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科學判斷是確定我國今后工作目標和任務的基本依據。從經濟層面看，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在于轉變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
一、何為高質量發展
唯物史觀闡明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變發展的進步過程，其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馬克思揭示了技術變革和生產力發展與社會制度演變之間的內在關系。他指出：“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具體到一種社會形態內部，也會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而發生局部性或階段性的變化，這也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是新技術革命不斷深化這一大背景下中國崛起必然要進入的發展階段。與高速增長階段相比，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更加突出的社會主義特征。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高質量發展是質量和效率的統一
從本質上講，發展意味著社會物質財富(包括產品和服務)量的增加和質的提升，從而使社會成員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滿足。高質量發展一方面指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結構的提升，社會公眾從生活消費品的數量增加階段發展到品質提升階段;另一方面是指社會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全方位改善。馬克思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的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的內容。” 但是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財富以商品形式呈現，產生了交換價值。對于商品生產者而言，其財富更多地體現為所生產的商品能夠交換到其他商品的數量和質量，而不僅僅是自己生產的商品本身。這時財富的概念就有了兩重內涵：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交換的擴大需要一個統一的交易尺度，于是就形成了作為交換價值一致性基礎的價值，并最終固定到貴金屬上，成為獨立的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這就是貨幣。至此，社會財富的內涵進一步轉變，金錢成為社會財富的主要標志，作為其物質基礎的使用價值則被虛化。財富內涵由使用價值到價值的演變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有其積極意義。在市場競爭中，商品生產者要想用自己的產品交換到貨幣，不僅要在使用價值層面滿足貨幣所有者的需要，而且要求交換的貨幣數量不能高于同類商品生產者。如果生產成本能低于同類商品生產者，就會獲得超額價值。這就對商品生產者形成外部約束和激勵，促使商品生產者通過改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提高勞動效率，并最終推動全社會生產效率提高。一般而言，高效率意味著等量勞動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使用價值。因此，效率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
但如果把財富標準單一化為金錢，就是本末倒置，就會產生片面性，從而降低發展質量。首先，在市場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金錢的過度追求往往導致經濟過度虛擬化，造成流通領域和金融領域價值空轉、投機盛行，產生大量經濟泡沫。相當多的虛擬經濟雖然從統計數字上形成GDP的積累和增長，但真正的社會財富并未增加。當虛擬經濟過度泛濫，泡沫破裂時，會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反復爆發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正是這種片面性的消極后果。這樣的發展不屬于高質量發展。其次，財富標準單一化刺激了人們的逐利心理，當這種情況畸形發展時，會走向財富的反面。如制毒販毒、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各種違法犯罪活動，不僅減損了社會財富，而且加大了社會治理成本，降低了公眾的福利，損害了發展質量。再次，私有制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的個體劃分和對立經常導致商品生產者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惜犧牲公共利益，產生負外部性，如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等，從而損害了公眾的生活質量。
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高質量發展應當是兼顧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層面的發展，是質量標準和效率標準的統一。在新時代，人民的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發展的根本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關注GDP和利潤，而且更加關注財富的物質內容以及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把使用價值層面的發展放在突出地位;不僅關注發展效率，而且更加關注發展質量，是質量和效率的統一。
(二)高質量發展必須是創新驅動的發展
馬克思十分重視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分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對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創新的作用作了具體闡述。這對于我國通過創新驅動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啟示。
首先，馬克思在闡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概念時，就隱含地談到創新對個別商品生產者的重要意義。他舉例說，英國普遍使用蒸汽織布機后，花費的勞動只有手工織布的一半，那么依然采用手工織布的工人其單位勞動創造的價值只相當于過去的一半 〔2 〕52。在闡述超額剩余價值這一概念時，他又舉例說明，個別資本家采用效率更高的生產技術后，單位時間能夠生產更多的商品，商品的個別價值就會低于它的社會價值，但商品仍按社會價值出售，社會價值高出個別價值的部分就是超額剩余價值。馬克思指出：“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余資本家在一個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余勞動。” 〔2 〕370總之，個別商品生產者通過創新不僅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還能夠獲得超額收益，是發展質量不斷提高的發展方式。
其次，馬克思通過分析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具體過程，揭示了創新擴散和全行業技術進步的影響。他指出，當一種新技術被全行業采用時，商品的社會價值降低，超額剩余價值消失。但隨著部門勞動生產力提高，以及必要生活資料價值降低，資本家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地延長剩余勞動時間，從而提高剩余價值率。馬克思指出：“相對剩余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它隨著生產力提高而提高，隨著生產力降低而降低。” 也就是說，創新擴散和全行業技術進步既能夠創造更多財富，也能夠增加全行業剩余價值或利潤，能夠提高發展質量。
