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余斌研究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第五章“中國特色經濟管理”的第三節。
所有制管理
余 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貫徹“兩個毫不動搖”，必須強化所有制管理。
一、國有經濟管理
中國的改革在農村起步后，迅速轉向城市，從此開始了漫長的、似乎沒有盡頭的國有企業改革進程。國有企業改革之初，直接照搬了農村改革中的承包制，出現了個人對工業的經營管理，而“個人經營工業的必然結果是私有制，競爭不過是單個私有者經營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是分不開的。”【1】國有企業從此開始了逐步私有化的過程。除了低價出讓部分或全部股權給國外資本外，由于國內民眾在以前的計劃經濟中不可能有足夠的貨幣積累，從而這個私有化過程，對國內私人來說，只能用朱镕基在前面提到的所謂“賣廠”實為送廠的方式即只能以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方式進行。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后，這個局面才有所改變，但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仍然沒有中止。
2017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該方案提出，要按照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要求，依法履行職責，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以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明確監管重點，精簡監管事項，優化部門職能，改進監管方式，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加快實現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轉變。推進職能轉變要堅持準確定位、堅持依法監管、堅持搞活企業、堅持提高效能和堅持黨的領導。【2】但是，管資本跟管資產不是一回事，怎么能夠通過管資本來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呢?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有不少人反思美國的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還發現美國產業空心化。這其實就與美國看重資本運作，忽視資產管理有關。如果國有經濟管理只看重資本的話，也會出現相類似的后果。此外，如果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精簡監管事項，那么管資產的職能落到誰的身上呢?難道要像過去搞承包制那樣，落到極少數經理層的手上?對此，該方案沒有明確說明。
改革開放之后，在中國國營企業(后來稱國有企業)領導制度改革中，趙紫陽等人對彭真率領調查組赴浙江、上海和東北三省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提出的加強廠長行政指揮權、加強職工民主管理權、加強黨委集體領導責任的“三加強”不滿意，批示說，“三個加強”要以“廠長負責為中心”。1984年5月18日，據此，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將企業生產經營和行政管理工作由廠長(經理)全權負責。說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無人負責，實際上是無權負責，無法負責，無力負責”。為此，在草擬的《國營工業企業法》中，提出黨委只負責“黨務工作”，不參與企業生產和行政管理決策，只對中層干部有建議權;職代會只有對廠長工作報告或工作提出建議權。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黨的領導和職工民主管理。【3】這一政策實行的后果是，國有企業日益陷入困境。很顯然，個人資產大大低于企業資產的廠長們根本賠付不起企業的虧損，從而不存在個人負責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在對企業虧損不承擔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的情況下的所謂個人負責，只是便利了廠長們的獨斷專行和一些人的貪污腐敗，進而使擁有國有企業廠長任命權的政府官員們得以共享其中的一些貪腐。而國有企業的職工們和公共利益都深受其害。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充分調動工人群眾和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在國營企業中推行民主改革，在實行企業管理民主化的同時，廣泛開展合理化建議、創造新紀錄和生產競賽等運動，發動工人參與企業的生產決策。在三年的生產競賽中涌現出1.9萬個先進集體，20.8萬名先進生產者，其中婦女2.6萬人。廣大職工在改進機器、改進操作方法、改進勞動組織等方面創造了許多先進經驗，提出合理化建議近40萬件，其中被采納24.1萬件。國營工廠出現了技術革新、技術改造熱潮，工業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每個工人全年平均產值由1949年的4900元，上升到1952年的7900元，提高了61.2%。【4】
其實，國有企業的公共性質決定了它的經營管理不能被極少數人包括企業的管理層所壟斷。在國有企業中，職工或其代表參與經營管理，并引入企業外的社會人士尤其是工人群眾和人大代表參與監督，是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應有之義。對此，列寧曾經指出：“我們談到省國營農場和省農業局的時候，關鍵在于如何使它們受到工人和附近農民的監督。這同它們屬誰管轄完全無關。”【5】
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中國國有企業被劃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分類考核，提高改革的針對性、監管的有效性、考核評價的科學性，推動國有企業同市場經濟深入融合，促進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6】這意味著國有企業不用被迫退出競爭性領域，而是(至少對商業類國有企業)可以在市場中展開全面競爭，這是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根本要求。近些年來，有人提出國有企業市場化。【7】而國有企業市場化或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其實意味著國有企業可以甚至必須進入所有的市場領域，包括一般競爭性領域，而不僅僅是公共事業領域。馬克思指出，英國議會的“食物攙假”調查委員會曾經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8】。馬克思還曾提到，資本“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9】如果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聽任私人資本在競爭性領域橫行，假冒偽劣勢必泛濫成災。很顯然，只有不以利潤為唯一目標的國有企業才能克服自由競爭的這些弊端，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
