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濟安全決定著整個社會的安全，國家安全的經濟底線是國家安全的基本底線，它主要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底線、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和中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底線三條相互聯系的底線綜合構成。當前必須認真貫徹黨中央關于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界限的重要精神，自覺主動地修復國家安全的經濟底線缺口，“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2013)這對于科學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工作機制，確保國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一般的實踐來看，所謂底線就是主體根據實踐的價值目標，判斷實踐成功還是失敗的界限。底線思維是一種重要的辯證思維方法，它能使作為主體的人在實踐過程中，對照可能產生的最壞結果，預先發現行為失誤;面對不同階段的各種矛盾，既在底線之上敢于大膽試驗和探索，又注意及時防止突破底線的失誤，從而不斷校正實踐方向，最終達到實踐成功的目的。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2013)
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屬于宏觀的、需要長期堅持的戰略實踐范疇。國家安全戰略的主體必須認清國家安全的底線，也就是科學判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大領域是否安全的客觀界限，才能在實踐中增強維護全局安全的自覺性，掌握主動權。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尤其是意識形態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和生產力這些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可以認為，一個國家的生態、經濟安全，決定其政治、文化和社會(狹義)的安全;而政治、文化和社會(狹義)的安全又對生態、經濟的安全起到維護作用。就生態和經濟兩者關系而言，盡管生態的作用更為基本，是社會生產力的“源泉”，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生態與經濟往往結合在一起，所以，我們把生態安全和經濟安全歸并在一起，統稱經濟安全。在這種含義上，經濟安全決定著整個國家的安全;經濟安全的底線也是國家整體安全的基本底線。
那么，國家安全的經濟底線究竟是什么?人們能夠把握嗎?筆者認為，這種底線不但客觀存在，而且完全可以把握宏觀經濟數量界限。它主要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底線、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和中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底線三股相互結合的底線綜合構成。
一、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底線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我國國家安全的第一股經濟底線。我國憲法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2004)。明確表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最低限度，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底線。在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依據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莊嚴規定的，是新中國成立60年多來各個領域取得偉大成就的基本保證。在這條底線十分牢固之時，人們往往感受不到它對全社會健康發展的支撐作用;然而一旦這條底線被突破，其嚴重的不良后果就會顯現出來。前蘇聯、東歐全面私有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被顛覆，造成這些國家的長期倒退，至今社會不得安寧，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沉痛的歷史教訓;它警示我們，維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的底線，關乎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死存亡。
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指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構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其他非公有制經濟相比，在全社會經濟成分中占主體地位。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明確的數量底線或最低限度的;如果我們破除拜物教觀念，從所有制是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角度看，它的科學含義就是，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應占全社會勞動者的50%以上，也只有超出這個最低限度，才能說勞動人民在生產領域處于主人翁地位。由于在現實國民經濟中，第二、三產業是主導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的，而在工農聯盟中工人階級必須居領導地位，因此，在第二、三產業中占50%以上的勞動者處于公有制經濟中，這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最低限度;而從資本量的角度來看，在公有資本(主要是國有資本)有機構成高于私有資本的條件下，在第二、三次產業中，只有當公有資本量占全社會總資本量接近80%以上，才可能有50%以上的勞動者處于公有制經濟中。這就是可以從人和物兩方面，并從統計數據上來把握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的底線。可能有人會提出，你要求的公有資本的比重如此之高，不是又要回到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去了嗎?其實，這絕不是筆者的主觀要求，而是公有制為主體的科學含義所提出的客觀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就必須通過公有制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完善，達到這樣的比重，否則，就不能說公有制占主體地位。
應當承認，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這條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的底線已經被多年持續的“私有化”改制突破了。數據顯示，到2012年，“民營經濟”主要是私營和外資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超過60%，占就業比重約為80%(王欽敏，2013)。這就是說，在第二、三產業中，80%的勞動者已處在私營外資經濟中的被雇傭地位。這種突破事實上已造成許多嚴重不良后果：
