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國內生產總值是錯誤指標
——兼評《不宜用GDP評價新中國前30年建設成就》
迎 春
最近網上流傳的《不宜用GDP評價新中國前30年建設成就》(以下簡稱《文章》)文章，是一篇學術性較強的文章，對不宜運用GDP評價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分析比較詳盡。文章雖然說“不宜用GDP評價新中國前30年建設成就”，但是，卻肯定了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建立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肯定了國內生產總值的錯誤指標，更沒有分析錯誤指標體系產生的原因以及危害性，而這些正是研究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的關鍵所在，因此，它是一篇錯誤的文章。
一，社會總產值指標體系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哪一個符合實際
《文章》指出：“MPS和SNA的區別很多(具體區別見表~1)，但本質上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差別所致。”“從理論上講，MPS關于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劃分，恰恰是它優越于SNA的地方。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理論告訴我們，只有物質生產才創造新價值，非物質生產只能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上才能存在和發展。如果物質生產的份額低于非物質生產的份額，非物質生產就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不可能持續存在與發展的。”
既然承認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區別，認識到前者是后者的基礎，非物質生產只能在物質生產基礎上才能存在和發展，那么反映物質生產的指標，對于社會的發展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什么指標準確地反映物質生產呢?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建立的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指標體系，還是根據西方經濟學建立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當然是工農業產值、社會總產值等指標。所以，我們認為把反映物質生產總量的指標，由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體系，改為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是錯誤的，不符合實際。而《文章》認為這種改動符合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化，肯定了這種改動。《文章》說：“后來，非物質服務業，如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科學研究事業等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家有關部門需要了解這方面的情況，以便制訂正確的服務業發展政策，協調各產業部門健康發展﹔同時，由于與西方國家交往活動的增多，需要與西方有關發展狀況進行經常性的大量的比較。在這種情況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在繼續開展MPS核算的同時，逐步研究和開展SNA核算。90年代初，由于蘇東劇變，實行MPS的國家急劇減少，SNA成為絕大多數國家采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也不再提供MPS數據。根據這個具體情況，我國在保留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劃分的同時，開始實行SNA核算。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國放棄MPS而實行SNA，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體的歷史條件決定的。”這里只說：“原因-----是由具體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實際上是肯定這種改動，也肯定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否定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劃分，否定了物質生產的基礎地位，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
非物質生產部門發展了，就能夠否定物質生產在社會的基礎作用?我國的經濟為什么需要與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接軌?為什么必須把科學的物質生產指標體系改為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上述肯定指標體系更改的理由，都是錯誤的。
老師、學生等只有吃飽穿暖了才能上課、學習，演員也只有吃飽穿暖才能演出等等，這些都是最簡單的常識。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574頁)可見，認識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區別與聯系，是人類認識的一大進步。而西方經濟學卻否定這種區分與聯系，是理論認識上的一大倒退。
《文章》還說：“MPS理論認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只有物質生產才創造價值”，“從價值來說，社會產品由產品進入消費領域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來決定，因此還必須把商業與貨物運輸部門的增加值計算進去。”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指標體系，完全不涉及價值等生產關系，講的是“生產一般”。這里所指的生產，既不是封建社會的生產，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是抽象了生產關系的物質生產“一般”，所以，這里不涉及商品經濟的價值關系。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所表現的，只是物質產品的總量。
我國毛澤東時期的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指標，反映的是不同階段物質產品總量的變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增加或減少了多少等等，完全不涉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
可見，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的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等指標，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某一時段的物質生產品的量，是符合實際的;而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建立的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則不符合實際，是錯誤的指標。
《文章》準確地指出：“ MPS和SNA的區別很多(具體區別見表~1)，但本質上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差別所致。”但是，文章不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生產勞動是社會基礎的科學論斷，反而贊成西方經濟學抹殺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區別的理論，贊成采用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
二，為什么會產生兩種不同的指標體系
《文章》指出：“SNA理論認為，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勞動創造工資，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不區分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認為一切商品的生產和勞務的提供都是生產。根據這個理論，GDP是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這一段話鮮明地表現了資產階級對于生產的認識：只要有貨幣收支就是生產。
“勞動創造工資，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都是生產”的理論也是錯誤的。舊中國的農民勞動，不“創造工資”;新中國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以后，根本就不存在資本，當然更沒有利潤;當時的土地也不“創造”地租。工資、利潤等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不是物質生產本身。物質生產存在于一切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如工資、利潤等，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經濟關系。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家認工資、利潤等就是生產，反映了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永恒的。
資產階級只認識金錢，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產關系，什么是物質生產;也不懂什么是生產和再生產，因此，他們不僅混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也抹殺再生產中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之間的區別;更不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物質生產之間的區別。在資產階級眼里只有金錢，因此，只要有貨幣流通，有收入支出，就是生產。西方經濟學認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生產數量不是以產品的長短、大小或輕重估計，而是以產品提供的效用估計。”“薩伊這種生產不創造物質，只創造效用的觀點，無限地擴大了生產勞動的范圍——把賭博、嫖娼等活動也看作‘生產勞動’十分荒謬。”(《西方經濟學說史概要》魯明學等著)“國民核算體系(SNA)，是以西方經濟學家薩伊的庸俗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不分生產與非物質生產部門，認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造者，不管你是生產勞動者、資本家、總統或者妓女都一樣。”(《新中國前三十年關于計劃經濟的爭論》劉日新著)總之，抹殺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界限，只看得見金錢收支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客觀地認識社會、經濟，必然抹殺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界限，這是由他們的階級本性決定的。
反之，作為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則可能對于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客觀的認識：既能夠認識到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之間的區別，也認識到兩者之間的聯系等等。
三，國內生產總值錯誤指標帶來的危害
國內生產總值是錯誤的指標，運用這些指標指導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嚴重后果，美國經濟的發展就是典型案例。
按照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美國現在還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是，它的物質生產企業大量轉移到工資低廉的外國，形象的說法是經濟“空心化”。正如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所說：“無數工廠關門”，“我們的工廠一個接著一個倒閉”，“生銹的工廠像墓碑一樣布滿我們國家的土地”等，說明物質生產的衰敗;而發達的是金融服務業、房地產業等所謂的第三產業。美國雖然按照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仍然很高，但是，人民生活要靠進口商品維持，國民經濟的運轉要靠發行紙幣和不斷擴大債務維持，這種情況已經到了不能再持續的地步，國家瀕臨破產的邊緣。因此，特朗普總統不得不到處提高進口商品的關稅，制裁外國企業，大聲疾呼“買美國貨，用美國人”，要求制造業回歸美國等等。
而我們還在亦步亦趨地跟著走，把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的科學指標，像扔破鞋一樣丟進了垃圾箱，而把錯誤的西方經濟學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當作寶貝捧進來，作為指導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我們曾經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錯誤。如《國內生產總值是錯誤指標》、《再談“雞的屁”》、《一個禍國殃民的經濟理論——評所謂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現代西方經濟學不懂什么是物質生產》、《再論國內生產總值是錯誤指標》等等。但是，在西方經濟學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形勢下，在國內生產總值作為核心統計指標的條件下，我們的呼聲不僅不能改變這種錯誤指標，甚至于不被主流媒體采用，不能引起人們的爭論。這里我們再次呼吁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錯誤理論，批判國內生產總值的錯誤指標，重新回歸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重新采用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產值等科學的物質生產指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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