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種馬克思主義的金融化?
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即馬克思主義內部存在的關于金融化的不同觀點同非馬克思主義關于金融化的不同觀點一樣多。但很顯然，任何有深度的馬克思主義金融化研究進路總是相當復雜的。不應該在馬克思主義范疇之間進行挑揀，而應當系統地把它們結合起來。簡而言之，它需要涉及邏輯、理論和歷史維度;包含資本主義系統性的(和全球性的)屬性，包括它的各個部分，即組成結構、行為人、關系和過程;運用這些術語去理解馬克思關于貨幣的范疇——貨幣作為貨幣、貨幣作為資本、貨幣作為生息資本和虛擬資本等，并在運用這些范疇去解釋已被稱為“金融化”的當代現象時以這些范疇為基礎。本文的特色是將金融化定義為生息資本以同之前相比更廣泛的雜糅形式融入資本循環中，伴隨著資本積累，不斷深入到經濟和社會的重構中;將這樣的金融化與資本主義當前階段即新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在新自由主義階段，世界經濟中各國的金融化表現形式、發生率以及各自對金融化的反應可謂五花八門。
此處無意評述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對理解金融化的其他貢獻，特別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陳列作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去評估別人。但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將我自己的金融化研究進路與我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SOAS)的同事科斯塔斯·拉帕維查斯(Costas Lapavitsas)進行了對比，這不僅在于強調我們之間的差異所具有的潛在價值，而且也為了澄清我自己的立場(以及可能也澄清他的立場)。[7]不過，首先要注意的是，我們似乎都認為這一點勢在必行，即馬克思主義的進路必須把前一段中最后所列的要素，尤其是在倒數第二句中的要素都結合起來。此外，我們在對他人的批評中還采用了一種共同的，甚至是聯合的方法，即使它與金融化并不直接相關。[8]不過，雖然拉帕維查斯通常總是能夠將所有這些元素[9]結合起來(這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然而得出的結論與我的馬克思主義金融化研究進路非常不同(參見，如Lapavitsas 2013a)。因此，澄清和辨別我們之間的分歧是有價值的。
就目前情況來看，這并非易事。這部分是因為盡管經過仔細研究，但拉帕維查斯對我的研究的看法似乎是有缺陷的，我仍然不確定在他的著作中，馬克思主義的各類范疇和要素的確切地位，以及它們的應用。更具體地說，例如，在明顯地拒絕我對待生息資本的方法時，拉帕維查斯(Lapavitsas 2013a:116，n.21)建議我“重寫”勞倫斯·哈里斯的貢獻(對此，我應該知道我并沒有這樣做，當時既寫了相關的文章，也是哈里斯的親密合作伙伴)(Harris 1976)。然而，在定義生息資本時，拉帕維查斯和我就諸多因素中意愿的次要作用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重要之處在于，是否有系統性地生產剩余價值，而非這是否是借款或貸款的目的，盡管兩者可能是相關的——欺詐很少會導致剩余價值的生產。)反常之處在于，他認為這個共同的結論是將哈里斯(我的?)的研究進路駁斥為“一個死胡同”的理由。因此，他總結道：“現在的大部分貸款都是為了非生產性用途，包括抵押貸款;如果生息資本與此類貸款沒有直接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關于當代金融幾乎沒有什么可說的 ”(文中對此進行了強調)。
不過，這確實可以突顯我們之間的重大差異。對拉帕維查斯來說，金融化(當代金融?)似乎涉及生息資本和抵押貸款之間的直接聯系，而對我來說，生息資本涉及的是抵押貸款的出售，而不是抵押貸款本身(抵押貸款屬于可借貸貨幣資本的范疇)。也許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從他的角度來看，抵押貸款(以及信用卡貸款，發薪日貸款等等)應該視作對“我們所有人”的剝削(見下文)，盡管直接從抵押貸款申請生息資本確屬如此，但是生息資本和可貸(貨幣)資本的差異以及這種區分的必要性尚不清楚。如果像拉帕維查斯表明的那樣，生息資本直接參與純粹的信用關系，那么為什么它需要作為一個范疇呢?它可以簡單地歸入可借貸貨幣資本，而不是可借貸貨幣資本的一部分和更抽象的形式。相比之下，生息資本在我對金融化的描述中至關重要(是金融在廣度和深度上擴張中的核心要素，部分而且必然是與可借貸貨幣資本相關的混合和復合形式)。這一差異可能解釋了為什么拉帕維查斯在討論金融化時明確地采用從國家到世界經濟，從個體行為人(“分子”)到像生息資本這樣的社會范疇的進路，而不是相反。因此，他的做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整體紋路。[10]