此外，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決不存在把“國進私退”當作不好事情的問題，決不能鼓吹“國退私進”。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那么國有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就會發展得更快，就能夠戰勝非公有制經濟，就一定會出現“國進私退”。
二、集體經濟管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股份企業和工人的合作工廠時指出：“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10】有人因此主張，要把股份公司作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所有制(即公有制)中的一個主要形式。【11】但是，馬克思在這里明明提到有比股份公司更好的更具有進步意義的合作工廠，那么，為什么此人不主張把工人的合作工廠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呢?如果說，這是因為，在股份制下，“企業產權關系清晰，責任明確，組織嚴密，運作規范。”【12】但是，不僅工人的合作工廠同樣具有這些特點，而且與工人的合作工廠相比，上市股份公司的“產權被分割成數千萬份，每時每刻在被交易之中，絕大部分持股者并不關心企業的經營和分紅，而是想從股價的波動中獲取收益，因此產權最模糊。”【13】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早就指出：“在股份公司中聯合起來的不是單個人，而是資本。”并贊同傅立葉稱它為“工業封建主義”。
因此，即便我們能夠借鑒股份制的形式發展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股份公司，但也不應當把它的重要性置于合作工廠之上。同時，由于“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14】，而且合作工廠還“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執行職能的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因而“訓練勞動者不靠資本家過日子”也是合作工廠比股份公司更合適一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不能不到處都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同時，由于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競爭階段，在大資本的經濟實力和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的打壓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直接沖擊下，工人的合作工廠自然發展得十分困難【15】，甚至無法生存。那么，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就必須大力扶持這種工人的合作工廠。首先，要運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消除這種合作工廠的設立和運行的障礙，其次要在經濟和技術上予以大力支持，再次要在管理上加以引導和培訓。恩格斯曾經提出，“在其他同等條件下，在一切提供國家訂貨的場合，對合作社要比對資本家及其聯合會優先照顧，因此，原則上盡可能把一切公共工程交給合作社承辦。”【16】這個原則也可以用在今天中國的集體經濟管理上，可由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一起分擔公共工程。同時國有企業在改制時，可以部分地改制為工人的合作工廠這樣的集體企業。實際上，中央和省級公有制企業應當采取國有企業的形式，而省級以下公有制企業可以采取集體企業或有國有股成份的集體企業的形式。
馬克思曾經指出：“為了避免使合作社蛻化為通常的資產階級的股份公司，每個企業的工人，不管他們是不是股東，都應當從收入中得到同樣的份額。我們同意讓股東得到少量的利息這種純粹臨時性的措施。”【17】因此，在集體經濟中，為了籌集足夠的資金，可以吸納一部分外來股權，形成股份合作制，但外來股權的份額不能超過集體股權。這部分外來股權最好由可以與之形成一定業務關系的國有企業來追加。同時，集體企業仍然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工資的高低按勞動貢獻來配置，同時在利潤分享這一部分，每一個完成正常考勤的勞動者都能得到同樣的份額。
需要指出的是，在過去的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曾經犯了急性病的錯誤。對此，鄧小平指出：“有人說，過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這個意見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比如農業合作化，一兩年一個高潮，一種組織形式還沒有來得及鞏固，很快又變了。從初級合作化到普遍辦高級社就是如此。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高級社還不鞏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結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8】恩格斯也曾明確指出：“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賠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這里主要的是使農民理解，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產和田產，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19】由于不肯耐心地通過示范和幫助來引導農民，企圖通過施加政治壓力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不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成效來強行推進集體經濟，以至于后來安徽小崗村的農民毅然決然地拋棄了集體經濟，實行了分田單干，也使該村的經濟發展很快就陷入了需要上面扶持的困境。
三、個體經濟管理
“兩個毫不動搖”把所有制經濟區分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把個體經濟與私營經濟即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混在一起，作為與公有制經濟相對立的一方，是存在很大理論問題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消滅私有制”是從某個意義上來說的。這個意義就是指“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不是針對“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不是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還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0】因此，從所有制的劃分來看，如果只分為兩類，也應當這樣劃分，即勞動者(以共同的或個人的形式)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可以稱為勞動經濟)與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可以稱為資本經濟)兩類。從而，我們應當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經濟，也應當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勞動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不應當強調毫不動搖鼓勵、支持資本經濟的發展，對其毫不動搖地加以引導才是合適的。
