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作為典型的流域經濟，是現階段中國經濟實力最強且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習近平同志指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并且要求將長江經濟帶建設成為“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1]。在新時代，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流域經濟研究的一項重要命題，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支撐。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深刻揭示，分工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因此，在探討包括長江經濟帶在內的流域經濟發展時，流域分工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研究視角。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流域分工的理論闡釋，并借助流域分工的研究視角，對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進行相關探討。
一、流域分工：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闡釋
所謂流域，是指一個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所流過的整個區域，它在構成自然空間的同時，又會因人類活動的涉足而鋪陳為經濟社會空間。作為社會分工在流域的空間體現，流域分工指的是同一水系所涉及的各地域依據各自生產優勢，在彼此之間進行專門化生產。我們知道，分工是經濟學的重要范疇，馬克思將分工視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切范疇的范疇”[2]304。同時，在有關分工的經濟思想史中，馬克思分工思想占據了重要地位，被評價為“既是精深的又是詳盡的”論述[3]980，并對分工演進作出了“最為重要的分析”[4]141。在此基礎上，借助馬克思分工思想來深入發掘流域分工的理論內涵，不僅能夠展現出馬克思分工理論的穿透力和拓展力，而且能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流域經濟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一)流域分工形成的自然基礎
流域分工形成的自然基礎，是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在馬克思看來，“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5]587。因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作為社會分工在流域的空間體現，流域分工形成的自然基礎是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自然條件的差異性。以四大古文明為例，中國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古印度的恒河流域、古埃及的尼羅河流域以及古巴比倫的兩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等各大流域，無不因幅員遼闊，且內部各地域之間在地形地貌、地質土壤、水系河網等自然條件方面呈現出顯著差異性，而造就了發達的流域分工體系。
同時，馬克思明確指出，“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5]408。因此，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自然條件的差異性，為流域分工形成提供了雙重條件：一方面，自然條件的差異性決定了各地域作為“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從而使得“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另一方面，自然條件的差異性決定了各地域之間“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5]407。因此，按照馬克思的邏輯，基于自然條件差異性，流域內部“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各地域之間發生“交換”，進而使得社會分工在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產生，形成流域分工。
(二)流域分工演進的影響因素
分工本質上體現的是在人與自然關系發展中生成的不同分工地位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6]。在馬克思看來，“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社會分工在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一定數量的人口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定人口密度。在這里，“人口密度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并且被馬克思賦予了特定的含義，與交通條件緊密聯系在一起。對此，馬克思作了具體闡述，即“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例如，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5]408-409。如果進一步思考，可以發現，馬克思談到的絕對的人口數量和相對的人口密度，都指向的是“交往”的社會范疇。這正如馬克思引援的詹姆斯·穆勒的相關論述：“社會的交往，和勞動產品賴以增加的那種力量結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5]408值得一提的是，在馬克思之后，涂爾干在其著作《社會分工論》中也提出極為類似的觀點，認為“分工之所以能夠不斷進步，是因為社會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會容量的普遍擴大”[7]219，并強調促進交往的重要意義，指出“消除或削弱各個社會環節之間的隔絕狀態，意味著社會密度的增加”[7]217。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的邏輯，人口聚集和交通條件都會對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交往程度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流域分工演進。
