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由貿易的迷信
正統的西方經濟理論歷來認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好的對外貿易政策，強調它可以達到充分的效率，而且它正是有利于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自己。而經濟自由主義者們更是從來都把自由貿易最優論當作自己最得力的一個思想武器。這種理論教條已經并且繼續在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中國，這一理論教條也在日益得勢，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害處越來越大。為了不讓這一理論觀點造成進一步的危害，本章將從理論和歷史實際兩方面來破除這種對自由貿易的迷信。
第一節 正統國際貿易理論的迷誤
對貿易政策的討論與西方經濟學的歷史一樣久遠，而正統的西方經濟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與自由貿易最優論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在亞當·斯密為正統的經濟理論構建最初的理論體系時，他就把對自由貿易最優性質的論證當作整個理論體系的主要部分之一。從那以后，自由貿易最優論在正統經濟理論中的統治地位幾乎從來就沒有動搖過，改變的只是對它進行理論論證的著眼點。
亞當·斯密曾經力圖依據他的勞動價值論來論證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質。但是后世的正統國際貿易理論繼承的不是他的這種論證方式，而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開創的思維傳統。
自李嘉圖以來，正統的西方經濟學已經發展出了三代不同的國際貿易理論(或者說，三代不同的理論“模型”)。這三代理論的代表分別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或比較成本)學說、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學說和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行業內貿易”模型。
人們通常將第三代國際貿易理論稱作“新國際貿易理論”，而“行業內貿易”模型則是新貿易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模型，它以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企業說明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并且據此說明各國商品的進出口結構如何決定。其實這些新貿易理論，包括“行業內貿易”模型，都不能證明自由貿易政策必定優越。相反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這些新貿易理論來說明非自由貿易的政策有時比自由貿易政策更好。
真正論證了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質的，是正統國際貿易學說中的那兩代老的傳統理論，也就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學說。正是它們使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陷入迷誤。
比較優勢學說和要素稟賦學說都假定整個經濟是競爭性的。按照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在競爭條件下，長期均衡時兩種產品的相對比價應當等于它們的長期平均成本之比。這是因為競爭條件下產品的長期均衡價格必定等于其長期平均成本，而這又意味著這種價格使同種生產要素在用于生產任何產品時都得到了同樣報酬。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各國都實行自由貿易，長期中任何兩種產品價格之間的比率在各個國家的市場上都應當相等，因為當一國市場上某兩種產品價格之間的比率與另一國不同時，將產品從它的相對價格較低的國家販賣到其相對價格較高的國家就會有利可圖。而任何兩種產品之間的相對比價在競爭性的經濟中總是取決于它們的長期平均成本之比。利用不同國家之間不同的相對比價的套利行為將使各種產品之間的相對比價在不同國家趨于一致。從這種套利性的貿易中最終會產生一種國際貿易結構，在這個國際貿易結構下，每個國家向別國出口的產品，都是它在沒有對外貿易時相對生產成本低于別國的產品。比較優勢學說和要素稟賦學說都依據對競爭性經濟的這種看法來闡發其對外貿易理論。
比較優勢學說和要素稟賦學說之間的最主要差別，在于它們以不同的原因來解釋不同國家兩種產品之間的相對生產成本為什么不一樣。比較優勢學說把這種差別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技術上的差別，認為由于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技術水平，因而當它們在沒有對外貿易的自給自足條件下生產同樣兩種產品時，這兩種產品生產成本的相對比率不可能完全一樣。而要素稟賦學說則強調，不同國家相對生產成本之間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具有不同的要素稟賦：在沒有對外貿易的自給自足條件下，某種生產要素相對比較豐富的國家中這種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也比較低，生產相對密集地使用這種生產要素的產品的相對成本也就比較低。
比較優勢學說和要素稟賦學說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遵循著李嘉圖說明自由貿易好處的論證方式。
李嘉圖以嚴密的數量比較證明，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通過這種貿易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因為這樣英國就可以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資源生產出0.9單位酒，把這些酒出口到葡萄牙可以換回多于1單位的呢絨。
比較優勢學說和要素稟賦學說都強調，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它們都證明了，自由貿易會使各國都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從而按相對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形成了一個有效率的國際分工結構。這樣一種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結構有利于參與國際貿易的每一個國家。這就是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對自由貿易好處的根本論證。
在這種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支持下，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各種利益集團相互整合，已經使自由貿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了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
但是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它會嚴重地妨礙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正統國際貿易理論在論證自由貿易的優越性時，自己也在科學上陷入了嚴重的迷誤。
