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數字貨幣”
迎 春
早在2013年出現比特幣的消息時，我就寫了《比特幣，又一個大騙局》的文章(附后)，批評了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郭田勇所說：“比特幣可以說成是一種交易品種，可以算作貨幣，也可以算作商品。”前幾天又看到有人說：“人民銀行對于DCEP的研究已經有五六年，我認為已趨于成熟。中國人民銀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個推出數字貨幣的央行。”認為事關重大，趕緊寫了《發行數字貨幣是一條死路》的文章。這里再進一步論述所謂的“數字貨幣”、“虛擬貨幣”的錯誤。
一，什么是貨幣？
貨幣是黃金，不可能有什么數字貨幣、虛擬貨幣。
這里批判的對象，是把比特幣之類的“數字貨幣”、“虛擬貨幣”與貨幣混同。如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郭田勇就說：“比特幣可以說成是一種交易品種，可以算作貨幣，也可以算作商品。”加上國外的所謂比特幣、天枰幣之類的“數字貨幣”、“虛擬貨幣”“前赴后繼”，而我國的學界幾乎看不到批判的文章，因此，對于什么是貨幣的問題，必須認真討論，求得一個科學的認識。如果說央行要把現行的人民幣，用另外一種形式發行，而且能夠確保紙幣的發行權不被外國、私人篡奪，那是紙幣發行的方式問題，而不是發行貨幣的問題。這里必須說清楚，討論的問題是什么是貨幣?而不是怎樣發行紙幣。
馬克思說：“‘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這句話已為金銀的天然屬性適于擔當貨幣的職能而得到證明。”(《資本論》第一卷 第107頁)人們會說，這樣論證什么是貨幣，是教條主義方法。不是!因為，這是馬克思從研究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中得出的科學結論。“他(只馬克思——引者注)從各種社會形態中取出一個形態(即商品經濟體系)加以研究，并根據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來研究這些材料)把這個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做了極詳盡的分析。”(《列寧選集》第一卷 第9頁)《資本論》第一章中論述的“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由“簡單價值形式”、“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實際上是商品交換發展史的抽象概括。他說：“金能夠作為貨幣與其他商品對立，只是因為它早就作為商品與他們相對立--------一當它在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中獨占了這個地位，它就成為貨幣商品。”(《資本論》第一卷 第86頁)馬克思關于金是貨幣的論斷，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事實就是方法得出的科學論斷，不僅在歷史上得到證明，而且也被現實所證明。當前，美國利用美鈔充當世界流通手段的條件，大量發行，于是俄羅斯等國就拋售美國債券、美元，儲存黃金;其他國家也紛紛從美國運回黃金，充分顯示出黃金才是貨幣的本來面目。而美鈔只是替代黃金發揮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符號。
為什么黃金是貨幣?貨幣的本質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黃金不僅是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加上它特有的自然屬性，在商品發展的歷史過程，最終成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各國的紙幣不是貨幣，而是“國家發行作為法定流通手段的貨幣符號”。
貨幣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儲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的職能。各國發行的紙幣有這么多職能嗎?沒有!所以，紙幣并不是貨幣，僅僅是貨幣的符號，替代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
既然黃金是貨幣，而且具有世界貨幣的職能，那么還會有所謂的“數字貨幣”、“虛擬貨幣”嗎?沒有!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郭田勇說：“比特幣可以說成是一種交易品種，可以算作貨幣，也可以算作商品。”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奉勸我國的一些學者和領導，還是先認真地學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真地讀讀《資本論》的第一篇《商品和貨幣》，在駁倒了他的貨幣理論以后，再談數字貨幣。否則，連什么是貨幣都沒有搞清楚，就貿然發行所謂“比特幣”之類的數字貨幣，不僅將給我國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自己也會成為歷史上的笑柄!
