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1]
但長期以來，存在著顛覆、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的客觀現實。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置習近平同志的反復強調于不顧，錯誤認識，錯誤指導，構成今天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問題的總根子。這個總根子，是“鹿”與“馬”的問題。——一些舉措習慣于指鹿為馬。
何謂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
何謂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是什么?是按資分配。貨幣持有者占有生產資料，為占有更多剩余價值而再生產。而按資分配的主要、常規形式，就是股份制。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股份制。
一、“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和《資本論》的原意南轅北轍
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是按勞分配，它是由公有制決定的。把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生產方式妝扮或者理解為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有一個關鍵的命題，這就是“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這個命題是指鹿為馬的理論根源。但它的出現，有一個從誤解到曲解再到盲目實踐的演變過程。
首先，誤解來自對《資本論》的斷章取義。只看到，也樂于引用馬克思的股份制“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2]沒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并且刪去了緊接下來的一句話中的黑體字部分“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3]
如果說這是讀書不精的誤解，那么把股份制引申為公有制則是曲解，是主觀上的三個混淆，客觀上的離經叛道。
有報道一位上級同志用了半年時間研究馬列，得出結論：股份合作制不是私有制，是一種新出現的所有制形式，具有明顯的社會性、公有性。這和《資本論》的原意是南轅北轍。它回避了是勞動合作還是資本合作，回避了馬克思對股份制的尖銳揭露：“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4]反映出以下混淆：
第一個混淆，是對股份制生產的社會性和剩余價值公有的社會性的混淆。此社會性非彼社會性。實質是混淆了社資矛盾。
第二個混淆，是把“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5]的工人合作工廠，和工人是單純雇傭勞動力的普通股份制相混淆。實質是資本與勞動的混淆。
第三個混淆，是把工人合作工廠中的勞動要素、以及一般公司公有股份與股份制自身 “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6]相混淆。其實質同樣也是對社資之間、勞資之間的混淆。
上級確定以后，學者不得不跟上。有文章曰：股份制既可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可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同“公有制存在形式”等同起來。
這種學術措辭產生的悲劇，是顛倒了認識順序。全局性重大定見形成之前，應該虛心總結社會實踐，向人民群眾、向學者請教，占有古今中外資料，先做學生，再做先生。沒有這樣做，只會讓遵守組織原則的學者文章對錯誤理解進行費力的演繹，無奈形成復雜含混的折中主義，回避了矛盾，加劇了對原則的混淆，把學問引向探幽察微、如墜煙霧的玄妙，助長實踐中的誤解，無助于遏制新自由主義泛濫，經濟下行。
二、“股份制即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與政治中各種矛盾的根源
經濟：今天應該看的很清楚：我國宏觀經濟的一切矛盾和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中股份制的股東至上、按資分配導致的。宏觀上，一方面，市場調配資源的高效率和股東至上互為因果，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另一方面，上世紀末國有經濟股份制即私有化改造以來，盲目投資、重復投資加速，本世紀以來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矛盾加劇，房地產的對經濟形成的挾持，擠占制造業資源，成為經濟去實向虛動力;從政府到企業投資主體債務高企，環境污染自工業化以來登峰造極，市場萬能下坑蒙拐騙無惡不作，如假疫苗、毒食品、互聯網金融創新等等，兩級分化到10%的人占有67%國民財富(世界不平等數據庫)，逼近甚至超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等等。至少在以上諸方面，都是股東至上、按資分配經濟機制的產物。
在這些負面成分中，公有股份在股份制機制引導下，也參與進去，甚至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如證券市場著名案例中公有股的行為表現。人民群眾日常面對的國有大型銀行，國有醫院的普遍刻薄與盤剝，幾大通訊巨頭在為客戶創造價值、科技創新上，遠不如非公企業在艱難生存階段做出的貢獻多。眾所周知的三鹿奶粉，作為連續多年銷量全國第一的國有公司，2006年由新西蘭恒天然集團的參股43%后，2008年出現震驚全國的毒奶粉群體事故而破產。這就說明，在高效率的股份制機制下，即使是資本公有，缺乏工人民主監督的官僚主義同樣也可以支配出不遜于私有制企業的劣跡，反過來為獵取公有資產者制造攻擊口實。這些問題，最生動不過的解釋了馬克思所說的股份制本身的“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一切矛盾”。
經濟基礎：羅曼羅蘭夫人嘆道，自由，多少罪惡借汝而行。“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同樣掩蓋了大批政策性合法侵占公有資產的罪惡。例如在股份制改造中，常見現象是，國企內少部分負責人在上級的具體支持下，缺乏第三方監督地低估國資市場價值，公開合法地把企業借入的銀行貸款轉到自己名下，成為個人持股，實施所謂“承債式行權”，“信貸杠桿”式管理層收購，實質上是巧取豪奪式的“空手套白狼”， “黃鼠狼守雞舍” 式的監守自盜。早在2002年，有著名學者在領導人于上海召集的座談會上就此提出尖銳具體的批評，但不可能引起足夠重視。也正是在這一錯誤理論、思想指導下，國有資產占比連年萎縮，失去主體地位。
