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背后的戰略問題（下）

　　中美貿易戰背后的戰略問題(下)

　　亂云飛渡

　　(接上文)

　　至此當我們深刻認識與理解了“金融(資本)市場”與“金融危機”的本質，認清了“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因果關系，認清了“金融(資本)市場”頻發“金融危機”與“商品(實物)市場”頻發“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無法克服的頑疾”。那么我們再來解析中國“GK”全過程及“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政策。

　　“GK”之初“大量引進外資”與“盲目投資”，造成“經濟危機”的“虛假繁榮期”，表現為“投資過剩”的“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同時生產能力急劇擴張，“GDP”快速增長，產品增多的表象，這也是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根據經濟發展表象片面認為“GK”正確的理由;

　　“GK”之中隨著“社會主義蛻變”，“私有制”的實施，“公有制經濟”衰敗，“私有制經濟”壯大，社會“兩極分化”矛盾凸顯(這由社會“基尼系數”迅速增大的事實為證)，因此造成“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繼而產生“生產過剩”的“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即進入“經濟危機”的“衰敗蕭條期”，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與投資機構投資失敗的“巨額負債”，金融機構“違約債務增多”等現象;

　　“GK”之結局即今日之現狀，中國“生產過剩”的“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即“經濟危機”的“衰敗蕭條期”，“多米諾骨牌”連鎖效應殃及“金融(資本)市場”的實體經濟、投資機構、金融機構，這些“身負巨額負債”的實體經濟、“投資機構”與“違約債務增多”的金融機構，幻想在“金融(資本)市場”轉嫁債務，用“不良資產”，置換所謂“高新技術產業”的“優質資產”，以求得“未來收益”，解脫“債務困局”。未曾想“金融壟斷資本大鱷”早已在此等候，正欲“吞噬這頓豐盛的大餐”。而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政策，正好為“金融壟斷資本大鱷”“吞噬這頓豐盛的大餐”創造了條件。

　　這就是中國“GK”導致“經濟危機周期”發生的全過程與面臨“金融危機”發生的危局。

　　中國“經濟危機周期”之所以“時間跨度較大”，是因為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農村集體經濟”進行“改造的影響”，所以才使得中國“經濟危機”進入“衰敗蕭條期”的過程較資本主義國家時間長了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形而上學社會主流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提出：“減稅放權”的“供給側改革”，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也被稱為“殺貧濟富”的政策，因為“減稅”使得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提供與保障全體國民社會保證金與公益事業的能力減弱，而“減稅”讓利于“私有制經濟”的資本家，并不必然給“雇傭勞動者”增加工資，這樣不但無法改變“大多數人收入低”狀態，反而加大了“兩極分化”的差距，所以被人們稱為“殺貧濟富”的政策，它也根本改變不了中國“生產過剩”“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局面。(詳見筆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錯誤的》一文)

　　中國的經濟與金融發展已經深陷“資本主義體系的泥潭”，處于“跨國壟斷資本碾壓與盤剝弱小資本的困境”。

　　按照中國現行的對外“金融政策”，筆者斷言：中國“金融(資本)市場”必然爆發“金融危機”。為什么?因為資本主義近百年“金融(資本)市場”的“實踐經驗”，都不能避免與解決“金融危機”的問題，中國“學習資本主義現代金融理論”，又憑什么能夠避免與解決“金融危機”呢?就連“金融大鱷”索羅斯都講“下一場金融危機更為嚴重”，不是嗎?因為中國的“金融(資本)市場”，已經具備了“金融壟斷資本大鱷”操控“金融危機”的內外條件：社會的外部條件：一、“在華外資主要金融機構業務范圍限制將全面取消”;二、“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金融(資本)市場”的內部條件：一、外資掌控了“信用分級評定與未來收益評估”的“生殺大權”;二、“人為縮小與放大的金融衍生品”;三、“金融壟斷資本”掌控的代理人及附庸投資機構。這就像“自由市場”的小販，可以自由進出，自由進貨，自由定價，剩下的就看“怎樣忽悠賺錢了”。而政府的監管規則與行為對“金融(資本)市場”--“生產資料產權交易市場”上“低買高賣”的“合法行為”根本無能為力。這由美國、日本、歐洲、拉美、東南亞等國家發生“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的教訓在前為證。

　　近期“中國金融業擴大開放吸引外資競相登陸”“放開外資持股比例上限、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投資者)額度限制…”“中國債券市場總規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海外資金加速布局中國市場”，這是否一場“列強瓜分中國”的悲劇重現呢?

