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堤潰于蟻穴。總結以往，展望未來，人們不能不探尋新自由主義侵蝕話語體系及占據學術指導地位的演變軌跡。
1、變換計量體系。無論經濟的宏觀管理還是微觀經濟，大凡構成管理行為的，首先要統一規范計量標準、戰略目標、數據信息等管理基礎。
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世紀末小康目標，啟用了依據薩伊生產要素理論的美國SNA體系中的“國民生產總值”的計量單位((《鄧小平文選》第2卷，237)，以及相應的GDP，1985年趙紫陽拍板完全采用美國SNA，不再使用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只對物質生產領域統計的MPS體系。(參見國家發改委趙日新相關文章)
趙的決策，用和世界接軌的名義，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融合中，改革補充完善原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計量體系，還是另起爐灶，完全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計量體系。這一決策，雖然出發點是向世界先進因素開放，但從思想方法上實際延續了中國革命早期常見的一個思想特征，即海歸思維的不識南橘北枳，不過這次亦步亦趨的方向不是共產國際。
采取美國SNA體系后，不僅從計量角度為以后沿襲美國金融壟斷，產業脫實向虛的金融泡沫經濟模式留下了后門，它的要害是在計量坐標上，拔高資本特別是金融壟斷資本，貶低勞動，隱蔽剩余價值，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默認選項，選定為資本主義走過的老路：私有化、資本集中、金融壟斷，經濟虛擬泡沫化，陷入蕭條，周而復始。它具有改變話語體系，四兩撥千斤的全局意義：把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尺碼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變換為西方經濟學。沒有政治上的改旗易幟，只有堅定的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但卻是逆向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采取美國SNA體系后，經濟計量尺度從觀念到統計，由非勞動要素占主體的GDP指標表現，其另外一個重要的政治功能，是虛無前三十年的經濟成果。例如，在采用全要素生產率，索洛剩余這樣不反對以資本為實質核心的概念以后，前三十年的工農業生產總值與GDP相比較，主仆換位，微不足道。
以1979年到2009年數據為例，按索洛剩余法，資本貢獻系數從1979年的0.5058上升至2009年的1.7719，勞動貢獻系數同期從0.012下降至0.0050，平均資本貢獻率0.8114，勞動貢獻率0.0115。(引自《創新科技》2013.8孟繁華“改革開放以后技術進步對我國經濟貢獻率的測算”)，照搬西方的生產全要素概念，必然產生在后來者中抹殺前輩篳路藍縷，白手起家的效果，必然產生在深化改革中貶低勞動要素，追捧資本要素的舉措。
一些帶有成見的新生代人士，把兩彈一星元勛、張富清為代表的一兩代人的埋名奉獻視為無物，把坐享其成視若理所當然。近期“數說中國”將前三十年GDP歸零，除了個別當事人反叛啃老的不肖子孫心態以外，也有統計體系的因素。
在這個話語體系下，在微觀經濟方面自然而然，多年來人們習慣了把衡量企業的競爭力、成長性以加入《福布斯》或《財富》等排名的世界500強為榮。以年銷售額、利潤、總資產和市值四項指標為權重的《福布斯》雜志的座右銘是“資本主義工具”(The Capitalist Tool)，雜志宗旨是“創業精神、創富工具”。報道內容立場側重于美國共和黨保守派。(參見紫虬《在問題導向中建立新時代的企業評價體系》)
2，演變經濟指導思想。1980年秋到1988年，在提出“最蠢不過馬克思”的張五常的協調下，趙紫陽先后兩次接見美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米爾頓.費里德曼，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形式上的合法化。
這個演變最突出的表現在對于勞動和資本這一現代社會運轉的“軸心”(恩格斯語)的態度上。在87年92年的十三大十四大上，從生產資料市場的角度，提及了發展、培育勞務市場。按鄧小平同志設想，上世紀末要解決90年代初就發現的兩極分化問題，但從1997年的十五大到2007年的十七大，引入了和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相對立的西方“生產要素”理論，由于在剩余價值理論指導下對生產要素理論分析揚棄不足，使得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實踐中模糊、淡化。從生產要素理論出發，以社“初級階段”理論為依托，十五大提出“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十六大上升為“原則”。這就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決兩級分化的設想，無論在階段把握上還是在實操方案上方向相反，這是全局性的變化。
根據福布斯統計，2016年我國10億美元以上富豪戶數已達經過250年積累的美國的56%，所占有的財富已占我國GDP的7.35%。結合私有經濟“五六七八九”的主導作用和存量優勢，我們看到了新自由主義和西方經濟學對黨的改革路線的影響，也看到了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共同富裕初心的主客觀分離。
3，建立學術霸權。在經濟領域，教育、學術等方面新自由主義內容借著改革開放的旗幟逐步增加，“來自世界銀行、美國經濟學會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建議;來自學習外國經濟學課程歸來的中國官員和畢業生的壓力;以及新古典主義的智囊團的游說”和領軍經濟期刊、大學課程形成合力，逐步減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容。四項基本原則被削弱的同時，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經濟界逐步建立了西方學者所說的“霸權”(史蒂夫·科恩(美)，《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如何在中國獲得霸權的》)
