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欲破解當代經濟困境包括破解金融困境，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不能就事論事，不能以經濟論經濟，更不能就金融論金融，其關鍵在政治，其破解的門徑，要向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請教，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請教，也要向毛澤東思想請教，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來源。
一、從GNP到GDP的演變看地緣政治
當代國際貿易和金融作為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工具，其中統計指標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國際流行的綜合性指標GNP到GDP的演變。1991年蘇聯解體導致美元霸權最終形成，由此國際貿易的傳統地緣政治意義相對于國際金融有所下降，貿易不再是全球競爭的最有效手段。富有國際金融實務經驗和地緣政治洞察力的廖子光先生指出：
【“如今，跨國公司以外國子公司的銷售取代出口展開競爭，在全球市場上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這造成了國內生產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差額。為了掩蓋這個傾斜的‘競技場’和不公平的貨幣制度，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統計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國民生產總值。”(59)((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
這就是1995年聯合國貿發組織做的事情，而發展中國家對這個小小的統計指標變化的重大經濟和政治含義幾乎毫無察覺，中國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掀起瘋狂地追逐GDP的浪潮的。就像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掩蓋了剝削一樣，國民生產總值“轉化”為國內生產總值也掩蓋了國際剝削，而且引導發展中國家盲目追求GDP，會扭曲其經濟結構，并釀成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具有很大的地緣政治殺傷力。
國民生產總值(GNP)是指一個國家(地區)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生產的以貨幣表現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和。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指一個國家在本國領土內和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和。兩者的關系是：
GNP==GDP+本國得自國外的要素收入—外國得自本國的要素收入
GNP和GDP是按不變價格計算的，這里的要素收入指從國外投資經營中獲得的收入。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由于20世紀80-90年代全球化發展迅猛，跨國公司的利潤激增亦即要素收入數字龐大，在發展中國家GNP的統計上相當顯眼;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改用國內生產總值，則跨國公司的利潤則至少暫時躺在賬面上或銀行里，在統計上是屬于跨國公司所在的國家(不是所屬的國家)。盡管日后這些利潤會轉移出去，但僅此一點在統計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義。此外，對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本國得自國外的要素收入要遠遠小于外國得自本國的要素收入，這樣一來，GDP就會明顯大于GNP，由此有利于引導發展中國家追求GDP增長。而GDP增長加快，GNP相對降低，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心理滿足和跨國公司的擴張;而前者不過是得虛名而受實害，因為
【“日益降低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正顯著地破壞具有大規模貿易部門的經濟體，包括許多被迫依賴出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以外國直接投資融資的出口作為唯一的發展方式。”(60)(同上，第46頁)】
廖子光披露說，所以美國有關官員一看到最初的有關研究報告的反應是：
【“哎呀，棒極了!”】
于是有1995年聯合國機構下令，將使用多年的國際通用的綜合統計指標國民生產總值GNP改為國內生產總值GDP，這種“賬目轉移使得許多處于掙扎中的被剝削經濟體根據統計數據衡量轉而成為新興都市(國家)，同時也使當地領導者擁護全球經濟”(61)(同上)，以積極參與推動經濟全球化。“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是‘毛額’，因為它不考慮有形資本的貶值和環境惡化，更不用說人力資源的濫用和貶值了”，總之，
【“在當地精英——被新自由主義媒體稱頌為國家英雄的新型買辦階級成員——的幫助下，位于核心區的富國正在搜刮邊緣區的資源，卑鄙地從當地奴隸式低工資中盈利，而富國卻稱之為從統計數據上看出的邊緣區收益。”(62)(同上)】
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盡管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很大，各級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的GDP以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但是由于成本高、代價大，新增社會財富并沒有那么多，加以利潤流失國外較多，被資本和權力侵潤較多，種種原因，使得社會不僅沒有變得更富有，且社會收入差距還是不斷拉大，而辛辛苦苦賺下的外匯多是難以使用的美元紙幣或債券;與此同時，國內資源消耗量巨大，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社會生態日益冷漠，社會道德沉淪、崩解和不安全感等不良社會心理不斷擴散。據計算，
