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背后的戰略問題（中）

　　中美貿易戰背后的戰略問題(中)

　　亂云飛渡

　　(接上文)

　　中美貿易戰紛爭期，中國的“社會主流”講“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是這樣嗎?無論是戰爭還是任何競爭項目，哪有不付出代價的呢?以己方“小的代價”，而造成對方“重大損失”，難道不也是一種“競爭的勝利嗎”?所謂的“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完全是掩蓋正義與邪惡之分的形而上學觀點。即便是從“經濟利益競爭的角度講”，“競爭兩方利益大小得失”，人們都認為“競爭損失小為戰勝方，競爭損失大為失敗方”。社會主流一廂情愿“設身處地”的為美國著想，稱貿易戰美方損失多少。請問中國因為貿易戰又損失多少呢?社會主流可以講講嗎?社會主流嘲笑美方是過時的“冷戰思維觀點”，豈不知美國正是用“冷戰博弈的思維觀點”搞垮了蘇聯，現在正在用“冷戰博弈的思維觀點”分裂與搞垮中國。中國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在長期與美國“打交道”中，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等“摩擦不斷”，又如近期“美國干涉中國香港、新疆事務”，這不是事實嗎?這不是“亡我之心不死”嗎?面對美國“冷戰博弈”步步緊逼圍剿的現實，社會主流還在嘲笑美方“冷戰”觀點過時，這到底是美國政客傻呢?還是中國社會主流傻呢?什么中美經貿關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不分是非“混合狀態的描述”，掩蓋的是帝國主義“政治與經濟競爭博弈”的現實行動。按照過去的觀點講，就是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按照現代社會的觀點講，就是搞“顏色革命”與“新殖民經濟”。如果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如何控制與占有你的利益財富呢?這就像騙子不和你“打交道”，又如何行騙得手呢?人們都知道“商場如戰場”，戰場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他們在干什么呢?恐怕無人不知。

　　面對美國主動挑起的貿易戰，中國的“社會主流”講了一大堆“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好話”，又“主動誠心示好”，無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最后“陰差陽錯”的舉起來“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的大旗。為什么呢?因為社會主流認為：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是“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而與之對立的則是“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所有才有了“自由貿易”、“多邊主義”與“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主張，這已由社會主流的主張與作為被人所共知。中國由加入“世貿組織”的“關稅貿易保護”的國家，變成了主張“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的國家;而美國一貫主張“自由貿易”，卻成了“貿易保護主義”，這種“主異變遷”的詭異現象，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從社會形態性質的政治角度講：這種“主異變遷”的詭異現象，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加速蛻化。因為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管理經驗”，只是處于早期資本主義“產品輸出階段”，早期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壓力，自然要向外“輸出產品”，所以主張“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而美國則處于后期帝國主義“金融壟斷”的“資本輸出階段”，“金融壟斷資本”的“寄生性”必然對外“輸出資本”，自然“制造業空心化”。特朗普作為美國“產業壟斷資本”的代表，“對華加征關稅”，主張“保護美國制造業”，即中國社會主流稱的“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美國“產業壟斷資本”立場與利益所決定的。原本早期資本主義向外“輸出產品”與后期帝國主義向外“輸出資本”，“這一完整的鏈接”，即“中美國”、“夫妻關系”、“友好發展階段”，因為特朗普維護美國“產業壟斷資本”狹隘利益的“盲動”而打破了。所以才有了形而上學觀點“主異變遷”的詭異現象。中國社會主流站在“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的角度，反對美國“產業壟斷資本”的“對華加征關稅”，即中國社會主流稱的所謂“貿易保護主義”，無意中卷入了美國“金融壟斷資本”與“產業壟斷資本”的矛盾沖突，陷入美國“金融壟斷資本”附庸的尷尬處境。因為其立場本質與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倡導“自由貿易”與“全球一體化”的“市場開放”是一致的。