改革開放之后，個體經濟的出現首先是由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回到了小農經濟狀態;其次是城市就業壓力過大，在國有和集體經濟難以全部容納回城的2000多萬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情況下，1981年7月7日，國務院作出《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認為發展城鎮個體經濟，“對于發展生產，活躍市場，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擴大就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還提出個體經營戶，可以請1至2個幫手，帶2至5個學徒。【21】此后，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大規模職工下崗，無法在其它單位就業的人員，也只能走上個體經濟的道路。當然，生產力的發展和個人財富的一定積累，以及大眾創業的政策鼓勵，也使得一些人自愿走上個體經濟的道路。
但是，一方面，個體經濟實行的是小生產的生產方式，它不利于利用協作這種生產力，不利于發揮規模經濟的作用，而且沒有專門從事營銷的人員，業務量不穩定，勞動過程時斷時續，從而勞動效率相對較低，競爭能力較差，多數情況下，是靠犧牲大量甚至全部剩余勞動，并包括部分必要勞動參與競爭，收入所得常常不及資本主義企業里的普通雇傭工人。另一方面，個體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弱，缺乏政治影響力，容易并且已經受到其他經濟組織的排擠。“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取決于無數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著貧窮化，是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的機會。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22】“大資本不愿滿足于它用來打敗小資本家競爭的經濟手段中的優勢，在英國大資本也采取了各種法律上的特權和各種特別法”【23】。例如，英國議會曾經立法規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娛樂場所除晚上6點到10點以外，一律不準營業。“這個新的強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資本的支持，因為星期日做買賣的只是一些小店鋪，而大商店總是愿意用議會的手段來消除小店鋪的星期日的競爭的。”【24】
經濟和政治上的弱勢，使得個體經濟一般而言只能茍延殘喘。這也正是大資本所期望的，否則他們的工人就有可能千方百計地脫離他們的壓迫而成為個體經營者。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說，幫助弱勢群體，使個體經濟能夠有一個較好的發展，是不可推卸的責任。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指出：“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25】如今，毛澤東時代定下的“超英趕美”目標接近完成，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更應當“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有人提出，“小販的謀生權高于追求市容整潔的權利，城市管理者乃至全社會都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應在優先滿足小販們的謀生權的前提下，兼顧市容整潔。”【26】然而，正確的價值觀是滿足勞動者的謀生權，而不是給小販這個身份以隨意擺攤的特權，更不是把部分勞動者固定在小販這個行當里。要知道，“在保存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小經濟是不能使人類擺脫群眾貧困的”【27】。這就要求我們發展公有制經濟來吸納這些淪落為小販的勞動者，或者像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做法那樣扶助這些個體小販走集體化道路。
列寧曾經提到，“考茨基說：這一切試驗都雄辯地證明，勞動者集體經營大規模的現代化農業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使這個可能變成現實，就必須‘具備一系列經濟、政治和文化知識的條件’。小生產者(無論是手工業者或農民)難于轉向集體生產，是由于他們的團結性和紀律性都很差，由于他們的分散性，由于‘私有者的狂熱’。”【28】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從集體生產退回小農經濟的中國農村改革，雖然在過去的集體積累和國家扶持所打下的基礎上，一度帶來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一些地區的脫貧，但是，由于小農經濟固有的特性，由于偶然事故的無限性，因各種原因返貧的農民不在少數，農民負債日益增加，許多農民債務沉重【29】，為此，應當在農村中創造一系列經濟、政治和文化知識的條件去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普遍而廣泛地實現鄧小平提出的“第二個飛躍”。而在目前的條件下，國家有義務拿出一筆準備金作為義務保險幫助農民克服各種偶然的事故所帶來的不利后果。
四、境內資本管理
前面提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會再生產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社會關系，并使之永久化。因此，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如何保持住這場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使這場改革像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30】，而不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并不像表面上說說那么容易，必須下大力氣加強對私營企業的引導和管理。