同時，作為特定的地理單位，流域在促進交往方面存在著天然優勢。如果說山脈很大程度隔斷了人們的交往，那么流域則提供了天然的水運通道。這正如黑格爾所深刻闡述的，“河川江海不能算做隔離的因素，而應看作是結合的因素”[8]131。而且，亞當·斯密在提出“分工受限于市場范圍”的著名論斷時，也專門論及水運通道的重要性，強調“水運開拓了比陸運所開拓的廣大得多的市場，所以從來各種產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開始于沿海沿河一帶”[9]17，并具體分析了埃及、東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國東部憑借流域提供的水上交通便利，提升流域內部交往程度和促進流域分工演進。值得強調的是，雖然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但這并不意味馬克思認為“新的生產力”能直接地影響分工演進。易言之，從“新的生產力”到“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之間，還存在著中介范疇的作用。在馬克思看來，這個中介范疇正是“交往”。這是因為，“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Verkehr]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圍繞這一觀點，馬克思在探討“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時強調，“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10]68。因此，對于流域分工而言，流域經濟中“新的生產力”并不能直接對其施加影響。只有這些“新的生產力”能夠提升流域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流域內部“分工的發展程度”才能得以促進。
(三)流域分工的“共同利益—特殊利益”邏輯
亞當·斯密認為，“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9]12。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分工雖然能夠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但是并不能保證“普遍富裕”的共同利益實現。而且，馬克思深刻指出，分工還會造成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矛盾產生，即“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10]84。因此，包括流域分工在內的各類分工，在其發展中都將產生出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的矛盾。同時，對于流域經濟而言，流域分工不僅存在著利益創造方面的激勵效應，而且存在著利益享有方面的分化效應。這兩種效應對流域經濟內部利益關系格局產生疊加影響，推動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矛盾的演變。
同時，流域分工并不特屬于某一個社會形態。這正如馬克思所說，“整個社會內的分工，不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為中介，是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所共有的”[5]415。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流域分工中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實行結合的方式又各有不同。這是因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10]84，“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的與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有關的相互關系”[10]68。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分工遭受著資本的裹挾，其日益凸顯的分化效應不斷阻抑激勵效應的發揮。于是，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主義“虛幻的共同利益”始終受到特殊利益真實的抗爭[10]85。由此可見，對于流域分工而言，如果整個流域經濟的共同利益與內部滋生的特殊利益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勢必造成流域經濟的利益關系錯位與失衡。
二、長江經濟帶的生成、發展及其問題：基于流域分工的歷史演進
長江經濟帶橫跨長江流域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等11省市，面積約20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21%，人口和經濟總量均超過全國的40%，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毋庸置疑的是，長江流域縱貫古今的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令人矚目的繁榮，都離不開流域內部分工演進的助推。結合馬克思主義流域分工的理論內涵可知，正是長江流域內部自然條件差異性，構成了長江流域分工的自然基礎。而且，伴隨長江流域分工的歷史演進，長江經濟帶得以孕育生成與長足發展，同時也在發展中呈現出新的問題。
