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發展與當前的任務》的第二部分，該文將發表于《政治經濟學報》2020年第17卷《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專欄》。
筆者見到在西方學者中最早使用“新李斯特”一詞的是迪特·森哈斯于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歐洲經驗：發展理論的歷史性批判》。[1]李斯特經濟學對森哈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曾在1977年發表的論文《世界經濟秩序與發展政策：對隔斷的呼吁》中將李斯特學說導入到當時有關發展問題的辯論之中，引起了德國經濟學界對李斯特這一主題“極其熱烈的討論”。[2]在這場討論中，迪特·森哈斯發現，缺乏歷史視野是發展研究的一大缺陷，這促使他對復雜多樣的歐洲發展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比較研究，其結果就是出版了一部以歷史案例比較研究為基礎的有關“后發展”問題的專著。[3]但是，迪特·森哈斯并沒有提出新李斯特學說，只是重申了李斯特學說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對20世紀70年代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適用性，豐富和發展了李斯特的學說。然而，在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森哈斯作為國外“新李斯特”的代表，在其著作中闡發了對當前中國仍具有重大意義的三點重要思想：第一個是“選擇性融入世界市場與選擇性脫鉤”，我在沒有讀到這本書之前，曾于2010年提出了“中美經濟脫鉤”的概念;第二個是強調了國內市場開發和基礎寬廣的發展對趕超型經濟的重要性;第三個是農業革命和農本工業化的重要性。
我所見到的第二個使用“新李斯特”這一術語的西方學者是本·塞爾溫(Ben Selwyn)，他將張夏準、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艾麗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阿圖爾·柯利(Atul Kohli)和梅迪·謝菲丁(Mehdi Shaeffedin)等這些李斯特的當代追隨者所提出的經濟學說稱之為“新李斯特經濟學(Neo-Listian economics)”，[4]但卻遺漏了迪特·森哈斯和埃里克·賴納特等當代李斯特主義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本·塞爾溫所謂的“新李斯特經濟學者”是指發展經濟學領域中深受李斯特影響的學者，他們反對“華盛頓共識”，仍堅持經典發展經濟學中的結構主義研究傳統，但這些學者并未對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全球價值鏈分工(“新國際分工”)、美元霸權和“系統整合型全球公司”(與跨國公司存在很大差別的產業組織形式)——及其對欠發達國家的新挑戰進行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挪威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埃里克·賴納特在經濟理論上對李斯特經濟學的貢獻最大，代表著目前世界上對李斯特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把演化經濟學的理論運用到李斯特主題的研究上。筆者曾向賴納特建議，將其研究成果命名為“演化發展經濟學”;[5]著名演化經濟學家和熊彼特研究專家安德森則更明確地將埃里克·賴納特的理論體系稱之為“熊彼特—李斯特發展經濟學”。[6]但是，賴納特也未能深入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以至于在有關中國經濟問題和發展中大國內部發展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著缺陷。[7]因此，集中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的法幣時代、新國際分工時代和智能工業化時代如何實現經濟追趕和趕超就成為我們創建中國的“新李斯特學派”的初衷。為了與西方的新李斯特經濟學(Neo-ListianEconomics)相區別，筆者2015年在“新李斯特經濟學”的英譯上使用了New Listian Economics。
筆者最初是在演化經濟學領域中提出創建“新李斯特經濟學”的。眾所周知，在演化經濟學中，“新熊彼特學派”的“國家創新體系”概念的提出深受李斯特的影響。進入新世紀以來，該學派將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重點放在了欠發達國家上，但卻進展甚微。而在我國，受“新熊彼特學派”很大影響的我國科技政策研究者幾乎較普遍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筆者看來，導致這種狀況的首要原因是“新熊彼特學派”的研究已經丟失了與李斯特經濟學的聯系，而在演化經濟學其它流派中，欠發達經濟問題則是一個被嚴重忽視的主題。因此，筆者在2012年提出，中國學者有必要在演化經濟學中創建專門研究欠發達國家問題的“新李斯特學派”， [8]使其與老制度學派和新熊彼特學派并列為演化經濟學的三大主要流派之一。但是，“新李斯特學派”并不局限在演化經濟學之中，創建該學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變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被邊緣化的狀態，恢復民族國家經濟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經濟學研究傳統，使之成為后世本土經濟學每當有重大創新之時，不得不挑戰這種傳統并賦予其新的生機，并在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做出原創性的貢獻，這是我們為什么要創立中國的新李斯特學派的主要理由。[9]
“新李斯特經濟學”的意義何在呢?筆者在2015年曾以“新國際分工”為例說明了這個問題。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發展使得一般工業制造作為發達國家的特征已然消失，而從李斯特到現代發展經濟學，“經濟發展的出路在于工業化”就一直是國家發展戰略及其經濟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但當發展中國家現在大量出口工業制成品的時候，他們是否還能步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自1972年以來，美元霸權的誕生使世界貿易異化成為一種美國印刷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片交換其他國家實物產品的貿易形態，使出口導向型經濟成為美國剝削和掠奪的對象，徹底顛倒了歷史上英國、日本和許多小型經濟體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國家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在上述世界經濟結構發展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李斯特經濟學有關國富國窮的準則是否還成立?如果不能成立，我們如何做出修正和突破?目前的世界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哪些前述經濟理論家們不曾面對的新情況，從而需要我們為之做出李斯特經濟學傳統的創造性解答?