迷誤首先在于把按照當前的技術狀況配置資源當成了經濟效率的唯一來源，完全忽略了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率上的決定意義。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實行國際分工，其實質在于按照當前的技術狀況最優地配置資源。這無疑會在給定的技術狀況下提高經濟效率，但是它并不一定有利于一國的技術進步，而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已經證明，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實行國際分工之所以有可能妨礙技術進步，是因為它可能阻礙一國產業的技術密集化進程。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它從產業結構方面反映了一國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我們應當進一步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而在不同產品上，能夠選出的成本最低的生產方法有著明顯不同的技術含量。這樣，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于飛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含量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
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既然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最有利于落后國家發展的對外貿易戰略就應當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但是自由貿易政策常常會放慢落后國家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進程，這就使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前邊已經說過，自由貿易的好處是用比較優勢原理來論證的，這種原理具體化在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比較優勢學說和要素稟賦學說中。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我們說自由貿易不利于落后國家的發展，這等于說以比較優勢原理所作的對自由貿易最優性的論證不能成立，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不能證明自由貿易的最優性?其根源就在于，比較優勢原理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
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就是著名的“學習效應”。
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1. 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產品越多成本就越低;2. 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
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
可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而作為這種模型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特別是它最喜歡使用的比較優勢原理，從一開頭就把技術水平看成是外生給定的，從根本上忽視了生產歷史和經濟政策對它的影響。這就是正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迷誤。
自由貿易政策的辯護士們否認不了學習效應的這種重要作用。但是他們強調，如果一國有完善的資本市場，生產新產品的企業學到的技術又不會流失到別的企業去，私人投資者就是在自由貿易下也會向有巨大學習效應的產業投資，其目的是獲得生產率自動提高之后的高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在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時也會承擔生產新產品初期的虧損，由此而得到提高技術水平的“學習效應”。還有人論證說，對部分產品征收高關稅總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因此，扶植有巨大學習效應的產業的最好辦法是給予政府補貼，而不是提高關稅。
這一類的辦法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沒有多大意義。發展中國家落后的表現之一就是它不可能有完善的資本市場，更不可能防止生產新產品的企業學到的技術流失到別的企業去。在這樣的環境下，根本就不能指望私人投資者在自由貿易下向有巨大學習效應的產業投資。以政府補貼來扶植有巨大學習效應的產業會造成政府的長期財政困難，因而也很難實行。真正切合實際的扶植有發展潛力產業的辦法，還是對這種產業的進口品征收高額關稅。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
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
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
這個簡單的舉例分析就足以證明，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第二節 富國靠保護幼稚產業而興起
上一節的討論主要限于理論層次。從理論上抽象地說，自由貿易政策確實有利于按當前的生產技術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每一個貿易參與國的經濟效率;但是它也可能放慢甚至妨礙落后國家利用“學習效應”來從產業結構上加快技術進步。這樣，對應不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這個問題的解答，實際上取決于這兩個方向相反的作用中哪一個的作用更大。在經濟科學現在的分析水平上，還只能靠歷史上的經驗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曾經成為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
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制造業還落后于其它國家時，英國政府一直采用各種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扶植本國的制造業。
直到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英國仍然是個相對落后的國家，經濟上也落后于海峽對岸的尼德蘭。當時英國生產并出口羊毛，主要供應佛蘭德爾的毛織業。進入16世紀之后，一系列的歷史條件刺激了英國手工工場的發展，這些歷史條件中就包括當時的都鐸王朝實行鼓勵工商業的政策。在英國手工工場的這個發展中，占首位的是毛織業，英國開始越來越多地出口毛織品。到16世紀中葉，呢絨出口已經占英國全部出口總額的80%。為了促進英國毛織業的發展，1614年英國政府完全禁止末加工的羊毛的出口。這促使17世紀初羊毛加工業在全英國普遍盛行，導致英國變為向國外供應毛織品。