再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動態過程進行了深入分析，闡明了技術進步對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按其實現途徑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資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 在資本主義內在的逐利機制和外在的競爭壓力的作用下，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通常會伴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表現為內涵式擴大再生產。他指出：“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 他還區分了作為勞動生產率增長條件的生產資料和作為勞動生產率增長結果的生產資料，在馬克思眼中，機器設備和運輸工具等集中體現生產技術水平的生產資料的變革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他進一步指出：“不管是條件還是結果，只要生產資料的量比并入生產資料的勞動力相對增長，這就表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在馬克思看來，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個別企業擴大再生產還是社會擴大再生產，都建立在技術進步基礎上，都會提高勞動生產率，都會改進發展質量。
馬克思闡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根本上要靠創新和技術進步，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轉變根本上要依靠創新和技術進步基礎上的生產力變革。我們能否打破發達國家對中高端產業的壟斷和封鎖，順利跨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成為世界一流強國，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自主創新能力。所以，創新對于我國突破發展瓶頸，真正實現崛起具有決定性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創新的重要性。2018年3月7日，他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的審議時指出：“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中國如果不走創新驅動道路，新舊動能不能順利轉換，是不可能真正強大起來的，只能是大而不強。”2018年6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濟南考察浪潮集團高端容錯計算機生產基地時指出：“創新發展、新舊動能轉換，是我們能否過坎的關鍵。要堅持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大力培育創新優勢企業，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創新的論述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揭示的規律是完全一致的。
(三)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人的異化，也就是人的工具化和非人化。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勞動者主體的雇傭工人階級。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處于資本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成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服從資本增值的需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奴役是這兩大階級對立和斗爭的根本原因，無產階級最終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恢復人的主體性和中心地位，建立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根本宗旨的共產主義社會。早在1843年5月，馬克思在致盧格的信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系統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下，不僅工人的勞動產品，而且工人勞動活動，甚至連工人本身也成為資本的所有物。不僅如此，資本通過無償占有工人勞動而不斷積累和壯大，也就是說，資本作為工人勞動的產物成為一種對工人而言異己的、敵對的力量，反過來控制、支配和剝削工人，工人成為自己勞動產物的奴隸。馬克思指出，由于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勞動的自我異化，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系列荒謬現象：“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馬克思認為未來共產主義將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而消除異化勞動。他指出：“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 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替代，其本質特征是恢復人的主體性和中心地位。在馬克思晚年寫作的《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依然堅持以人為中心。他指出，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由于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勞動依然是謀生的手段，社會消費品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社會成員的經濟權利事實上是不平等的，人的中心地位還沒有得到完全彰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是否以人為中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重要區別。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功，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毋庸諱言，我們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例如，我國的出口商品之所以能夠長期以價廉物美在國際市場形成競爭優勢，是以大量廉價勞動力為支撐的。因為在我國總體技術水平落后的條件下，廉價勞動力是我國最大的比較優勢。進入新時代以來，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總體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變，供求結構之間、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突出。從總體上看，這都是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著力點，提升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二、為何堅持高質量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階段性變化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深刻理解中國從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性。