(一)自然條件差異性構成長江流域分工的自然基礎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自然條件的差異性，是流域分工形成的自然基礎。長江流域覆蓋長江干流及其各主要支流所流過的廣大地域，內部自然條件差異巨大，這在地形地貌、地質土壤、水系河網等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1)地形地貌方面。長江流域地勢西高東低，從河源到河口總落差高達5400米。流域地貌類型眾多，山地、丘陵面積占總面積的67.2%，平地占28.1%，水面占4.7%。同時，長江流域涉及五大地層區，其中長江干流主要歸屬揚子地層區，江源通天河及金沙江上中游的絕大部分歸屬特提斯地層區;西南邊緣歸屬藏滇地層區，流域中游的北緣地帶歸屬秦嶺地層區;湘西贛南歸屬華南地層區。(2)地質土壤方面。長江流域地跨揚子準地臺、三江褶皺系、松潘—甘孜褶皺系、秦嶺褶皺系和華南褶皺系等五個地質大構建單元。同時，長江流域受到維度水平地帶性與垂直地帶性分布規律的共同作用，分布著紅壤、黃壤、黃棕壤、棕壤、褐土等地帶性土壤，以及紫色土、潮土、沼澤土、水稻土等非地帶性土壤。地質土壤的差異，使得流域內部各地域之間礦產、植被、物種等資源分布存在顯著差異。(3)水系河網方面。長江流域干流全長近6400km，上中下游各約長4500km、950km、938km;支流1萬余條，其中雅礱江、岷江、嘉陵江、烏江、沅江、湘江、漢江、贛江等8條支流流域面積大于80000km2，依次分布在長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同時，長江水系的河網密度也存在著地域差異，上游大部分地區的河網密度在0.5km/km2以上，山丘區可超過0.7km/km2，成都平原達1.2km/km2，而長江三角洲達6.4-6.7km/km2以上，其中杭嘉湖平原高達12.7km/km2，是全國河網最稠密的地區[11]630-637。
自然條件的差異無疑給長江流域內部各地域的人們提供了不同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也決定了他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性。最初，長江流域的先民們開始從山洞里走出，并朝著江河流域遷徙，形成早期的聚落，使得原始社會形態出現在長江流域。自新石器時代起，先民們在長江流域的不同地域，基于各自的自然條件創造出不同的文明，形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不同的共同體”，比如下游江浙一帶的河姆渡文化，中游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以及中游偏西直達上游川東地區的大溪文化，等等。這個時期，長江流域各地域之間自然條件的差異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性，“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5]407。而且，隨著“產品的互相交換”的日益發展，偶然的零散的交換活動演變為頻繁的集中的交換活動，呈現出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2]150的景象。于是，自然條件差異性推動社會分工在長江流域內部“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各地域之間產生，從而使長江流域分工得以形成。
(二)長江流域分工演進推動長江經濟帶的孕育生成
長江流域分工演進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商周以來，逐漸形成的小農經濟結構使得馬克思所稱的“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13]20在長江流域普遍呈現。而且，在隨后漫長的數千年里，整個社會的分工演進普遍受制于自然經濟。但是，相較其他區域而言，長江流域擁有人口聚集和交通條件的優勢，進而擁有更高的交往程度。一方面，隋唐以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使得長江流域的人口聚集程度進一步提高。長江流域上中下地區人口分布密度，從西漢時期的15.3人/km2、10.1人/km2、13.6人/km2，上升為南宋時期的27.2人/km2、14.8人/km2、22.7人/km2。[14]而且，根據胡煥庸先生的測算數據，在清代1830—1839年期間，長江流域上中下地區人口分布密度已經提升為65.6人/km2、132.8人/km2、326.8人/km2[14]。1820年，在當時近300個二級行政區中(府、州、廳)，有10個二級行政區人口分布密度超過500人/km2，而分布在長江流域的就有9個[15]56。另一方面，長江流域交通運輸條件優越。長江水運一直都是中國內河航運最發達的水系，支流1萬余條，通航河流高達3600余條。不僅如此，晚近以來，隨著交通技術革新特別是鐵路交通的興起，長江流域鐵路運輸極大彌補了流域內部以畜力和人力為主的傳統陸運的不足。作為建國前長江流域鐵路的兩次建設高潮，在1898—1913年和1928—1937年兩個期間，長江流域就分別新建鐵路約2800公里和2380公里，前后主要建設南北向縱貫線和東西向鐵路干線，鐵路建設的進度和密集度都高于當時全國平均水平[14]。于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關闡釋相契合，不斷聚集的人口數量和不斷改良的交通條件共同助推長江流域內部交往的深化與廣化，進而提升流域內部“分工的發展程度”，并推動長江流域發展不斷掙脫自然經濟的束縛。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橫跨古今的長江流域分工演進，那么長江流域也就不會日益發展繁榮，也就不可能有現實中長江經濟帶的形成和理論上長江經濟帶范疇的提出。新中國建立以后，如何更好促進長江流域分工演進，統籌規劃長江流域綜合開發和可持續發展，從而激發長江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無疑是當時黨和國家面對的一項重要任務。早在1958年，周恩來同志通過對長江流域實地考察，并聽取各方面意見，提出了長江流域“統一規劃，全面發展，適當分工，分期進行”的重要原則。