拉帕維查斯(2013a:127，腳注45)也提到，在我早于他大約3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論證依賴于銀行不互相借貸的錯誤假設。正如我在這篇早期文章以及隨后的所有文章中所明確之處的那樣，這完全不是我的主張(1985/86)。相反，金融機構不太可能向行業外的其他機構提供貸款，幫助它們作為潛在競爭對手進入該行業，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金融業內部的競爭。這與對已經在這個行業內的機構之間的貸款設置或不設置限制沒有任何關系。這種貸款對于日常的金融運作和合資經營來說是必要的，更不用說避免或應對危機了——通常是在政府的支持、勸說或脅迫下——盡管這也是金融業部門內部競爭過程的一部分，而且它有自己獨特的特征。此外，“銀行(資本)”一詞指金融領域內一種特定形式的資本(我傾向避免使用這一概念)而非作為金融整體的同義詞這樣的用法可能有些混亂。
然而，我們之間的一個主要分歧在于，拉帕維查斯和其他學者對金融剝削、征用，或者對家庭或工資收入的攫取(或者甚至是對“我們所有人”的攫取，“我們所有人”是他的2013年出版的《無生產之基的利潤——金融如何剝奪我們所有人》中的副標題的一部分[Lapavitsas 2013a]，這一觀點最初發表于Lapavitsas[2009])的主張。我發表在同一期刊上的評論(2010a)，在那本期刊以及拉帕維查斯后來的工作中都沒有得到回應(Lapavitsas 2013a)。我不會在這里列一遍我的論點，而是要說明他的立場在支撐生息資本的特殊性上產生了困難，他在一定程度上且經常直接地將金融化當作(就好像它是)系統的、前資本主義的高利貸，誤解了勞動力價值的本質，并且難以回答盈利能力是否會在貨幣、金融市場和其他應用資本之間實現均等化。
此外，如果不是過于簡化的話，這導致他提出了國家對金融的所有權從而可以采取另一種工業和社會政策(在某種意義上，是主張放松對金融和其他一切的管制以促進二者繁榮的純粹新自由主義立場的一個相反面)。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圍繞勞動力價值的本質和決定，及其與所謂金融剝削關系的相關辯論中用大段篇幅所論述的那樣(Fine 2013c)，這就是誤解了金融化與經濟和社會結果相關聯的多樣化方式，每一種都是針對經濟和社會重構的特殊供給方式(provision-specific)，包括供給品(provision)的水平和分配。換句話說，健康和住房在其本身、融資方式以及它們如何彼此關聯方面是不同的，考慮到信用包括在供給中，這不是一個消除供給方面的金融剝削的問題，而是融資和供給可得性如何相互制約且必須共同轉變的問題。因此，例如，金融化與住房供給(通過抵押貸款)的關系及其與水資源供給(通過英國的私有化)的關系彼此之間存在很大差異，而且兩者在融資和行業性質上都各自不同。這需要在分析性和程序性(即政治上)兩方面加以確認，而不是以不加區別的方式呼喚金融和部門政策的改革。[11]
注釋：
[1] 對這里所涉及到的問題的更深入且廣泛的討論，請參見法因(Fine)(2007，2010a)，法因和薩德·費洛(Fine和Saad-Filho)(2010)。關于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的關系，參見法因(Fine)(2010b，2012a)。關于金融化和社會再生產，參見貝里斯、法因和羅伯遜(Bayliss，Fine和Robertson)(2013)，Fessud的工作論文，nos.9-15(可在網頁http://fessud/page=1836上獲得)，法因(Fine)(2009，2012b，2012c，2013)，以及法因和霍爾(Fine和Hall)(2012)。此外，關于南非的案例研究，參見艾斯曼和法因(Ashman和Fine)(2013)以及艾斯曼、法因和紐曼(Ashman，Fine和Newman)(2010，2011，2013)。
[2] 這就是后凱恩斯主義者所采取的立場，他們考察了金融化對需求水平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從而以犧牲其他因素為代價，將對金融化的重構及其決定因素還原為對需求的關注，但它們本身在經濟重構及其與社會重構的關系上的排序并不一致。對于金融化出現之前的批判性理解，參見法因和墨菲(Fine和Murfin, 1984a，1984b)。
[3] 在考慮金融化時，圍繞著邏輯和理論(和歷史/具體)邊界的必然“混合”性質，與金融化本身所呈現形式的混合性質并不是偶然相似的。參見下文。
[4]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使用了貨幣交易資本(money-dealing capital)的術語，指的是貨幣市場上的資本，這種資本只會吸引正常利潤率而非利息。