1.社會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出現兩極分化。盡管各級政府多年來積極用財政再分配的辦法來縮小差距，但是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連續10年超出國際安全警戒線0.4，在0.47以上①。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達到206988.65億元(張曉松，2013)，繼續用財政再分配辦法，恐怕難以為繼。而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私有制基礎上，用再分配緩和收入差距，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已證明此路終究是走不通的。根據馬克思經濟學關于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的基本原理，惟有依靠群眾，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改善初次分配，才能真正解決民生問題。
2.導致產能過剩。私有制比重一旦占所有制結構的主要成分，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對矛盾就必然生成社會基本矛盾并產生出作用后果。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必然存在的剩余價值規律作用下，市場有購買力的總需求必然小于總供給，這就勢必形成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為何我國近年來調整產業結構難見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制結構偏離了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規定。因此，惟有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真正實現改善產業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
3.腐敗屢禁不止。有人說國企和現行政治體制是產生腐敗的根源，這種觀點是站不住的。其實，私有制是產生腐敗的真正溫床。國企一旦變為全社會企業的少數，那么，在私企、外資企業包圍中，中外資本家對利潤的獨占和富有，必然對國企負責人和政府官員中的少數意志不堅定者形成極大的誘惑。事實是，私營經濟的過量發展產生的這種誘惑作用和資本家的行賄手段，腐蝕了不少國企老總和政府干部。因此，只有重新振興公有制經濟，恢復黨的各級干部的傳統優良作風，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
4.破壞工農聯盟。公有制占主體地位這條經濟基礎底線的突破，給貫徹黨中央關于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戰略方針帶來極大阻力。工人階級不掌握企業，私營、外資老板一般都為私利而發展企業，政府又如何組織城市工人階級支援從事農業生產的廣大農民兄弟呢?
5.使勞動者失業成為社會常態。私有制經濟的過量發展，必然造成勞動者就業難。現在報刊有些輿論倒了過來，說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才能擴大就業，其實，只有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并逐步擴大，并同時利用民間私人資本發展私營經濟的條件下，才可以說私營經濟起到了擴大就業的作用。而化公為私，讓私營經濟占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這就等于放任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在全社會起作用，結果必然造成相對過剩人口，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常識早已揭示的科學原理。
不言而喻，這些后果意味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在被逐步消解，這勢必改變國家上層建筑的性質。最近幾年，可以看到，有些地方黨委和政府已不再組織工人階級發展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而是開始讓組織部、黨校培訓“富二代”、私營老板;某些黨報黨刊，已不再發表批判私有化的文章，而大力宣揚民營(私營)經濟的重要;不少領導干部不再講政府的階級職能，而只講公共職能，這都反映出，隨著私有制經濟比重越來越大，上層建筑的性質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可見，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絕不能撇開經濟領域的所有制關系。只有認清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底線，堅決糾正那些突破底線的私有化錯誤改革，重新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從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上維護國家安全。
二、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
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是我國國家安全的第二股經濟底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安全理所當然要體現在全國人民的可持續生存上。從宏觀看，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就是中國至少應維持18億畝耕地和做到糧食自給。耕地面積這個最低界限或紅線，是黨中央和國務院根據耕地現狀，經過科學論證提出的。因為不但人民的衣食產品要依賴耕地，而且工業發展的原料也要依賴耕地。中國現有13.5億人口，要實現安全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依靠外國的供應，絕對不可能得到保證;而只有確保基本農田總量和糧食自給，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帝國主義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做到手中有糧，遇事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而人民可持續生存底線的核心，是做到糧食自給。2013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一個國家只有立足糧食基本自給，才能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進而才能掌控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大局。”(2013)這對維護糧食安全底線再次提出了嚴格要求。