(一)資本主義從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轉向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揭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向高質量發展過渡的必然性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企業剩余價值生產方法時指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資本家主要是通過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來攫取剩余價值，即絕對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但是，勞動時間或工作日的延長有一個“最高界限”，“這個最高界限取決于兩點。第一是勞動力的身體界限。……除了這種純粹的身體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長還碰到道德界限”。這就是說，靠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來提高剩余價值率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資本家無止境地追求剩余價值的動機是不可遏制的。這是由兩方面的原因決定的。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即獲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標和動力，決定了資本家必然會千方百計地提高剩余價值率;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競爭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也驅使資本家努力提高剩余價值率。因此，“它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這一過程首先是從個別資本家通過改進生產技術等創新手段降低自己商品的個別價值來獲取超額剩余價值開始的。隨著技術擴散和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商品的社會價值降低，個別資本家的超額利潤消失，資本家逐步轉向以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為主，即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地延長剩余勞動時間來增加剩余價值生產。與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比，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可謂是高質量發展，因為它在不延長工人勞動時間、不降低工人工資水平，甚至在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提高工人工資水平的前提下提高剩余價值率。資本主義從絕對剩余價值生產階段發展到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階段具有歷史必然性，它既是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工人購買力的稍許提高和閑暇時間的增加，也多多少少延緩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
雖然馬克思分析的是資本主義經濟，但他同時揭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生產方式演進的一般規律。我們可以用類似的比較來分析當前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資本和技術都嚴重短缺，唯一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就是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在面向全球市場的競爭中，我們很自然地選擇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鞋帽、玩具等產業起步，發揮我們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的優勢，通過在沿海地區發展出口加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為進一步發展產業體系上游的機械、電子加工制造打下基礎，推動產業逐步升級。這一階段我國的發展模式有點類似于早期資本主義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只能選擇這樣的發展路徑。一旦資本積累和技術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我們就必須改變過去粗放式的增長模式，大力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在高標準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條件下增強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實現人民生活改善和企業效益提升的雙贏。這就是我們當前講的高質量發展。由此可見，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既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生產方式發展的一般規律，也符合中國當前發展的現實要求。
(二)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轉向壟斷階段對我國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重要啟示
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還處于自由競爭階段，但壟斷現象已然大量存在，馬克思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資本論》中分析了土地、礦山等自然壟斷現象以及技術和生產方法改進形成的壟斷。馬克思已經認識到壟斷給企業帶來的巨大利益。例如，他在分析商人資本的周轉時指出：“如果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特別是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同一產業資本一年內不是周轉兩次，而是周轉四次，它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從而利潤，就會增加一倍;并且，只要這個資本對那種會加速它的周轉的改良生產方法擁有壟斷權，這一點就會清楚地表現出來。”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了壟斷階段。列寧指出：“事實證明，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別，例如實行保護主義還是實行自由貿易，只能在壟斷組織的形式上或產生的時間上引起一些非本質的差別，而生產集中產生壟斷，則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隨著工業壟斷資本和銀行壟斷資本融合生長，產生了金融壟斷資本和金融寡頭。金融寡頭通過參與制的方式，以少量資本控制著眾多的子公司和孫公司，形成一個龐大的壟斷組織。它們憑借自己的壟斷地位，制定壟斷價格，獲取遠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壟斷組織不僅控制國內市場，還通過資本輸出瓜分世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攫取高額壟斷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資本與資產階級國家相結合，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在全球范圍謀求并加強自身的壟斷地位，利用壟斷價格從不發達國家榨取巨額利潤。
