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公共經濟政策

　　01

　　國有企業政策

　　2010年5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不少。[1]而宏觀調控之所以面臨兩難，就在于除了參照西方國家通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外，忽視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重要途徑，從而無法利用國有企業做到精準調控。而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動搖”則體現了國有經濟在中國特色經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國有企業政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公共經濟政策。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而提高私有企業工人的收入水平，則會大大提高這些私有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使他們喪失以往的國際競爭力。顯然，要實現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目標，不走壓低工人收入水平的邪路，避免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過剩危機，公有制經濟必須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主體。但是，我國當前的一些國有企業改革卻正在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改革的方向被一些人錯誤地引導到私有化的道路上去，一些政府高官的腐敗大案也與國有企業私有化密切相關。

　　既然在市場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必須由其中的國有經濟來起主導作用，這一點決不能動搖。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發生質變，就會淪落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就會動搖黨的執政地位、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存在重蹈前蘇聯滅黨亡國陷入分裂的危險。“前蘇聯之所以會最終在幾天的時間里迅速土崩瓦解，前提是其國有經濟體系已經被嚴重地私有化和非國有化。這是一個不能被忘記的深刻教訓。前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國人民用血和汗積攢起來的國有資產被這些公開的或隱蔽的蛀蟲鯨吞或者蠶食掉，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失去堅實的物質基礎。”[3]而由國有企業控制的鹽業專賣放開后，私有企業生產和銷售的假鹽失控，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也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鄧小平曾經提到，“對敵占區貿易不能采取政府統制一切的辦法，而是管理的辦法。對內尤不能壟斷，而應采取貿易自由的辦法。對于商人的投機行為，則利用公營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壓抑。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大大加強了對敵斗爭的力量，增加了稅收，繁榮了市場，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岳物價之低，在很長一個時候，為他區所不及。”[4]這個新中國成立前解放區的經濟發展經驗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房地產投機鼎盛，房價上漲迅猛時，如果采用一般性的貨幣政策進行調控，在抑制房地產的同時也會大大抑制其他行業的發展，會面臨兩難問題。但如果不是強迫國有企業退出房地產行業，而是發揮國有房地產企業作用，并引導建立自住商品房合作社，就能夠壓抑房地產的投機活動，即便不出臺不動產稅，也能夠讓溫家寶總理在卸任時兌現其控制房價的承諾。

　　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管理上的主導作用還體現在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的無償推廣上。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同國際先進水平在核心技術上差距懸殊，一個很突出的原因，是我們的骨干企業沒有像微軟、英特爾、谷歌、蘋果那樣形成協同效應。美國有個所謂的‘文泰來’聯盟，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只配對英特爾的芯片。在核心技術研發上，強強聯合比單打獨斗效果要好，要在這方面拿出些辦法來，徹底擺脫部門利益和門戶之見的束縛。抱著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想法，抱著自己擁有一畝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難以成事的。”[5]美國的做法其實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做法，而中國可以做得更好。我們不僅可以像以前推廣五一織布法那樣進行技術推廣，而且國有企業領導的交換任職，也可以把一個企業的好經驗交流到另一個企業那里去。我們還有國資委對國有企業進行統一管理，如果它不把自己的職能局限于管資本的話，完全可以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使國有企業形成協同效應。

　　02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指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調節經濟活動的公共經濟政策，包括政府投資政策、政府消費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稅收政策、財政赤字政策等。[6]

　　政府投資的主體是政府部門，動用的是財政資金。這里的政府投資不包括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投資，這部分投資屬于前面的國有企業政策。這里的政府投資主要是指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非盈利投資。在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時期，私人投資萎縮，增加政府投資，會增加對生產資料和工人所消費的生活資料的購買，緩解這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相對過剩，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走出蕭條時期。但是，政府投資會刺激更多的產出，從而會導致或加重某些方面的生產過剩，除非這些方面原本就生產不足，使政府投資只是起到平衡生產的作用。而在經濟過熱時期，壓縮政府投資，會減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緊張狀況，有助于穩定物價和社會生產成本。

　　在這里，如果政府投資的資金來源于私人資本和公有制企業的稅收，那么政府投資的增加，意味著私人資本和公有制企業用于投資的資金的減少，從而，社會的總投資未必會因為政府投資的增加而增加，反之，政府投資的減少也未必會減少社會總投資。因而，政府投資政策未必會達到其所要達成的目的。

　　西方經濟學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這實際上是受了凱恩斯倒果為因的誤導。[7]有效的公共經濟管理要求政府的消費即非投資性的政府購買保持在必需的最低限度。但是，在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時期，資本家手里積累了大量的商品賣不出去，其中一些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言人自然會把目光轉向政府，指望政府以投資或消費的形式購買他們手里的積壓商品，以便保住他們個人或極少數人的財富，而代價則由全民去負擔。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政府消費政策不是一個好的財政政策。