這僅僅是當時英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之一例。16世紀下半期在伊麗莎白女王統治下，英國禁止進口金屬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它許許多多工業品。1650年到1663年英國一連制定了幾個航海條例，嚴禁外國船只參與對英國及其殖民地貿易中的許多種運輸。為了迫使荷蘭承認這些航海條例，英國甚至不惜在17世紀下半期與荷蘭進行了3次戰爭。
那時的紡織業可以說是技術最密集、最“先進”的產業，而英國在這方面明顯地不具有比較優勢。直到18世紀初，印度、伊朗和中國產的棉織品在價廉、美觀和牢固上都還超過英國產品。但是英國絕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制造紡織品的努力，而是變本加厲地以各種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來加快本國紡織業的發展。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后，英國完全停止進口法國和荷蘭的毛織品。1700年，英國議會禁止從印度、伊朗和中國進口棉織品。這個禁令是絕對的，毫無伸縮的余地，哪怕是印度制造的一根棉線，英國人也不準動用。一直到1812年，英國還對從印度進口的花標布征收高達71.7%的進口稅。英國的產業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下發生的。
英國的產業革命正是在棉紡織業中發生的。1733年開伊發明了飛梭之后，18世紀下半期英國人發明了各種紡紗機、織布機、蒸汽機，從此人類社會進入了使用機器生產的工業化時代。靠著首先完成使用機器生產的“產業革命”，英國才成為世界的制造業第一大國、第一經濟強國。到1820年，英國已經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一半，到1850年仍占39%。
盡管亞當·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就極力鼓吹實行自由貿易，但是英國只是在完成了產業革命并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之后才真正轉向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20年代，英國與各主要國家訂立了互惠關稅協定，把工業品的進口稅率降低到平均30%的水平，廢止了所有對輸出品的限制。1841-1846年間，英國又取消了605種商品的進口稅，降低了1,035種商品的進口稅，1849年廢止了實行近200年的航海條例。到1853-1860年，英國才最后消除了保護關稅的殘余，成了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
讓我們再看看西方其它發達國家貿易政策的歷史。
英國在工業生產上的世界第一地位在19世紀末被美國所取代。美國在1776年獨立時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但在19世紀上半期就廣泛發展起了使用機器的工業化生產。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內戰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工業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在19世紀80年代初，美國的工業生產已經躍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國的工業產量已經占整個世界工業生產的36%。在這樣高速的工業發展過程中，美國一直實行著高額的保護關稅。
美國工業的一個顯著趨勢是傾向于以大的合作和“托拉斯”來進行大規模的生產。美國政府試圖培植大工業的政策之一是建立保護關稅制。最初，征收進口貨物的關稅是很適度的，其主要用意在于為政府提供收入。后來，關稅提高了，為的是要保護“幼稚產業”以對抗外國產品的競爭。盡管民主黨黨員們普遍反對這個政策，共和黨黨員們卻贊成它，而且從1861年到1913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共和黨掌權。結果，美國采取了高關稅政策，象1890年著名的麥金來稅則就是這樣。美國的榜樣是當時促使法國、德國和其它歐洲諸國采取保護關稅政策的一個因素。
美國獨立以后不久，便于1789年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著名的美國政治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其1791年向國會提出的報告中，預言了貿易保護對制造業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后來美國人一直承認關稅的這種保護能力。1816年美國通過了第一個明確的保護性關稅法案，對進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鐵制品課稅30-40%。后來輝格黨參議員亨利·克萊明確提出，“美國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扶助“新興工業”的發展并保護國內工農業的市場。以后美國的關稅稅率有時提高有時降低，但是一直保持著保護性的高稅率。《1890年麥金來關稅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關稅達到了頂點，該法將整體關稅率從38%提高到49.5%。
要體會美國19世紀的關稅率有多高，我們只須把它與今日的通行關稅作一個比較就可以知道。“世界貿易組織”現在允許“發展中國家”的成員國保留較高的進口關稅，但是平均關稅率也不過15%!
正如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在《獨立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一書中指出的，美國歷史上的高關稅的特點在于，它直接服務于保護國內生產者的目標。正是由于美國關稅中的保護主義成分是如此之強烈，美國的一位經濟歷史學家才寫道：“我們商業政策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是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的”。直至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后，美國才放棄了保護關稅政策，轉向了自由貿易。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的19世紀20年代，美國開始真正實行培植本國制造業的保護關稅政策。到19世紀60年代，英國已經實行了進口關稅接近于0的自由貿易政策，美國卻在1857年的大恐慌之后轉而不斷提高保護性的關稅。在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前期，美國都是以高關稅保護本國產業的代表。就是在這樣高度保護性的關稅下，美國取代了英國的工業產量第一地位，上升為世界工業的霸主。
德國是在19世紀中發展成為工業化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德國對本國產業的高關稅保護不如美國嚴厲，但是總的說來它實行的基本上還是保護關稅制度。
19世紀初，德國還分裂為許多由封建領主統治的小邦，工業生產相當落后，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一直到19世紀中期，德國在工商業的發展上不僅遠遠落后于英國，而且也比法國落后得多。德國是在逐步實現政治統一的過程中進行工業化的，政治上的統一又為德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而德國各小邦在貿易政策上的統一成了德國在政治上統一的先聲。