[5]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對這里所提供的對金融化的獨特理解是至關重要的：它不涉及簡單的信用擴展(盡管這是結果)，而是將信用融入生息資本的循環中。
[6] Wonga起源于吉普賽人的語言“煤”(coal)，其俚語的意思是“貨幣”、“金錢”(money)——譯者注
[7] 這里只關注理論問題，而不是拉帕維查斯實證研究的應用。
[8] 就像對布倫納的批評和對轉形問題的“新解決方案”一樣，分別可見Fine，Lapavitsas和Milonakis(1999);Fine，Lapavitsas和Saad-Filho (2004)。
[9] 這一點在他的文獻綜述中是顯而易見的。
[10] 這種分子方法與主流經濟學的原子論接近，尤其是輔以這樣的觀點時，即金融化自發地產生于三類主體的行為——非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和家庭——盡管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但每個都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參見拉帕維查斯(Lapavitsas) (2013b)與拉帕維查斯和鮑威爾(Lapavitsas和Powell) (2013)。
[11] 參見注釋[1]所提到的社會再生產，以及法因(Fine)(2013a)所提到的與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所不同的研究進路。矛盾之處在于，當然，如果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具有自發性和分子性(spontaneous and molecular)的金融化概念應該得出相同的結論：我們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下解決這一問題，即它是如何以一種有差別的方式附屬于依附于經濟和社會的再生產。
摘 要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邏輯、理論和歷史三個視角來理解金融化。金融化不同于信用，它可由生息資本存在性的日益增強來定義，它在現實資本積累中所起的作用與虛擬資本的積累相反，并且它構成了包括全球危機在內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基礎。金融化可被視為是生息資本在深度(intensive)和廣度上(extensive)的擴張。在深度層面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資產的增長及擴散(proliferation)本身與商品生產及交換本身的聯系日趨減少，廣度層面則涉及生息資本以與其他資本類型相雜糅的形式，拓展至社會經濟生活的新領域。附錄羅列了本文所采用的金融化研究進路同科斯塔斯·拉帕維查斯的金融化研究進路之間的區別。
關鍵詞：虛擬資本 金融化 全球危機 生息資本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新自由主義
盡管金融化是一個相對新近的術語，而且完全局限于異端經濟學的領域，但它卻從定義擴散中獲益良多。[1]那種認為它應該被限定在異端經濟學領域(以及越來越被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所廣泛應用)的看法，可以從系統性(經濟作為整體運行的特征)和動態性兩個角度來理解，從而金融化不能被還原為為主流經濟學所熱衷的最優化、均衡和效率。因此出于以下三點理由，對金融化的多種理解也就不足為奇了：第一，金融市場自身在不同時間、地點的擴張，以及從抵押貸款到養老金再到碳排放期貨市場等應用上的擴散。第二，這類金融通過多樣化渠道與其他經濟領域相聯系。第三，金融內外的發展如何關系到對資本主義經濟系統性演化的更深刻的理解。
從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視角來看，將最后一個問題作為至關重要的出發點，強調了資本主義經濟是作為經濟關系、過程、結構、動力和相應的行為人的整體，圍繞著包含(剩余)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在內的資本積累所組織起來的。這從根本上不同于其他研究進路，后者關注經濟的一個或幾個方面，及其如何與所謂的金融化尤其是金融日益增強的存在性進行相互作用。例如，一些研究者可能強調了金融的變化如何影響分配關系和(或)相應的有效需求水平。[2]