二，商品、貨幣發展的歷史命運
貨幣必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關系的變化最終趨于消亡，而承認、發行所謂的數字貨幣，則是妄圖保持貨幣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永存”與“和諧”。
貨幣商品不是物，而是一種社會經濟關系。它將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發展變化，最終必將趨于消亡。
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不存在私有的商品;生產力發展了，社會有了剩余產品以后，才出現商品;以后出現了奴隸買賣，奴隸成為了商品;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勞動力買賣，勞動力成為了商品，貨幣轉化為資本，雇傭勞動逐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馬克思主義認為，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必將消滅，共產主義經濟制度必將實現，那時商品貨幣關系也將隨之消亡。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明確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滅”。(《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441頁)
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的經濟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事實證明，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我們現在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商品貨幣仍將繼續存在，不可能被消滅。毛主席在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之后，得出了一個科學的結論：“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他認為商品貨幣的存在，是社會主義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源。他非常重視這個理論，指出：“關于理論問題------這個問題搞不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頁)根據毛主席理論問題指示的精神，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我寫了《開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從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說起》一文(附后)，闡述了新中國建立以來商品與產品經濟相互斗爭的過程，證明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過程，就是商品貨幣關系逐步消亡的過程。
承認和企圖發行數字貨幣，實際上是與馬列毛主義理論對立，與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背道而馳，是要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永存”與“和諧”，是完全錯誤的。
不要研究什么數字貨幣了!讓我們回歸馬列毛主義理論，沿著消滅商品貨幣經濟的共產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吧!
附件：
一：迎春：比特幣又一個大騙局
比特幣，又一個大騙局
迎 春
近期，我國有關比特幣的消息很多：什么比特幣價格飆升，超過黃金;連“中國大媽”(星島環球網語)也在”炒”比特幣;上海成全球比特幣交易大本營”等。 那么比特幣究竟是個什么? 最近，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郭田勇說：“比特幣可以說成是一種交易品種，可以算作貨幣，也可以算作商品。”(《京華時報》2013年11月30日)這是我國學術界的一種解釋。那么比特幣到底是不是商品?是不是貨幣?我認為既不是商品，也不是貨幣! 關于什么是商品?什么是貨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中進行過詳盡的論述，揭示商品交換發展到貨幣以及貨幣怎么轉化為資本的歷史過程，揭示了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而我們中央財經大學的金融學教授怎么能夠把比特幣說成是“可以算作貨幣”、“可以算作商品”呢? 商品首先是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比特幣是勞動產品嗎?有使用價值嗎?沒有!它怎么能夠算作“商品”呢? 貨幣分為金屬貨幣與紙幣兩種。金屬貨幣是勞動產品，有使用價值。比特幣不是金屬貨幣。 紙幣不是勞動產品，沒有使用價值。那么比特幣是不是紙幣呢?比特幣也不是紙幣。 紙幣是由國家發行作為法定流通手段的貨幣符號。人民幣是中國政府法定的貨幣符號，美元是美國政府法定的貨幣符號。“關鍵是貨幣發行機構以國家的信用為其提供了擔保。”(《比特幣帶來對虛擬貨幣的思考》，《光明日報》2013年11月27日)比特幣根本不是國家法定的貨幣符號，沒有任何擔保，因此，也不是紙幣。有人創造了“虛擬貨幣”的概念，說比特幣是“虛擬貨幣”;“人們把它當作一種電子虛擬貨幣，使用者可以用它購買一些虛擬物品”。(出處同上文)貨幣怎么“虛擬”?物品怎么“虛擬”?這些“新概念”真讓人難以理解。不知道這些創造“虛擬貨幣”概念的人，會不會吃“虛擬”食品，穿“虛擬”衣裳?以上是學術界的一些觀點。 據《京華時報》11月30日報道說：比特幣的這種瘋狂行情，引起了各國金融市場監管部門的重視。先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美聯儲無權直接監管虛擬貨幣，認為比特幣及其他虛擬貨幣“可能擁有長遠的未來”，并申明“謹慎祝福”的態度。繼而，我國央行副行長易綱也在某個論壇上表示，從人民銀行角度，近期不可能承認比特幣的合法性，但他同時認為，比特幣“很有特點”，具有“啟發性”，個人會保持長期關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機構的負責人，不直接否定比特幣、揭露比特幣的騙局，卻說什么“近期”不可能承認其“合法性”，而且還說“比特幣‘很有特點’，具有‘啟發性’”等，這不是十分荒唐可笑嗎?和美聯儲的伯南克“可能擁有長遠的未來”的論調相差無幾。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一直盛行“炒”風：炒股票;炒郵票;炒文物;炒外匯;炒房屋等等，“向錢看”成了我國社會主流風氣，現在又炒起比特幣這種“虛擬貨幣”。而權威的機構和學術單位不僅不公開制止，反而說比特幣“很有特點”、“有啟發性”，這不是縱容比特幣的倒賣倒買，鼓勵騙局和騙子，破壞我國的金融秩序嗎? 比特幣是“海市蜃樓”，又一個騙局，我們不要上當!