19世紀初的德國沒有統一的關稅制度和關稅邊界，每個封建諸侯各有自己的關稅制度和關稅邊界，某些大諸侯還實行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制度，嚴重地割裂了德國的國內市場。在1818年到1834年，德意志各邦國相繼實行各種關稅制度上的改革，最后在1834年建立了統一的德意志關稅同盟。這個關稅同盟統一了德國的關稅制度和關稅邊界，廢除了德國內部的關稅，而在對國外的貿易中實行全德國統一的關稅制度和關稅稅率。德意志關稅同盟其實是后來的政治上統一的德國的前身。1871年德國終于在普魯士的領導下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
19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在德國與國外的貿易中實行溫和的保護關稅制度，是自由貿易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折衷。它對出口和初級產品的進口基本免征關稅，但是對制成品的進口卻征收10%的關稅，對奢侈品更是征收20-30%的進口關稅。在19世紀40年代，它還提高了某些工業品的進口關稅。
英國在19世紀上半期轉向自由貿易，這也同樣嚴重地沖擊了德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自由貿易的主張一度在德國占了上風。德國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經致力于轉向自由貿易政策，逐步降低和取消了許多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關稅。
但是，1873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很快就改變了德國貿易政策的發展方向。1879年德國實行的關稅稅率改革標志著德國重新轉向保護關稅政策，它對許多產品重新征收關稅，并且提高了許多工業品的進口關稅。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初，德國不斷提高各種產品的關稅，以進口關稅保護本國的工業和農業，并以關稅收入為帝國政府提供大量的財政資金，從而成了一個名符其實地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家。
自從建立了關稅同盟以后，德國的工業化就快速發展。而德國之成為世界第一等工業強國，則是在1879年重新轉向保護關稅政策之后。德國工業在1870-1880年間還只占世界第4位，在1880-1890年間就超過了法國而上升為世界第三位，到1910年又超過了英國而上升到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位。1870年到1913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也由13.2%上升到15.7%。
19世紀的法國一直是4大工業強國之一，而它的工業更是從一開始就在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下成長。
在整個17世紀到18世紀初，專制君主統治下的法國與英國一樣，實行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保護關稅、獎勵工場主是這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路易14的財政大臣科爾培爾還曾經開辦了上百個“王家手工工場”以促進制造業發展。在這一整套政策扶植下，法國發展起了高度發達的工場手工業，制造業生產達到西歐大陸的最高水平。
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之后，執政的拿破侖政府在19世紀初大力實行各種鼓勵本國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對外同樣實行保護關稅。在這些政策刺激下，盡管當時法國連年進行對外戰爭，很多工業品的生產還是成倍增長。1815年以后執政的復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也都把對外貿易政策的原則定在保護關稅上。在這幾十年間，法國的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到19世紀中葉已經在世界上僅次于英國而居第二位。
但是，在使用機器的現代化工業生產上，這時的法國已經遠遠落后于英國。英國的煤和鐵的產量都比法國多好多倍。而英國為了保持自己的工業優勢，這時又極力在全世界推廣自由貿易政策。由于自由貿易思潮的泛濫，也由于受了英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誘惑，在七月王朝之后執政的拿破侖第三(路易·拿破侖)改行自由貿易政策，以利于商業資產階級和那一部分需要廉價進口原料的工業家。
1852年路易·拿破侖在法國稱帝，隨后法國政府逐漸采用了自由貿易政策，并且利用廣泛的公共工程來幫助制造業和商業。此后20年法國的對外貿易額激增，工業以較高的速度發展，經歷了一次工業高漲。但是，實行自由貿易也給法國工商業造成了損害，許多中小企業都因抵擋不住英國產品的競爭而宣告破產。而且直到60年代，法國的工業產量仍然比居世界首位的英國落后很多。由于工業的增長速度趕不上新興的美國和德國，法國的工業產量在60年代被美國所超過而退居世界第三位，到80年代更被德國所超過而退居世界第四位。
所有這些都使法國人喪失了對自由貿易的信任。1870年的普法戰爭之后，法國又重新走上了以關稅保護本國產業的道路。
意大利在中世紀末期和近代早期都曾經是歐洲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但是它一直陷于嚴重的政治分裂，在發展機械化大工業上也明顯落后。雖然意大利在19世紀60年代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可是它到20世紀初還不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工業化國家，經濟明顯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國。19世紀意大利經濟落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當然也有貿易政策上的原因。但是，絕不能說，意大利那時經濟落后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沒有實行自由貿易。
意大利的政治統一是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國的主導下完成的。領導了這一統一事業的皮埃蒙特首相加富爾把當時的英國當作治國的榜樣。他廢除了商業和制造業上的限制，以自由貿易政策取代了保護關稅政策。加富爾19世紀50年代曾經與法國、比利時、英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試圖從自由貿易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好處。19世紀60年代完成政治統一之后，意大利鼓勵推廣工廠制度，政府補貼商船隊，國家鋪設鐵路、推廣教育，以努力變為一個現代的工業化國家。但是政府的這些積極行動大大增加了政府開支，使意大利的捐稅幅度超過了歐洲的其它任何國家。
由于意大利的工業在自由貿易政策下也沒有得到明顯的發展，意大利在19世紀末也變成了一個為保護本國產業而征收高額進口關稅的國家。著名的意大利菲亞特汽車公司就是在這種高額關稅的保護下發展起來的。該公司建立于19世紀末，自那以后它一直被控制在阿涅利家族手中。意大利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制定了對進口汽車征收高額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法律，以后的歷屆政府都堅持對進口汽車征收高額關稅。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菲亞特汽車公司是不可能生存和發展起來的。