不容否認的是，這類分析可以為金融化進展情況提供有用的經驗材料和分析性洞見。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這充其量只是整體圖景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注重資本積累如何通過與重構(restructuring)相關的動力機制來實現積累的。這可以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正如《資本論》第一卷中絕大部分內容所強調的那樣，工廠體制要求資本在規模和/或范圍上通過積累和重構轉變為規模更大的企業，以提高生產率。但是，資本重構也發生在全球層面(世界范圍內包括金融活動在內的資本積累及其相關活動的不平衡)和社會層面(例如，如何在健康、教育、福利等方面實現勞動力再生產并使之適合于工作等等)進行。毫不令人奇怪的是，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國際化，與勞動力的民族國家限制在導致這種重構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盡管他們彼此之間的平衡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也反映在國家作為社會經濟重構的代理人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上。
這是一個非常宏大和抽象的概念框架，但問題在于如何用它來理解金融化。這涉及了三個維度(如果考慮到三個維度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還包括第四個維度)。我們接下來依次從邏輯、理論和歷史的維度來分析金融化。
理解金融化的邏輯維度
從邏輯上講，馬克思有一個非常復雜的貨幣和金融理論，在這個理論中，理解金融化的關鍵之處在于貨幣被作為信用使用和貨幣被作為資本使用是不同的(盡管后者可以包括前者)。我們都很熟悉借錢、還錢以及可能還有作為回報的利息。后者意味著我們將擁有更少，而其他人將獲得更多。
貨幣作為資本的借貸和使用的不同之處在于，貨幣不僅僅用來購買我們需要的東西或者支付款項，而且可以用這些錢來賺更多的錢。最直接地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視角來看，這種情況發生在借錢以擴大積累，期望獲得利潤回報的時候。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把為這一目的而借貸的貨幣稱為生息資本(interest bearing capital ，本文中可簡稱為IBC——譯者注)，以區別于為其他目的而借貸的貨幣。當然，那些貸出生息資本的人將期望獲得利息回報，而支付利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生產的成功擴張或者盈利活動，使得從中可以獲得利息。
這樣，可以推導出生息資本，即借貸貨幣作為資本而非僅為了一般購買而預支的邏輯可能性。雖然每一種貸款形式都可能需要借款者為貸款者支付利息，但一個只需要將已經存在(無論什么樣)的貨幣財富用于再分配，而另一個的實現則需要財富的擴張：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即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然而，從邏輯的角度來看，一旦有了償還的義務，特別是利息償還，債務就會有其自己的市場運行邏輯。的確，貨幣已經離開了原來的所有者，代之以某種形式的債務承諾，例如以利息或股息的形式存在。因此，本文認為貸款的價值(以及到期利息)可以以一個貨幣價值被購買或銷售，這個價值可以符合或不符合預付貨幣被貸款人作為資本使用時待實現的價值潛能。
由于這個原因，馬克思將紙質形式的生息資本的獨立循環稱為虛擬資本，并不是因為它不存在或是被虛構的，而是因為它不同于它所代表的資本的循環或表現。這又進一步引出了兩個邏輯問題。首先，雖然生息資本的范疇是基于借款人的意圖(將所貸款作為資本使用以賺取更多的錢)，以及可能的貸款人的意圖(“如果我意識到你是要花錢度假，還款可能性很小的話，我就不會把錢貸出去”)，但更恰當的是將其視為可以代表整個經濟系統特征的抽象范疇。因為，一項生息資本的交換意愿能否最終達成預期，在某種程度上與意愿無關，這是因為，例如，盈利能力的積極結果取決于整體經濟，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如何運行的。
其次，這種不確定性導致馬克思(在學術意義上)推測，虛擬資本的積累何時是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資本積累，即對應于將提供預期的、甚至是必要的回報的生產性資產的增加。這遠非易事，因為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即使是最好的意愿(當然最壞的則是盜用(embezzlement))也可能導致生息資本無法產生真正的積累。然而，僅僅出于購買目的的信用擴張本身可能不會獲得利息(例如，如果政府借款來支持收入補貼)，但是，隨著信用被消費，它可以使一些本會失敗的實際積累走向成功(通過創造市場，并實現與經濟體中其他領域的生息資本相聯系的循環)。換句話說，貨幣作為貨幣的擴張可能會使虛擬資本成功地實現為實際積累，反之亦然，虛擬資本的擴張可能根本不會導致真正的積累，而僅僅是信用的擴張。