改革開放以后，199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要“以浦東開放開發、三峽建設為契機，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條橫貫東西、連接南北的綜合型經濟帶”，首次明確長江經濟帶的范疇[16]。黨的十八大以來，長江經濟帶國家戰略得以催生和確立。2014年4月28日，李克強同志在重慶主持召開長江經濟帶11省市座談會，研究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問題。同年9月12日，國務院發布《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標志著長江經濟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2018年4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武漢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
(三)流域分工“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矛盾引致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長江經濟帶得到了長足發展。據統計，長江經濟帶GDP總量從1978年的1516.70億元增長至2017年的37.38萬億元，增長了246.46倍;2017年的GDP總量占全國的比重為43.70%。長江經濟帶的產業結構也在不斷提升，從三次產業增加值結構看，一二三產業比重從1978年的32.6:48.7:18.7演變為2017年的7.5:42.5:50.0。同時，長江經濟帶城市化率不斷提高，2017年達到58.59%。到2017年底，全國有14個城市的地區產值超過1萬億元，其中有9個分布在長江經濟帶[17]。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正是長江流域分工在利益創造方面的激勵效應發揮，推動了長江經濟帶的發展繁榮。與此同時，長江流域分工又在發揮出利益享有方面的分化效應。這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推動著長江經濟帶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矛盾的演變。而且，在現實發展中，面對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總是呈現為單個地域“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特殊的、對他們來說是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10]85。這些特殊利益不斷強化，阻礙了長江經濟帶共同利益的實現，使得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的矛盾在長江經濟帶發展中的局部領域不斷凸顯，并引致出一系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具體而言，這些問題主要包括：(1)生態環境問題。長江經濟帶雖然歷經多年建設，但是傳統發展方式仍未根本轉變，生態環境形勢嚴峻。長江流域每年接納廢水量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部分支流水質較差，湖庫富營養化未得到有效控制，中下游湖泊、濕地功能退化，水生生物多樣性指數持續下降。(2)產業同構問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長江經濟帶發展無序低效競爭、產業同構等問題仍然非常突出，一些地方在實際工作中出現圈地盤、搶資源、條塊分割、無序競爭的情況，還存在搶占發展資源、缺乏協作精神、破壞產業鏈條的連接和延伸等問題”[1]。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各地域產業同構問題十分突出，不僅造成地域之間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而且加重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導致長江經濟帶結構性矛盾加劇。(3)發展不協調問題。長江經濟帶東、中、西部地區在經濟實力、城市化、產業結構以及技術創新方面均呈現較明顯的梯度差異。以人均GDP的三大地區差距為例，2017年長江經濟帶東部與中部、東部與西部、中部與西部之間的人均GDP絕對差值分別達到53664.35元、60388.22元和6723.87元[17]。同時，長江經濟帶“區域合作虛多實少，城市群缺乏協同，帶動力不足”[1]，表現為發展協調性滯后。
可以發現，在生態環境問題方面，流域分工體系受制于特殊利益訴求，呈現為人與自然矛盾突出、發展不可持續的分工格局，使得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陷入“公地悲劇”，生態環境共同利益遭受妨害;在產業同構問題方面，長江經濟帶各地域在各自特殊利益的驅使下不免采取“以鄰為壑”的短視行為，產業布局也就難以做到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在發展不協調問題方面，各地域的特殊利益使得流域分工在長江經濟帶利益享有方面的分化效應不斷顯現，不僅造成長江經濟帶內部地域之間的梯度位差，而且反過來抑制長江經濟帶利益創造的總量擴容。質言之，當前長江經濟帶一系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背后，體現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流域分工的“共同利益—特殊利益”邏輯，深層反映著局部領域出現的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錯位與失衡。這些問題顯露出當前長江經濟帶流域分工體系存在的不合理之處，即無法實現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關系均衡。于是，在短視的、片面的特殊利益支配下，長江經濟帶內部呈現出原子式的行為傾向，造成共同利益的旁落。
三、流域分工視角下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保障與路徑