　　既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么社會主義國家公共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應當是消除貧窮。在這方面轉移支付政策可以起到較大的作用。習近平也指出：“中央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各類涉及民生的專項轉移支付，要進一步向貧困地區傾斜。省級財政、對口扶貧的東部地區要相應增加扶貧資金投入。”[8]

　　減稅是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愛用的刺激經濟的稅收政策。但是，在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期，資本家的正確選擇恰恰是縮減生產，減少虧損。市場的不景氣是不會讓資本家們因為減稅可以多留下一些收益就擴大生產的。而且減稅會導致財政收入減少，進而有可能影響到財政支出的減少，從而從總體上來說，未必會引致社會總需求的增加而對經濟有刺激作用。

　　除減稅外，稅收政策還可以通過調節稅制結構和稅率來調節經濟。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把近900種主要商品的進口關稅平均提高近40%。由于美國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因而這種貿易保護性關稅排除了外國資本的競爭，確保了美國產業資本從1929年爆發的那場經濟大危機中復蘇的空間。當前，我國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但在稅制上，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于內企私資，內企私資的稅收又優惠于國有企業，從而“兩個毫不動搖”在實踐中成為有偏頗的“國有企業有所動搖和私有企業毫不動搖”，而且在非公經濟中，只有外國資本及其控制下的國內私有企業在中國的勢力得到了毫不動搖的擴張。

　　多年來，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是財政赤字政策。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赤字部分由新增國債來彌補。其直接后果是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量下降即通貨膨脹，利率即資本成本上升或處于較高水平。其間接后果是窮人極少量的財產貶值，而富人則可以輕松逃過這種“通脹稅”，加劇了兩極分化。同時，企業的財務費用增加，盈利下降。發行國債更是增加了國家和普通民眾的負擔。因此，財政赤字政策只適合經濟處于困難的個別時期，而不能作為正常的財政政策一般性使用，更不能長期使用。

　　03

　　金融政策

　　金融政策，有時又稱貨幣政策，主要是指通過調整貨幣發行和信貸業務來調節經濟活動的公共經濟政策。

　　現代市場經濟的流通手段是貨幣符號(即紙幣)和信用貨幣(即支付憑證)。后者標記前者的一定數量。在國際貿易的特殊情況下，也會使用貨幣本身即黃金。如果紙幣發行過多和信貸利率偏低就容易造成紙幣和信用貨幣的需求增長，從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增加，進而刺激經濟增長，并帶來一定的通貨膨脹，反之則反是。不過，紙幣和信用貨幣需求量的變化有其內在的經濟規律，金融政策的作用受制于這種經濟規律。例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美國私有中央銀行——美聯儲向商業銀行系統注入了數千億美元紙幣，但是，注入的大部分紙幣因為沒有有利可圖的去處又從商業銀行系統返回了美聯儲。再例如，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領導人受西方貨幣主義的錯誤學說誤導[9]，以為控制紙幣發行量就能控制通貨膨脹，肆意搞放開價格體系的改革，漠視雙軌制之間價格的巨大差異，結果計劃內價格迅速向計劃外價格看齊，推動整體價格上漲，出現巨額通貨膨脹，進而引發社會動蕩。

　　一般而言，現代市場經濟中，紙幣的調節，主要通過中央銀行買賣有價證券以及調節物資儲備和外匯儲備來進行，中央銀行向商業銀行發放再貼現貸款也能增加紙幣的投放。當中央銀行用印制的紙幣購買包括政府債券、央行票據和企業債券在內的有價證券，或購買貴金屬等大宗商品進行物資儲備和購買外匯進行外匯儲備時，就會在市場投放相應數量的紙幣，增加本國紙幣的供給，而這些紙幣又能衍生出大量的信用貨幣，從而也為增加信用貨幣的供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中央銀行對有價證券的大量購買，提升了有價證券的價格，相應地降低了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刺激了借貸水平和社會總需求的提高。反之則反是。但是，紙幣供給過度，特別是中央銀行購買的有價證券和外匯發生貶值或作廢，將會導致通貨膨脹。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就導致美元相對世界貨幣黃金的大幅貶值，并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持有的美元外匯和美元資產如美國國債大幅貶值。[10]

　　需要指出的是，物價(指數)不上漲，不等于沒有通貨膨脹，不等于紙幣的發行沒有過量。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11]顯然，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意味著單個商品的價值必然下降。如果單個商品的價值尤其是其變形后的生產價格，已經下降了，而它的(紙幣)價格卻保持不變，特別是當這種情況發生在物價指數所包含的許多商品上時，盡管物價指數不變，但通貨膨脹卻已然發生了。實際上，金融寡頭也常常利用經濟危機導致物價下跌的時候，濫發紙幣，就像今天的美聯儲所做的那樣。這時，一方面由于物價沒有超過危機前的水平，從而在西方經濟學的誤導下，人們以為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問題;另一方面，商品賣不出去的產業資本家和商人，也會誤以為這是由于紙幣的缺乏造成的，從而飲鳩止渴地聽任金融寡頭濫發紙幣。但是，手頭持有多余紙幣的精明的資本家們則會購買黃金來保值。此時，黃金的紙幣價格就會上漲。[12]

