是否會導致外匯危機?例如，以2010年我國1831億美元的順差構成為例，外商投資企業占2010年我國貿易順差的68%，順差額為1243億美元;而我國民營企業和國營企業貿易順差總計僅598億美元，占比為32%。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所形成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代表著外資對我國資產的索取權，是我國間接的對外資的隱性債務，因此，一旦外資外逃和外商投資企業不再通過結匯制把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而我國進口比例如果無法壓縮，這將有可能發生外匯危機。”[9]2018年7月，筆者對當時再次鼓噪“擴大進口戰略”以解決中國貿易不平衡特別是對美貿易順差的文章提出批評。
十多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逆差一直在高速增長，再加上目前美國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關稅和我國大量進口美國農產品，我國對外貿易出現“貿易逆差”的年份已為時不遠，但這種“貿易逆差”與筆者所倡導的“貿易逆差”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中國發生外匯危機的風險進一步增大了。為了避免這種外匯危機的風險，筆者自2009年以來就提出了取消出口退稅、調整貿易結構、保護高端價值鏈（演化經濟學將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歸入高端價值鏈）、停止引進外資、實施金融保護主義、嚴禁我國企業海外上市、回購外資企業等一系列措施，但這些建議并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由此導致了我國發生外匯危機的風險不斷積聚。
其次，金融危機。2011年，筆者提出金融保護主義的建議：“金融保護主義是應對貨幣戰爭的根本性措施，為了避免美元霸權和金融自由化對我國經濟的掠奪，我國應該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嚴格審查[10]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嚴厲打擊熱錢活動，為主權信貸的實施創造條件。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就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不必過度依賴對外貿易，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國要重走內需主導型經濟的原因。在內需主導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的情況下，美元一分錢也不讓它進來，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11]
在筆者看來，我國完全沒有必要在金融業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必要對外實施金融開放。(1)我國不缺乏資金，外國銀行進入中國，必須將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才能在中國開展業務，這不僅增加了“燙手”的外匯儲備的負擔，而且也擠占了本土銀行的信貸規模，這對中國實體經濟沒有一點好處。(2)美國金融家的經營管理水平不會比我國本土金融家高。華爾街金融家制造的美國次貸危機是史無前例的，怎能說其經營管理水平高呢?如果沒有奧巴馬政府對金融業的大規模救助，美國的金融危機是無法收場的。我們應該警惕華爾街銀行家在中國興風作浪、制造新的金融危機。(3)引進外國金融資本將激發本土金融機構的競爭力，這個觀點同樣站不住腳。按照上一個觀點，既然美國金融家的經營管理水平不會比我國本土金融家高，它怎會激發我國本土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呢?要知道，華爾街的所謂“競爭力”是美元霸權賦予的，由于作為主權貨幣的美元攫取了“世界貨幣”的地位，在國際貨幣等級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是最有侵略性和投機性的強勢貨幣，而處于國際貨幣等級體系底端的包括人民幣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金融開放條件下必將是一種任人宰割的弱勢貨幣，必然會發生金融危機，從而更深地陷入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金融、貿易和技術等多方面的依附地位。因此，我國必須采取金融保護主義，保護中國的財政金融體系。
筆者在上面討論了我國面臨嚴峻挑戰的某些方面，但愿我的上述危機感不會變成現實。然而，事物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筆者希望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本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對我的這些警告認真進行一番研究，就會發現筆者并非是“危言聳聽”。面對我國即將到來的這些嚴峻挑戰，中國的新李斯特經濟學應該怎么辦?
首先，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目前的任務之一就是介紹、研究和宣傳反擊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和經濟學新理論特別是現代貨幣理論在國外發展的狀況，并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做好新李斯特經濟學的啟蒙和普及工作。
其次，美國保護其市場并控制中國市場的“中美經濟脫鉤”將對中國發展造成嚴重阻礙，中國的新李斯特經濟學不得不在這種不利條件下，尋求更艱難但可以得到替代性發展的路徑，以避免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在科技創新方面，構建抓住以新材料、納米、可再生能源革命和生物制造為核心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機會窗口”的“國家核心技術創新體系”。在筆者看來，對于實現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建立新一代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國家核心技術創新體系，其中構成要素可以包括政府采購的自主創新體系、軍民融合、華為式大企業一體化攻克核心技術模式、國企定位于創新先鋒和作為國家核心技術創新意志的政策工具、建立以國家實驗室為核心的科研體系、圍繞國家實驗室催生一大批領導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新型民營經濟，等等。
最后，繼續深入研究中國新李斯特主義的“中美經濟脫鉤”或“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的具體政策問題，為將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有可能發生的巨變提前做好相關理論指導和政策設計的準備工作，這種戰略巨變雖然可能性非常小但并非一點可能性也沒有，因此，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要做好準備。在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如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聲勢浩大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被美國瓦解的根本原因是區域集團不能自給自足，“一帶一路”戰略如何避免重蹈覆轍?“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中國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根據地”意味著什么?如何認識農業和農村在國內市場規模和“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中的戰略重要性?美國將糧食戰爭與金融戰爭捆綁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何應對?如何解決“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中有關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改革問題?為什么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華跨國公司是我國實施貿易平衡并略有逆差戰略的根本性障礙?財政金融體系特別是國債市場的發展對中國新李斯特主義的“中美經濟脫鉤”和“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為什么是至關重要的?對于這些問題，傳統經濟學是無能為力的，而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具有重大的理論優勢，在實事求是和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一定能夠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巨變做出重要貢獻。
[1]賈根良：《國際金融危機后演化經濟學發展的新趨勢》，《教學與研究》2012年第5期。
[2]陳人江：《新自由主義之后還是新自由主義?》，《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3]包括禁絕中國對美高科技投資，對中國企業所需關鍵零部件實行禁運，限制中國籍的理工技術專業的留學生、訪問學者或科研人員赴美，更嚴格的對華技術禁運措施，對中國5G和中國制造2025實施精準打擊，以及禁止中美之間在自然科學基礎理論方面正常交流的“法西斯主義”措施。
[4]對于這一點，需要運用現代貨幣理論加以說明，讀者可注意筆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對這一問題的專門解釋。
[5]賈根良：《只有保護民族經濟才是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正確選擇》，http://www.cwzg.cn/theory/201809/44331.html。
[6]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9頁。
[7]蘭德•瑞：《解讀現代貨幣》，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頁。
[8]賈根良：《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是中國經濟崛起唯一選擇》，《當代財經》2010年第12期。
[9]賈根良：《擴大進口戰略的隱憂與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12期。
[10]筆者在隨后的文章中改為“禁止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
[11]賈根良：《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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