簡而言之，于是，貨幣作為貨幣，或簡單的信用，和貨幣作為資本，兩者并存且混在一起，虛擬資本和現實資本積累的動態有可能彼此偏離。這同樣可能會引發投機性繁榮，其中例如股票等資產的價格會不成比例地上漲，但隨后可能暴跌。這在許多金融分析中都是常見的，除了那些教條式的與有效(金融)市場概念相關的分析。馬克思對此的獨特看法，是將這種投機性危機與剩余價值的生產和使用聯系起來，其中生息資本的作用既是基礎性的(允許競爭性積累和生產率在更大量級上增長，以及更多的經濟和社會重構)，也可能是破壞性的，后者發生在當虛擬資本的積累超過現實資本積累，且最終它也未能實現，并對債務鏈條造成連鎖沖擊的時候。
此外，貨幣作為貨幣和生息資本之間的區別在貨幣市場內部遠非固定或透明(盡管在專門從事消費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機構之間可能存在一些“勞動”分工的轉變)。在理想化的貨幣市場(或多個市場)中，所有借款人和貸款人聚集在一起并以給定的利率進行交換(可能會根據風險等級或其他任何情況進行折現，實際上，這些利率分布在眾多不同的貨幣市場中)。一些貸出的資金可能來自生產性資本的回報(當前的公司確實擁有大量金融資產)，有些可能來自工人或其他人的小額儲蓄。同樣，借款人可能希望為消費或投資提供資金。受到某種償還保證的約束，受到歸還資本和支付利息的約束，這些貨幣市場對貸出和借入資金的來源和應用都不感興趣。換句話說，貨幣市場掩蓋了貨幣作為貨幣和貨幣作為資本的使用之間的根本區別，因為所有貨幣似乎都是提供利率作為回報率的資本。出于這個原因，馬克思使用可借貸貨幣資本(loanable money capital，LMC)這個術語來描述貨幣市場作為一個整體的運行方式，其中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其不同的內在功能在一個市場中匯集以決定利率(至少抽象地考慮)。
這一點值得用更長的篇幅進行深入探討。在整體資本循環中，貨幣總是不斷地流入和流出循環。因此，它構成了一個共同的資金池，潛在地不僅可以作為儲備，而且可以作為無論以何種形式構成的金融系統指揮下的可借貸貨幣資本。后者不僅有能力接收存款并借出款項，而且無論資金是否被作為生息資本使用，都能通過銀行系統及其相應的還款索求創造信用。
理解金融化的理論維度
在這一點上，我們正在開始跨越馬克思金融理論在邏輯基礎和理論基礎之間遠算不上尖銳的分野，[3]尤其是當我們思考是什么決定了貨幣市場的利率時。在主流觀念中，有一種將利率的決定分為短期和長期的傾向，短期而言，貨幣供需平衡決定利率，長遠來看，利率則與自然給定的利潤率大體對應 (否則，資本將轉向任何給予更高回報的領域，而在短期內，預期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臨時性和不穩定性將會產生影響)。在馬克思看來，自然利率(就像商品價格是由其價值或生產的勞動時間決定一樣)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對他來說，貨幣市場的競爭并不會帶來這樣一種趨勢，即使利率確定在某種技術決定的比率上(比如，主流經濟學中的均衡)，它只是根據貨幣市場上的貨幣流入和流出來確定比率本身(由價值流和剩余價值流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權力和利益的組合所決定)。
此外，對于馬克思而言，正如大多數其他理論一樣，競爭的確涉及各部門之間或多或少的自由得資本流動，從而使價格比率均等化。部門內也存在積累，不僅是為了建立統一的價格，而且是為了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竊取”競爭優勢和相對于競爭對手的更高的利潤率。在這一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系統性的條件是通過各種方式獲取貨幣資本，特別是作為大資本擊敗小資本，并能夠在衰退期生存下來。
因此，盡管生息資本整體上嵌入金融市場，它卻通過克服資本在部門內和部門間的進入和退出所面臨的困難，從而在其他資本之間的競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換句話說，生息資本是競爭中的關鍵因素。但金融部門內部或圍繞金融部門本身的競爭又如何呢?這里存在一個不正常現象。雖然金融部門確實可以從各種來源獲得貨幣資本積累，例如存款和自身業務的盈余，但它不太可能將這些資本作為新進入本部門的競爭性企業的來源。坦率地說，貨幣可能會被借給一家鋼鐵公司以增強其競爭力，但它幾乎不會為金融部門本身創造競爭者。
這并不是說在金融部門內沒有競爭，也不是說在金融部門內不可能建立新的機構，只是所涉及的過程與其他部門相比更加緩和、不同。這使得馬克思認為生息資本與其他資本的關系類似于資本本身與勞動之間的關系。作為資本競爭性積累的前提條件，生息資本必須能夠以犧牲其他資本為代價攫取剩余。它是這樣做的：在留下來的剩余作為利潤分配給其他資本之前，先以利息(可能包括費用等)的形式獲得剩余中它的份額。可以類推，這種簡單的抽象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被這樣的事實掩蓋了，即它通常并沒有與生息資本的借入與貸出產生直接聯系，而是經常與出于純粹的信用目的、以可借貸貨幣資本形式出現的生息資本的借入與貸出產生聯系。這類似于在剩余價值的分配中無法被直接觀察到，而需要通過看似建立在和諧的等價交換基礎上的工資、價格和利潤體系所揭露的對工人的剝削。
