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1)”
自80年代以來，中國所有制成分經過改革演化，出現私有經濟存量占比優勢和“五六七八九”的領域主導作用，階級分化的持續，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開始出現，這是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取得偉大進步同時，飛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出現的沖突，習近平同志提出：
“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 ——《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5年11月23日))
回顧建國70周年歷程，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主體，私有補充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客觀性，以及經濟基礎的運動演變所決定的上層建筑的規律，進行了一以貫之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我們克服了一大二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左”的傾向，十八大以來，借鑒蘇聯解體，也對私有化傾向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提出了高度警惕。當前，觀察解決中國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就必須正視私有化及其經濟哲學——新自由主義。
一、新自由主義的實質
學術界有人把把馬克思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類似于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西方經濟理論流派的論爭，這是極具迷惑性的。
美國經濟學家史蒂夫·科恩提出，新自由主義就是經濟中的帝國主義，他們極力維護的，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最大化。這個認識在中國，通過私有化和兩極分化，通過感受美國霸權，通過內外部勢力在中國培育美元金融殖民地經濟的圖謀被初步揭露，正在引起越來越多人們的警覺和認可。
二、新自由主義的兩重性：社會主義市場優勢以公有制主體為邊界
一方面，在中國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融合中，其市場化、自由化的一些內容可以在公有制主體、勞動價值優先于資本條件下表現出積極意義。
1，營造勞動主體性。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融合中，企業和個人從單純被動地執行上級指令，轉變為按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條件下圍繞市場需求堅持創新、優化組合生產要素，聯合生產、趨利避害的自由主體。在這個變革中，新自由主義的部分市場理論如價格機制、經濟周期理論和計劃手段結合，可以至少在微觀領域優化機制，發揮一定的工具作用。但是，這個張揚個性的勞動主體性，一旦離開了對滿足客戶真實需求的追求，離開了公有制主體產生的宏觀理性的引導，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分散決策，就引發為社會趨利的盲目性，造成巨大社會財富損失。而這種勞動主體性、創造性，趨利避害性以及追求成就感，往往被西方庸俗經濟學家靜止、片面地曲解、歸結為自私，或個體利益最大化。
2，培養良性競爭。即使在西方經濟學生產、需求曲線的作用下，只要勞動價值自覺優先于資本，通過生產資料、經營成果與勞動者的緊密結合，在生產者創造客戶價值為中心的謀利主體性趨勢下，可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專業化的良性競爭。這種良性競爭可以按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為基礎的市場價格回報創新成本，促進產業升級，最大程度的滿足社會需求，同時，可以改造、引導為“比、學、趕、幫、超”，以回避市場風險，淘汰落后，消除平均主義，實現共同進步。
3，推動生產社會化。市場化和自由化的資源配置對社會化大生產的容納性，對于中國農業大國根深蒂固的小生產意識，可以開闊視野，打破封閉，鼓勵專業化分工，促進生產社會化，提高生產力。特別是公有制主體的國家資本，在國內引導產業，回避風險，在國際組建全球互利共贏的產業鏈，可以以規模化構成對私人壟斷資本的競爭優勢。憑借中國生產和市場規模，這個優勢更明顯。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就是市場化、主體自由的操作。
4、反對特權。新自由主義對于封建特權的反對，使其具有自我標榜的高尚目標，即通過市場和價格機制激勵人們不斷探索，從而改善了對“世界中恒久變化著的環境的適應力。”“只有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決定運用他的知識時，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擁有的許多知識全部得到運用”《哈耶克文選》。其出發點與《共產黨宣言》中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有所相通，在反對封建殘余、權貴特權方面，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
5、“藍軍”作用。在公有制主體及其上層建筑、國家機器強制作用下，可以令社會主義元素在與市場化、自由化自發的消極因素、丑惡現象斗爭中，壯大免疫力和生命力。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反動作用。
歷史反動性。由于堅持私有制和貧富分化的神圣化，否定剩余價值論，篤信弱肉強食，其通過市場化、自由化所優化的資源配置紅利最大限度地匯聚到私人資本，制造財富壟斷、權力變相壟斷和勞動者相對貧困，從而必然地制造著兩極分化，使其自由平等的出發點成了空想和虛偽：
在資本側，掩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對人的支配關系，資本攫取剩余價值的自由只能產生少數人富裕和財富、權力壟斷的自由。在勞動側，以多數人形式上的自由、人權平等掩蓋實質上的相對貧困、被支配和變相奴役。在私有資本至上指導下，無論從勞動者的收益還是從社會公共服務，形成了一個精巧的剝奪勞動者的機制。特別是對生產力的創新產生直接阻力，美國以舉國之力阻撓華為5G創新是最新的典型事件。
上世紀80年代，里根新政以來，美國貧富分化加劇，直至近年重回100年前大蕭條時期。2016年美國1%的最富有者占有社會財富40%，90%的民眾僅占有財富20%。這與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本質并無二致，成為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的敵人。
空想虛幻性。奧地利學派的主觀需求論，對供需曲線理論做了哲學解釋。把追求剩余價值的自私、貪婪的主觀性神圣化，用主觀欲望解釋生產商品的客觀規律，是張五常一類的西方經濟學家陷入主觀唯心市場迷信的原因。有了不受約束的主觀需求性，對于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美國，新自由主義就成了其金融資本輸出，榨取超額利潤和的霸權工具和遮羞布。次貸危機前后美國對其主流經濟學派芝加哥學派的實用主義態度，以及美國從鼓吹全球化到特朗普改調“美國優先”的“退群”，四面點火打貿易戰，就暴露的十分清楚了。
在發展中國家，凡是相信了放棄政府干預，完全市場化，資本項目賬戶開放的國家，沒有一家不是遭遇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的，成為美國金融投機資本的樂園，如上世紀80年代拉美的債務危機，90年代亞洲的金融危機，以及97年后的亞非拉多國。而對第二世界，美日廣場協議，對歐盟單邊主義等的欺凌，特別是對原超級大國蘇聯的新自由主義改造導致的經濟崩潰、解體，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因兩極分化和人民大眾的相對貧困化紛紛受到各國民眾的反對。而特朗普在危機四伏中撕破新自由主義外衣，恰恰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和西方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空想資本主義”自相矛盾的特點。
小結：市場化、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工具，也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所決定的經濟特征。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自由化的目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根源。實踐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辯證分析新自由主義的兩重性。只有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通過問題導向，矛盾分析，才能正確總結四十年的市場經濟實踐，批判、駕馭新自由主義，落實“社會主義”定語，實現主客觀統一。
本文是理論探討《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系列文章之一，后續文章擬在近期陸續發出：
認識差異與誤區——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 (之二)
話語體系和學術“霸權”的演變建立——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之三)
新自由主義在當前的負隅頑抗——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之四)
2019.9.10晨于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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