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8]1364。在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時代背景下，長江經濟帶亟待破解“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成為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這就要求我們從長江經濟帶生成、發展及其問題的具體情況出發，并深入到流域分工層面，通過緊扣基本前提、夯實重要保障、明確具體路徑，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一)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尊重自然條件差異性對流域分工的基礎功能
長江經濟帶內部各地域的資源稟賦、區位稟賦等自然條件差異性，構成了流域分工形成的自然基礎。隨著技術創新不斷弱化自然條件稟賦的限定作用，長江經濟帶內部現有流域分工體系存在著超越自然條件差異性的傾向。但是，對于長江經濟帶內部各地域而言，全然不顧自然條件差異性，不講因地制宜的原則，必然扭曲自身在流域分工體系的定位，也必然導致盲目跟風、一哄而上的失序局面產生。比如，一些地區不顧自身自然稟賦和生態環境承載力，極力扶植缺乏基礎和支撐的相關產業和項目，導致發展后繼乏力甚至生態環境破壞;再比如，一些地區發展港口經濟，競相通過政府高補貼來彌補區位短板，采用不可持續的方式來擴大輻射范圍，不僅引發各港口之間的“補貼戰”，而且導致企業“舍近求遠”異地出港等怪象頻發，造成資源錯配和效率低下。這些忽視流域分工基礎、違背流域分工規律的做法，必然使得長江經濟帶內部流域分工體系陷入失序狀態。
因此，新時代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尊重自然條件差異性對流域分工的基礎功能。在將各地域放在長江經濟帶建設“一盤棋”中推進差異化協同發展時，不僅要結合各地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而且要充分考量各地域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等自然條件差異。具體而言，長江經濟帶各地域要積極探索路徑方法，因地制宜推進分工定位的自我校準，充分利用好各自自然條件的“綠水青山”，并將其轉化成實現新供給、滿足新需求的“金山銀山”，以之形成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點。同時，要準確把握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的具體情況，牢牢堅持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的“底線思維”，既不能固守現有分工格局而停滯不前，又不能盲目冒進而加重分工無序狀態，而是結合各地域自身自然條件進行分工調整，積極推進長江經濟帶流域分工秩序重塑。在此基礎上，以“點”的地域分工定位校準來推動“面”的流域分工體系優化，從而支撐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二)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發揮交通基礎設施新供給對流域分工的促進作用
人口聚集和交通條件是提升流域內部交往程度和促進流域分工的重要因素。從短期來看，一個地區的人口聚集難以發生顯著變化。因此，對于長江經濟帶而言，內部流域分工演進與自身高質量發展都應從交通條件方面獲取助推力。不容置疑的是，近年來長江經濟帶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運輸能力大幅增強，并且已經初步形成了水路、鐵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種運輸方式協同發展的綜合交通網絡。但是與此同時，長江經濟帶現有交通基礎設施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仍然難以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充足的保障。以當前嚴重制約長江航運的三峽船閘梗阻問題為例，這一問題充分暴露了長江經濟帶航運效率不高、各種交通運輸方式銜接特別是鐵水銜接協調不暢、跨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亟待加強等問題。另外，長江經濟帶交通基礎設施供給還存在著高等級航道比重較低、城際城鄉交通網絡功能較弱等短板[19]。
正如法國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亨利·列斐伏爾所說的，“對交通工具、建筑、道路和公路的消費”，已經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名副其實的空間的生產性消費”[20]105。長江經濟帶交通基礎設施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不足，引致出流通不暢、成本偏高等問題。因此，要扎實推進《長江經濟帶綜合立體交通走廊規劃》等提出的建設工作，加快建成橫貫東西、溝通南北、通江達海、便捷高效的長江經濟帶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并積極運用交通運輸新技術變革帶來的“新的生產力”，提升流域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以之推進長江經濟帶現代化交通運輸體系建設。具體而言，要提升長江黃金水道的航運效率，加快鐵路水路有效連接的聯運系統建設，有效破解航道梗阻問題;要統籌推進長江流域支流高等級航道建設，提升高等級航道比重，并逐步形成高級別航道網絡體系;要加快城際之間鐵路公路建設，繼續推進鄉村通暢工程，進一步提升長江經濟帶城際城鄉交通網絡功能。在此基礎上，以現代化交通運輸體系建設支撐長江經濟帶現代化分工體系建設，以交通基礎設施新供給促進流域分工良性演進，從而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三)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路徑：在流域分工新格局構建中實現“共同利益—特殊利益”關系均衡