李斯特經濟學誕生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在他之后，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歷經了從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金融帝國主義的出現，但西方的“新李斯特經濟學”未能對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趕超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而這種研究正是我們創立新李斯特學派的初衷。在《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一書中，我們已經吸收了現代演化經濟學、馬克思、凱恩斯和今年在美國成為“網紅”的“現代貨幣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現代貨幣理論的宏觀經濟學主要來自德國新歷史學派(與李斯特有關)、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馬克思-卡萊斯基經濟思想、老制度主義經濟學。
2014年，在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召開“紀念李斯特經濟學2015年傳入中國90周年論文開題會暨中國新李斯特學派演化經濟學座談會”的同年，西方經濟學界在李斯特的家鄉羅伊特林根市召開了“李斯特誕辰225周年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的論文在2019年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經濟思想》為名結集出版，拉爾德·哈格曼哈、斯蒂芬·塞特和歐根·文得樂在該書中指出，因為全球化和數字化兩大趨勢的變化，需要重讀李斯特。[10]但與西方國家類似的圖書一樣，它更多的是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而“中國的新李斯特經濟學”從一誕生就明確地提出：從中國實際出發，通過新李斯特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致力于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研究對于實現“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這一目標雖然重要，但這種研究必須是以解決當前迫切的實際問題為目的的。為此，筆者提出“創造解釋學”的“新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11]基于對經濟前沿重大現象的經驗觀察，通過對經濟思想史中舊有學說“微言大義”的批判性繼承和創新，提出新理論，解釋新現象，并提出新的政策建議。
筆者在2015年曾撰文總結了筆者此前長期思考成熟的新李斯特經濟學的十大理論學說，在這里沒有必要重述。[12]自然，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其他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理論創新和政策建議，但在這里，為了突顯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實踐品格，筆者對自己在過去十多年提出的相關理論、戰略設想和政策建議對我國的實際影響做一簡單回顧。
2009-2010年，筆者在對“國際大循環戰略”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主張“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 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13]后來，筆者又對“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進行了深入研究，闡述了其中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2011)、“外圍包圍中心”(2011;2013年7月)和“不對稱全球化道路”等戰略構成要素，并在2014年將其凝練為二十四字綱領：“高端保護、內需市場、智能環保、國家領導、主權信貸、南南成長”。這些戰略設想以及以前的理論研究對實際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筆者下面就選擇其中的十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筆者在2010年至2015年的多篇論文中提出并闡述了新李斯特國家致富的新原理：出口中高端產品，進口中低端產品。2017年10月黨的19大報告提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第二，筆者在2013年和2014年的多篇論文中闡述了只有新興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和核心技術才有技術趕超的機會窗口的理論。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3月4日指出，“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第三，筆者在2010年提出將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作為國內大循環戰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黨的19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2019年11月29日出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
第四，包括5G、大數據、工業軟件、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革命在內的智能工業化是中美經濟戰的主戰場，2013年2月，筆者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提出的“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和“智能化”概念，早于2017年7月20日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號)。