【“中國每掙得1美元外貿順差，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就有4美元的回報，而流入中國中央銀行的美元還大都用來購買美國的國債，為美國的債務經濟融資，而不可能在中國國內消費。”(63)(同上，第113頁)】
這種發展方式對西方特別有利，而對中國特別有害，所以西方媒體特別喜歡炒作中國GDP增長如何快，何時趕上美國等。例如美國媒體最愛說，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G 2”、“Cmerica(中美國)”、“中美聯盟”等等，還說出“中美聯姻”這種肉麻的話來，其實是指中國的這種片面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方式成為美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是中國經濟發展同時成為美國經濟的一種融資和輸血機制，難怪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得意地稱“中國是山姆大叔的銀行”，而美國其實更希望中國經濟成為它的“ATM(自動提款機)”。所以，回過頭看，發達國家的經濟學者、官員普遍有政治經濟學或地緣政治學頭腦，而某些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經濟學者、官員長期以來受到某些庸俗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的“去政治化”訓練，這方面的差別很大。其中的原因很多，學術界長期以來流行盲目崇拜美國，不認真讀書，坐不住板凳，喜歡跟風;或者讀得太偏太窄(不讀馬列、不研究經濟史，專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貨幣主義，等等)以及不善于讀書特別是不善于獨立思考，實際上相當于將思維外包給美國，似乎是一個重要原因。
二、國際金融及其衍生品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擴張的突出特點，是金融爆炸條件下金融衍生品及其市場的爆炸性擴張。著名美國金融家巴菲特說，金融衍生品成為(國際政治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就是成為美國有效的地緣政治工具，道出了一個事實。最近美國有權威報告揭露，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為什么沒能避免?無疑是當局有意放水，既重創美國經濟自身，包括美國中下層人民，也重創世界經濟，禍及世界各國，就是明證。如何認識金融及其衍生品成為當代國際政治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括中國在內，至今鮮見有人回答。
這種金融衍生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既可用于國內，如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前董事會主席馬多夫(Bernard L Madoff)搞出來的當代“龐茨騙局”(俗稱老鼠會);也可以用于國際，如次貸危機“全球化”。例如，美國銀行可以向一個年薪只有14000美元的工人發放零首付且頭兩年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的“次級貸款”，去購買價值75萬美元的房子;然后將這筆“次貸”與其它包括類似情況在內的一百多個債權打包成有毒債券，再經過穆迪或標準普爾等公司包裝評級為AAA，最后推銷給世界各國的銀行和養老基金。(64)(何新：《反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批判》下冊，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頁)這種做法無異于推銷“定時炸彈”。再如，1997年美國索羅斯對沖基金發動對泰銖的攻擊引發亞洲金融危機，將東南亞多國幾十年里積累的財富席卷而去，之后，回手又來打掃戰場，在“清理”亞洲的不良銀行中賺了大錢。這是做生意，還是金融戰亦即地緣政治戰爭?2010年索羅斯對沖基金再次回香港安營扎寨，最近華爾街也在加緊“做空”中國，明顯是看到近年來中國日益放大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似乎感覺到桃子快要熟了。
多年來中國成為國內外金融投機資本冒險家的樂園，其中以股市和期市等金融衍生品市場為最。國外有評論說：
【“隨著亞洲地區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對期貨和期權的需求不斷增長，該地區已經超過北美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衍生品市場。”(65)(彭博新聞社網站2010年10月15日)】
衍生品指從股票、債券、貸款、貨幣、和大宗商品交易衍生而來的金融產品，與天氣、利率、市場乃至政策、政治變化等具體事件密切相關，歷來是金融大鱷出沒和興風作浪的場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說法，很是形象深刻。金融大鱷，可以全面布局，多空并作，風險對沖;可憐無數被冠以投資者美稱的普通股民、期民，以一點菲薄的資金，整天盯著所謂K線，聽著專家解盤，追漲殺跌，奮不顧身，前赴后繼，所得幾何?金融投機資本，大小鱷魚，內引外聯，利用優勢，興風作浪，洗劫財富，屢試不爽。實際上多年來，金融大小鱷的投機資本特別是外國投機資本早已在中國市場上賺得缽滿貫滿，樂得前仰后合。這也正是近年來中國股市低迷不振的一個根本原因所在。
債券也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國債以國家信譽擔保，一般是債券中最受歡迎的一種。但是美國國債又有不同。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格曼稱美國售給中國的是“有毒債券”，世界各國特別是歐盟對購買美國國債視為畏途，而美國國債的主要市場和最大的兩個買家中國和日本都在東亞，正是美國地緣政治的戰略重點，這一點豈是巧合?說中國“將所有雞蛋放入同一個籃子”其所以“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就在于一旦有閃失，必然會產生“大規模殺傷力”。