　　中國可以避免與解決“金融危機”嗎?當然可以，但是前提是必須改變現行對外的“金融政策”，否則中華民族的“這場劫難”，必將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再現，屆時美國及西方反華勢力在中國內部鼓動“分裂活動”，在周邊挑起政治軍事邊界“糾紛沖突”，中華民族是否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呢?古人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難道不應該有這樣的思考與憂患嗎?

　　中國的希望與出路在哪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毛澤東主義能夠救社會主義”!只有“毛澤東主義能夠救中國、救世界”!這并非筆者一家之言，而是中國與世界人民的心聲。 美國前軍官、中國問題專家R特里爾“他奇跡般地創造了一個不等式：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歷史學和政治思想史教授，沃林講：“毛澤東主義代表著未來”。臺灣學者李敖講：“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全人類的未來!”(詳見筆者《馬克思主義必然升華為毛澤東主義》一文，此文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闡述了其中的道理。)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沒有“金融(資本)市場”，社會主義中國的金融銀行機構只是“為發展生產經濟服務”的輔助部門，國家通過金融銀行機構集中資金，“實事求是”與“量力而行”，“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能強求，更不能“投機取巧”。沒有錢怎辦?只能依靠人民群眾辛勤勞動與科技進步創造條件，逐步積累貨幣的社會財富，集中統籌全面安排發展生產經濟，以保障與逐步改善國家經濟實力與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所以“金融(資本)市場”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正是由于毛澤東時代，這一“平凡樸實”“返璞歸真”的“大道作為”，“新中國發展建設”才得以日新月異，“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經濟速度”，這由當時各國經濟發展對比的事實為證。

　　人們都知道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相對的真理 ”，而“相對真理”存在的條件與相對比較的對象，只存在于特定的時代，人們只能“結合時代背景”來抽象認識與理解。“新中國發展建設”這種“相對速度的比較”，用形而上學“靜止的、孤立的經濟表象對比”，是無法正確認識與理解的。而“GK”的始作俑者，正是用形而上學“靜止的、孤立的經濟表象對比”，來確定毛澤東時代“落后的”。這就像競技跑步的兩個運動員，開始兩者差距很大，落后的運動員“超速躍進，迅速縮小差距”，雖然暫時還沒有超過領先的運動員，但是人們相信一定會超過領先的運動員，因為落后的運動員“加速度大”，領先的運動員“加速度小”。而形而上學僅看到趕超運動員，暫時還沒有超過領先運動員的“落后表象”，根本不看迅速縮小差距“相對速度的比較”，就主觀否定趕超運動員，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把趕超運動員驅除競技場。這種形而上學觀點在當今社會主流中表現很充分，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等唯心主義觀點如此猖獗存在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講：“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唯物辯證法，就是人們對于宇宙客觀規律認知的能動反映，或稱哲學世界觀的認識論 。戰略策略就是“哲學世界觀在戰略競爭領域的具體應用”，“戰略競爭領域對立矛盾運動規律”隸屬于哲學領域“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的邏輯關系范疇。對于“戰略競爭領域對立矛盾運動規律”的認知，反映了對哲學領域“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認知程度。哲學領域世界觀認知的錯誤，必然表現為“戰略競爭領域矛盾運動規律”認知的錯誤。也就是說，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選擇”，也必然反映認識與理解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方面存在的缺陷。