我們反對壟斷資本主義對世界人民的超級剝削和榨取，但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日益發展的今天，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必須鼓勵國內行業龍頭企業建立壟斷地位，并通過技術創新進一步做大做強，在國際市場上打造壟斷性競爭優勢，這樣才能有效維護自身利益。這是當前我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由之路。馬克思深刻闡明，在自由競爭條件下，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一般利潤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他分析了避免利潤率下降的各種例外情況，如勞動剝削程度的提高、對外貿易的擴大，等等。在分析平均利潤形成時，馬克思還指出，要使商品價格接近于符合它們的價值，“就出售來說，沒有任何自然的或人為的壟斷能使立約雙方的一方高于價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價值拋售”。反過來講就是，企業要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高額利潤，需要有一定的市場壟斷地位。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講的幾個例外情況仍然存在，但憑借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卻成為大企業的常態。表面上看，西方大企業更多地依靠技術領先優勢獲取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但要建立和鞏固技術領先優勢，就需要大量的、持續的研發投入。而要保證這一點，企業必須有壟斷性的市場地位，有穩定的高額利潤來支持技術研發。高額穩定的研發投入支持下的強大研發能力反過來又進一步鞏固了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所以，壟斷才是西方大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的關鍵。這一點對我國有深刻的啟示。
過去40年，我國更多地是憑借低勞動力成本和低價格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展開競爭。企業雖然起步容易，但由于利潤微薄，始終難以做大做強，形不成壟斷性市場地位，因而很難經受住市場變化的考驗，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這種低質量的發展模式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諸多消極后果。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相關研究表明，20世紀80年代早期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僅為0.30左右，到2017年達到0.467。其次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依然十分嚴重。低生產成本是以高環境成本為代價的。無節制的污染物排放導致大氣、水和土壤遭到嚴重污染。近年來雖然我國加大了環境治理力度，但目前我國生態環境問題依然十分突出。以大氣污染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報告，2015年全國PM2.5年平均濃度未達標的城市高達262個。再次是資源消耗巨大，利用效率偏低。《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7》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量30.53億噸油當量，占世界的比重為23.0%;美國一次能源消費量為22.73億噸油當量，占世界的比重為17.1%。據世界銀行統計，2016年我國GDP約為11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為14.84%;美國GDP為18.03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為24.32%。由此推算，中國每萬美元GDP能耗為2.78噸油當量，美國為1.26噸油當量。中國單位GDP能耗是美國的2.2倍。最后是中低端產品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緩慢。長期以來，我們迷戀于低價格優勢，沿海地區大量發展服裝、鞋帽、玩具和中低端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隨著印度、東南亞國家及部分非洲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增長，中低端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我國的競爭優勢逐步被削弱，產能過剩的局面越來越嚴重。由于資本積累和技術積累不足，大多數企業自我發展能力有限，轉型升級步履維艱。時至今日，過去的低價格、高消耗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變得越來越不可持續，我國面臨著產業升級的巨大壓力。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一些發展經驗，通過金融部門和政府的扶持，鼓勵我國的行業龍頭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形成寡頭壟斷格局，加大技術創新力度，以壟斷性的先進技術為基礎，通過高質量發展在國際市場上重塑競爭優勢。這是我國必須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鼓勵壟斷絕不是要限制競爭，而是要改變競爭方式，變價格競爭為質量和技術競爭。
三、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要從高速增長階段順利過渡到高質量發展階段，關鍵在于轉換發展動能，由低端要素投入驅動為主轉向高端要素投入即以創新驅動為主。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從多個方面精準施策。我們認為，從長遠看，以下幾點是至關重要的。
(一)切實踐行新發展理念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從宏觀視角全方位地確定了我國現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為我們指明了今后一個時期發展的方向、道路和邊界。我國經濟要順利實現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就必須切實踐行這五大發展理念。
踐行創新發展理念，就是要以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求為引領，以提供高質量的產品為目標，建設多層級的創新體系，打造激勵創新的長效機制，形成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當前的重點是發揮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協同攻關，在一些關鍵性技術和前沿性領域取得實質性突破，打破國外的技術封鎖，為我國企業在技術進步的前提下在國際市場重新贏得甚至取得更大競爭優勢打下堅實基礎。
踐行協調發展理念，當下的重點是要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上，積極發揮政府的宏觀管理和總體統籌功能，通過政府調節和引導，推動企業轉型升級，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通過農村體制改革以及脫貧攻堅、振興鄉村等行動，解決城鄉發展不協調問題;通過跨區域協作、政策傾斜等手段鼓勵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資本和人才向中西部流動，創新發展適宜中西部地區開展的產業，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目前就是要守住環保底線，嚴格執行排污標準，堅決淘汰治理難度大、污染程度高的產業，同時積極培育發展新興綠色環保產業，形成市場化的防污治污機制和手段。依靠技術進步，加強廢棄礦山和土地修復和再開發，加強各類廢棄物的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