到1912年，英國仍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進口關稅接近于0;而其它的歐美經濟大國則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在法國為8.2%，在德國為8.4%，在意大利為9.8%，而在美國卻達18.5%。與此相對應的是，英國的相對經濟實力不斷下降，美國和德國的相對經濟實力則不斷上升，從落后于英國變成了工業產量大于英國。
這一段歷史清楚地表明，保護和扶植幼稚產業是落后國家趕上發達國家的最好政策。
在現今的西方7個發達工業國中，加拿大雖然領土面積廣大，但是人口遠遠少于5千萬。我們前邊已經指出，對于小國來說，過多的貿易保護確實不利于開展競爭，因而對經濟效率的損害太大。但是國家越大，情況就越不是這樣。因此，必須把加拿大的經濟發展看作是例外情況。加拿大的經濟發展是在美國實現工業化以后被南方近鄰美國帶動起來的。
而在其它6個大的發達工業國中，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5個國家都在工業化經濟發展的早期實行保護貿易政策，靠保護幼稚產業從落后國家變成了經濟發達國家。對此本節前邊已經作了大概的論述。在這6個工業發達的大國中，只有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有很大的特殊性：它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實行的是自由貿易政策。
不過，日本工業化初期是被列強逼迫不得已而實行這種半自由貿易的政策的。日本自1868年的明治維新以后開始發展工業化生產，而在明治維新之前，西方列強以武力威脅強迫日本開港通商，在1858年的通商條約中奪去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正是這種對外屈從激發了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和改革要求，導致了實行明治維新。但是在明治維新之后的最初時期，日本還無法修改對外開放市場的半自由貿易政策，因為這是由列強強加的國際條約規定的。這樣，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日本無法實行保護關稅以扶植其幼稚的工業。
只是到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之后，日本才得以逐步取消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直到1911年，日本才完全擺脫了這些條約的不平等條款的束縛，與各列強締結了保有關稅自主權的新“通商條約”。而到這時，日本已經成為機械化生產相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
但是，日本經濟的發展絕不是自由貿易政策的成功。日本在西方人強加的半自由貿易下，采取了國家補貼工業的措施來扶植新興產業。
上一節已經指出，政府給有巨大學習效應的產業補貼，也是扶植新興產業的一個好辦法。日本早期發展機械化生產走的就是這樣一條道路。
在明治維新之后的初期，為了給私人資本樹立榜樣，鼓勵私人向現代工業投資，日本政府興辦了許多官營模范工廠。當這些企業能夠進行生產經營之后，日本政府就將它們逐步廉價轉讓給了特權商人。這些轉讓給私人所有的官辦工廠，主要限于那些在日本有比較有利的發展條件的產業，以及私人企業即使面臨外國競爭也能生存下去的產業。這些政府轉讓的企業是日本財閥發展的基礎之一。而政府興辦然后再廉價轉讓給私人的企業，實際上就是政府對工業發展的補貼。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之后的40多年中一直維持了對經濟的很高的直接投資。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政府支出了巨額的戰費;甲午戰爭后日本從中國獲得了二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這些資金都被投入了軍事部門，促進了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日本政府對工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一般都超過私營部門的投資。日本的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是靠著政府的這些直接投資而發展起來的。日本政府的這些直接投資是對發展日本的幼稚產業的最直接補貼。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當日本在私營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和高速發展經濟時，它實行的是高度保護的對外貿易政策。在6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采取了嚴格限制進口的政策，重點扶植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發展。而這個時期正是日本經濟取得超高速增長的年代，這種超高速增長創造了所謂的“日本經濟奇跡”。
在1960年以前，日本政府對外匯和外貿實行直接管制，利用對外匯配額的管理來貫徹其對外貿易方針。1960年日本才開始實行貿易自由化，到60年代中期將大部分商品的進出口“自由化”了。但是，這種“貿易自由化”所消除的，其實不過是政府對對外貿易的直接控制，這種控制是通過管制外匯和進口許可實施的。此后日本仍然以關稅和其它非關稅壁壘來嚴密地保護和幫助本國的產業，以致人們都公認日本是一個國內市場高度對外封閉的國家。日本就是靠著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而上升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
綜上所述，這6個當今西方最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都是政府靠補貼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扶植新興的幼稚產業發展的歷史。當今世界上的那些富裕的大國都是借助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政策而從落后國家上升為先進的發達國家的。
第三節 貿易保護主義下的科技革命
為了鼓吹自由貿易的理念，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散布了一系列違反歷史事實的謊言。典型的謊言之一，就是斷言“科學技術革命都是在自由貿易下發生的”。
任何略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聽到這種謊言都會笑破肚皮。說科技革命都發生在自由貿易之下的人，如果不是對歷史一無所知，就是在存心欺騙。
按照通常的說法，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紀下半期在英國發生的“產業革命”，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第二次科技革命則開始于19世紀末，以電氣化和汽車化為標志，美國靠了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領先地位而成了以后一個世紀中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可惜的是，與自由貿易的辯護士們所斷言的恰恰相反，這兩次科技革命都并非發生于自由貿易之下，而是出現于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之下。