　　眾所周知，中國“戰略策略的選擇”是“治國理政綱要”(路線與政策)對外關系的表現，而“治國理政綱要”(路線與政策)對于馬列毛主義，即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認知觀點：如“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私有制”產生“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導致階級專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觀點，則表現為篡改毛澤東的路線，對內否定與調和“階級斗爭”，否定與調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對立矛盾;對外否定與調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堡壘-帝國主義”的對立矛盾等行為現象，其中核心就是否定與調和“以對立矛盾為核心”的事物發展進化規律。形而上學的哲學世界觀與“治國理政綱要”(路線與政策)邏輯思維的一致性。也許人們還記得，歷史上的“新老修正主義”，就是對內否定與調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鼓吹階級合作，對外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平共渡”或“和平共處”，“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不是嗎?

　　當今社會主流提出“GK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與“修正主義鼻祖”--伯恩施坦提出“最終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是“一丘之貉”。為什么呢?因為任何事物的“運動”或“GK”，都有一個發生與發展的變化過程，即事物由簡單結構階段向高級復雜結構階段發展進化的過程。事物發展進化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特定時空條件的限制與表現的“階段性特征”，即完成時的時效性與目的的特征性。形而上學不講事物主體發展進化完成時的時效性與目的的特征性，單純講“運動”或“GK”，這樣就割裂了事物主體與運動狀態之間的關系，而“運動”或“GK”作為“沒有事物主體的運動狀態”，則是沒有任何實踐意義的空洞概念。因為任何事物主體“運動”或“GK”每一個發展階段完成時的時效性與目的的特征性，都可以被人們認知與評估，只有“運動”或“GK”這種“沒有事物主體運動狀態”的空洞概念，人們無法認知與評估。高喊“運動”或“GK”的空洞概念，其目的在于用“異化的事物主體”來“偷梁換柱”原本的“事物主體”。就像“國企產權制度的改革”，“改革”最后的結果，就是用“混合產權企業”即“公私產權合股企業”或“私人產權企業”，來替代“國企產權企業”。這在高喊“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口號時，是不敢明說的，為什么呢?因為如果說“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國企產權企業”改成“公私產權合股企業”或“私人產權企業”，人民群眾就會知道這是“違憲”的，所以不能明說。換言之就是“怎樣改革、改革什么、改革目的與效果評估”，都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改革”，這種極端片面的觀點表現為“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在形而上學的認知中，“改革犯錯誤”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革”，因為空洞的“運動”或“GK”永遠都是正確的，而且“永遠在路上”。這就是“運動就是一切”與“GK就是一切”的哲學邏輯關系。反之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在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不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特性的本質區別，而是用自然科學領域“物質生產方式發展變化”的表象，來否定與掩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特性的本質區別，然后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特性的“私有制”，來“偷梁換柱”社會主義形態特性的“公有制”。這就是形而上學的“GK”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邏輯關系。因為世上無人能夠從“GK”的空洞概念中，分辨出“事物的主體”，也沒有人能夠從自然科學領域“物質生產方式發展進化”的經濟現象中，分辨出社會科學領域“社會形態性質所有制發展進化與蛻變”的“政治問題”，這樣形而上學才便于實現“偷梁換柱”的目的。

　　又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看似正確，但是它并不能解決“怎樣發展經濟的問題”，而“怎樣發展經濟的問題”，則是“發展經濟不同方式選擇”的問題，即“不同的路線與政策選擇”的問題。“發展經濟不同方式”的分歧，即“不同的路線與政策”的分歧，則是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政治路線分歧(斗爭)”，或稱“走什么道路的分歧(斗爭)”.高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講發展經濟的具體方式，即“路線與政策的內容”，目的在于否定與模糊社會現行“發展經濟的方式”即“現行的路線與政策”，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路線與政策”。因為“GK”的始作俑者認為，毛澤東的路線政策，“搞政治運動太多，耽誤了經濟建設發展”，或者說毛澤東時代是以“政治運動為核心”，“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左傾錯誤路線”，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所以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筆者相信，即使在今天認同這個觀點的人，也不明白“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含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核心要害，就是以什么方式發展經濟的問題，或稱“發展經濟不同方式”的選擇問題，即“不同路線與政策”的選擇問題，這正是黨內“政治路線”決定“走什么道路”的核心綱要，或稱“治國理政”決定以什么方式發展經濟。所以“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為“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經濟的方式是不同的，相對應的路線與政策也是不同的”。社會上大多數人(無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而社會少數人(資產階級)擁護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意識形態對立的“階級(矛盾)斗爭”，“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提醒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抓住社會上大多數人(無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的“民心”，始終抓住這一事關“社會發展進化”的核心要害--“階級(矛盾)斗爭”的發展變化。因為“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社會發展進步，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則是社會發展退步的“蛻變”。