第五，新型舉國體制。2016年，筆者曾在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的學術研討會上做過一個《美國企業家型國家與我國“新型舉國體制”》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筆者指出，舉國體制并非我國獨有，而且與軍工密切相關，與我國“兩彈一星”一樣，美國曼哈頓工程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也屬于高度集中的舉國體制。但美國戰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卻是來自于另一種相當不同的舉國體制——相對分散的網絡型舉國體制。美國這種網絡型“舉國體制”為我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建設“新型舉國體制”特別是軍民融合國家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重要借鑒，但存在著缺陷，我國應該發揮社會主義的體制優勢，發揮國有企業作為創新驅動先鋒和國家創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建立比美國更加集中的網絡型“舉國體制”。2017年，筆者將上述學術報告擇要撰寫成《借鑒美國經驗在相關部委創建高級研究計劃局》，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成果要報》2017年第3期(總第125期)所采用。2019年3月，其修改稿又以《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亟需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為題發表于《改革內參》2019年第9期。2019年10月28-31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第六，筆者是國內唯一公開發表文章呼吁在15-20年內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學者，力主利用政府采購推進自主創新。2009年提出“修訂國貨采購制度，堅決落實并嚴格執行政府、國有企業和其他公共機構采購國貨的制度，違背紀律者將被免職，情節嚴重者被開除公職，并追究其法律責任。”[14]2012年，筆者撰文建議我國在15-20年內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整頓政府采購市場，盡快推行政府采購國產貨。隨后，筆者在2016、2017和2018年一直在呼吁恢復執行2011年關于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三個文件。據報道，2019年12月8日，英國《金融時報》一篇題目為《北京下令政府辦公替換掉國外PC和軟件》的報道，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該報道稱，中國計劃從2020年開始，3年內完成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計算機和軟件的國產化替代。但是，建立政府采購的自主創新體系仍未在國家戰略層面得到重視。在中美經濟戰的大背景下，中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已經不可能，因此，筆者在這里繼續建議：要本著“只爭朝夕”的精神，盡快恢復執行2011年關于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三個文件，將政府采購的自主創新體系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一件大事來抓。
第七，“外圍包圍中心”(2011;2013年7月)和“不對稱全球化戰略”(2014)。筆者于2009年提出并在2010年論證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并非不重視對外貿易和外部市場的重要性，因此，筆者在2011年提出如下戰略思想作為該戰略的構成要素：“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15]這是筆者有關中國應將經濟全球化重心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的最早表述。2011年底，筆者又指出，“以中國為龍頭，建立一種以俄羅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對我國就顯得極為必要。”[16]2013年7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新時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戰略研討會》上，筆者做了《應對TPP的對策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的報告，在該報告中，筆者在題為“‘外圍包圍中心’：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部分專門對這一戰略進行了論證。為保證“外圍包圍中心”新戰略的成功，筆者在該文中還提出了在國內市場扶植和保護民族產業全球價值鏈高端、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人民幣貨幣區以及避免過度開放和不對等開放等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17]這些戰略構想都早于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2013年9月)。2014年初，筆者撰寫了“不對稱全球化戰略”與中國經濟全球化道路的文章，但是，這一戰略中提出的針對發達國家實施“淺度全球化”和保護國內市場的建議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至今仍未對經濟實踐產生切實的影響。
第八，2017年6月，筆者提交“一帶一路的轉型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新方略”的政策建議。筆者提出，“一帶一路”要立足于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在經貿關系上通過“雙領先戰略”和價值鏈高端戰略引領“一帶一路”，并借“一帶一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所謂“雙領先戰略”就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第四次工業革命上對內實施“創造國內領先市場戰略”和對“一帶一路”國家實施“領先供應商戰略”;所謂價值鏈高端戰略就是在不放棄并強化我國在制造業價值鏈中低端競爭優勢的條件下，構建由我國企業控制并占據價值鏈高端環節的全球價值鏈。“一帶一路”戰略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途徑，其成功的基礎在于以人民幣結算、貸款和投資，為此，我國需要在國內盡早完全實行主權信貸，加強資本項目管制，通過貿易和實體經濟活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第九，筆者在2015年提出的“發達國家產業保護說”在2018年的中美經濟戰中得到了完全的證實。實際上，早在1953年，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拉格納·納克斯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就已指出，發展中國家利用低工資勞動力，追求勞動密集型工業品出口戰略，這種戰略需要發達國家給予支持，或至少不歧視，但納克斯認為這種支持無法得到保證，特別是發達國家的低工資成本工業在面臨被進口品沖垮的危險時，就會實施保護主義政策。[18]2015年，筆者通過對李斯特“貿易-發展三階段理論”的批評，提出“發達國家產業保護說”。筆者在2018年4月13日的《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真正目的是聲東擊西》一文中指出，“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是美國政府吸取了英國在19世紀末的教訓”。從演化經濟學理論和歷史經驗來看，后發大國都是從新興產業、新興技術入手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對原先領先國家進行趕超的，因此，發達國家也有必要對新興產業和新興技術實施保護主義，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客觀現實。