當然，現在金融體系對生息資本的壟斷，與生產體系對生產資料的壟斷是相并行的，可以被規范化，例如對什么人可以在何種條件下從事哪些金融業務加以法律限制或許可要求。而且，如前所述，以利息形式從生息資本中攫取的剩余會依競爭條件，包括國家所起的作用而有所不同。例如，目前在英國，銀行從英格蘭銀行借款的利率處于其最低水平(0.5%);因此，銀行可以通過以高得多的利率放貸來獲得巨額利潤。然而，因為經濟衰退，金融無法或不愿產生大量業務。更普遍的是，在整個經濟周期中，信用的可獲得性和對信用的需求在繁榮時期很高(反之，在經濟衰退時很低)，因此利率(以及金融業務的資本利得或損失)可能依供給和需求的平衡而較高或者較低。例如，在經濟低迷時期，當獲取款項對生存變得至關重要時，對信用的需求和相應的利率水平趨于上升，而信用供給受到限制，金融系統對自身資本回報的要求得到加強，試圖以生產的巨大成本來拯救和保護自己，這導致了危機和衰退。并且，目前的危機再一次表明，國家可以在支持恢復金融體系及其利益方面，而不是保護生產體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盡管有觀點認為，在缺乏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如果允許金融系統失敗，那么生產系統將受到更大的打擊，該觀點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金融理論區分了貨幣作為貨幣(和信用作為貨幣)和貨幣作為資本(生息資本)。對于前者，馬克思認為，在金融部門中，這類資本有一種獲得與一般利潤率相等的回報率的趨勢。然而，生息資本既有別于生產性(和商業性)資本，也有別于貨幣市場上的其他資本。[4]后者傾向于通過競爭過程獲得正常的利潤率，但生息資本在將留下來的剩余分配給其他資本之前攫取剩余(或利息)。這是生息資本以一種不受競爭約束的方式充當競爭行為人的結果。然而，這些基本過程是通過復雜的金融市場的混合體實現的，其中利率由包括國家法規和干預在內的競爭條件所決定。回到所涉及的邏輯方面，金融體系中將存在一些資本獲得的利息獨立于“自然”確定的利潤率，一些資本則受限于一般利潤率(特別是在進入相對比較容易和開放的情況下，例如，從金融體系借款或從自有或借入的資金借款，就像零售商向消費者提供信用時所發生的那樣)。此外，尤其如我們前面討論的生息資本、可借貸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之間的關系一樣，它們的運行范圍遠不是固定的，而且在它們的互動以及與生產性資本的積累相關的互動中都具有流動性。
金融化的定義
但是這與金融化(的定義或理解金融化)有什么聯系呢?這就需要更進一步地探討理解金融化的邏輯/理論維度。正如上文所強調的那樣，生息資本與交換過程中其他的資本形式之間的區別(例如零售信貸，其中汽車公司可能會以同消費者簽訂租賃購買協議的形式獲取正常利潤的一部分)首先在于邏輯維度。它取決于貨幣是否作為資本借入/借出。然而，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在系統性層面，這種區別在實踐中是含糊不清的，因為意愿具有連鎖式影響并且取決于意愿以外的因素從而可能無法實現。此外，與生息資本相關的實際活動遠非固定不變。以抵押貸款為例，購買住房上的貨幣借入和貸出并不取決于將花在購房上的貨幣額用于資本主義生產或交換以產生剩余價值(盡管房主可能渴望獲得資本收益)。[5]所以，這并不是生息資本的一部分。但一旦抵押貸款組合被打包成一種資產并出售，或者可能結合其他資產組合再次出售，諸如此類，它的確變成了生息資本。在這種情況下，購買虛擬資本的人是在預期有剩余的情況下預付貨幣資本，盡管這種剩余的來源并不在于此種交換。
更一般地說，很明顯，任何潛在的收入流不僅可以(虛擬地)作為資產資本化，而且可以作為生息資本成為進一步交換的基礎。通過這種方式，生息資本的盛行不僅可以像上文已經指出的那樣，在投機性繁榮中在深度上擴張。它還可以通過依附于新領域而在廣度上擴張，這些新領域或是生息資本以前缺席的活動，或是由于監管或供給方式限制而缺席的活動(例如，在社會性住房而非按揭業主自有住房，這種沒有產生收入流的地方)。因此，筆者將金融化定義為虛擬資本在深度和廣度上的積累，換句話說，生息資本在資本積累中的范圍增加、普遍程度提高。