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中“最深刻”的結論之一，“就是資源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配置是有效率的。這個重要的結論有一個前提假設，即所有的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任何如污染或不完全信息等外部因素。”【31】“‘看不見的手’所適用的所有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經濟。”【32】但是，“在任何一次買賣中，兩個人總是以絕對對立的利益相對抗;這種沖突帶有勢不兩立的性質，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另一個人的意圖，知道另一個人的意圖是和自己的意圖相反的。因此，商業所產生的第一個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為這種互不信任辯護，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有關商品的價格的事情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商業中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樣允許夸大自己的商品本來沒有的品質。總而言之，商業是合法的欺詐。任何一個商人，只要他說實話，他就會證明實踐是符合這個理論的。”【33】事實上，“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里，都采取各種措施保守‘商業秘密’，使任何一個‘議會’都無法進行這種調查。”【34】如此一來，在市場經濟中又怎么可能有完全信息呢?誰會提供完全信息呢?如此一來，完全競爭的前提在現實中就不可能存在，所謂“市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的西方經濟學說就只不過是空想資本主義或空想市場主義。
空想市場主義把無數小微企業構成的“沒有一家企業或一位消費者足以影響整個市場的價格”的完全競爭奉為追求的目標，并鼓吹反壟斷。但是，一方面，他們用來舉例為完全競爭性的“即使最大的小麥農場也只能生產世界小麥產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從而無法對小麥的價格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35】的小麥市場，恰恰受到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巨大影響，根本不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也談不上完全競爭。另一方面，“競爭已經以壟斷即所有權的壟斷為前提的——這里又暴露了自由主義者的虛偽——，而且只要所有權的壟斷存在著，壟斷的所有權也同樣是正當的，因為壟斷一經存在，它就是所有權。可見，攻擊小的壟斷，保留根本的壟斷，這是多么可鄙的不徹底啊!”【36】這種資本家對于生產資料的壟斷還造成，為了迫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最起碼的衛生保健設施，保護工人免受不必要的工傷，維護工人的健康，“也必須由國家頒布強制性的法律。”【37】在中國，市場經濟中的私人企業連干活拿錢，這種自古以來就天經地義的事都做不到，工人們不得不冒死討薪【38】。對此，必須加強對境內私營資本的管理，嚴格依法治國，保護法律所賦予的私營企業中勞動者各項權益，堅決打擊各種不正當競爭手段，包括打擊假冒偽劣和黑社會等。其中，對于勞動者勞動收入的保護，可以要求私營企業必須按上一年度平均發放工資的四分之一，即人均三個月工資水平的一筆資金在勞動保護部門的賬戶上預繳工資基金，一旦出現拖欠工資發放，即可由勞動保護部門先從這筆基金里，撥付工資，然后，開展勞資雙方和勞動保護部門的協商，確定該企業能否繼續經營下去，保障后續工資的發放。如果確定不能繼續經營，則提前進行停產清算，保護勞動者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的發展是歷史的進步，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的表現，是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條件日益具備、日益突破初級階段的表現，是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的標志。但是，要在中國推動壟斷競爭，那么我們既不能讓外資壟斷中國，使中國成為外國的經濟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讓國內的少數家族壟斷本國經濟，重回四大家族統治中國的黑暗時代;我們愿意做的，只能是完善生產關系，按照“兩個不能動搖”，實現和強化公有制經濟的壟斷競爭地位，并同時限制境內資本大企業的壟斷和外來資本的壟斷。
當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對境內資本甚至外來資本的管理，其本質是，“對個別資本家，甚至對大多數資本家，無產階級不僅不打算把他們‘剝光’(舒利金就是這樣‘嚇唬’自己及其同伙的)，不僅不打算剝奪他們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讓資本家在工人親自監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榮的事情。”【39】
五、外來資本管理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引進外來資本，發展外向型經濟，有效地吸納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緩解了城市就業壓力，提高了勞動生產力，使更多的有效勞動時間得以凝結，價值創造取得了巨大成績，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適應了國際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需要，緩解了資本主義國家內在的經濟矛盾，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雙贏的結果。但是，前面已經指出，外資單向性輸入過多，出現了中外貿易順差，已經成為中美之間的經濟問題，這就需要加強對外來資本的管理。同時，外資在中國所獲得的極其巨大的利益，有的是靠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獲得的，有的是純粹是中國有關方面無償或低代價出讓土地和國有企業股權等國有資產獲得的。對于后者，現在也應當加以轉變，進行限制。這樣不僅能夠避免喪失中國的利益，而且也有助于消除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
習近平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我們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我們要主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我們要順應大勢、結合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我們要講求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40】事實上，改革開放早期，外資的所得稅率只有15%不到內資私營企業所得稅率(33%)的一半，更是遠低于國有企業上繳的利稅，但是后來，內外資所得稅率統一成25%，開始注重公平了。因此，即便“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也要全面消除外來資本的超國民待遇，甚至在同等條件下，更應當內資尤其是公有制經濟優先，這樣才能使本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快。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招商引資不應當再是什么資都引，而要有所選擇，甚至以往引進的外資還要隨著時代的變化“騰籠換鳥”。中國的招商引資不應當只是提供優惠政策或給予財政補貼來被動地承接發達國家或地區轉移過來的過剩技術、設備和資本或跨國公司根據其自身的戰略和利益在中國進行的產業布局，而應當瞄準世界前沿技術和相對更高級生產力水平，根據自身的產業發展需要，以合資興辦企業或研發機構，或者并購企業或研發機構等方式主動獲得發達國家或地區相對先進的生產技術，提升中國的產業。
