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2日上午，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召開了“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本文是筆者為會議準備的論文的第一部分。筆者的會議論文原題為《中外新李斯特經濟學的不同與我們當前的任務》，修改后題目改為《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發展與當前的任務》，將發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報》第17卷《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專欄》。全文共三部分，今天發布全文摘要和第一部分。
全文摘要：對于觀察2016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巨變，李斯特經濟學仍是不可多得的靈感來源，特別是在我們目前處于自立圖強還是自甘依附、目光遠大還是鼠目寸光的歷史選擇關頭，李斯特的“主權國家經濟學”仍是一盞指路明燈，這是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之所以專門舉辦“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的重要原因。西方的“新(Neo)李斯特經濟學”未能深入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它也不可能反映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中國學者創立的中國新(New)李斯特經濟學吸收了現代演化經濟學、馬克思、凱恩斯、“現代貨幣理論”等最新研究成果，“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致力于創建“國民經濟學”的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派，目前已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發展戰略的變化產生了一定影響。雖然世界經濟真正的巨變還未到來，但社會保護的新時代已然開啟!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目前的任務是做好新李斯特經濟學的啟蒙和普及工作，推動這種社會保護新時代的發展，研究如何在美國版“中美經濟脫鉤”的不利影響下探索“次優”的替代性發展路徑，并針對未來更大的事變，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變革提前做好理論指導和政策設計的準備工作。
關鍵詞：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新李斯特經濟學;全球化;國家理論
從19世紀下半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一直是僅次于卡爾·馬克思的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其《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銷量也是僅次于《資本論》的德國經濟學家的著作。李斯特的身份在世人眼里難以定位，大多數人將他看作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但也有人將他視作“自由主義思想家”，甚至還有學者將其解讀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然而，雖然人們對李斯特的思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表明，作為“所有追求獨立和富強的后進國的先知”，李斯特的學說在諸如自立圖強還是自甘依附、矚目長遠還是得過且過的歷史選擇的關頭，早已為許多后發國家提供了雄起趕超的建設性指南。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中美經濟戰使我們做出何去何從的重大選擇的今天，我們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我今天的主題講演主要講三個問題，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為什么要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
中華民國時期的經濟學家劉秉麟在1925年曾指出，“經濟思想在今日最占勢力者有三：一是亞當·斯密的個人主義;二是李斯特的國家主義，三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1]實際上，自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一直到“冷戰”開始時的一個世紀里，李斯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學就一直是有關國家發展的相互競爭的三大理論體系之一，它不僅對美、德、日等國家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后來居上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20世紀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來源之一，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過程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正如萊維·福爾指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在“自由主義的西方”和“社會主義的東方”之間的敵對狀態下，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社會主義吸引了學術界的關注，從而在理論和分析上都得到了更細密的研究，而以李斯特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則變成了一個被忽視的研究領域。[2]“冷戰”導致了李斯特經濟學的被邊緣化，這種狀況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達到了極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統治地位的日益瓦解，復興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李斯特經濟學已勢在必然。[3]