特別是，金融不僅在以生產和交換為目的資本積累的直接過程中不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越來越多地介入這樣的領域，即與可能被稱為社會而非經濟再生產有關的、不那么傳統的領域。這拓展至住房(和抵押貸款)之外，還涉及越來越多以前由國家提供的產品，更不用說對消費信貸依賴的巨大擴張了。這一點特別表現在以前由國家供應的領域的私有化和商業化方面，盡管(私人)金融在此的運行增加、對金融的機會增多，但從本文的視角來看，這本身并不是金融化。更確切地說，金融化取決于金融活動的擴張如何跨越生息資本與其他資本形式在交換中的邊界：它僅僅是信用擴張，還是涉及超出“正常”商業活動預期的剩余生產和占有的要求?因此，在英國水資源私有化的例子里，現在的供水系統由一個出于避稅考慮的拜占庭式的控股公司所有，其規則被指定為金融交易，與收集雨水而非收入再分配給消費者的規則相距甚遠。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某種程度上與其他的金融化理解相反，金融化并不是僅限于金融的存在或擴張(抵押貸款、信用卡)，而是這些融入進一步的金融業務中，這些業務在更深的層次上構成生息資本在廣度和深度的擴張。換句話說，貨幣作為信用、貨幣作為資本(生息資本)、虛擬資本和生產性資本相互聯系在一起的“混合體”，已經為了生息資本的利益而出現了巨大的擴張。
從這里發展的視角來看，這一定義涵蓋了金融化的其他定義(它必然地、正確地強調了金融市場在整體上的擴張和擴散)。此外，如下文所述，它將考慮到此類金融化的影響(遠大于諸如從金融獲得的收入的大量增加以及相應的對不平等加劇這類當前的影響)。這不僅僅是金融在范圍和數量上的擴張，以至于囊括了諸如非金融企業、家庭和民族國家等更多的行為人。同時，這也是此類金融對生息資本的從屬，表現為資產跨越了貨幣作為信用和作為資本的角色。此外，這種金融化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擴張形式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剩余以利息形式的再分配是以跨越金融體系的界限的方式在全球層面組織起來的，這些金融體系本該歸屬于民族國家，但實際上為國際金融運作的優勢(和劣勢)提供了基礎，美國和英國領導了這一金融體系并從中攫取了最大利益。這顯然與金融公司的地位和準備金貨幣的作用有關。出于同樣的原因，金融化也不是普遍落后的(家庭)高利貸或對(工資)收入剝削的一種形式，而是將各種信用關系納入虛擬資本軌道的一種特殊的現代形式。(即使僅就家庭部門而言)金融化并不是顯而易見的貨幣(Wonga[6])，除非資產開始以虛擬資本的形式來交易。
理解金融化的歷史維度
現在讓我們從歷史的維度來理解金融化。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這很顯然引出了這樣的問題，即金融化是否代表資本主義的一個不同階段(stage)或時期(phase)，因為馬克思主義傳統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會經歷特定的階段(例如從競爭階段到壟斷階段，盡管這種時期劃分在其他方法中也很常見，比如凱恩斯主義/戰后繁榮的福利階段)。
不可避免的，金融化是否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取決于如何將一個階段與另一個階段相區別。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答案在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分配和流通所呈現的主導形式是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例如，傳統上，特別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重點就被放在這方面的若干因素上(包括與世界經濟和對世界進行軍事上的重新劃分有關的因素)。此外，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演化的理解都有一個假定前提，即連續的階段代表著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目的論。這是經濟生活日益社會化及其與私人所有制形式越來越不相容的結果。因此，大型公司主要在內部將市場排除在外，并依賴于可能被認為是原始的，或者具有某種動機的“社會主義”計劃形式。此外，國家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價值的生產、分配和流通，如在福利國家中，公共企業生產商品，或者將其從資本主義生產中完全轉移出來，如國家衛生服務。
不管這種目的論在原則上或細節上是否有效，自戰后繁榮崩潰以來，它顯然已經破產。凱恩斯主義、福利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等等，并沒有被證明是進一步社會化的基礎，因此也沒有成為通向社會主義的墊腳石。相反，隨著金融在深度和廣度上滲透到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再生產領域，進一步的社會化采取了金融化的形式，為生息資本的直接或間接應用創造了領域。這是一種理解何為當前資本主義時期——新自由主義的最顯著特征的恰當方式。