　　從經濟技術的角度講:“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根本就不是對立矛盾的關系。因為任何“自由貿易”都有一定的“關稅約束條件”，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沒有“關稅約束條件”的“自由貿易”。而所謂的“貿易保護”，只不過是“關稅約束條件”發生了改變，改變“關稅約束條件”,并不一定反對“自由貿易”。所以美國對中方“貿易保護主義”的指責，不置可否，甚至可以講“心安理得”，因為西方發達國家對外追求“貿易平衡”，“保護國內產業”，大多數國民都是贊成的。即便是中國政府提出這兩點，老百姓也是贊成的。同理“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非對立矛盾的關系，讀者可自行推演。而中方反對貿易戰提出的“自由貿易”、“多邊合作”與“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主張，美方則情不自禁的大聲叫好。在中美新一輪經貿磋商后，特朗普講：“我贊揚他們過去30年來的作為，大大的贊揚”。“中國現在第一次真的對大銀行、信用卡和其他金融服務開放了。這很重要，我們達成了完全的協議”。“戰略競爭對手”稱贊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我們達成了完全的協議”，這與長期以來美國及西方政客“盛贊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停止”，“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的立場邏輯是一致的。中國社會主流的“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與美國“攻占與控制”中國“金融心臟”的“戰略策略企圖”“不謀而合”，這豈不是用敞開的“金融心臟”，來迎接美國“要命”的“暗箭”嗎?

　　從戰略競爭的層面上講，以美國智囊機構的戰略邏輯思維能力，美國揮舞“對華加征關稅”的大棒，當然知道中國必然反對，那么中國會站在什么立場與采取什么措施來反擊呢?中國無法改變“外向型經濟”依賴的特征，即“出口大于進口”的“貿易失衡”，為了解決“生產過剩”經濟下行的壓力，也只能提出“自由貿易”與“進一步開放市場”的需求，否則中國“生產過剩”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問題將無解。美國“極限施壓”，“大棒打的越狠，中國受不了”，就越會“加快對外開放經濟與金融市場”。果然“中國已將原定于2021年取消證券、期貨、壽險外資股比限制提前至2020年。”這豈不是美國實施“欲擒故縱”與“請君入甕”的“連環計”嗎?中方是否“中計”了?聯想到近期“美國干涉中國香港、新疆內政”的作為，同時中美兩方又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真可謂“胡蘿卜加大棒”的“反革命兩手”應用自如，而我們應對的“革命兩手”呢?

　　“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根本就不是什么“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而是帝國主義的霸權行徑。為什么呢?因為美國想要改變“貿易逆差”行為，并不能難，只要放開“高新技術設施與產品出口”，很容易就能達到“貿易平衡”，但是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嚴禁“高新技術設施與產品出口”，根本就不考慮這種解決“貿易失衡”的辦法，而是“處心積慮”的想利用與掌控的“高新技術優勢”，打壓與盤剝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眾所周知“誰擁有高新技術優勢”，誰就可以在經濟競爭中獲的勝利并贏得“更大的利益”。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高喊“世貿組織規則”、“自由貿易”，只是為了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大門”而已。當發展中國家稍有“高新技術競爭能力”時，則利用各種借口打壓，就像打壓中國的華為、中興，根本不顧什么“世貿組織規則”。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相信什么“市場換技術”，“比較優勢”，“全球產業鏈分工”，“加入全球生產體系”等宣傳，“打開市場大門，加入世貿組織”，經過30多年的“艱苦努力”，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始終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因為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瓦森納協定》重點限制對象就包括中國。“世貿組織規則”，只是美國全球經濟競爭“利用的工具”，“世貿組織規則”對我有利則執行標準，對我不利則不執行標準。“雙重標準”才是帝國主義霸權的本質。即便按照“世貿組織規則”自由平等的原則，中國也完全可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據理力爭提出：“對等開放金融工商業”，取消或改革“技術貿易壁壘”等規定，以求得事實上的“真正平等”。

　　可悲可嘆，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經濟，把帝國主義的霸權行徑，當成了“貿易保護主義”，自愿丟棄“獨立平等”的權利，而成為美國主導“世貿組織規則”的“馴化工具”，“市場換技術”失敗，被“技術壟斷特權”封鎖，不吸取教訓，仍然高喊“自由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并主動單方面“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這不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投嗎?”

