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歸后的治理問題上，香港的復雜性顯然被估計不足，這主要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歷史和文化這三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經(jīng)濟，特別是房地產(chǎn)。
一、香港的所謂“自由經(jīng)濟”就是強盜資本主義
香港曾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并且在大陸支持下頂住了亞洲金融風暴。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連續(xù)多年評香港為經(jīng)濟自由度全球第一，將其立為全球自由經(jīng)濟的楷模。
什么叫經(jīng)濟自由度?就是政府在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實行了全世界中等以上經(jīng)濟體獨一無二的政策，一個是單一稅率制，一個是沒有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社保制度使窮人在老、病和失業(yè)狀況下得不到基本保障，這是中下階級這一頭。而單一稅率是指，和美國歐洲包括英國的制度相比，沒有資本利得稅，沒有遺產(chǎn)稅，沒有社會保障稅，也沒有累進稅，所有人，無論貧富按單一稅率交個人所得稅，現(xiàn)在稅率為15%。這是最大程度有利于富人的政策。
這兩個制度都是弗里德曼所極力主張的，并為它貼上了自由主義標簽，而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正是弗里德曼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的主要吹鼓手。
這個制度特別有利于香港的地產(chǎn)商，因為香港房地產(chǎn)的歷史很特殊，正是這個特殊的歷史和這個特殊的政策相加，使香港成為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qū)，首屈一指的強盜資本主義典范。
港島和九龍的土地在割讓給英國時就成了英國女王也就是英國政府的資產(chǎn)了，香港回歸后，這些資產(chǎn)成了香港政府的，或者說是香港政府代中央政府行使權力的資產(chǎn)。也就是說，港九土地是公共資源。
各國政府對待公共資源，按其稀缺程度采取不同政策。例如，美國早期，為吸引移民，曾宣布每個家庭贈送150英畝相當于900畝的土地。
關于美國的資源人口比，我們將另有文章介紹。許多人，當他拿美國和中國比時，他們總是忘了或故意忘了這個最基本的因素，這里說一點題外話，僅涉及土地資源。
至今，美國有普通耕地27億畝，特殊耕地18億畝，還有40億畝森林，35億畝草場，這還不算荒地。美國就是地太多，人太少，如果按中國每人1畝半劃耕地紅線(也就是中國18億畝紅線)，美國的45億畝耕地至少可以有40億畝可以用來蓋房子，平均每人13畝，每個3口家庭40畝。
實際上，美國蓋房子根本用不著動它的45億畝耕地，因為還有大量荒地可用。所以，美國沒有炒房團，根據(jù)席勒教授的計算，100年來，美國房產(chǎn)總增值率年平均在2%左右，遠低于其他資本投資回報。引發(fā)金融危機的房地產(chǎn)泡沫僅僅幾年就破滅了，原因很簡單，美國的資源人口比使美國的房地產(chǎn)根本就不是投機對象。
香港、大陸與美國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土地資源極度稀缺，同時，用于房地產(chǎn)開發(fā)的土地是公共資源。對于政府如何建立極度稀缺的公共資源的使用政策，可以作為參考的是各國城市出租車公司政策，因為房子和出租車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需，而且房子更重要。
城市道路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稀缺公共資源。我們在《公平，公平，還是公平》一文中曾分析了各國政府對以贏利為目的，占用稀缺公共資源的出租車公司的政策，這就是政府制定統(tǒng)一價格并通過“競入制”競價獲得準入，從兩頭擠壓了出租車公司的獲利空間，使其獲利大至相當于“資本成本”，也就是資本市場的平均利潤。我們也指出，世界各國的出租車公司，本質(zhì)上都是特許經(jīng)營。顯然，這是公平使用稀缺公共資源的合理政策。
香港的房地產(chǎn)，通過競價拿地，但并不限制價格，其結果是，下層居民被擠出房地產(chǎn)市場，中層居民付出沉重代價，大地產(chǎn)商獨享豐厚利潤。而單一稅率制使這一獨享更夸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歐美，由于實行累進稅，利潤豐厚的大資本家，其個人所得，至少在理論上，納稅額在50%以上，由于還存在遺產(chǎn)稅，其整個生命周期的稅額在70%以上，而香港只有15%。