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在量上是不難理解的。但是，認清和維護這條底線，則不那么簡單。要看到，目前這條底線正面臨被突破的危險。從耕地面積看，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國耕地保有量為18.2476億畝(2012);這已接近底線。從糧食安全看，由于人口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引起飲食結構改善，由于某些工業對糧食原料需求增長等因素，雖然我國糧食連年增產，但仍然趕不上人口消費和工業生產需求增長的速度(陳錫文，2014)。2012年，中國糧食進口總量達1605億斤，相當于10個浙江省的糧食總產量(陳錫文，2013)。2008年，中國糧食自給率已低于90%(梁生民，2014)。這種不良的發展態勢如不堅決扭轉，底線突破程度一旦更深，后果將不堪設想。這就有必要采取有針對性的修補措施。
1.必須在城鎮化發展方面堅決糾正理論指導的“西化”傾向。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媒體不是強調要重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是照搬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城市化”理論，重點放在擴大城市建設上。在農村改革和發展中，一些地方擅自將集體農田轉為工商用地;一些地方推行鄉村合并、居民向社區集中，目的是騰出農村土地，置換給城市發展工商業;一些地方不是支持發展農村集體工商業，推進土地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而是推行向大中城市轉移農村勞動力，導致青壯年農民紛紛流向城市，造成農村剩下老人與“留守兒童”的現狀。這些做法勢必縮小農村耕地，很難維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保障糧食供給。因此，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這些科學原理，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重點，真正走出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統籌城鄉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鎮化道路。
2.必須下大力氣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目前在改善民生、致富農民方面，各級政府確實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目前農村增收致富，主要是從事特色漁業養殖(如螃蟹、鱉、珍珠等)、苗木、果樹、花卉等非農產業和副業(蔬菜、瓜果等)的農民，而從事農田主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的純農戶卻很難致富。主要原因是糧價上漲趕不上化肥、農藥和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人均耕種面積少等難點長期未能解決。建議各級政府把推進種糧農民致富作為硬指標，由此倒逼改革，這樣才有可能找到真正解決難題的路徑。
3.必須下大氣力維護和提高耕地質量。只有組織農民發揮集體經濟力量，艱苦奮斗，科學種田，發展生態農業，才能辦到。要看到，由于一些地方多年來輕視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統一經營的內在要求，放棄冬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放棄“攬河泥”等河道清淤;輕視有機肥料下田，主要依賴化肥，已導致許多農田排澇抗旱能力和肥力下降，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從這方面來看，現在也到了貫徹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從土地家庭承包經營，走向“適度規模經營”，實現“第二次飛躍”的時候了!
修復、鞏固和維護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需要人們對這一底線的重要性形成共識，需要城市人民拿出實際行動支持農村建設，需要城鄉人民理解和支持必須進行涉及每個人直接經濟利益的糧價改革。只有在各級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全國城鄉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奮斗，才能辦到。
三、中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底線
中華民族經濟獨立自主是我國國家安全的第三股經濟底線。它指的是在國家的國際經濟外來的收支領域，開放資本賬戶的貨幣兌換應具備的起碼條件。在一國的國際收支表上有兩類基本賬戶，即經常項目賬戶和資本項目賬戶。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看，國際經貿關系存在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兩種基本經濟關系，國際收支賬戶的經常項目主要反映本國與外國的商品流通關系;而資本項目賬戶主要反映本國與外國的資本流通關系。完全開放本國貨幣經常項目賬戶的可兌換，意味著取消在國際貿易支付或國際商品流通上本國可兌換貨幣的限制，形成本國與外國的自由貿易;而開放資本賬戶的本國貨幣可兌換，則意味著取消對外國資本進出本國的貨幣可兌換的限制，等于取消對外國資本進出本國的管制，讓外國資本自由進出本國。目前，我國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已經實行人民幣完全可兌換，而資本項目的人民幣可兌換依然實行一定的管制，也就是對外國資本進出中國仍有一定的限制。目前有一種意見，主張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盡快徹底放開資本項目，讓國際資本自由進出中國。然而，從國家民族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資本賬戶的完全自由開放，是必須具備最低限度或起碼條件的，這正是維護中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安全底線。其科學含義是，中國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必須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在低于這種水平的條件下，資本項目是不能放開的。這條中國民族經濟安全的底線是根據國際經濟關系的現狀而提出的。
1.當代的經濟全球化和國內市場國際化并不能消除國家民族經濟的利益。國家民族利益的客觀存在，決定了國內市場必然具有區別于國外市場、國際市場的獨立性。一國為了維護自己的民族經濟利益，很有必要獨立自主地掌控國際化的國內市場，這就不能不對外商、外資實施必要的管制。