　　中國為什么會這樣做呢?因為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相信西方金融學的理論觀點，主觀認為“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是發展中國經濟“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良策”。真的如此嗎?這里把“金融(資本)市場”與“金融危機”的本質講清楚，或許人們就能夠辨識社會主流“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是非問題。

　　所謂的“金融(資本)市場”，實質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產權交易市場”，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的產物，因為“金融(資本)市場”成立的前提基礎，必須實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與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修改毛澤東時代《憲法》“公有制”、“毫不動搖”發展“民營(私有制)經濟”是一致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金融(資本)市場”，是“金融壟斷資本”生存發展的“棲息地”，也是“金融壟斷資本與產業壟斷資本爾虞我詐爭奪人們財富角逐的屠宰場”。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講過：“流通領域不創造剩余價值”，“產業資本與生息資本只是剩余價值利潤的分割者”。也就是說“金融壟斷資本與產業壟斷資本是‘剩余價值’社會財富的分割者”。貨幣只是代表與衡量“剩余價值”社會財富的“標準尺度”，即代表與衡量社會財富(實物)的表象形式(憑證)。代表與衡量“剩余價值”社會財富的“標準尺度”，與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的社會財富，完全是不同范疇領域的兩個問題。沒有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的社會財富(實物)，“貨幣‘標準尺度’只是一張無用的廢紙”。換言之就是說“錢不能生錢”，是勞動創造了“剩余價值”的社會財富(實物)。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同一條河流的不同支流”，因為“金融(資本)市場”與“商品(實物)市場”特性不同而表現不同。帝國主義的“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掌控社會一切事物”的核心中樞;“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集中表現;“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金融(資本)市場”頻發“金融危機”與“商品(實物)市場”頻發“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無法消除的頑疾”。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只能是徘徊與緩慢的發展。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無法改變社會“大多數人低收入”的“兩極分化”問題，而社會“大多數人低收入”是“市場消費的不合格者”，因此“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產生“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實質是“實體經濟”即產業資本，在所謂“融資平臺”的“金融(資本)市場”獲得資金，用于投資生產商品在“市場上賣不動”，無法產生效益而形成債務。投資失敗形成債務的“多米諾骨牌”連鎖效應殃及“金融(資本)市場”的投資機構與金融機構。這些所謂的“投資機構”，以“金融壟斷資本”的代理人與附庸為主，金融機構之所以被殃及，是因為錯誤的金融政策和所謂第三方的“信用分級評定與未來收益預測”的誤導，使得“貸款”進入了“金融(資本)市場”，這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違約債務增多”與投資機構“巨額負債”的現象。這些投資失敗形成債務的“投資機構”，無法收回投資;“違約債務增多”的金融機構，無法應對人們儲蓄貨幣的“擠兌”與“正常運作的流量”，不甘心承擔“損失”，“投機僥幸”的心理，企圖在金融(資本)市場轉嫁債務損失“翻本再戰”，而“金融壟斷資本大鱷”，“張開血淋淋的大口”正在此恭候。

　　金融(資本)市場的“金融壟斷資本大鱷”，通過代理人與附庸的“投資機構”，利用金融衍生品的杠桿作用，人為的“縮小與放大生產資料(實物)與未來收益的價值”，即信用債務分級評定與未來收益評估，這其中即有“人為錯誤的評定與評估”，也存在“人為的誤導”，然后采用“低買高賣”的手法，來洗劫人們的“貨幣財富”。只不過“金融壟斷資本大鱷”“低買高賣”的手法，以“科學評估債務風險”、“僵尸企業”、“資不抵債”等，低價收買所謂“不良資產”;以“新經濟類型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企業”、“未來收益增值企業”等，高價兜售重新包裝的所謂“優質資產”，只不過各種偽裝形式的“優質資產”不易被人們識破而已。因為金融(資本)市場的“金融壟斷資本大鱷”與街頭小販“低買高賣”投機賺錢的手法哲學邏輯關系是相同的。