二，《開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從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說起》
迎 春
《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是毛主席經過長期思考和總結社會主義的重要文件，它把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置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是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它掀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所以要專門進行探討。
一，毛主席非常重視這個談話
《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一文，《毛澤東傳》1949-1976是這樣記述的：“由于毛澤東年邁多病，周恩來病勢日重-------”， “毛澤東在解決四屆人大的問題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認為具有根本意義的反修防修問題。二十六日(1974年——引者注)那天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直到次日凌晨。這也是相處近半個世紀的這兩位老戰友的最后一次深談。長談的全部內容已無人知曉。據周恩來說，談話涉及兩個方面：‘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毛澤東對‘理論問題’主要講了以下看法：‘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毛澤東傳》1949-1976 下 第1713頁)
可見，這個文件是毛主席在病重的條件下，為反修防修，經過反復思考以后做出指示，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精華之一，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銳利武器。文件突出了過渡時期產生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是商品經濟和貨幣關系，這就把政治、文化斗爭引回到經濟基礎，把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至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
二，開辟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意義重大
《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最主要的內容是揭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源：“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頁)明確指出商品貨幣關系，是社會主義即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共產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存在復辟資本主義勢力的經濟基礎，否定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及其在我國的全部“翻版”，開辟了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
馬克思主義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把過去歷史唯心主義的社會觀顛倒過來，建立了科學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認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建立的生產關系，是政治關系、文化關系等社會關系的基礎，而生產關系最終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這就把社會學建立在物質生產力的基礎之上，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成為科學的社會學。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在人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425頁)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資本主義復辟，我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這樣震驚世界的社會革命運動，更要從經濟關系中尋找原因。毛澤東的《關于理論問題談話要點》，就是把歷史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主義的成功典范。毛澤東不僅揭示了社會主義全過程都存在階級斗爭，而且進一步指出這種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不僅把繼續革命理論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也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或者叫過渡時期)向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過渡，指明了斗爭的方向和前進的道路。
三，過渡時期我國經濟關系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
新中國建立以后的歷史，從經濟關系來看，簡單的說就是一部產品經濟限制并逐步消滅商品經濟及商品經濟復辟資本主義經濟的斗爭史;是生長著的公有經濟與殘存的私有經濟相互斗爭的歷史，這才是過渡時期的基本經濟規律，而斯大林概括的那個基本經濟規律則是錯誤的，不符合實際。
1，我國的毛澤東時期是產品經濟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經濟的歷史進程
新中國建立，就沒收了官僚資本，建立了國營經濟，產品經濟開始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
國營經濟之間的調撥物資是產品。“我們國家能夠調撥的產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要調撥的東西，必須無條件的調撥，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服從全國調撥，不能算全民所有制。”(《毛澤東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 第54、55頁)
為什么要提出產品這個概念呢?因為任何新型社會都是以新的生產關系為基礎，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過渡時期，也必然以新的生產關系為基礎，這種新的經濟細胞就是產品，連接的生產關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