2.當代世界市場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中國屬于發展中的國家，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仍然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關于國際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規律的原理揭示出，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國家如果放任勞動生產率高的外國投資自由出入，必然給本國造成兩大險惡后果：一是讓外國資本控制本國經濟，二是本國產業結構將由于外國資本的自由出入而發生失衡。這后一條是說，即使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已經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可以真正實現相互平等市場競爭，也必須建立起民族經濟體系能夠獨立自主、穩定運行的有效宏觀調控機制才行。不能忘記，上世紀90年代末，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國發生的經濟危機，泰國為起點的亞洲金融風暴，都是由外國資本自由進出引起的。而2008年以來，中國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中沒有受到致命傷害，不能不說，沒有過早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3.外資進入本國具有兩重性。在主張徹底放開資本賬戶的人們中，許多人是出于擴大利用外資，加快發展中國的愿望。但是，切不可忘記，外資進入本國，具有兩重作用。在合理利用、有效控制的條件下，可以彌補國內資本的不足，擴大就業;可以促進國內市場國際化，開辟對外經貿渠道，節約對外貿易成本;可以利用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使本國獲得一定“溢出效應”等。但是，外資絕不會改變資本盈利的本性，它必然要在周轉中不斷增殖擴大，最終把獲得的利潤匯回所屬母國，其核心技術也絕不可能“溢出”。在本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低于外資企業條件下，一旦讓外資自由出入本國，它們勢必控制本國民族經濟和國內市場，排擠本國的民族企業，從而最終減少本國的就業。
因此，中國只有在平均勞動生產率達到與發達國家對等的條件下，才具備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起碼條件。明白了這個道理，當前我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就應當放在大力提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加強團結協作，努力發展高新科學技術，創造越來越多的民族品牌，促進勞動生產率水平盡快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某些人卻完全不講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無視起碼條件，一味主張中國資本賬戶徹底開放。他們的依據何在?且看對中國經濟學界很有影響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麥金農的說教：“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通常是經濟市場化最有次序的最后階段。”(羅納德·麥金農，1997)原來，他們依據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市場經濟國家”標準，把開放資本賬戶，視為完成市場化改革的最后階段或主要標志。這只能是一種迎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利益目標，突破中國民族經濟安全的底線的十分有害的主張!這種主張缺乏科學根據，也缺乏事實依據，須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資本管制”(劉明康，2002)。
四、簡短的結語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底線、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和中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底線，綜合構成了國家安全戰略的經濟底線。目前第一條底線已經被突破，第二條底線正在被觸底，第三條底線正在被嚴重沖擊。當務之急，必須統一思想，盡快修復并維護底線。
要充分看到，長期以來，在沖擊國家安全經濟底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他們公開和隱蔽地發揮意識形態的反作用，推行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屬于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力進行沖擊。其重要手段，就是大力推行經濟學“西化”即資產階級化，特別是鼓吹要當“改革派”、不當“保守派”的輿論，并用多種地下手段，腐蝕、誘惑我們的黨政領導干部，把公有制企業私有化、糧食供給國際市場化、國際資本進出中國自由化等主張，當成“改革”來付諸實踐，這已造成實際危害。所以，要盡快修復國家安全戰略的經濟底線缺口，就必須認真貫徹黨中央關于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界限的重要精神，劃清“正改革”和“負改革”的界限。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所謂顛覆，也就是國家安全戰略的底線的徹底突破。我們一定要認真領會這一講話精神，認清國家安全戰略經濟底線的現狀，提高修復底線缺口、促進科學改革開放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參考文獻：
[1]引自慎海雄:《領導干部要善于底線思維》，新華每日電訊2013年04月0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89665.htm。
[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北京]，全國常委會辦公廳主辦出版，2004年特刊，3月15日出版。
[4]王欽敏:《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為民營經濟健
[5]康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在2012-2013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分析會上的演講(2013年2月1日)》，《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6]張曉松:《20萬億元:我國首次摸清政府債務底數》，《光明日報》2013年12月31日。
[7]新華社北京12月24日電:《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光明日報》2013年12月25日第1版。
[8]國土資源部網站:
http://www.gov.cn/gzdt/2012-12/13/content_2289571.htm。
[9]參陳錫文:《糧食不安全城鎮化就難推進》，
http://114.113.226.24/a/sannongyuandi/20140123/20436.html。
[10]陳錫文:《中國糧食政策面臨兩難選擇》，
http://www.szhgh.com/Article/news/politics/2013-12-31/41432.html。
[11]梁生民:《糧食體系市場化危機敲響糧食安全警鐘》，
http://114.113.226.24/a/sannongyuandi/20140107/15636.html。
[12][美]羅納德·麥金農著、周庭煜等譯:《經濟市場化的次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劉明康主編:《領導干部國際金融知識讀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載《現代經濟探討》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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