　　每一次“金融(資本)市場”的“高漲”，即“虛擬經濟”的“泡沫化”，都伴隨著“經濟危機”投資過剩的“虛假繁榮期”;每一次“金融(資本)市場”的“低迷”，即“虛擬經濟”的“泡沫破滅”，都伴隨著“經濟危機”投資失敗的“衰敗蕭條期”。“金融(資本)市場”的“金融危機”，表現為金融投資機構“破產”的表象，而金融投資機構“破產的原因”，則歸罪于金融投資機構“個體”或“投資者”決策失敗或稱“不講信用”，而“金融危機”中人們貨幣的“真實財富”進入“金融壟斷資本”囊中，卻“泥牛入海，永無音訊”。正如人們常說的“替罪羊已死，而元兇仍在”。

　　隨著“金融(資本)市場”的“低迷”，“金融壟斷資本”利用所有掌控的“工具”，繼續鼓吹“只有投資，才能發展”、“投資是發展經濟的要害”，“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等觀點，繼續“超發貨幣”循環“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發生的過程。

　　如果不用“道德的觀點”來譴責“金融壟斷資本”，客觀地講：“狼也需要生存下去”。“金融壟斷資本”為了能夠“獨立的生存下去”，只是洞悉了“人性自私”的心理，為誘惑與利用人們不勞而獲“投機發財”的剝削心理，而“精心設計”了“金融(資本)市場”的“賭場”。“金融壟斷資本”依托“人性自私”的心理欲望而生存，就像佛魔對話中魔王波旬的自白：“我順應百姓的欲望，滿足百姓的欲望。眾生沒有貪欲那里有我波旬呢?”

　　每一個“金融(資本)市場”都講“入市要謹慎，投資有風險”，既然“金融(資本)市場”有風險，為什么還要開辦誘惑人們進入呢?

　　一些人相信“金融(資本)市場”“以錢生錢”、“投資理財”的“忽悠”，想要“不勞而獲”、“投機發財”，被“金融大鱷”的“莊家剪羊毛”也只能自作自受，因為“賭場的規矩早已廣而告知了”。

　　西方金融學把“金融(資本)市場”稱為“融資平臺”，說穿了“就是借錢”，“借錢不還，投資失敗，錢打了水漂，怎么辦?”那他就不管了。

　　近百年來，資本主義社會“一些有良心的人”為了避免“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什么結構改革、量化寬松、財政刺激、匯率貶值、國際擴張……，所有招數都用上了，最后都未能消除，這不是事實嗎?

　　“GK”的始作俑者，聽信西方經濟學與金融學的宣傳，開辦“金融(資本)市場”。長期以來“金融(資本)市場”對中國社會發展經濟，起到了什么積極作用呢?看看中國社會經濟與金融的現實，“生產過剩”的“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政府與工商企業巨額負債”，銀行機構“違約債務增加”、“正常流量不足”、無奈的“理財產品”、“高息攬存”，“高利貸”滿天飛，“金融保險機構集資欺詐”、“海南銀行破產”，“股市長期低迷”等等，“金融風險”日趨嚴重，雖然社會主流意識到，“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但是卻不知道如何面對與解決，因為西方經濟學與金融學中根本就沒有解決“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辦法。

　　被西方經濟學與金融學“洗腦”的社會主流“邯鄲學步”，提出什么“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人民幣國際化”，還以為這是避免與解決“金融危機”的“良策”，豈不知這正是重復“金融危機”循環，“走向金融深淵之路”。

　　為什么呢?因為所謂“金融(資本)市場”的監管規則，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循環結果發生以后，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學者根據“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表象，事后采取“治標不治本”的“改良做法”。就像資本主義社會“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的偽命題，唯心主義“自由派”強調“自由貿易”的“市場決定作用”，形而上學的“改良派”看到“市場的缺陷”，則強調“政府干預作用”，兩者都不能根除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問題。因為唯心主義的“自由貿易”完全是主觀臆斷的空想，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沒有約束”的“自由貿易”，按此唯心主義觀點，脫離“政府干預”，當然會走向歧途;而形而上學“政府干預”的“改良派”，則“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跟著“經濟危機”表象“屁股后面轉”，治理與解決“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方法與措施，也僅僅是改變了限制壟斷資本的條件，如對富人施予高課稅的“所得稅累進制的改革”，“供給側或需求側的改革”，“市場監管規則的改革”等，而維護“私有制”與“資本管理社會一切事物”的本質沒有變，即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矛盾。兩者的觀點與表現，按照古人的話講就是“過猶不及”的表現。(詳見筆者《用毛澤東主義揭開經濟發展的歷史迷霧--解析“經濟危機”發生的原理》)。