根據經濟史上公認的記載，“產業革命”開始于18世紀下半期的英國棉紡織業，其特點是以機器生產代替手工生產。1733年英國的鐘表匠開伊發明了飛梭，提高了織布效率;1764年織工兼木匠哈格利夫斯發明了紡紗用的珍妮機;1769年發明了以理發師阿克萊特命名的水力紡紗機;1774-1779年間克倫普頓兼采珍妮機和水力機的優點，制成了“騾子”紡紗機;1785年卡特賴特發明了用水力推動的自動織布機;而1776年瓦特改進了前人發明的蒸汽抽水機，制成了單動式蒸汽機，10年之后蒸汽機開始應用于棉紡織業。這一系列機器的發明和廣泛應用，使英國的棉紡織業首先完成了從手工生產向機器生產的過渡。它的榜樣帶動其它各個生產部門也采用機器生產，由此而形成了“產業革命”的浪潮。按照經濟史家的看法，英國的產業革命到19世紀40年代初基本完成。
正如上一節所指出的，在這個轟轟烈烈地進行產業革命的年代中，英國實行的是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對最先開始產業革命的棉紡織業，英國的貿易保護尤其嚴厲。在18世紀初，英國完全禁止進口印度等地的價廉物美的棉布;以后直到19世紀初，英國還對進口棉布征收極高的關稅。雖然亞當·斯密在1776年就出版了那本被視為自由貿易的福音書的《國富論》，雖然他的觀點得到了許多人的歡迎，但是英國真正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20年代，那時產業革命已經接近完成了。從時間上說，英國的產業革命基本上是在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下進行的。
不僅如此，英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還與產業革命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下邊我們從美國歷史學家海斯等人所著的《世界史》(Carlton J. H.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6. p.587-588)中隨便摘引一段來說明這中間的因果關系：
在克倫普頓發明“騾子”紡紗機和卡特賴特發明自動織布機之后，“紡紗和織布的新機器最初幾乎只由棉布制造者所采用。其原因是有趣的。18世紀以前，棉布在英國被認為是奢侈品，主要是從印度進口的。但是在18世紀初，呢料制造者勸說議會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之稱)，以保護那時英國最引以自豪的毛紡工業。結果并不全象議會所期望的那樣。由于人民仍大量需要棉織品，英國的棉織工們能夠從事一項興旺的行業。不但英國棉布制造商渴求利用機器來增加產量，而且他們也可以自由地這樣做，不受重商法規的阻礙，這些法規確實曾經阻礙了較古老的、更為重要的毛紡工業。
“哈格里沃斯的珍妮機、阿克賴特的水力紡紗機、克倫普頓的‘繆爾’機和卡特賴特的自動織布機使棉布貿易大為擴展，而毛紡織工們仍墨守陳舊的手工方法。可是后來，毛紡業也使用了新機器——麻和絲也同樣——但是棉紡業比起其它還是領先了。”
一般的經濟史論著在說明產業革命首先發生于棉紡織業中的原因時，都強調毛紡織業中重商主義法規的妨礙作用。它們都沒有說清問題的另一方面——棉紡織品的進口壁壘與產業革命的關系。其實，對任何有經濟分析頭腦的人來說，這中間的因果關系是很容易發現的：
英國人民喜歡漂亮的棉布;由于政府禁止了價廉物美的亞洲棉布進口，他們不得不以較高的價格購買本國產的棉布。由于本國棉紡織業不發達，技術水平也低，棉布產量與居民的需求相比太少，就使國內市場上的棉布價格相當高昂，以致盡管本國的生產成本比較高，棉紡織生產還是極為有利可圖。這就刺激了棉紡織業者盡力增加棉布的產量。但是，恰恰是由于英國的棉紡織業落后，它沒有足夠多的紡織技術工人來生產以滿足市場的需求。紡織工人的數目太少成了妨礙增加棉布生產的最主要“瓶頸”。于是棉紡織業者們就有了強烈的欲望去發明機器，以便用現有的少數工人生產出更多的產品。產業革命就是這種發明沖動的產物。
《白銀資本》一書的作者弗蘭克還指出了英國首先進行產業革命的另一個原因：英國工人的工資比較高，使得英國的企業主有更強的愿望去以多使用資本的機器代替昂貴的勞動。我們還可以補充他的論點說，英國的社會體制也使英國有較高的積累率，從而資本的利息率較低，有助于推動人們使用機器。
在產業革命之前，英國生產棉布的相對成本顯著地高于印度等亞洲國家。按照比較優勢原理，英國應當放棄棉紡織品的生產，從印度進口棉布。而如果英國真的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免去棉布的進口關稅的話，英國的棉紡織業會被徹底沖垮。那樣英國將不會生產棉紗和棉布，也不會在棉紡織業中開始產業革命。沒有英國18世紀保護幼稚產業的對外貿易政策，我們可能根本就不會有那場偉大的產業革命!
進行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力國家當時實行的也絕不是自由貿易政策。
19世紀末發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國取得了最顯著的成果。美國人愛迪生在19世紀70年代全力投入技術發明，先后改進了電燈、電話，發明了留聲機，使世界進入了電氣化時代。德國人本茨于1885年開行了第一輛使用汽油機的汽車，1893年美國出現第一輛汽油機汽車。這些發明及其應用使世界進入了電氣化和汽車化的時代。但是正如上一節指出的，進行這一系列發明的年代正是美國和德國強化其保護關稅制度的時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其實是在美國和德國的保護關稅制度之下推進的。
當然，同時發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有因果關系。第二次科技革命發生于保護關稅之下，這不等于說保護關稅促進了那次革命。目前我們的研究還不能說明，美國和德國的保護關稅制度怎樣促進了當時的那場科技革命。平心而論，激發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最有力的政策性因素，應當是當時美國和德國實行的保護專利的法律。這在美國表現得特別明顯。史學家們公認，18世紀末以后美國工業顯著發展的一個非常強有力因素，是聯邦政府制定的專利權法律。機器的發明因此受到了鼓勵。盡管如此，我們起碼可以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歷史經驗說明，科技革命并不是只能在自由貿易中發生，保護關稅下也同樣會發生重大的科技革命。
第四節 自由貿易中的失敗者
迄今為止，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靠一貫實行自由貿易而從落后國家變成了最發達的先進國家。但是歷史卻提供了無數的實例，說明對外不實行貿易保護的國家如何落后下去。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
雖然拉丁美洲各國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拉丁美洲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
當然，拉丁美洲各國一般都沒有真正徹底地實行過自由貿易政策。它們國內也都有反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觀點和勢力，各國政府也都采取過不少限制進口的措施，特別是對許多進口產品征收過高關稅，甚至為保護本國的某類產業而征收過較高的進口關稅。但是，拉丁美洲國家對進口品征收高關稅的目的與當時的美國有著原則的不同。
美國對進口的高關稅是為了保護本國的產業，而拉丁美洲的高關稅卻是為了使政府得到盡可能多的財政收入。為保護產業而征收的高關稅最好是禁止性的，而為增加稅收收入而征收的高關稅當然不想杜絕進口——那樣政府就收不到關稅了。為增加稅收收入而征收的高關稅勢必要允許進口達到相當大的數量，以保證可以從進口中收到盡可能高的關稅。這樣，為增加稅收收入而征收的高關稅一般都不會給予本國產業以足夠的保護。