毛澤東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談到商品與產品的區別，涉及共產主義萌芽等問題。他說：“調撥的只是一部分，多數是買賣”，“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鞏固社會主義秩序，不要不斷革命。母親肚里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共產主義萌芽”。(第49、63、70頁)產品就是共產主義的“細胞”，是共產主義“萌芽”。實現國家工業化，從生產力方面看，是用機械代替古老的手工工具;從生產關系方面看，則是增長共產主義經濟因素，限制私有制的商品經濟。毛澤東講這些話時，剛建國不久，又正值存在否定商品經濟的錯誤傾向，能夠準確地區別產品與商品;認識到存在共產主義萌芽，聯系他以后指出的：“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等等------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13頁)充分表明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學風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厚素養。
毛主席指出：“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 第63頁)
為了說明產品與商品之間的區別，我們舉一個實際事例。建國以前，我國火車所用的輪箍，長期依賴進口，新中國成立以后，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封鎖，火車輪箍不能進口，整個鐵路運輸都會癱瘓。為此，國家決定在馬鞍山鋼鐵廠建立輪箍車間，自己生產輪箍。建立輪箍生產車間需要的一整套機器設備，則由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國營工廠生產，按時供應馬鞍山鋼鐵廠;而輪箍車間生產了輪箍，又供應鐵路局，保證鐵路運輸暢通。機器設備等是產品，不經過市場進行買賣，而是通過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的組成部分訂貨會議聯接。
產品當時通俗稱為計劃調撥物資。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內在聯系是滿足社會需要，而不是商品經濟的實現價值;產品連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個工廠工人與另外工廠的工人，是同志間的互助合作關系;而商品連接的是小私有者之間交換商品的關系。所以說產品是共產主義的經濟因素，與商品有本質的區別。”(迎春《毛澤東指引向共產主義進軍》)
產品經濟的出現與發展，表明共產主義的經濟因素已經占據了統治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性質，進入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過渡時期。過渡時期還存在著商品經濟，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之間的斗爭，就是過渡時期的基本矛盾、基本經濟規律。
建國以后，完成了民主主義革命遺留的任務，毛澤東及時提出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這就是消滅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斗爭。
解放后，我國實行了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村成為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私有制的小農經濟是典型的商品經濟，每時每刻都產生著資本主義，一方面產生著出賣勞動力商品的雇傭奴隸，一方面生產著資本家。而實現農業集體化，就挖了資本主義的根基，個體農民轉變為集體經濟的農民，消滅了勞動力商品的源泉。
農業集體化以后，農村集體經濟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關系，雖然還是商品經濟，但是，已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經濟。我國在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前，就實行了“統購統銷”制度，這種制度使農產品的流通形態發生了變化。一般商品經濟的運動形態是：商品——貨幣——商品。而實行統購統銷以后，運動形態變成了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這里的計劃價格是由國營經濟規定的，是產品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必然產物，是產品對商品經濟的限制，它限制了商品經濟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小私有的小農經濟必然反抗。
農業實現了集體化以后，仍然存在著商品經濟與產品經濟的矛盾，不過斗爭的激烈程度有所減緩，因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可以從各個方面給予集體經濟補償。
贖買資本主義工商業則是直接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消滅勞動力商品制度。商品——貨幣——商品，是一般商品經濟的運動形態，而當勞動力這種特殊的商品進入以后，商品經濟就演變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所以，資本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最高階段。
我國在贖買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后，勞動力完全退出了市場，不再是商品，這是對商品經濟的最大限制，是消滅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重要步驟。
在實現農業集體化和贖買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后，從流通領域看，社會上存在著產品調撥和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又分為：商品——貨幣——商品;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貨幣——商品等幾種形態，這些產品、商品的不同運動形態，反映了不同的經濟關系。產品表現的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這是共產主義的經濟關系，是決定社會性質的經濟關系;商品經濟的存在，則表現出交換生產物、交換勞動的私有經濟關系。
商品——貨幣——商品，表現的是小私有者相互交換生產品的關系。如農民在自留地生產的產品，拿到自由市場出賣，在流通領域就表現為商品——貨幣——商品。這種商品生產在當時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這種商品生產在當時商品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集體經濟與國營經濟之間的關系，仍然是商品生產的關系，但是，是一種受到限制的商品生產關系，商品的價格已經不能隨市場供求自由波動，而是被國營經濟固定為計劃價格，顯示出共產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對商品經濟的限制。
貨幣——商品，這也是一種全新的生產關系，以前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也將消失。貨幣——商品表現的是勞動者在勞動以后，領取一定量的貨幣，然后到市場購買商品。
勞動者在勞動以后領取工資，這種現象資本主義社會很普遍。但是，在雇傭勞動制度下，無產者在市場是出賣勞動力商品，有時賣得出去，有時就賣不出去，因此，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勞動力是作為商品出賣，無產者取得的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它的表現形態不是貨幣——商品形態，仍然是商品(勞動力)——貨幣——商品，不過有勞動力商品關系的存在。