上層建筑：“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概念混亂，在意識形態中，首先是當下新自由主義大有市場的理論基礎。一些舉措擴大“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外延，無論在國企的混改中，還是在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中，政策的出發點往往立足于資本本位，提出嚴控公立，依靠社會資本，放棄政府責任，忽視勞動價值。在邏輯混亂之下，采用美國林肯總統的民有，民享、民治理念，對私營經濟稱作“民營經濟”。
三、對策
展望到來的20年代，解決這些問題，至少以下幾點可能非常重要。
1. 必須認真總結三十年來市場經濟、股份制經濟的社會實踐，認真學習《資本論》、《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和習近平系列講話，糾正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的片面性，清晰認知社資界限，認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可分割的客觀真理性。
2.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計量體系。必須建立不同于西方資本本位的宏觀評價指標和微觀經濟企業評價指標系統，從鼓勵去實向虛、以資本為中心的GDP，和企業500強指標的引導、束縛中解脫出來，同步建立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指導的宏觀經濟評價指標，建立體現剩余價值和勞動要素、社會責任的企業指標體系(參見紫虬：在問題導向中建立新時代的企業評價體系)。
3. 政府必須有為。有兩點值得肯定：首先，是對私人資本壟斷的約束。2017年建立的中國網聯清算公司，運用國家力量，結束了支付數據由外資控股的壟斷，上演了一處精彩的現代“杯酒釋兵權”。對吳曉暉案的處理，為打擊官商勾結建立了典型案例。其次，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公共服務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這是人民的福音，但要警惕“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思維慣性，使公共服務誤入市場化和私有化歧途。
有兩點值得關注：首先必須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這是最大的公共服務，是最大的普惠，是解決需求不足、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直接舉措。應把克服通貨膨脹、金融主權安全和金融系統政治紀律、人事任用、獎勵懲戒切實掛鉤，敦促其糾正新自由主義成見，糾正甚至不如薩繆爾森等重視列寧對通貨膨脹的決不容忍，從根本上改變我國金融隊伍長期以來在通貨膨脹問題上固執己見、脫離人民，隔岸觀火，從而解決至少生活消費通貨膨脹率高于金融危機以來美歐所反映的深層次問題，逐步回歸合乎社會主義原則的金融秩序;接受蘇聯晚期金融崩潰教訓，杜絕開門緝盜式過分開放的可能性。其次建立政府行業指導和預警服務，引導企業避免重復投資、重復研發。
4. 國企改革走出“一混就靈”的長官意志歧途，通過員工主體，根本解決客戶中心的長久機制，才能提高企業的市場價值，實現做優做強做大。依靠員工群眾，運作于面向更多客戶價值的產業鏈、數據鏈、價值鏈的企業文化，是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根本，是從體現這一根本的實踐第一性出發，還是從第二性的其他因素出發，事關國企盛衰。
5. 運用兩重性觀點，關注股份制雙刃劍作用。認真總結在股份制對社會化大生產的容納性上，我們取得的寶貴成績和經驗。同時國企要帶頭，克制股東至上、按資分配帶給企業和社會的副作用。克服勞資矛盾。警惕股份制的一切弊病。
6. 做大做好自主聯合勞動的文章。認真總結華為現象，總結其勞動優于資本的理念和企業運行規律，從偶然性中發現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考察其“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及其克服，使其成為新時代的典范，成長出大批讓帝國主義頭疼的創新型企業。
7. 對私營企業的引導。對私營經濟，應當講清從西方到國內，股東至上對企業長遠的約束性。在大數據時代，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是企業長久之道。越是在私營經濟成份占優的地域，越是要講企業發展的客觀規律，鼓勵他們進行華為型內部改革，提高企業的客戶價值，發展壯大，解決中國私營企業壽命周期過短問題，而不是資本本位，以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態度一味逢迎。
8. 開拓公有制形式，通過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的企業活力，增加并實現公有制主體比例，夯實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小結：
應當看到，股份制作為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形式，具有典型的、鮮明的兩重性。我們必須知道，馬克思說過的股份制，
“作為最完善的形式(導向共產主義的)，及其一切矛盾”[7]，我們應當承認股份制對社會化大生產的適應性，對先進生產力的容納性。"
但必須知道股份制本身包含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那么簡單。
我們必須知道，在馬克思說了此話34年以后，恩格斯的斷言：
當“一些新的工業企業的形式發展起來了。這些形式代表著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業的一切領域內，生產現在能以日益增長的速度增加……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8]。
總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正視股份制的股東至上、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缺點”、“一切矛盾”。
2019.12.31
[1] 習近平：《在中央委員會新成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研討會上的講話》，2013.1.5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頁
[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99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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