第十，筆者是“中美經濟脫鉤”概念和戰略的最早提出者。在中美經濟戰中，美國經濟戰略家威脅中國要實現“中美經濟脫鉤”。但實際上，“中美經濟脫鉤”一詞是筆者在2010年作為一種戰略主張最早提出的，“中國要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地位并貫徹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應該考慮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途徑。”[19]筆者所謂“中美經濟脫鉤”實際上是“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的另一種表述，它是筆者對歷史經驗長期思考得出的。正如迪特·森哈斯指出的，歐洲的歷史經驗說明，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選擇性脫鉤是后發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西歐和中歐開啟了現代發展進程，那里的發展是由“臨時切斷貿易主動脈”所決定的，這一點難道僅僅事出偶然，或者還是深有大意?[20]從經濟思想史來看，這種戰略也是后發國家倡導獨立自主工業化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因此，在2018年5月份，筆者指出，中國與美國這對“夫妻”的“離婚”是中國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條件。
但是，美國經濟戰略家為什么也提出“中美經濟脫鉤”呢?原因就在于筆者早就指出的：美國需要價值鏈低端，中國需要價值鏈高端，對于中美兩國來說，各自建立比較完整的產業鏈和價值鏈都是最好的選擇。歷史經驗說明，如果兩國經濟過度一體化，貿易戰甚至軍事沖突就很難避免，所以，在本文前面引述的一段話中，凱恩斯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更大程度的國家自給自足和國家間的經濟分隔要比其它方式更好地促進和平的事業”，這對當前的中美經濟關系同樣是金玉良言。但對美國經濟戰略家來說，對中國提出“中美經濟脫鉤”的威脅還具有更深層次的戰略含義：利用中國人對自由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崇拜，在保護美國市場的同時，加強美國資本對中國市場的控制。
[1]中文版請見迪特·森哈斯：《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梅俊杰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2]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P.8,P.3.
[3]梅俊杰：《迪特·森哈斯理論與后發展之道探尋》，載《海派經濟學》，2014(3)。
[4] Ben Selwyn, “A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aisal of Friedrich List andhis Modern-Day Followers”，New Political Economy, June 2009,14 (2).
[5]埃里克·S.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 Esben Sloth Andersen，“A Note on Erik Reinert’s Schumpeterian-Listia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kingPaper Series, No. 5, 2009，Department ofBusiness Studies, Aalborg University.
[7]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載《學習與探索》，2012(3)。
[8]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的綜合：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另見賈根良：《新李斯特學派：專門研究欠發達國家問題的經濟學派》，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6-11。
[9]賈根良：《“新經濟思想史與新李斯特學派叢書”總序》，載賈根良等:《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0]HaraldHagemann, Stephan Seiter and Eugen Wendler，The EconomicThought of Friedrich List，New York：outledge，2019.
[11]賈根良：《“新經濟思想史”芻議》，《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期。
[12]賈根良：《新李斯特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何以成立?》，載《教學與研究》，2015(3)。
[13]賈根良：《化危為機：中國外向型經濟需作戰略大轉型》，廣東商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賈根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呼喚經濟發展戰略的變革》，《經濟縱橫》2010年第9期。
[14]賈根良：《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制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
[15]賈根良：《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貶值的大戰略》，2011-08-04，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jingji/2011/08/244246.html.
[16]賈根良：《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17]賈根良：《應對TPP的對策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2013年7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新時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戰略研討會》上的發言稿，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34383f0101azhg.html，2013-7-31.
[18]見賈根良：《擴大內需、平衡增長與主權信貸》，光明日報，2012-06-08.
[19]邁克爾•赫德森著：《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頁。
[20]迪特·森哈斯：《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梅俊杰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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