筆者曾將李斯特經濟學在傳入我國的時間上大大晚于日本看作是我國在近代史上應對西方列強的挑戰上遲緩軟弱以及與日本命運截然不同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4]是近代史上“中日大分流”——日本搭上帝國主義列強的末班車而中國卻淪為其殖民地——的首要原因。2014年初，由于觀察到“重新找回國家”的暗潮涌動，預感到世界經濟即將發生巨變，并“考慮到，隨著中國經濟內在矛盾的進一步展露，中國經濟學界將有可能對李斯特經濟學重新產生興趣”，[5]為了對人們重新發現李斯特的“主權國家經濟學”做好理論準備，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決定于2014年5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第六屆年會上設專場召開“紀念李斯特經濟學2015年傳入中國90周年論文開題會暨中國新李斯特學派演化經濟學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20多位學者就李斯特的經濟思想、政策意義以及創立中國新李斯特學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按照計劃，2014年的年會后完成的相關論文在2015 年已經分別刊載于筆者在《學習與探索》第1期、《教學與研究》第3期和《管理學刊》第2期主持開設的專欄，并將前兩個雜志發表的論文與筆者此前發表的五篇論文(其中兩篇是和陳國濤博士合作)匯集成冊，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專著《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2015)。但由于體系結構安排的需要和該書容量的限制，《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一書未能反映筆者及其研究團隊在過去幾年從新李斯特經濟學研究范式入手對當前我國或世界經濟某些熱點問題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主題包括全球價值鏈、增加值貿易、現代貨幣理論、不對稱全球化戰略、中國農業的新李斯特主義發展戰略、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作為新李斯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等。
我們之所以將1925年作為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的標志性年份而加以紀念，原因就在于雖然李斯特經濟學在戊戌變法之后已經被個別中國人所知曉，但只是到了192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劉秉麟所撰《李士特經濟學說與傳記》和同年春王開化翻譯完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李斯特經濟學才被系統地介紹到中國。因此，在2015年的第七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上，我們組織了“紀念李斯特經濟學2015年傳入中國90周年”的活動，并在《當代經濟研究》雜志2016年第2-3期發表了2015年紀念活動的會議論文，但未再結集出版。
在2014-2015年召開兩次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之后，世界經濟與政治在2016年開始發生巨變。是年，保護主義(或者稱之為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經濟思潮在美國沖破建制派，艱難崛起，“李斯特問題”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同年，民眾主義在美歐國家以排山倒海之勢興起，我們可以將其稱作是“馬克思的問題”。但這兩個問題實際上都是“新李斯特的問題”，因為西方的新李斯特經濟學“未能解決馬克思對李斯特經濟學忽視勞工問題的批評，換言之，西方國家的‘新李斯特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反映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解決這些問題就成了筆者近幾年來帶領團隊成員創建與Neo-Listian Economics不同的New Listian Economics的主要動因。”[6]
在這里，筆者有必要為保護主義和民眾主義正名。正如筆者一直指出的，保護主義和民眾主義的興起是新自由主義催生的對立面，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國內外學界和新聞媒體一直在貶義的含義使用這兩個術語，其原因就在于他們站在了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上。早在2017年1月7日，筆者就在“賈根良新浪博客”撰寫了一篇短文《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并不是壞東西》對流行的看法提出了異議，現將該文的前半部分照錄如下：
與西方國家的媒體一樣，我國的新聞報道一直在使用“右翼民粹主義”的概念對美歐國家推動變革的力量進行報道。民粹主義在美歐國家國內經濟問題上反映了大部分中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的訴求和憤怒：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國家的量化寬松不僅救助了華爾街等金融資本，而且使金融資本通過貨幣游戲更加變本加厲地掠奪中產階級、下層民眾和實體經濟，貧富差距比金融危機前更加劇了，而恐怖主義和大量移民涌入歐盟是美歐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惡果，發達國家的民眾要求回歸國家本位是正當的訴求。但在我國學者的文章中，民粹主義都變成了壞東西，例如，人民日報在2016年12月18日發表的文章《有效應對國際民粹主義“病變”》將民粹主義看作是不正常的東西。