對于19世紀的拉丁美洲各國來說更致命的是，由于它們的關稅政策主要是從財政收入的角度考慮的，一旦政府的財政收入狀況好轉，政府就沒有很強的動力去維護對進口品的高關稅。特別是當這些國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國內購買力的增加導致進口增加，政府由于關稅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進口關稅稅率，結果導致了進口工業品關稅失去了保護本國產業的作用。
到19世紀中葉，整個拉丁美洲大陸都轉向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道路，力圖通過商品出口和外國資本流入來迅速發展經濟，而它們所依靠的出口產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國有很強的比較優勢的農產品。這樣的外向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紀30年代，結果導致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片面依靠少數農產品。在世界性的農業生產過剩和30年代大蕭條之后，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地位迅速下降，終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都成了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而美國由于在19世紀中堅持不懈地靠保護關稅來發展本國工業，把本國建成了世界第一工業強國，最后變成了經濟最發達的富國。
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搞的宣傳伎倆，其目的是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很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
現在的人都批評中國19世紀的洋務運動，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在1912年，發達的工業國中只有英國的平均關稅水平低于中國：當時中國的平均關稅率不到5%，而英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進口關稅接近于0。但是英國當時已經是一個經濟上正在衰落的國家，它的工業產量已經被美國和德國所超過。而那些新起的經濟強國，特別是經濟發展速度遠遠快于英國的國家，都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其平均關稅率都明顯高于中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在法國為8.2%，在德國為8.4%，在意大利為9.8%，而在美國卻達18.5%。這樣簡單的數字已經足以說明，落后國家要高速發展經濟，就必須對本國的產業實行嚴格的保護。
20世紀末的世界又增添了另一類的新問題：過去實行傳統計劃經濟的國家轉向市場經濟。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一下子轉向自由貿易造成了更為災難性的后果。
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羅斯。
前蘇聯的計劃經濟在對外貿易上是超保護性的，因為任何商品的進口和出口都必須經過政府批準，本國企業的生產都按照政府的計劃，根本就不存在外國產品競爭的威脅。在以“大爆炸”的方式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俄羅斯一下子放開了對外貿易，急劇地轉向了自由貿易政策，不僅取消了政府機構對對外貿易的行政控制，甚至將絕大多數商品的進口關稅降低到0。這樣一下子轉向自由貿易政策，與“大爆炸”轉軌戰略的其它災難性政策結合在一起，使俄羅斯的經濟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了整個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大倒退。
俄羅斯至今還沒有從這場災難中恢復過來。整個經濟的產出水平嚴重下降，工業生產的下降尤其嚴重。與1990年相比，2000年的工業生產下降46%，機器制造業、輕工業、農業和煤炭業的生產潛力都被破壞。
俄羅斯工業生產各部門受到的破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外貿易的進出口結構：由于進口消費品幾乎完全占領了國內市場，俄羅斯的輕工業生產下降了80%;由于企業大量購買進口的機器設備，甚至買進本國自己能造的機器，俄羅斯的機器制造業幾乎被摧毀了。而俄羅斯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天然氣、化肥等等，它還出口軍工產品并向前蘇聯國家出口電力。這些能夠大量出口的工業部門所受的打擊比較小，有的產出水平還有所上升。
俄羅斯輕工業所受到的打擊很清楚地表現在俄羅斯的消費品市場上。2001年9月我訪問俄羅斯時曾經逛過著名的俄羅斯百貨商店。在這個幾層樓的大百貨商店中，除了出售食品的地方之外，在別的地方幾乎就找不到俄羅斯本國產商品的影子。
用正統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比較優勢學說可以很容易地說明俄羅斯的輕工業為什么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擊。俄羅斯資源相對豐富，過去發展起來的生產技術也是在生產耗費資源多的粗大型產品上有比較優勢。在放開市場進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俄羅斯與國際市場相比，必定是原料型的產品和重工業品比較便宜而輕工業品比較貴。這就使俄羅斯的輕工業由于廉價進口品的沖擊而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但是比較優勢學說說明不了俄羅斯的整個工業生產為什么以如此之大的幅度下降了這樣長的時期。按照比較優勢學說，在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之后，俄羅斯的輕工業雖然被摧毀了，但是其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應當會迅速增加生產，因此“在長期中”俄羅斯的生產不但不應當下降，反而應當會上升。但是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已經10年，俄羅斯的工業生產仍然只有原來的一半左右，而俄羅斯原來的工業生產就比較落后，是一個工業還有很大發展潛力的國家。
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優勢學說之所以沒有預言能力，又是因為它是一種靜態的均衡分析，沒有考慮動態變化的各種因素。
它忽略的最重要因素是，現代的生產能力、特別是機器設備有極強的專用性。把生產消費品用的機器轉用于生產重工業原料幾乎是不可能的。結果是當輕工業企業由于產品沒有銷路而停產時，它的設備只能閑置，而不能轉去用于增產銷路很好的石油化工產品。結果是在那些被進口品擠垮的行業中，長期積累的、體現為機器設備的資本幾乎被完全消滅了。這些行業的崩潰同時就意味著投入這些行業中的資本的毀滅，意味著整個國家的總資本相應減少。整個國家的工業生產當然只能減少。
更重要的是，這些行業被進口品擠垮不僅意味著實際產出的減少，而且意味著整個國家資本積累流量的下降。實際產出的減少同時就是實際收入的減少，而實際收入的減少必然減少私人儲蓄和資本的形成。不僅如此，整個國家實際收入的這種減少是由于很多人不再工作，從而完全失去了出售產品所得的收入，政府必須從還在生產并得到收入的人那里收取稅費以救濟這些沒有收入的人。這會減少還在生產并有收入的人的儲蓄，由此而進一步減少整個國家的資本積累。