與境內資本相比，外來資本的管理難度更大，更加不容易監督。有的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公司低價向其國外的相關企業出現產品或半成品，高價從其國外的相關企業或母公司購買原材料、半成品或技術服務，向外轉移利潤，從而減少向中國政府繳納的稅收，把它們應當繳納的稅收向中國國內企業轉嫁，甚至迫使中國政府要從國有企業那里拿出超出稅收的利潤或出售國有企業來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一些外資企業越是虧損，其母公司在中國的投資越是擴大，真正受損的是中國人民。有的外資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外資企業在遭遇經濟危機時，會逃離中國，并借機賴掉應當付給中國工人的工資和所欠中國的債務，把負擔拋給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對于國內經濟的調控，特別是緊縮貨幣政策，也會由于外資企業能夠從境外獲得資金，而受到部分破壞，使得境內企業受到限制，而外資企業卻趁機壯大。這些狀況都必須認真加以改善。
美國政府在對中國安邦保險公司收購美國華爾道夫酒店審查時，擔心中國公司重新裝修酒店時“動手腳”，以便日后實施監聽或間諜活動。【41】而外資企業在中國收購和創辦酒店時，卻沒有聽說有這種安全方面的審查。在對外來資本的管理上，中國應當好好向美國學習。
注 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頁。
【2】《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10/content_5192488.htm
【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213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141頁。
【5】《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頁。
【6】《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全文)》，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913/c1004-27577727.htm
【7】胡幼蓮：《資本經營與國有企業市場化初探》，載《中國集體經濟》2011年第25期。
【8】《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頁。
【9】《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頁腳注。
【10】《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頁。
【11】于光遠：《談談所有制問題(一)》，載《上海綜合經濟》1997年第12期。
【12】郭小聰主編：《政府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頁。
【13】韓德強：《混合經濟體制與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的影響》，載《探索》2005年第4期。
【14】《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頁。
【15】《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1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9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頁。
【20】《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頁。
【21】《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214頁。
【22】《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678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3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4頁。
【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8頁。
【26】《小販謀生權高于追求市容整潔的權利》，
http://news.sina.com.cn/o/2007-03-15/074511415855s.shtml
【27】《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頁。
【28】《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頁。
【29】有人居然能夠在中國重要的論壇上鼓吹高利貸來加重這個負擔。《茅于軾：高利息是窮人銀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http://maoyushi.blog.sohu.com/161884818.html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
【31】[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著，蕭琛 主譯：《微觀經濟學(第十七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頁。
【32】[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著，蕭琛 主譯：《微觀經濟學(第十七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頁。
【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1頁。
【34】《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頁。
【35】 [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著，蕭琛 主譯：《微觀經濟學(第十七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頁。
【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頁。
【37】《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頁。
【38】《從暴力開始，以暴力結束——2014建筑業勞資關系年度盤點》，
http://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561，2015年1月7日。
【39】《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頁。
【40】《習近平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118/c1001-29030933.html
【41】《美重估中企收購華爾道夫酒店 憂被用做間諜活動》，
http://news.qq.com/a/20141015/011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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