正如筆者在2009年初的文章《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制度大轉型》中寫道的：“當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它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了只有利于國際壟斷資本而對勞工不利的狀態：工作外包、國外直接投資和廉價商品對本國產業的沖擊已經成為美國中低收入階層實際收入下降和失業的直接原因。”保護主義在發達國家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筆者在該文中預測了全球化的逆轉是必然趨勢。正是因為精英階層和媒體抱著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不放，只顧一己之利，漠視現實，所以，他們才驚呼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黑天鵝事件”。
媒體將英國和法國等歐盟國家的脫歐稱作“右翼民粹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從李斯特經濟學和現代國家貨幣理論來看，歐盟和歐元從根本上就是一種烏托邦，危機是不可避免的，遲早會解體。從李斯特經濟學來看，歐盟內部實際上是“三個世界”(發達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并存，正如現今整個全球經濟一樣，在歐盟內部自由化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在經濟上必然剝削其他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向英國、法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移民是必然的，移民問題就成為英國、法、德“脫歐派”興起的重要原因。
從現代國家貨幣理論來看，歐元對于歐元區各國來說實際上都是一種外國貨幣，它剝奪了各國運用財政政策解決本國經濟問題的主權，除非歐元區各國實行財政統一，變成一個國家，否則，必將動亂不止;而歐元區要實現各國財政的統一，法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民眾肯定是不答應的，因此，最好的結局就是解體。我講的這個道理很簡單，但被西方經濟學所蒙蔽的人看不到這一點。據報道，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6年12月3日表示：全球化進程已不可逆轉，孤立主義、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以及保護主義均于事無補。默克爾是站在德國國家利益上說這句話的，此外，她也被西方經濟學蒙蔽了，所以看不清形勢。事實將證明她是錯誤的。
去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這是重建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破壞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必然。在當今世界，“需要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凱恩斯在1933年具有開創性的論文《國家的自給自足》可以被看作是這種新的時代精神。筆者2012年在《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一文中寫到，與今天一樣，1933年也是一個突然醒悟的時代，需要一種認識到去全球化的時代精神：商品在更大程度上必須在國內生產，金融也必須具有更多的國家特征，為此，凱恩斯推薦了去全球化的政策建議，“因此，我贊同最小化國家間經濟糾結的觀點，思想、知識、科學、好客和旅行，這些事情就其本性而言應該是國際的。但是，商品應該盡可能在國內生產，最重要的是，金融應該是國家的。在同時，那些尋求擺脫這種國家間糾結的人應該是謹慎的并徐緩而行，它不應該是把植物連根拔起，而是通過整枝法使植物向著不同方向生長。因此，因為這些強有力的理由，我傾向于這種信念：在轉變完成后，比1914年更大程度的國家自給自足和國家間的經濟分隔要比其它方式更好地促進和平的事業。無論如何，經濟國際主義的時代在避免戰爭上并不是特別成功的，如果經濟國際主義者反駁說，它成功的不完善從未給它一個公平的機會，那么，可以合理地指出，在未來的一些年份里，幾乎是不存在這種機會的。”
在當時，筆者沿用了流行的“民粹主義”概念，現在筆者要用25年前在出版拉丁美洲經濟研究著作時使用的“民眾主義”這個中性概念替代這個貶義的概念，在該書中，筆者將民眾主義概括為與自由主義相對立的經濟政策。[7]使用“民眾主義”這個概念目的就在于提醒學術界不能站在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上譴責中下層民眾的正當訴求，而是要正視并反思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嚴重問題，以避免“民眾主義”演變成一種破壞性的力量。
那么，我們今天在這里為什么要召開“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呢?筆者僅以2016年在歐盟風起云涌的“脫歐”運動和今年12月12日的英國大選問題來說明這個問題。學術界將“脫歐”運動視作“右翼民粹主義”，但如果人們對歐盟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進行研究，就會發現，歐盟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歐元是烏托邦的產物。貨幣問題是國家主權的關鍵問題，因此，歐元問題不僅是“李斯特的國家問題”，也是“凱恩斯的問題”。筆者在今年的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上曾預測，歐元肯定要消失，問題是它將在何時消失，將會如何展開?是率先出現在法國、意大利還是別的國家?歐元的消失將產生哪些巨變?它將對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特別是中國產生哪些重大影響?