　　實質當“GK”的始作俑者，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并不知道應該用什么樣“發展經濟方式”來發展經濟，因為世界上只有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發展創新實踐的“發展經濟方式”，與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歷史實踐形成的“發展經濟方式”，即所謂“現代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經濟方式”。“GK”的始作俑者，丟棄了毛澤東時代創新實踐的“發展經濟方式”，也只能采用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歷史實踐形成的“發展經濟方式”，只不過這種變異的方式，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等名義，“學習與引進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用于指導中國“發展經濟方式”的變異而已。這種“異化發展經濟的方式”，就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即西方經濟學理論內容相嫁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非驢非馬”的嫁接物，漏洞百出，左翼網友多有批駁，此文不再敖述。“GK”的始作俑者，高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后的結果與目的，就是用“異化的發展經濟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替換原本“現實發展經濟的方式”，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詳見筆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 “市場經濟”》一文)

　　同理推演“四項基本原則”與“GK”兩個基本點的并列對等關系，眾所周知，“四項基本原則”是明確具體的“立國之本”，而“GK”是什么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因為它是一個“沒有事物主體運動狀態”的空洞概念。而在現實中大家都看到，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高喊“GK”，并不講“四項基本原則”，至少講“四項基本原則”與“GK”不是并列對等的關系，這樣就用一個“GK”的空洞概念代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國之本”，而“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國之本”反而成為“聾子耳朵”的擺設。在“GK”空洞概念的名義下，所有“結合實際”涉及“事物主體”的“GK”，都是在用所謂“現代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異化的事物”來“偷梁換柱”“原本的事物”，至于這種“結合實際”涉及“事物主體”的“GK”效果，是否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國之本”呢?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根本不予討論與評判，不是嗎?

　　這種形而上學詭辯論的觀點，從哲學的角度講：就是用“沒有世界觀的方法論，來否定與混淆現實“原本的世界觀，用“異類的世界觀”，“偷梁換柱”現實“原本的世界觀”，以指導社會實踐事物主體的“異化蛻變”。事有緣、言有宗，歷史上與今天的形而上學哲學邏輯思維關系是一致，只是因為時代不同其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歷史看似遠去，歷史何故重現?因為“萬變不離其宗”，按照毛澤東的觀點講：“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于經過無論什么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圍。”(毛澤東選集第一卷P293)現實社會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又怎么能夠夠逃脫“哲學圣主”毛澤東的“如來掌心”呢?

　　中國“對外戰略策略選擇錯誤”，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講，是丟失了馬列毛主義“政治靈魂”，沒有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沒有認清帝國主義本質;從哲學的角度講，是否定與調和對立矛盾斗爭的客觀永恒性，主觀唯心強調對立矛盾有條件和暫時的“統一性”;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講，是脫離現實，不看國家競爭“利益的得失”，只看“經貿合作”的表象形式;從文化觀念的角度講，是丟失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按照古人的話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強勇毅精神，才是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源。按照現代社會觀點講：“生存就是競爭(斗爭)，只有競爭(斗爭)才能生存”。而“以和為貴”的所謂“生存智慧”，只是相對朋友而言，就像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因為“蘇聯解體”俄羅斯深感美國及西方勢力的“不友好，不平等”，而中國在與美國及西方勢力打交道中也“極不順暢”，“同等背景”為了國家利益與生存安全兩國“心領神會”走到一起，其中不乏“社會主義基因”在兩國人民中間起著基礎性作用。“吳蜀聯盟，意在何為呢?”