長江經濟帶局部層面出現的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錯位與失衡，引致出長江經濟帶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如果不施加必要的引導與調整，流域分工舊格局延續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傳統發展模式再生產勢必導致矛盾激化甚至危機生成。這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警示的，“長江沿岸長期積累的傳統落后產能體量很大、風險很多，動能疲軟，沿襲傳統發展模式和路徑的慣性巨大。但是，如果不能積極穩妥化解這些舊動能，變革創新傳統發展模式和路徑，不僅會擠壓和阻滯新動能培育壯大，而且處理不好還會引發‘黑天鵝’事件、‘灰犀牛’事件”[1]。因此，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路徑，就是要緊扣長江經濟帶發展中局部領域的突出問題，進一步推進流域分工良性演進，在流域分工新格局構建中實現“共同利益—特殊利益”關系均衡。具體而言，主要從如下路徑切入：
一是面對生態環境問題，要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導向，積極通過長江經濟帶內部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關系調整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離不開“人與人的和解”，需要對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進行“綠色變革”，即生產方式綠色化與消費方式綠色化[21]。因此，推進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不僅要抓住綠色生產方式維度，而且要抓住綠色生活方式維度。一方面，要促進長江經濟帶綠色新型工業化、綠色城鎮化、綠色信息化和綠色農業現代化的綠色生產方式轉變;另一方面，要在長江經濟帶探索節約型機關、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以及綠色出行等方面的綠色生活方式轉變思路。通過綠色生產和綠色生活兩端牽引發力，不斷強化生態環境的共同利益，帶動長江經濟帶流域分工格局調整。在此過程中，促使長江經濟帶內部逐漸形成“聯合起來的生產者”，而“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22]928。
二是面對產業同構問題，要堅持“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實現產業錯位發展和產業差序體系構建。破解產業同構問題，關鍵在于抵制長江經濟帶內部特殊利益引致出的地方保護主義和“諸侯經濟”傾向，管制各級地方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干預，以之清除長江經濟帶內部市場壁壘，推動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與此同時，要引導長江經濟帶各地域緊扣科技發展新前沿，通過破除舊動能和培育發展新動能來打造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積極推進產業升級和產能變革。在此基礎上，借助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巨大勢能，厚植長江經濟帶產業發展實力，加快建設長江經濟帶各地域之間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關系均衡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從而在產業層面助推長江經濟帶流域分工深化和高質量發展。
三是面對發展不協調問題，要引導長江經濟帶各地域正確處理自身特殊利益與全局共同利益的關系，將自身發展積極融入長江經濟帶整體的協同發展。正如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長江經濟帶作為流域經濟，涉及水、路、港、岸、產、城等多個方面，要運用系統論的方法，正確把握自身發展和協同發展的關系”[1]。一方面，要充分尊重長江經濟帶各地域促進自身發展的意愿和訴求;另一方面，要強調各地域從共同利益出發，樹立“一盤棋”思想，真正做到全流域、跨區域的戰略性統籌協調。在此基礎上，推動長江經濟帶有機融合和協調發展，既要有效抑制流域分工的利益分化效應，又要在利益共享中進一步激發流域分工的利益激勵效應，從而調整實現長江經濟帶內部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關系均衡，努力將長江經濟帶打造成為均衡協調的高質量發展經濟體。
四、結語
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既是一場攻堅戰，更是一場持久戰，需要我們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流域分工的理論內涵，并在實踐中深入發掘和有效釋放流域分工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變革力和驅動力。要深入到長江經濟帶流域分工層面，尊重自然條件差異性對流域分工的基礎功能，發揮交通基礎設施對流域分工的促進作用，并在流域分工新格局構建中實現“共同利益—特殊利益”關系均衡，以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此基礎上，以長江經濟帶現代化流域分工體系建設支撐和牽引長江經濟帶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促進長江經濟帶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協同提升，不斷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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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學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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