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該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主張大幅度減稅，大量削減社會公共服務，在生產要素中資本至關緊要，否定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即使在西方經濟學界，其實施也公認是失敗的。
近兩年按“優化營商環境、大規模減稅降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思路，對私營經濟的大規模減稅數萬億之多，其中對小微企業、技術創新企業的減稅和產業引導，有促進經濟和就業的積極意義。但對私營經濟整體結構，特別是對規模以上企業不分行業的“大規模減稅”、去監管化，近兩年宏觀上并未取得促進增長、增加就業、投資的效果。下圖藍線是私營企業工業增加值近年趨勢。
資料來源：Wind、招商銀行研究院、招銀國際研究
一位區域負責人，2018年11月提出其振興私營經濟“十招”，其中，首要二招主要是減稅，而增加需求則放在十招之末成為點綴。該負責人坦承2016-2017年對私企減稅3000億元。但根據國家統計數據公布的該區域數據比較，2017年與上年比，私營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下降3.98%，利潤總額下降10.3%。按已公布的2018年相關數據看，情況更為嚴重。
由此可見，根據該負責人信口開河聲稱“不管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轉型到什么程度，民營經濟始終是經濟的主力軍“，說明其觀念混亂，理論基礎薄弱，不知信仰馬克思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今年中央要求的“不忘初心”主題教育對于該同志恰逢其時。對于同類現象，從減稅施政導致經濟衰退看，屬照搬西方，閉塞眼睛捉麻雀;忘記結構，偏重資本助過剩;漠視消費，好大喜功淡民生。
在西方，類似減稅等舉措在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施政中，實現了一些權宜之計外，卻導致大幅度增加政府債務，縮減公共服務，擴大兩級分化，激化社會矛盾，抵消科技創新紅利，影響資本體制的基本根基，相當于割股充饑。這些舉措，即使在維護資本體制的其他西方經濟學派中也公認是失敗的，受到尖銳批評：“缺乏歷史和現實的驗證”(薩繆爾森)，“減稅就是讓富人吃肉時，給窮人一點面包渣”(加爾布雷斯)。
在這樣的前車之鑒下，一些人脫離中國實際，重復外國人的錯誤，至少有四個直接原因：
1、面對消費階層金字塔，聚焦以致高估上中端高消費“外溢”現象，低估中低層消費主體的消費不足。例如夸大赴日搶購馬桶蓋案例的消費普遍性。在新自由主義觀念下，自然忽視培育城鄉消費能力，消極公共服務投入，放松用客戶超額價值創新引導產能的結構性調整改革。
2、遵循新自由主義觀念，聚焦資本要素，把中央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變成西方經濟學供給學派舉措。例如除了大規模減稅，今年上半年新增貸款1/3流入房地產，違背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神。在產能過剩、優化結構之際，是逢迎還是引導資本?是放棄監管還是有所作為?顯然應該是后者。
3、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照搬西方經濟學亂開方子。解決當下結構性矛盾和產能過剩，不應不分行業減稅，相反應當適當加稅。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今年三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演講，認為中國現在應該去想一想怎么去加稅。因為合適的稅收結構，包括環保稅、土地稅、資本利得稅，可以很好地幫助做經濟結構的改革，告誡要更多地投資于醫療和教育。
4、受照搬“全要素生產率“概念誤導，夸大資本要素，否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遠離馬克思主義是這種傾向的根源。
早在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指出：“我要講清楚，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總書記兩年多前的這些講話精神并沒有引起某些部門和地區的重視，依然我行我素。這些現象，除了總結工作，汲取教訓，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通過讀馬列毛原著和習近平講話，轉換觀念外，也應當對頑固奉行新自由主義理念，造成的減稅財政損失和強化過剩結構，承擔經濟下行責任，對等獎罰，扣發年薪，以示懲戒。
2019-9-27
本文是理論探討《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系列文章之四：《新自由主義觀念在當前的負隅頑抗》的第一部分，后續短文計劃五篇，將陸續發出。
本系列文章鏈接：
對新自由主義辯證分析的盲區——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之一）
認識差異與誤區——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 （之二）
話語體系和學術“霸權”的演變建立——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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