美國將金融用于地緣政治，誰都算計，包括歐洲戰略伙伴在內。以黃金儲備為例，在戰后美國黃金儲備不斷外流的背景下，1961年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成立十國集團(美英法德意荷比瑞(典)日)，將各自的黃金儲備集中到一個黃金總庫——倫敦的英格蘭銀行統一管理。這顯然不是一個純經濟行為。1967年6月，戴高樂總統宣布法國退出黃金總庫，就是不愿意將法國的黃金儲備繼續用作政治質押品。法國是十國集團中最大的黃金持有國，法國的退出，引發各國的跟進效應和英鎊、美元危機，金價陡升，美國甚至被迫動用空軍從諾克斯堡的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向倫敦調運黃金，仍然供不應求，終于到1968年3月15日，美國要求倫敦黃金市場閉市兩周。當年4月，被稱為“紙黃金”的特別提款權誕生，用以推遲清算，延緩危機。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可見發展中國家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實不如另起爐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黃金儲備無論如何不能移至美國，搞什么黃金總庫。(66)(黃金總庫：全世界據說有60個國家中央銀行將本國的黃金儲備放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黃金總庫中，該庫位于紐約，存有8300多噸黃金。其中屬于美國政府的黃金儲備只占5%，美國的大部分黃金儲備放在位于諾克斯堡軍營的金庫中。至于那些國家的黃金儲備放在這里，屬于絕密。(參見敖軍：《揭秘美聯儲的“地下金庫”》，《解放日報》2006年3月1日))2011年5月西方圍繞“卡恩事件”又爆出猛料，說美國黃金總庫中的3000噸黃金不翼而飛，據說卡恩掌握了相關證據，所以俄羅斯普京公開說他遭人陷害。西方的政治內幕就是這么驚人。
美國還將期貨手法用于全球貿易金融，玩全球套利游戲，如工資套利、利率套利(投資者借入低息貨幣，貸出高息貨幣，以賺取利差)，既是市場交易，也是地緣政治;美國甚至直接在地緣政治上玩“套利”游戲，更是全球的大買賣。例如在全球地緣政治上，美國往往兩邊下注，20世紀80年代對中國“做多”，對蘇聯和日本“做空”;近年來在東亞又對日本和印度“做多”(支持、扶持，包括核技術等)，又對中國“做空”(千方百計圍堵打壓，又捧又打，無所不用其極);近年來又聯合歐洲，網羅東亞一些國家共同對中國“做空”，等等。又如在中國內部，西方長期對執政黨和民族主義力量“做空”，對分裂、賣國勢力“做多”。當然，在地緣政治上西方國家的做法歷來如此，只不過與期貨手法有些類似，這里將兩者放在一起類比，雖不無揶揄，也不算離譜。
國際上不斷有人指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地緣操縱者，不僅是地緣經濟操縱，而且是地緣政治操縱和地緣文化操縱。其中金融操縱近年來為害甚巨，事實證明，亞洲金融危機與地緣政治戰爭無異。首先，事實證明，1997年索羅斯對沖基金對泰銖和港幣的襲擊是美國地緣政治戰略的一部分。其次，1997年隨著泰銖自由落體式的貶值，股市崩盤。這時候一部分以硬通貨作為收入的公司股票卻因禍得福，得以浮動盈利，按說投資者理應平倉出局。但是這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突然出現，聲稱“危機是暫時的，援助即刻就到，也就幾個月，問題就會解決。”于是這部分投資者聽了他們的話繼續持倉，結果導致投資者遭受持續追加保證金的巨大風險。
【“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頭承諾的援助從未兌現過。兌現的是其強加的‘附加條件’計劃，將處于困境的亞洲經濟體推到了崩潰的邊緣，該計劃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護外國債權人。‘暫時的’金融危機被制造成持續多年的經濟危機。”(67)((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頁)】
再次，出于地緣政治考慮，當時美國財長告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泰國危機只是亞洲的小問題，需要以亞洲辦法解決，但不能讓日本出頭。于是中國出頭，捐獻了20億美元，其中據廖子光先生說，
【“香港捐出了10億美元，基于對魯賓的泰國問題將被控制在泰國境內這一說辭的盲目信任(畢竟冷戰時期泰國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中國(大陸)也捐獻了10億美元。”(68)(同上，第31-32頁)】
緊接著，1997年12月韓國爆發金融危機，韓國央行吐血拋售美元以維持匯率，以至于差幾天外匯儲備就將告罄。魯賓堅持認為這是亞洲另一個暫時性問題，直到他得知，巴西因握有大量韓國債券，如果韓元完了，巴西經濟也會崩潰，則美國銀行將遭受重創。直到這時，魯賓認為“該出手”時才出手，下令出手解救韓元，允許美國美國銀行將韓國的短期債務轉化為無息的長期債券。(69)(同上，第32頁)
正如廖子光所說：
【“由于美元是世界貿易和金融的首要儲備貨幣，美國通過其利率政策，實際上是全球匯率操縱的蛇頭，美聯儲主席是匯率操縱的首席男巫。”(70)(同上，第162頁)】
對沖基金則是他的助手。美國也是全球地緣政治操縱的首席男巫。有操縱就有反操縱，就需要強有力的國家干預。世界上沒有一個成熟的國家政府任憑市場波動而不加干預，包括干預金融市場的利率匯率等重要參數。相形之下，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弱勢或劣勢，又往往被西方誤導，形同被操縱，加以經驗不多，水平不高，干預起來不能得心應手，也是事實。