　　04

　　公共保障政策

　　在西方經濟學中，一般只提社會保障而不提公共保障，或者將后者與前者混為一談。這是因為，對公共保障的關注會影響西方發達國家對世界人民的掠奪，這個話題能避則避，盡管在國家安全問題尤其是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討論中，我們其實也能接觸到這一話題。相比之下，社會保障已經是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財政上的重大問題，不能不加以討論。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所采取的維護勞動力再生產的各種措施、制度和事業的總稱。《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13]隨著人工智能取消了大量就業崗位，資產階級養活其失業的雇傭奴隸的社會保障負擔只會更加沉重。不過，勞動力只是再生產的一個方面，再生產還需要物質資料。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必須儲備一定量的原料和輔助材料，以便生產過程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按照預定的規模進行，而不受每日市場供應的偶然情況的影響。”[14]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后，英國棉紡織工業生產所需原料棉花的供應受到威脅，幸好戰爭爆發前的儲備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英國企業靠它度過了1861年，甚至1862年，而棉花的價格在1863年才達到了最高水平。[15]由此，我們把公共保障定義為國家和社會所采取的維護社會再生產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各種措施、制度和事業的總稱。

　　在公共保障中，物資儲備在確保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曾經保存著“大量儲存豐年很賤的谷物的習慣”。美國南北戰爭所引起的對棉花、黃麻等等的需求的突然增大，使印度許多地方稻田的面積大大縮小，改種棉花、黃麻等等，致使米價上漲，這時印度的生產者紛紛出售過去的存米。加上1864年到1866年稻米向澳大利亞、馬達加斯加等地的空前輸出。因此，就產生了1866年的大饑荒。這次饑荒單是在印度奧里薩省就奪去一百萬人的生命。而過去的存米的外流是造成饑荒的一個重要原因。[16]資源緊缺的日本更是大量儲備從中國進口的煤炭和稀土。而稀土資源大量廉價地流失到國外，則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構成了威脅。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不惜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強迫中國放開稀土出口的原因。對此，我們應當把所有的稀土礦產資源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并形成稀土礦產與稀土加工的國有企業集團，自覺地控制稀土供應，保證國內稀土資源可持續性利用。

　　如今，美國企圖用壟斷的轉基因種子消滅傳統的農作物種子，以控制世界農業生產。轉基因技術作為一種新型的技術，我們應當加以研究，不能讓外企獨占轉基因作物的市場。但是，只有在經過長期的科學研究和符合統計學規律的驗證表明，其比傳統農作物利多弊少，且對人體沒有副作用的情況下，才能夠在國內進入實用階段，否則只宜進入美國市場。同時，天然的、綠色的非轉基因農作物也必須給以保障，其種子要妥善地加以儲備。

　　最后，公共儲備可以用發行紙幣的方式來收儲。這些公共儲備物資將因此而成為紙幣信用的保證，將來出讓這些公共物資儲備時，為此而發行的紙幣就可以收回了。這也表明大量儲備外匯即外國紙幣是損失巨大的一種公共儲備方式，是犧牲國內財富向外匯發行國家繳納沉重的鑄幣貢賦。