這樣，由傳統計劃經濟一下子轉向對外實行自由貿易的后果是，不僅毀滅了國內的一大部分資本存量，而且隨著產出的減少而大大減少了以后每個時期中的實際儲蓄流量。這就使俄羅斯整個經濟的總產出下降持續了10年之后還無法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俄羅斯所發生的災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訓。其實俄羅斯所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國。
在轉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中國與俄羅斯的不同之處在于采取了漸進的改革戰略。作為這種戰略的一部分，中國是在20年的改革過程中一點一點開放國內市場的。到現在為止，中國仍然實行保護程度相當高的對外貿易政策，沒有奉行自由貿易政策。有賴于中國實行了這樣明智的經濟政策，中國才沒有發生俄羅斯那樣嚴重的經濟災難。
中國這20年中對進口品所設立的貿易壁壘，主要集中于技術含量高但是暫時還缺乏國際競爭力的那些產品。這樣的進口壁壘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在它的保護下，在國內市場中互相激烈競爭的中國家用電器生產企業有了長足的技術進步，具有了國際競爭能力;中國的汽車產業也有了急劇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技術進步。
英國周刊《經濟學家》2001年8月25日一期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只大熊貓打亂了隊形》，生動地描述了中國的經濟如何在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下崛起。
正如這篇文章所說，人們通常都以“雁行式經濟發展”來描述東亞各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東亞國家是以生產簡單產品——如鞋類或足球——然后將產品出口起家的。它們將獲得的利潤再投資，并使它們的實際資本得到升級，以便出口更多的先進的產品，如半導體和便攜式電腦。在這一過程中，它們的工資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向著富國的水平發展”。
該文指出，中國并沒有完全按照這個模式來發展：“中國不是雁陣中的一只雁。它沒有肯定這種陳舊的模式，因為它在生產簡單產品的同時又生產先進的產品，既有簡單的絨毛玩具，又有集成電路”。“任何產品在中國實際上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出來”。“設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亞洲問題的經濟學家安迪—謝說，如果有同中國的這種經濟發展相類似的模式，那就是19世紀的美國。勞動力過剩使工資下降，但是，由于物價的下降消費量卻在增長”。于是中國就在工業上崛起了。
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是不合乎國際貿易理論的常識的：由于產品之間的相對成本在不同國家間總會有差別，當兩個國家相互向對方出口的總額相等時，一國不可能生產任何產品的成本都低于另一國。在與此相近的正常情況下，一國總會有某些產品的生產成本低于別的國家，而另一些產品的生產成本高于別的國家。如果一國任何產品的生產成本都低于另一國，這個國家就會只向另一國出口而不從它進口，這只有在這一國貨幣的匯率過低時才有可能。
但是這篇文章確實指出了一個重要的動態現象：如果今天中國某種產品的生產成本還高于別國的話，中國很快就能夠降低成本，變為能夠以低于別國的成本進行生產。能夠這樣快地轉變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幾乎生產過任何高技術的產品，而且幾乎保存了所有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由于中國已經生產過這些高技術產品，已經學習過它們的生產經驗，中國就能夠很快降低這些產品的生產成本，使今天在低技術產品上的低成本優勢迅速轉化為明天在高技術產品上的低成本優勢。
歸根結底，中國經濟之所以具有這種結構特征，是因為中國早就同時生產了所有各種低技術和高技術的產品，而不是等待低技術產品的生產已經成熟再開始轉向生產高技術產品。但是在有國際貿易的條件下維持這種生產結構，意味著在每個時點上都必定有許多產品的生產成本高于其國際市場價格。沒有一個高度保護國內市場的對外貿易政策，這樣的生產結構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我們前邊所引的那篇文章指出，現在的中國和19世紀的美國都具有這樣的生產結構。這是因為二者都實行了嚴格保護本國的高技術產業的對外貿易政策。我們的任務應當是繼續實行這個明智的對外貿易政策，以便中國能象19世紀的美國那樣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絕不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對那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我們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加以保護和扶植，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美國的正面經驗和拉美的反面教訓都告訴我們，這樣才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從而使中國盡快上升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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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述的歷史經驗只能證明，保護新興的幼稚產業是國家從落后迅速變為發達的共同道路，實行這種政策不力、進行自由貿易的國家則往往會滑入落后的泥潭。西方人信奉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現實卻與它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盡管如此，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在19世紀中期，經濟上最發達的國家英國極力鼓動歐洲各國都實行自由貿易，它自己也確實帶頭實行了自由貿易。但是德國的許多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卻把這看作是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針對這一陰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
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講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他就通篇大談它們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背后的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與此相聯系的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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