踐行開放發展理念，當前就是要在可控的前提下積極向國外開放各類市場，同時要求國外對等地向我國開放市場。利用國外的生產要素彌補國內的不足，利用國際市場調節國內的供求。積極吸引符合我國發展方向的外國企業和個人來華發展，同時鼓勵我國企業積極開拓國外市場，并且竭力維護我國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的合法利益，支持國內企業對抗外國政府的惡意打壓行為。積極利用全球生產要素和全球市場來解決我國發展中的問題。
踐行共享發展理念，當前重點是要解決好教育、醫療和養老等人民群眾十分關注的重大民生問題，充分發揮各級政府統籌協調資源的能力，把解決好重大民生問題放到政府工作的首位。同時，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覆蓋面，提高保障度，要讓社會弱勢群體分享到更多的發展成果。
(二)下大力氣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筆者贊同簡新華教授的以下觀點：習近平新時代開始的新時期的一個主要任務應該是糾正過去40年發展過程中積累的一些問題或偏差。其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差距過大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會引發眾多社會問題。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關鍵，在于提高低收入群體，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收入。這不僅是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了，可以為企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需求，也有利于企業順利轉型升級。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按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2018年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6440元，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后者是前者的11倍。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是難以保障他們過上美好生活的。因此，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也許有人擔心提高一線勞動者的工資會增加生產成本，從而削弱我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這種擔心是多余的。馬克思曾經反駁過這一觀點。英國1848年實行了十小時工作日法令，“實行這一法令，意味著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業中，而是在英國賴以統治世界市場的主要工業部門中突然和強制地提高工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群起反對，“說這會使積累減少，價格提高，市場喪失，生產縮小，從而會引起工資降低，弄得徹底破產。他們甚至聲稱，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的最大限度法令與這個法令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說得有理。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工作日雖然縮短了，工廠工人所領的貨幣工資卻提高了;工廠中的在業工人數目大大增加了;工廠產品的價格不斷地降低了;工廠工人的勞動生產力驚人地發展了;工廠產品的銷售市場空前地日益擴大了”。
(三)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力軍作用
現階段，我國國有企業雖然數量上不占優勢，但是在我國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關鍵領域具有很強的控制力。它們在經營規模、盈利能力、技術實力和人才儲備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優勢，是現階段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中堅力量，也是引領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主力軍。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要改變我國大而不強的現實，靠高質量發展贏得競爭優勢，就必須在那些統治和引領國際市場的關鍵性行業打造我國企業的領先地位，占領國際市場的價值高地。而要做到這一點，這些產業和企業首先要在國內經濟中占居壟斷性支配地位。正如恩格斯對當時英國的評價：“由于產業革命，英國賴以奪取和統治世界市場的工業，成了英國生產上起決定作用的部門。英國的繁榮完全取決于它的工業的盛衰，隨工業的變動而變動。” 就目前來看，我國只有國有企業具備這樣的條件。要推動國有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打造它們在主導產業和關鍵行業的壟斷地位。
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也比較契合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國有企業不同于民營企業的特點在于，它不僅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而且還是承擔公共服務職能、謀求公共利益的重要主體。因此，它不僅追求市場利潤，而且追求產品質量;不僅追求價值，而且追求使用價值。它更能夠反映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目標，更能夠體現質量和效率的統一，更有條件成為創新驅動的踐行者。因此，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四)強化黨的全面領導和頂層設計
當今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際經濟競爭早已不是單純的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甚至以國家聯盟(如歐盟)的形式展開競爭。資產階級國家政府不僅站在企業背后，以各種形式支持本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競爭，而且公開出面為本國企業在國外的擴張鋪路搭橋。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經濟要順利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須全國一盤棋，發揮整體優勢。這就需要在中國共產黨這個堅強領導核心的全面領導下，通過科學的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統籌協調各方面的力量，理順各種關系，集中攻克阻礙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各種技術難關，協調解決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問題。如果沒有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各個單位各個地方各自為政，不僅不可能形成合力，而且還會發生內訌相互消耗。恩格斯就曾指出：“如果巴黎公社的權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末，它就會戰勝資產者。勝利以后，我們可以隨意組織起來，但是，為了進行斗爭，我認為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擰成一股繩，并使這些力量指向同一個攻擊點。”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