這兩方面，即稀缺公共資源市場化的房地產(chǎn)政策和單一稅率，使得香港極少數(shù)地產(chǎn)商迅速暴富，使香港成為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qū)，這就是香港自由度第一的真實意義。
二、本質(zhì)上是安撫和收買而非福利政策的“公屋”和“居屋”計劃
我們在《中國是怎樣落入權貫資本主義陷阱的》一文中指出，巨大的貧富差距是一種社會成本，它必然帶來社會普遍的不滿和社會動蕩。
香港的問題比較特殊。香港是大陸解放后特意留下的一個對外窗口，大陸要借此拉攏英國在美國的全面封鎖中打出一個缺口，大陸的進出口，獲得國際情報，以及與西方的有限的政治交往，都要通過香港。大陸政府和港英政府都不希望香港生亂，都在通過自己的管道平抑民憤。
另一方面，香港經(jīng)濟一直就是趴在大陸身上的一個“吸血蟲”，大陸源源源不斷提供轉(zhuǎn)口利潤和廉價勞動力，香港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大陸。
在經(jīng)濟寄生和政治壓抑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香港下層階級中的不平不滿一直處于壓抑中，60年代曾暴發(fā)過，在港英政府的強硬鎮(zhèn)壓下和后來的兩個關鍵政策實施后被平抑了。這兩個政策，一個是對下層階級的安撫，一個是對上層階級的賄買。
對下層階級的安撫就是“公屋”計劃和后來的“居屋”計劃。
從50年代開始，港英政府推出“公屋”，也就是廉租房計劃，租金相當于市價的1/4，開始主要針對災民、搬遷居民和下層公務員，數(shù)量較少。
60年代的動蕩之后，1973港英政府成立房委會，統(tǒng)籌政府各部門的各自興建的公屋，并通過其執(zhí)行部門房屋署規(guī)劃興建公屋，使公屋大規(guī)模擴展到低收入階層，到97年香港回歸時，逐漸約有200萬、1/3的市民入住。
公屋計劃的本質(zhì)，是將本應由限制地產(chǎn)商利潤和個人收益以滿足的社會需求轉(zhuǎn)移支付給了政府。為什么港英政府要當這個冤大頭呢?這很好理解。
當時香港的地產(chǎn)商主要是英資，港英政府為維護英資地產(chǎn)商的利益，曾用斷電斷水等切斷公用設施的卑劣手段打擊霍英東等中資地產(chǎn)商。霍英東是最早進入地產(chǎn)業(yè)的華人，是第一屆地產(chǎn)商會的主席，在港英政府的打擊下差點破產(chǎn)，以后退出了地產(chǎn)業(yè)，以至現(xiàn)在巨富地產(chǎn)商竟沒有霍家大名。
港英政府就是為英國資本家服務的，英國資本家在香港賺的錢，大部分都回哺了英國。而現(xiàn)在，華人資本家在香港和大陸賺了錢也要回哺英國，這對香港和大陸政府是怎樣的一種諷刺。
港英政府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收買人心。香港回歸問題已見端倪，英國政府要借此增加自已的討價還價能力，至少也是給大陸政府打下一個“楔子”。顯然，英國人不愧為老辣的殖民者，這兩個目的都很好地達到了。
房委會運營公屋，除政府提供免費土地和低息貸款外，房委會通過出租公屋配套設施如商場、街市鋪位及停車場等來補貼公屋運營。這些出租設施的本質(zhì)，是低收入者自已補貼自已，入不敷出是必然的，70年代末，公屋逐漸成了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
1978年，房委會推出“居屋”計劃，以市價70%的價格出售，其獲利用以補貼公屋。到2003年居屋計劃停止時，共推出超過42.2萬個房屋單位，有100多萬人入住，住在公屋和居屋中的香港市民已達51%。
我們可以看到居屋計劃類似于出租車公司的政策，居屋按市價70%的價格出售，這是一種不固定的價格限制，其作用是保證政府的一個重要收益，就是市場價格的土地出讓金，它相當于出租車公司的競價準入金，也就是稀缺公共資源的占用費。
同時，政府也得到了一筆經(jīng)過測算確定的，相當于資本成本的利潤。在1988年之前，這兩筆費用都用于補貼公屋運營，因此，公屋和居屋都得到較快發(fā)展。
我們可以看出，“居屋”的本質(zhì)，是由下層中產(chǎn)階級補貼底層階級。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個補貼的擴展效應：
首先，它對下層中產(chǎn)階級也有益處，因為在原來的房地產(chǎn)政策下，下層中產(chǎn)階級根本買不起房，他們的唯一出路就是跌入底層。
其次，對中上層中產(chǎn)階級而言，“居屋”的推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商品房價，使他們減輕了置業(yè)負擔。
“居屋”政策使政府獲得了市場價的土地出讓金和相當于資本成本，也就是10%左右的利潤，而它的價格是市場價的70%，也就是說，香港地產(chǎn)商的利潤率在40%以上，它享受全世界最低的稅率，而它出售的是稀缺公共資源，也就是說，香港地產(chǎn)商是把稀缺公共資源在最高利潤率和最低稅率的情況下裝到自己口袋里。盡管他們發(fā)了大財，但他們并不是責任人，港英政府才是這個全世界最不公平政策的主要責任人。