　　05

　　人口與環境政策

　　人口與環境政策可以看成是公共保障政策的一個方面，但是它們值得獨立出來論述。

　　馬克思曾經寫道，“在古代國家，在希臘和羅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強迫移民形成了社會制度的一個固定的環節。那些國家的整個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數量的一定限度上的，超過這個限度，古代文明本身就有毀滅的危險。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對那些國家來說，在物質生產方面運用科學是完全聞所未聞的。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它們就只能保持少量的人口。否則，它們就難免體力勞動之苦，把自由民變為奴隸。由于生產力不夠發展，公民地位就要依賴于一種不得打破的一定的人口比例。強迫移民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這種人口對生產力的壓力，迫使野蠻人從亞洲高原侵入舊大陸。……現代的強迫移民，情況則完全相反。現在，不是生產力不足造成人口過剩，而是生產力增長要求人口減少，并且通過饑荒或移民來趕走過剩的人口。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17]當前中國既存在人口壓迫生產力的問題，也存在生產力壓迫人口的問題。由于人口過多，我們不得不大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解決就業問題，從而也妨礙了我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道路上的不懈努力，又使得我國的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經濟進入資本有機構成大大提高后的新常態，這種生產力增長又造成從業人口(相對)減少，產生了日益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制訂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合理的人口政策，否則，我們將會面臨馬克思所揭示的那種不利局面：“無力掌握新的生活條件的階級和民族必遭淘汰。”[18]除了控制人口外，人口政策還要注意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維護勞動者健康，這也是發展和維護最重要的生產力。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出來。習近平指出：“我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通俗地講，就是要‘兩座山’：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19]環境政策，除了強調環境保護，對生產企業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外，還應當創造一個機制，讓綠水青山直接變成金山銀山。例如，廣西革命老區百色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是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途徑百色的右江是南寧市邕江的上游，也是廣東省珠江的上游，水質保護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百色發展工業必然會影響到右江的水質，影響下游的用水質量，但如果為保護水質而限制百色工業的發展，就需要給予百色一定的補償，這種補償其實可以看作百色市生產優質水源的所得。為此，可以考慮在國內開展清水交易機制。所有用水企業都要根據當地用水水質向當地政府交清水費，然后下游地方政府要向上游地方政府交清水費。例如，右江年平均徑流量172億立方米。南寧市可以按流入南寧的右江水質向百色市支付費用，其費用主體由南寧市本地的用水企業和南寧市下游城市向南寧市支付的清水費用來承擔。可以考慮流入南寧的右江水，一級水質按每立方米一元收費，二級水質按0.5元/立方米，三級水質按0元/立方米，四級水質按-0.5元/立方米，五級水質按-1元/立方米收費，后兩者意味著百色市要倒過來向南寧市付費。這樣一來，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興趣向下游提供高水質的水源，都有利益驅動限制本地企業污染水質，從而推動各方自覺地保護環境。如果百色能夠保證輸入南寧的水質達到二級，那么就可以得到86億元地方財政收入，而水質達到一級，這筆地方財政收入還能翻倍，這對于百色市堅持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經濟將產生巨大的助力。[20]

　　06

　　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這一概念是在中國“七五”計劃的文件中，第一次被黨和政府在正式文件上所采用的概念。[21]在此之前，我們并沒有明確的或者說沒有明確提出產業政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只是“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22]根據這一原則，我們在前蘇聯的幫助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并在農業生產上取得了突破。而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也只是堅持了在此之前提出來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盡管如此，建立自力更生的完整工業體系，搞好農業，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本身就是產業政策。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競爭的加劇，有人開始鼓吹中國專心從事技術水平較低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揮所謂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還有人主張，西方發達國家對農產品以補貼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多進口這些產品犧牲本國農業可以降低本國的消費成本。對此，習近平堅持了我國一貫的產業政策指出：“技術和糧食一樣，靠別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飯碗，自立才能自強。實體經濟是國家的本錢，要發展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加強技術創新，加快信息化、工業化融合。”[23]

　　總之，中國的產業政策，首先是要緊盯西方發達國家的核心技術，實現趕超，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優，使中國的產業部門擺脫西方發達國家相關工業部門的支配，并在世界市場擺脫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統治;其次是要開發西方發達國家所沒有的核心技術并保持領先，做到人無我有，但要避免自由貿易的信徒所犯的錯誤。這些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幾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24]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地域遼闊，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開展多種多樣的產業，沒有必要像小國那樣只能集中力量發展極個別產業，如瑞士的手表業。同時，中國在社會制度上比西方國家更早邁進社會主義，在階級利益上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的產業政策原則，以維護國家安全。

　　本文摘自余斌研究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第五章“中國特色經濟管理”的第二節。

　　[1] 《溫家寶：宏觀調控面臨兩難 堅決遏房價過快上漲》，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10-05/16/c_12106682.htm

　　[2]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4.htm

　　[3] 齊世澤著：《論中國模式》，中國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頁。

　　[4] 《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頁。

　　[5] 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光明日報》2016年4月26日。

　　[6] 余斌：《公共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頁。

　　[7] 余斌：《公共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頁。

　　[8] 《習近平:脫貧攻堅戰沖鋒號已經吹響 全黨全國咬定目標苦干實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8/c_1117292150.htm

　　[9] 《弗里德曼致趙紫陽的信(有關匯率，通脹等，1988.6)》，http://bbs.icxo.com/thread-199539-1-1.html

　　[10] 余斌：《公共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191頁。

　　[11]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頁。

　　[12] 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頁。

　　[14]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1頁。

　　[16]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頁腳注。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662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頁。

　　[19] 習近平著：《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頁。

　　[20] 余斌：《公共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頁。

　　[21] 楊治：《研究我國產業政策的幾個立足點》，載《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87年第3期。

　　[22]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29頁。

　　[23] 《習近平：技術和糧食一樣要端自己的飯碗》，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30/c64094-22752446.html

　　[2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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