貨幣——商品這種形態，反映了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直接與生產資料結合，他的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貨幣——商品的貨幣，只是勞動者的一部分勞動，是為自己的那一部分勞動，也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的那一部分;勞動者另一部分勞動必須作為社會扣除，作為公共所有的財富，這一部分勞動是勞動者的為社會勞動。
這樣，隨著國營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從商品的數量看有大幅增漲，但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生產品的總體看，產品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商品經濟不僅運動形態發生了變化，受到產品經濟的限制，在總產品的比重中也不斷縮小。這就是毛澤東時期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斗爭的歷史。
2，商品經濟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后，不僅不斷地削弱國營的產品經濟，而且直接引進外資，發展私人資本經濟，重新進入了商品經濟的最高階段，最終消滅了產品經濟，實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辟。
改革開放以來，首先是全面推行包產到戶，使集體經濟的農民，重新回歸為最細小的小農經濟，為發展雇傭勞動經濟，準備好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實行包產到戶不久，我國農村就出現了陳志雄雇工經營包魚塘、李金耀雇工包山林等資本主義經濟(參看《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239頁)城市也出現了“傻子瓜子”等雇工經濟。
實行包產到戶，為勞動力商品充分供應準備了條件，資本主義大發展所缺乏的只是資金。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大量外資涌入，雇傭勞動制度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高速發展的典型，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重新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原有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也進行了“改革”：首先是用“增強企業活力”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名義，以給職工發獎金的形式，把國營經濟的產品(積累)轉變為商品;以后又實行了“撥改貸”，把原來國家銀行給國營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也就是把產品經濟關系改為商品貨幣關系，種種改革措施，使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由大量盈利，搞得成為虧損連連，最后實行了“減員增效”，解雇了數以千萬計的公有制企業的員工，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改革”成為雇傭勞動的國營經濟。
可見，改革開放以來，實際上是一個商品經濟逐步消滅產品經濟的過程，商品經濟不僅重新得到發展壯大，而且把勞動力商品的買賣發展到了極至，成為我國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
總之，從新中國經濟關系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經濟(或者說過渡時期)的發展過程，就是一部私有制的商品經濟與公有制的產品經濟反復斗爭的過程，也充分證明毛澤東所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等論斷的科學性。這兩種經濟關系的斗爭，就是過渡時期始終存在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
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
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要從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文說起。馬克思沒有親身經歷共產主義，他是從批判資本主義中，揭示了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他科學地預見消滅了最后一個私有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后，必將出現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社會，不過在進入完全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以前，必然還有一個過渡時期，或者說是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
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有時指的是同一種社會形態，沒有單獨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共產主義劃分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和低級階段，把低級階段稱為過渡時期。馬克思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時，對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的經濟關系進行過科學地分析，揭示了這個階段的勞動者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處于社會成員地位”，另一方面又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的地位，就是說生產者一方面具有“社會成員”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具有“私有者”的身份，是“公有者”與“私有者”的統一，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必然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馬克思的這種分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辟了道路。(《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10頁)
列寧親身經歷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他在世時，俄國還存在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和共產主義。當時他就指出：“農民經濟仍然是小商品生產。這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斗爭。”(《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86頁)那時俄國還沒有實現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也沒有實現全部的公有制。