但是，“居屋”在“量”和“價”上都給商品房造成一定沖擊，因此，第三，相比于原政策，大地產(chǎn)商理論上也減少了收入。
所以，綜合起來說，“居屋”政策也可以看成是全社會給予底層階級的補貼。雖然它遠說不上是一個公平的政策，但也可以說是向著公平跨進了一步。
這一切在1988年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香港回歸大陸的前景明朗后，英資紛紛布局撤資。港英政府與房委會在1988年達成財政安排并于1994年達成補充協(xié)議，其主要內(nèi)容是：
1、政府對房委會之前的部分投資135億港元，成為無息永久資本。
2、由前“居者有其屋計劃基金”轉(zhuǎn)撥的28億港元現(xiàn)金結余，以及政府于1988年與1993年期間注資的100億港元，轉(zhuǎn)換為有息借貸資本，房委會須分14年以5%年息逐季向政府償還上述的借貸資本。
3、政府不再向房委會進一步注資。也就是徹底退出“公屋”計劃。
失去了無償土地撥付，房委會手里的錢，除了還本付息，已無力進行大規(guī)模的居屋開發(fā)和運營，而居屋獲利占房委會全部經(jīng)費，或者說是運營公屋的經(jīng)費的50%以上。
也就是說，在香港前景明朗以后，港英政府給香港的房地產(chǎn)，也是給香港的經(jīng)濟和政治前景下了一個很大的“套”，迫使房委會逐步退出居屋，同時也將逐步扼殺公屋，把因此必然引起的社會動蕩留給后來者。
香港中下層階級擁護公屋和居屋計劃，這個計劃在回歸前事實上是在逐步停止，但老百姓并不知道其中的奧妙。回歸后的特區(qū)政府則面對兩難：繼續(xù)推行這個計劃必將面對巨大的財政壓力，可能需要改變單一稅率，必將面對中上層的反對;停止這個計劃，將徹底失去中下層市民的人心。特區(qū)政府將在撕裂的社會中煎熬。
港英政府在回歸前的這一變化說明，公屋和居屋計劃原本就是不想持續(xù)的，它的目的是安撫和收買人心，給回歸后的政府造成兩難。
三、董建華最后的努力和失敗
香港回歸后，權衡利弊，董建華政府推出了“八萬五千套居屋”計劃，企圖挽救被港英政府扼殺的社會計劃。但是，早已被港英政府“賄買”了的上層中產(chǎn)階級反掉了董建華的計劃(關于對這個階級的分析，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展開)。
自2003年起，房委會停止各項居屋計劃，對其財務狀況產(chǎn)生了重要的不利影響。03/04年度房委會整體運作赤字達5.89億港元。如果沒有其他大筆收入來源，房委會難以自負盈虧維持公屋的持續(xù)發(fā)展。
為此，房委會決定分拆出售旗下大部分商場及停車場，成立領匯房地產(chǎn)投資信托基金并上市。房委會預計從分拆出售中可獲得總收益為320億港元，雖然可以解一時之困，但誰都看得清楚，30多年來，對香港社會穩(wěn)定起到關鍵作用的公屋和居屋計劃即將壽終正寢，受此影響最大的，是40多歲以下的中青年人。
我們認識的一個裝修工長阿寶就是這樣的人，他是世代香港人，文化不高，一句普通話不會說，老實、本份，專業(yè)性和信用性都非常高，比大陸那些裝修工長好上10倍都不止。他現(xiàn)在的收入，一年在五、六十萬港幣，已經(jīng)40歲，有兩個孩子，但至今仍租住在偏遠的屯門地區(qū)不到50平米的房子里，他一直在攢錢準備買房，但房價卻像脫韁野馬，攢的速度趕不上漲的速度。
阿寶認為英國人“不好”，中央政府“好”，香港回歸后，他應該能過上比過去更好的日子。剛回歸時，他確實很有盼頭，因為董建華政府推出了“八萬五”計劃，但他和他這樣的人失望了，而且一直失望到現(xiàn)在。
想想看，阿寶的上一代，無論是哪個階級階層，都能在政府的社會計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實現(xiàn)“安居”，而阿寶和他子侄一代，也就是正在上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一代，這兩代人成了戰(zhàn)后香港最沒有“夢”的人。
雖然 “碎夢”者其實是殖民者，但從來沒有人揭穿殖民者的詭計，而破碎的“夢”也一直沒有得到修補，至今也沒有看到修補的希望，這個“賬”就自然算到了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頭上，這兩代人的政治態(tài)度在回歸后的20年間悄悄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
香港的房地產(chǎn)政策是回歸后的香港政府犯的最大錯誤，但也許，香港政府的上層公務員，那些治港的“港人”，作為這個錯誤的獲益者，打心眼就不想改正這個錯誤。
所以，面對香港的政治動亂，香港的中下層市民能作個旁觀者就是對“祖國”最大的支持了，因為，讓失望者看到實實在在的政策支持的希望，才是獲得人心的最好辦法，如果夢醒時分一切如常，那么，失去的就會永遠失去了。
也許，董建華最近提出的“讓香港80%的市民居者有其屋”計劃是個值得考慮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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