　　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看似極其復雜，其實極其簡單，那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道之爭”，“道路決定命運”。按照毛澤東的觀點講：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錯了，一切皆錯”。

　　社會主流高喊“GK”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TS”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實質是“社會主義蛻變”，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踐”。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代替;因為社會主流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就是所謂“現代經濟理論”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就像“市場經濟”，“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大市場與小政府”，“產權制度改革”，“賦稅制與所得稅改革”，“投資需求理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資本)市場”，“人民幣國際化”，“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人口紅利”，“全球產業鏈”，“比較優勢”，“自由貿易區”等等，請問社會主流，這些觀點哪一個是馬列毛主義的觀點，哪一個又不是來源于所謂“現代經濟理論”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呢?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所謂“現代經濟理論”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已經占領了中國所有高教領域，并“培育馴化洗腦”了“中國下一代”，將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走向。如果我們不從“個別與局部”的角度去責難“某些人的責任”，而從理論的高度來探討解決中國今天困局的辦法，為中國未來發展定向著想，那么“正本清源”請回毛澤東主義，清除資產階級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與意識形態的遺毒與影響，就是“二次文化革命”的內容。因為“文化意識觀念的革命”是提高人們政治覺悟與業務能力，改變社會存在基礎的唯一方法，也是社會發展進步損失最小，成就最大的唯一方法。只有改變了人的思想意識觀念，才能進步成長為“一個新人”，也只有“一代新人，才能創造新的偉大時代”。“文革”給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啟示，就是改變“人民群眾”的社會存在基礎，才能推進社會發展文明進步(詳見筆者《文革--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豐碑》一文)。否則必然是“違反辯證法而走向反面的結局”。

　　筆者在此提醒社會主流，“黨的基本路線分歧”，雖然是社會階級矛盾和社會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但是“黨內的界限”，規定與限制了“黨內基本路線分歧”是“非對立矛盾”，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只能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以說服教育為主，“以斗爭求團結”，就像黨史上對待“張國燾、王明等錯誤路線”。對“黨內基本路線的分歧”，采取“不爭論” ，“不換思想，就換人”，“誰反對‘GK’，就讓誰下臺”。“公職人員對‘GK’有異議給予開除處分”，是專制“官僚主義”破壞黨內民主的表現。黨史上這種“左傾與右傾錯誤路線”把黨內的“非對立矛盾”，擴大為“對立矛盾”曾有過血的教訓;“文革”中“走資派”把“造反派”當成反黨分子;“文革”后期處理“那四個人”是同樣道理。按照“文革”的觀點，“路線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并不能置人于死地。

　　而中國的對外政策與“黨的基本路線”則有很大不同，因為中國的對外政策已超出“黨派界限”，甚至“超出國內的階級界限”，上升為“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即“中華民族與異族”的關系，這意味著“非對立矛盾向對立矛盾方面的轉化”。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政策對中國發展有利，是“愛國主義”的體現，對中國發展不利或有害，則是“賣國主義”的表現，這個“對立矛盾”是無法調和的，也根本不存在對中國發展“無利無害”的對外政策。如果對外政策對中國發展不利或有害，那么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賣國賊”將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啊”，每一個不愿做“賣國賊”的社會主流，都應該慎之又慎地思考一下中國的對外政策是否正確?!

　　至于極少數“賣國求榮”的“漢奸”、“賣國賊”，相信早晚有一天會身敗名裂，也逃脫不了中國人民的正義審判。還是那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報銷!”

　　筆者“一介草民”，“位卑未敢忘憂國”，近期學習與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所言：“希望同志們深刻領會黨中央精神，緊緊圍繞‘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進行討論，提出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此文也算是“拋磚引玉”，盡力而為吧。不妥之處，歡迎批評與質詢。

　　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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