經過30年的經營，新自由主義形成了強大的影響力和思維慣性。他們的特點是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他們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從各個方面貶低全國一盤棋的體制優勢，貶低國企長處，夸大問題，把培育企業經營機制導向公有制歧視，炮制“冰棍論”等的自殺式奇談怪論，用圍剿公有經濟的思想指導混改，誤導各地把經濟體制改革變成肢解公有制的“革命”。
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一改文革時期對私有經濟斬草除根的極左面孔，全盤接過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認為在私有企業，產權人享有剩余利潤占有權，產權人有較強的激勵動機去不斷提高企業的效益。他們把阿爾欽、弗里德曼、科斯等的產權理論視作經典，堅信私有企業比公有企業強。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一些資改派西化派離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不顧廣大企業干部職工的意愿，用高層人員持股的方式，收買分化工人階級隊伍，放手賣光送光國企。他們不愿意在市場條件下組織國有企業依靠職工群眾，進行艱苦細致的培育企業活力的變革，而是用強制手段采取簡單的關停并轉賣送。如吉林省原貪腐高官王珉一手炮制了通鋼事件，原宿遷市原貪腐高官仇和低價賣出國有學校醫院，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強烈反抗。值得注意的是，大批貪官的暴露，不是因為推動工業產業化公為私，而僅是人性腐敗。
4、從理論到操作：麻木于美中關系寄生性的演變。
中國輸美商品雖然只占美國進口商品的20%，但多為物美價廉的中低檔基本生活用品，令60%現金存款不足千元的中底層美國民眾有很強的消費依賴性，中國輸美商品依靠中國工人的廉價薪酬和能耗、污染，延長了美國社會由信息革命帶來的經濟景氣，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美國國內矛盾。
更為重要的是，在某些人說的“‘享受’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可怕的財富循環，美國壟斷資本對中國的吸血價值鏈反映在三個方面：
⑴,中國以廉價勞動力、能耗等初級資源、水土污染代價的資源性出口導向，通過貿易順差取得美元儲備，再以購買美國債券循環回美國，為美國投資收購中國實體經濟提供資金，而美國在華投資的資本作為中方美元儲備增加，連同新增利潤再度循環回美國。
⑵,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金融壟斷資本通過升息降息控制美元資本出入中國等資本輸入地，做空中國股市房市以及實體經濟，伺機抄低買進中國優良資產，占據中國巨大市場。
⑶,特別是通過美聯儲“量化寬松”，在理論上美國通過印鈔可以任意購買中國產業。
在這樣的背景下，前華爾街大亨，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多次警告中國，“(就業和增長)必須來自私營部門，你必須放開對金融、能源和電信等行業的管制，真正地開放服務市場”。一批人對此進行了迎合。
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面對美國壟斷資本的擴張，這種觀念對美國和發展中國家不加區分，宣揚對美的“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這種觀念強調客觀存在的美元霸權，當初，在美方量化寬松前后，無視美國債務達天文數字，政府數次停止運行的事實，一味解釋、吹噓美債是全球信用最高的政府債務，為增持巨額美國債券，增加金融風險辯解、背書。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義，理性經濟人的麻醉下，對美國壟斷資本的嗜血性充滿幻想，對特朗普的貿易戰彌漫著盲目樂觀，數次“權威發布”中美貿易止戰。比如看不到美國國會對華為和中國企業共產黨組織的敵視和妖魔化，美方來通電話就要把電影頻道的《上甘嶺》換成《黃河絕戀》，電影頻道的賈桂心態生動鮮活。
以上分析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每一步，即使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宏觀存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可以轉化，可以吸收對方的優點。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過程中，兩種生產關系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反映在所有制的決定作用上。社會主義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123頁，1955年)
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是關注資本和勞動關系的回歸。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同志指出，“我要講清楚，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由于認識分歧，和馬列毛指導拉開了距離，使得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經營、盤踞多年，我們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是長期的，是全局性的。不與新自由主義斗爭，我們就不能正確總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和偉大成就，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政治經濟學就建立不起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建國七十年來，經歷過兩個30年，十八大以來正在實現又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轉移。
20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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