結論：金融問題的關鍵在政治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戰后美國的外交政策得到國際政治理論強大的學術支撐，其中突出地表現為兩大學術方向，一是傳統的地緣政治學，從基辛格到布熱津斯基都是這一理論在美國政界、外交界的代表人物;二是以漢斯·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一書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理論。這本書1948年出版，至今已經出了第七版，不僅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也是美國有關學科領域“教員、研究生和成千上萬的本科生的精神食糧。”(71)((美)漢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譯：《國家間政治》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至于自由主義理論，那是用來騙騙發展中國家，是一種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或宣傳工具，西方政治家從來不會認真的。還是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說得透徹：自由主義不過是強國突破弱國關防的一個工具。根據摩根索的理論，戰后美國在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三個方向上全面創新了帝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其中經濟帝國主義領域的創新，突出地表現為兩個方向：一是在冷戰背景下將經濟帝國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結合起來，并加以“全球化”的學術包裝，集中表現為向發展中國家大力輸出經濟學和形形色色的社會科學理論包括各種“發展理論”，目的是將發展中國家納入戰后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整合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事實上也達到了這個目的;二是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擴張，用摩根索的話說，文化洗腦運動是“最微妙也最成功的”帝國主義擴張。由于蘇東劇變，美國和歐盟的地緣政治經濟擴張，其收獲大大超出預期，但是也因此促成了世紀之交以來的世界政治覺醒和新的全球地緣政治的急遽變化。
無數事實證明，當代全球問題，包括國際金融問題，關鍵在政治。
首先，正如毛澤東所揭示的“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金融問題也必須納入世界政治和美國的全球戰略考察，才能得出正確的答案。美國在19世紀確立稱霸全球的地緣戰略目標以后，百多年來登上帝國主義霸主地位，歷經幾十任總統，這個目標不僅從未動搖，而且野心愈來愈大，手段也愈來愈陰險狡猾、花樣翻新和極具殺傷力。如前所述，20世紀70年代以后，面對全球危機，美國已經將“減少”世界人口作為既定國策和全球地緣政治目標，為此采取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服務于這個戰略目標。美國的跨國公司也服務于這個國家戰略?；剡^頭看，這個美國國家戰略包括一個極其龐大和錯綜復雜的政策體系，其政策方向幾乎無所不包。就科技、經濟、醫藥衛生政策而言，顯然近年來暴露出來的諸如利用轉基因食品和生物醫藥(如某些疫苗等)等途徑來實現美國的地緣政治目的之類的問題，還只是冰山之一角。利用經濟理論、金融理論、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品工具制造地緣政治災難，削弱別國，根據近年來揭露出來的大量金融內幕，也屬于這一類。例如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在極力向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同時，更將美國金融理論和實踐特別是將華爾街神化，看到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有機可乘，在理論上將金融和資本市場的作用極力夸大，極力誘導和推動金融精英追隨華爾街，使得許多國家的發展和改革，特別是資本市場的建設和金融體制的發展改革，陷入極其錯綜復雜的困難局面。在美國極力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中，落入西方貿易金融陷阱的國家，比比皆是。正因為如此，俄羅斯學者才認為“休克療法”的實質是種族滅絕，這也是一種地緣政治結論。將國際上的諸如此類的有關問題聯系起來思考，不難看出其來源都指向美國的全球戰略。長期以來美國利用世界霸主的地緣政治優勢，將聯合國有關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作為其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地緣政治工具，而美國作為世界金融帝國和當代金融創新包括“有毒債券”的發源地，將金融及其衍生品作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美國早已經成為“影子政府”控制的國家，20世紀上半葉流行的福特主義和實行羅斯福新政，出于維護壟斷資本統治的需要，可以向人民做出有限的讓步，完全是迫于階級斗爭形勢的政治壓力;而新自由主義的反攻，也是東西方政治失衡的必然結果;這次搞出金融海嘯以后，美國政府仍然頑固堅持新自由主義，甚至不惜犧牲美國國運，以為政治賭注，根本原因還在于其對蘇聯解體以來全球地緣政治形勢的誤判，以為實現美國永久霸權的歷史機遇到來。特別是小布什總統執政的八年，更加大賭注。以金融為例，2004年全球場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金融市場標準化合約的最大類別)其名義價值約為185萬億美元，占全球金融市場標準化合約總額250萬億美元的74%，其包含的市場風險超過5萬億美元，接近同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為美國未清償的國庫券價值的41倍。(72)((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頁)這次美國玩得太大，將中產階級和下層老百姓的利益都賭進去，也就是將美國國運也賭了進去，徹底栽了。2008年金融海嘯重創了美國中產階級和下層老百姓，更激化了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社會經濟矛盾，美國自身已經成為一個火藥桶。美國是否能作為一個統一的合眾國繼續存在下去，存在多久，面臨許多未知數。