在2019年12月13日英國大選揭曉前，筆者經過研究，得出左派的英國工黨很可能將在大選中敗北的判斷，原因就在于該政黨在財政金融和全球化問題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在“脫歐”問題上態度曖昧，而英國的首要問題是“國家獨立的問題”。所以，筆者在這里對英國變革的次序再做一個預測：英國保守黨首先上臺先脫歐，未來再由工黨上臺后實施其政綱中的“公用事業的再國有化”。國家要獨立，民眾希望回到戰后“黃金時代”，這是英國目前和今后多年仍將產生重要影響的兩大社會思潮，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綜合性的“李斯特、凱恩斯和馬克思的問題”。然而，“國家獨立”或“李斯特問題”是“公用事業再國有化”的必要條件，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里召開“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所要彰顯的重要意義。
正如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分別在1979年和1980年上臺一樣，英國和美國政局的變化將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作為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者，我們早就觀察到經濟史中存在著一種自由競爭和社會保護“循環往復”的鐘擺運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筆者就指出，世界經濟將迎來一個“政府干預、關注民生和國家保護主義上升這種制度大轉型的到來”;“目前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就像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國家原教旨主義一樣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然而，盡管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因金融資本的垮臺和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而大傷元氣，但如果要強調政府干預、集體價值觀念、生產資本主導和福利型政策等這些與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制度大轉型，遭遇抵抗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新興經濟中，阻力要更大一些，而轉型的時間也要更長一些。”[8]2016年在一次講座中，筆者曾指出，當我在2008年10月寫這篇論文時，我所謂的“在一些新興經濟中”主要指的是中國，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比發達國家還要厲害，在轉型上也要落后于發達國家，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我的這種看法。
從2016年開始，“自由競爭和社會保護循環往復運動”的鐘擺開始強力擺向社會保護，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啟!世界經濟的巨變雖然已經開始，但尚未在更大程度上展開，真正的巨變還未到來。面對未來的巨變，我們需要“在行動上避免采取極端行為，如在政府干預日益強化的時候，想到終有一天消減干預的時候不可避免要來到。”[9]值得說明的是，在新自由主義時期(1970-)，政府干預比凱恩斯主義時期(1945-1970)并未減少，只是它更偏向壟斷資本特別是金融利益集團而已。雖然目前的“脫歐”運動陷入了低潮，但將來還會興起。2019年，“現代貨幣理論”美國的異軍突起展現出與歐洲不同的風貌，“現代貨幣理論”雖然在本質上是“國家貨幣理論”，是“李斯特的問題”，但在美國卻主要被用于解決“民眾主義”的問題。國外一位學者曾不無夸張地說，“在美國，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現代貨幣理論”!隨著現代貨幣理論學派成為主流學派，[10]新自由主義在今后十年左右(也許二十年)將有可能退出歷史舞臺。由于世界各國的左派政黨和左派經濟學在全球化問題上基本上都是新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難以獨自為學界觀察、分析“重新找回國家”這種世界性潮流提供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因此，這種歷史重擔主要地應該由吸收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李斯特經濟學所承擔。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我們在這里召開“紀念李斯特誕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經濟學研討會”，目的就在于緬懷經濟思想史中這位目光遠大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戰略家的豐功偉績，[11]探討世界經濟與政治未來發生巨變的具體表現形式及其對中國將產生的重大影響，并對“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未來進行深入研討。
[1]劉秉麟：《自序》，載劉秉麟：《李士特經濟學說與傳記》，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2頁。“李士特”是當時對“List”(李斯特)的漢譯。
[2]David Levi-faur，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Review of InternationalStudies 1997, 23, 359–370.
[3]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
[4]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
[5]賈根良等:《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6]賈根良等:《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7]賈根良等：《拉丁美洲市場經濟體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227頁。
[8]賈根良：《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制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
[9]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頁。
[10]現代貨幣理論原先一般被劃歸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但筆者根據該理論自成體系的創新觀點、政策主張和遭到非正統經濟學許多流派反對的特點，建議將其獨立為非正統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即現代貨幣理論學派。參見賈根良：《對現代貨幣理論等非主流經濟學說需做深入研究(主持人語)》，《學術研究》2020年第2期。
[11]李斯特的“豐功偉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德意志“關稅同盟”的主要創立者、德國鐵路之父和給世人留下了作為后發國家經濟發展指路明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許多學者認為，德意志“關稅同盟”對德國統一具有重大意義，其創立的主要功績應歸功于李斯特，美國第二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史密斯在1856年曾指出，“或許可以說是李斯特博士創立了‘關稅同盟’。能夠創造如此豐功偉績的，幾乎是前無古人”，見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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