當然，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與金融化的本質一樣具有爭議性，如果不是具有更多爭議的話。此外，作為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新自由主義基于意識形態、學術和政府在實踐中如何結合(很少一致地結合在一起)，多樣化地將三個高度分化的要素以時間、地點和事件結合起來。關鍵的一點是，盡管新自由主義具有意識形態，但它并不意味著國家(經濟)干預的退出;它總是與一個強大而非弱小的國家，一個威權國家而非維護個人自由的國家聯系在一起。相反，(先進的)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突出作用主要是促進所有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利益和國際化，一個重要的例子是國家金融本身已金融化的程度。這種國際化和國家的支持作用共同對社會經濟重構的實質和形式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當這些因素與作為所有權杠桿、對生產性資本的控制(虛擬資本的交易不僅對剩余價值索取、也對企業所有權結構產生要求)以及對社會政策等的控制的金融化聯系起來時。例如，在金融的去監管(而非監管缺位)方面，這一點就很明顯。事實上，解除管制可能被視為與金融部門內部日益激烈的競爭關系不大，而更相關的是促進生息資本參與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活動。金融危機后國家對金融的大規模救助，以及緊隨其后的緊縮，表明金融物質利益霸權與其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市場是矛盾的。
有鑒于此，關于這里提出的開放性問題(以及如何處理周期性的問題)，可以看出嵌入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化如何影響資本(主義)重構。觀察過去三十年左右新自由主義時期，資本主義面臨的有利條件：在此期間出現了大量的新技術;(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勝利;采用新自由主義政策;限制經濟和社會工資;解放運動的衰落(由于去殖民化);冷戰的勝利和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工會運動減弱;勞動力供給的水平和靈活性在全球范圍內大幅度提高。然而，我們不僅經歷了近10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和需要抵御的衰退，而且在這場危機之前，只是相比戰后繁榮(以及當前的生產潛力)相對較慢的增速。
其原因恰恰在于金融化已經支配了社會經濟重構，降低了投資的水平和效力(除了虛擬投資)，并破壞了實現這種積累所需要的更廣泛的社會條件。這并不是要把新自由主義縮略到等同于金融化，盡管它是金融化的經濟核心。相反，金融化本身在其影響范圍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因為美元是國際交易的準備金貨幣和主導貨幣，所以美國在高度金融化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并在全球范圍內發揮特殊作用)。出于同樣的原因，無論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金融化的程度和形式如何，金融化的影響和它們對金融化的反應都是高度不同的(即使傾向于新自由主義教條并默認付諸實踐)。因此，只要金融化保持霸權，新自由主義也是如此，兩者都是建立在前一段所述的有利條件，并且依賴于這些條件去排除其他意識形態、知識和政策選擇，新自由主義無法解決自己的危機為這一點提供了證據。
正如當時的英國首富約西亞•斯坦普爵士(Sir Josiah Stamp)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中清楚地說道(詳見Fine 2013b):
銀行業在邪惡中孕育，在罪惡中誕生。銀行家擁有整個世界。我們可以從他們手中奪回這個世界，但只要他們還留有擁有創造貨幣的權力，那么他們依然能輕輕一揮筆來創造足夠的存款，再把世界買回來。然而，如果從他們那里奪回創造貨幣的權力，那么所有的巨額財富，比如我所具有的財富就都會消失，它們也應該消失，因為這將是一個更幸福、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希望繼續做銀行家的奴隸，并為自己的奴役付出代價，那么就讓他們繼續創造貨幣吧。
這算是在一種初級形式上對馬克思的回顧、對金融化的預先體驗以及我們能夠開始思考如何采取更為進步和有效的方式進行社會經濟改革之前的一種行動指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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