一個時期以來，美國極右翼中流行一種“沉船”思潮，似乎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即將贏得世界，為此即使美國垮掉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們自以為有資本、有導彈，可以做“國際人”，即國際壟斷資本集團似乎只要掌握足夠的財富和軍隊，就可以建立世界政府，重新進行全球地緣政治整合。美國極右翼中的這種思潮，被亨廷頓這個美國頂尖右翼思想家痛斥，為了防止美國“沉船”，他臨終前還寫了《我們是誰》一書。亨廷頓指出，長期以來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了自身利益，在廣大半外圍和外圍的發展中國家的上層特別是金融領域，扶植了一大批號稱“達沃斯人”的金融新貴，就是這種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沉船”思想的“國際人”。據估計，這些人在全球發展中國家總計不超過五百萬人，占世界人口比例不到0.1%，占發展中國家人口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亨廷頓對此說，達沃斯文化“遠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達沃斯文化方面有共性的領導人不一定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確保權力控制。”(73)((美)亨廷頓著，周琪、劉菲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頁)這句話意味深長，頗耐玩味。事實上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些達沃斯人有不同的名字，例如在拉美國家叫“芝加哥小子”，在印尼叫“伯克利匪幫”，在俄羅斯叫“蓋達爾-丘拜斯匪幫”，等等，這些人確實都沒有“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確保權力控制”。
再次，國際金融就是國際政治，對此美國人從不諱言。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沖擊”引起國際反彈，當時美國財長約翰·康納利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但問題是你們的”，美國財長懂政治，一句話道破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的經濟和政治實質：美國可以無限制地印刷鈔票，然后輸出個世界各國，而別人不能，美國吃的就是這口。意大利銀行董事長貴多·卡里說：
【“黃金與金融體系脫鉤，而且未能用官方認可的工具取代，證實了這是一種為強化美國銀行的主導地位而設計的惡意圖謀。”(74)(轉引自(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頁)】
廖子光先生指出：
【“《廣場協議》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維持以美元標價的美國貿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經濟鎮痛的代價從美國轉嫁到日本。抬高歐元的戰略意圖是使之落入與日元一樣的地位，成為美元霸權的從屬貨幣。”(75)((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頁)】
近年來美國瘋狂地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目的也在使人民幣成為美元的從屬貨幣，這是美國一貫大打匯率戰的地緣政治意義所在。美國的厲害在于，一切以地緣政治戰略目的為轉移，從不動搖，既大搞“政治掛帥”，又精于算經濟賬，算大帳，也算小賬，歸根結蒂算大帳。而發展中國家的軟肋之一則在于思想上政治上被解除武裝，容易犯迷糊，某些經濟學家和學者由于新自由主義流行等復雜的原因，往往盲目輕信美國，既掉以輕心，又不了解國際金融與地緣政治的關系，成為政治上的庸人，這是釀成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型國家”地緣政治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美國不擇手段地逼迫人民幣升值，給中國金融體系和政治、外交帶來巨大壓力，這一切是為了迫使中國徹底開放金融市場，以便最終控制中國貨幣和掐住咽喉。毛澤東早在1938年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在當代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文化博弈中，政治可以是流血的，也可以是不流血的流血，拉美經濟被稱為“被切開的血管”，不是流血嗎?前蘇聯演變為俄羅斯，以及東歐劇變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無以數計的財富和資源被西方洗劫，不是被“切開血管”，不是流血嗎?說“休克療法”是“種族滅絕”，就更是大規模流血。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幾十年積累的財富被席卷而去，不是流血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所以，欲破解當代經濟困境包括破解金融困境，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不能就事論事，不能以經濟論經濟，更不能就金融論金融，其關鍵在政治，其破解的門徑，要向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請教，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請教，也要向毛澤東思想請教，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來源。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四章“當代資本積累、國際金融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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