斯大林在領導蘇聯人民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實現了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他“犯了大錯誤”，除了否認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存在階級斗爭之外，還否認商品經濟是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存在復辟資本主義可能的經濟根源，認為這個階段的商品經濟“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的事業服務。”;他還為這個過渡時期“制定”了“基本經濟規律”，表述為：“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從經濟關系方面完全排除蘇聯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排除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
毛澤東在與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斗爭中，總結了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歷史經驗，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得出了與斯大林相反的結論，認為社會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轉變的過渡時期。他說：“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6頁)
對于社會主義存在的階級斗爭，最初他說：“-----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7、293頁)這里說過渡時期存在階級斗爭，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反動勢力造成的，“人還在，心不死”，當然也就不存在探尋階級斗爭經濟根源的問題。
建國以來毛澤東一直關注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作風問題。早在建國初期，他就指示要反對官僚主義。他說：“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73頁)這里說的仍然是舊社會殘余的影響。
1958年張春橋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他運用馬克思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說明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以后，過去同志式的關系削弱和官僚主義的發展，并與實行供給制和紅軍時期的官兵平等、軍民平等進行對比，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問題。毛澤東看了文章以后，讓《人民日報》轉發，并代寫了《人民日報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于上?！督夥拧钒朐驴诹?，現在轉載于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 第447頁)毛澤東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淡話》中也指出：“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上 第67頁)等等。這就觸及到社會主義內在的社會關系，但是，當時還只涉及法權關系，沒有涉及經濟關系。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指出：“書中不強調政治掛帥，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下 第801、807頁)又說：“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一點上卻有體系。”(同上書 上 第403頁)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思想、經濟理論領域的矛盾。
以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更加深化，提出黨內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明確指出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點。他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等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充分反映出社會主義還存在著激烈的政治斗爭。
可見，無論是思想文化領域還是政治領域，社會主義都充滿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熱議，僅僅用舊社會“人還在，心不死”解釋不了，用存在資產階級法權也無法說明。毛澤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總結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413頁)這些論斷不僅使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有了經濟基礎，使繼續革命理論回歸歷史唯物主義，而且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社會主義階段的革命，從經濟領域看，就是限制并逐步消滅商品經濟，雖然每一個社會主義勞動者既是產品又是商品的承擔者，都存在自身革命的任務，但是，高薪的官員及高級知識分子等作為商品經濟的主要承擔者，最可能反對限制和消滅商品經濟，成為斗爭的主要對象，這些論斷也就成為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在上世紀70 年代回到學校以后，從事人民公社的理論研究。當時就“涉及到社會主義的‘細胞’：產品和商品;社會主義勞動的社會形態：為自己勞動和為社會勞動;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公有制和個人所有制這樣三對經濟范疇(注)。我以為認識這三對經濟范疇，是理解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關鍵，也表明了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社會主義本質探索》內容簡介 第一頁)但是，我沒有把這些研究結果與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由于我研究過社會主義的這些經濟范疇，所以，對《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和《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特別重視，寫過文章反復宣傳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關系論述的重要性，認為上述文件不僅對于認識當前斗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從社會主義的長遠發展看，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看，都具有開辟新篇章的歷史意義。
(注)參看《論工分》、《論個人所有制》《論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等，載《社會主義本質探索》一書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