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有制不是為了計劃經濟
——建立公有制、國有企業的目的(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金碚先生1997年在其《何去何從——當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一書中說，“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企業，目的是為了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即保證‘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成為可能’。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的思想，計劃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是國有企業的邏輯基礎，而國有企業則是計劃經濟的現實經濟基礎。”(見該書，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2頁)相隔十一年后，由張卓元、鄭海航主編的《中國工業企業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一書，也這樣說道，“之所以要實施公有制建立國有企業，目的是為了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因此，計劃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是國有經濟的邏輯基礎。”(見該書，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頁)這說明金先生的觀點代表了當前主流經濟學的共識，而這種認識恰恰是錯誤的。
金碚引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的話，出自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但筆者在閱讀了恩格斯的原文后發現，金碚先生的引用明顯有斷章取義之嫌，或者說最起碼是誤讀了恩格斯。
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并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的發展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頁)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句意思差不多的話，那就是“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同上，第441頁)
請注意這兩段文字，從中我們看不出“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企業，目的是為了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這樣的意思。當然，“公有制是計劃經濟的基礎”這個意思沒有錯，就整個社會而言，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行計劃經濟，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建立公有制的目的就是為了實行計劃經濟”。(所謂“為了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實在是故弄玄虛，說白了不就是“為了實行計劃經濟”嗎?!)
恩格斯的前一段話說的是“從此按照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就是說把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只是為有計劃進行社會生產提供了“可能”，而不是立即變成了“現實”。在后一段話中對“商品生產的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為有計劃的自覺組織代替”等，用的也是表示趨向性的“就將”、“也將”、“將”，而不是肯定地說“就會”、“也會”“會”。恩格斯是嚴謹的，他何以用“將來時”，而不是用“現在時”來表述自己的觀點呢?
筆者認為，原因就在于無產階級用社會權力將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不可能一步到位，在生產資料還沒有全部社會化，或者社會化生產資料還沒有全部變為公共財產的時候，就不可能“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是“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的必要條件，但不是“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的充分條件，只有“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才是“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的充分和必要條件。以往的錯誤就在于把“一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等同于“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把必要條件當成了充要條件。不過，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畢竟是一件標志性的事件，一旦社會開始占有生產資料也就預示著商品生產的被消除，社會內部的無政府狀態終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恩格斯用“可能”、“就將”、“也將”、“將”，就是為了表示這樣的趨勢，而絕不等于說，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馬上就會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立刻就會被有計劃的自覺組織所代替，更不意味建立公有制就是為了實行計劃經濟。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生產決定交換、分配和消費，而不是交換、分配、消費決定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對生產具有反作用，而不具有“決定”意義。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是生產領域的事，而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則屬于交換的范疇。所以，計劃經濟的“歷史必然性”，只能源于“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歷史必然性”，是“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歷史必然性”決定了計劃經濟的“歷史必然性”，而不是相反。恩格斯說：“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的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占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同上)很顯然，恩格斯談“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歷史必然性”時，根本沒有說到計劃經濟。相反，恩格斯是在談到“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后談到“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家看來，“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同上，第437頁)所以，計劃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是由“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歷史必然性”決定的，“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才是“計劃經濟”的“邏輯基礎”，同時也是“計劃經濟”的現實基礎。建立公有制、國有企業的“歷史必然性”絕非如金碚等先生所言來自于計劃經濟，計劃經濟不可能成為公有制、國有企業的“邏輯基礎”。建立國有企業的目的就是“為了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因而它也不可能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
建立公有制、國有企業不是為了實行計劃經濟，歷史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前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最初兩年，就頒布了把全部工業企業、包括中小企業收歸國有的法令。但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蘇聯的高度集中統一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才最終形成。(參見陳華山《社會主義經濟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頁、第137-138頁)這就是說，蘇聯在公有制及國有企業建立以后三、四十年的時間中，并未忙于建立計劃經濟體制，而是致力更為重要的任務。(包括恢復和發展經濟，穩定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以及反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等)如果建立公有制、國有企業的目的就是為了實行計劃經濟，已經奪取了政權并建立起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蘇聯，豈不應當早早就全力以赴把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起來?
我們中國更不能為“建立國有企業是為了實行計劃經濟”提供證明。建國初的1952年中央政府就決定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1953年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但這時候中國的國有企業數量很少，規模有限。(參見陳芬森：《大轉變——國有企業改革沉思錄》，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我國更多的國有企業則是在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1956年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后才出現的。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建立公有制、興辦國有企業的目的不是什么“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恰恰相反，建立計劃經濟的目的，反倒是為了建立公有制、興辦國有企業，促進公有經濟的發展。
以往我國的經濟發展長期執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國家投資興辦了一批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同時，市、縣一級也紛紛辦了大量中小型的所謂“地方國營”企業，以及被稱為“二國營”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如果說大中型國有企業是按照經濟國家計劃興辦的，地方上興辦公有企業幾乎與經濟計劃沒有什么關系了。地方上興辦這些企業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增加社會就業，為老百姓提供生活保障。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物資短缺，企業一般是愁供不愁銷。為了生存和發展，這些企業都會想方設法爭取列入國家計劃，以建立穩定可靠的原輔材料供應渠道。不過能夠真正進入國家計劃“盤子”的不多，有幸進了“盤子”，能獲得的計劃份額也很少，它們的生產主要靠的還是市場，靠的是“找米下鍋”。這就進一步說明，建立公有制、國有企業確實形成和擴大了計劃經濟實施的基礎，但很顯然，公有制、國有企業，包括集體企業是要利用計劃經濟來發展自己，所謂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絕非建立公有制、國有企業的目的。
所以，筆者以為，恩格斯談到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出現的先后順序，說明的是事態發展的過程，指出的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和最終結果，而不是如金碚先生所認為的那樣，著意表達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企業的主觀目的。如果金碚先生關于“邏輯基礎”的說法成立，豈不是說任何先后發生的、相互關聯的社會現象中，后發生的事件都可以視為先發生事件的目的，后發生事件是先發生事件的“邏輯基礎”。譬如，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導致無產階級革命，那么是不是可以說資本家剝削和壓迫工人的目的，就是為了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是資本家剝削和壓迫工人的“邏輯基礎”。這顯然是荒謬的。還有，金碚先生把“邏輯基礎”和“現實基礎”對立起來，似乎“現實”可以不符合“邏輯”，“邏輯”也可以違背“現實”，“邏輯”和“現實”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不到一起去。當然這也許只是筆者的誤解，但不管怎么說，把計劃經濟視為公有制、國有企業的“邏輯基礎”，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企業是為了形成計劃經濟的基礎的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更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而是后來人的主觀臆斷，是強加給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經典社會主義理論”。
視計劃經濟為公有制、國有企業的邏輯基礎，把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企業的目的歸結為實行計劃經濟，這種說法本身也就隱含著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否定。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公有制、國有企業的“邏輯基礎”已不是已不復存在，全面實行私有化，就成了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金碚先生們也許并無意取消公有制、國有企業，但客觀效果就是這樣。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