　　同理，“金融(資本)市場”上的“金融壟斷資本”，“鳩占鵲巢”以“自我為中心”替換“以實體經濟為中心”，主觀唯心強調“金融機構”對于發展經濟的作用，按照“虛擬經濟”主觀空想的臆斷，“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即按照“名不符實”的“泡沫經濟”--脫離社會財富(實物)制衡的貨幣價值變動表象形式，來調整與運作“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的生存環境條件、生產運行、產品與市場選擇等“內部組織運作事務”，“金融壟斷資本”的“虛擬經濟”觀點根本無法知曉，所以按照這種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觀點來指導與運作現實“實體經濟”的經濟活動，必然造成現實“生產資料與社會財富(實物)的真實功能與價值”的扭曲與混亂，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這表現為“金融壟斷資本”與“產業壟斷資本”對立矛盾的打壓，即“分割‘剩余價值’社會財富的對立矛盾”。無論“金融壟斷資本”主觀唯心的“虛擬經濟泡沫”，怎樣“滿天飛舞”，最終都必然受到“實體經濟”實物商品“錨定物”的制衡;而重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實，繼續循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最后作用的結果：就是“生產資料與社會財富(實物)真實價值”制衡的貨幣不斷貶值，與“私有制”占有“生產資料與社會財富(實物)”的“兩極分化”，這由資本主義國家貨幣不斷貶值、經濟泡沫化、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發展緩慢徘徊的事實為證。

　　什么“人民幣國際化”，這都是西方經濟學與金融學理論指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深淵的欺騙。因為“人民幣國際化”，即“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前提，必須有“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與“金融(資本)市場”，而“金融(資本)市場”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的產物”，那么在這個錯誤基礎上產生的“一切都必然是錯誤的”。這就像是一個理論體系，如果“基礎前提條件錯誤”，那么這個理論體系推演的一切結論一定是錯誤。從金融技術的角度講：貨幣是社會財富的“標準尺度”，貨幣量表示擁有社會財富(實物)的量。如果“人民幣國際化”，即“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人民幣可以向世界承諾兌換黃金或購買中國的實物商品嗎?中國有那么多黃金或實物商品來供給他國兌換與購買嗎?如果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第三方，國際貿易的兩方憑什么非要用人民幣來結算呢?持有這種觀點的一些人，無非是看到“美元”擁有“鑄幣稅”不勞而獲的收益表象而已，看不到“超發美元”不斷貶值，轉嫁“經濟危機”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危害，更看不到“美元霸權”背后有強大軍事實力的支撐。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每一筆貸款支出背后，都必然附加嚴苛的政治條件，不是嗎?請問中國的社會主流，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也可以學習“美元霸權”，收取“鑄幣稅”嗎?也可以對外貸款附加嚴苛的政治條件嗎?如果可以，那么中國必然走向“新生的霸權主義國家”，這不僅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支撐與“現實霸權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對抗，面臨戰爭的風險，而且還會遭到“人民幣貸款國家”產業資本的強烈反對。社會主義中國難道也可以學習與效仿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帝國主義向外“輸出資本”嗎?如果不可以，那么中國只能用黃金或實物商品來供給他國兌換與購買，沒有充裕的黃金或實物商品儲備，“人民幣國際化”，只是一場“中國夢”而已。

　　社會主流“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如果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提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或許還有一些“積極的意義”，可惜是從經濟的角度提出的，這只是主觀改變中國“生產過剩”經濟下行壓力的“一廂情愿”而已，它根本改變不了中國“生產過剩”經濟下行壓力的困境。因為“一帶一路”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并不具備帝國主義“輸出資本”的特征，而中國出口的實物商品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是高物價與高成本的商品，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實現“大量進口”，這樣就不能解決中國“生產過剩”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問題;如果中國大量進口“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實物商品，這不僅加劇中國“生產過剩”經濟下行壓力的矛盾，而且外匯儲備嚴重不足，因為中國外匯儲備不斷貶值縮水，始終面臨“外資套現逃離中國的風險”，不是嗎?(未完待續)

　　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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