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等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化傾向。金融部門的地位日益提高，非金融企業參與了更多金融活動，個體和家庭與金融市場的聯系也日益密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金融化與利潤率動態、新自由主義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因素聯系起來，從宏觀層面揭示了金融化的形成原因、運行機制和根本矛盾。
對于資本主義的金融化轉變，有學者指出應當避免過于簡單化的經濟停滯—金融膨脹因果推論，而是要從資本主義經濟當事人的行為轉變中分析其產生的根源，即考察資本主義企業、家庭和個體金融化行為轉變背后的邏輯。就這一點來說，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企業和家庭的金融化，對于個體金融化轉變的分析則相對缺乏。同時，從哲學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采取了一條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徑，他們聚焦于個體的主體性重構，關注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剖析了個體金融化行為轉變背后的金融價值、觀念和話語的轉變。這兩種研究路徑并不對立，而是相互補充。分析個體的金融化轉變需要將金融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哲學研究結合起來，將宏觀和微觀分析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深層邏輯和全面地理解金融化。
一、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構：個體金融化轉變的宏觀必然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實際工資趨于停滯，收入分配狀況不斷惡化。同時，金融自由化與國際競爭加劇增加了宏觀金融風險和工作的不穩定性，金融危機頻發。在此背景下，工人不得不通過負債消費來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銀行的業務轉變和金融創新則為其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一）實際工資停滯與收入分配惡化
二戰結束后的20多年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共同分享了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的收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是讓資本攫取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幾乎所有收益。新自由主義主張削弱工會，削減工資，降低社會保障。在新自由主義實施的年代，由于制造業轉移、工會力量日趨劣勢、社會保障項目減少和工作不穩定性增加等原因，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了，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工資的差額不斷增大。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生產工人和非管理類工人的工資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差額越來越大。同時，這一階段頻繁的企業兼并和破產行為使經理們奉行股東至上主義。公司接管往往會打破原來的勞動合同，企業內部裁員盛行，使工人的工資不升反降，福利也隨之消失。
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一方面影響了工資與利潤之間的分配，另一方面影響了利潤在非金融企業和金融企業之間的分配。海因識別了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影響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可能渠道，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可能通過三個渠道引起了總利潤份額的提高，從而造成了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第一，經濟部門結構調整，從公共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向金融部門轉向;第二，管理薪酬和食利者對利潤的索取增加;第三，工會的議價能力不斷削弱。
除了影響功能性收入分配以外，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也加劇了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化，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這包括性別和民族兩個方面——金融化既不是性別中性，也不是民族中性的。具體說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通過將管理、金融職業與高收入聯系起來，反過來又將高收入與勞動力中占主導的人口群體——白人——的社會地位聯系起來，創造出了身份偏好效應。經驗研究結果表明，1983—2009年間管理和金融職業存在工資溢價，這個不斷增長的溢價并未在所有族裔和性別群體中平均分配。對于同一族裔，男性獲得了更大的工資溢價份額。更一般地，白人和西班牙裔男性獲得了更大的工資溢價份額，但這是以黑人、白人女性和西班牙裔女性在工資溢價份額方面的犧牲為代價的。
（二）工作不穩定性與金融風險增加
在20世紀70年代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國際競爭加劇和利潤率下降的背景下，美國的制造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開始向國外轉移。自20世紀80年代起，業務外包成為企業的經營戰略選擇。與此同時，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實行了出口導向型戰略，以零部件供應、代工、貼牌生產等方式承接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轉移產業，嵌入到了資本的全球積累體系。外包直接造成了美國國內工作崗位的減少，增加了工人就業的不穩定性，從而加強了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福特主義積累體制消亡后，新自由主義建立了靈活積累體制，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徹底重構。雇主們利用已被削弱的工會和剩余勞動力儲備，試圖確立更加靈活的勞動體制和勞動契約，使常規就業轉變為日益依賴非全日的、臨時的或轉包勞動安排。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與生產外包加劇了工人就業的不穩定性。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特點是去工業化、持續的結構性失業、螺旋性的工作不穩定和高度的社會不平等，
【“簡短地說，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經歷了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描述的世界”。】
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部門產生了三個深刻的變化：一是金融資產膨脹，金融部門的利潤急劇增加，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是如此;二是金融創新不斷，承銷、證券化、兼并重組和買賣金融資產成為主要的金融活動;三是金融系統的“去中介化”，公開金融市場興起，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的作用增強，銀行作為資金借貸中介的地位下降。金融自由化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使這一時期危機頻發。非金融企業出于對沖風險的需要持有了更多金融資產，家庭也由于養老金私有化改革等原因持有了更多金融資產。據測算，二戰以來金融資產占家庭總資產的比例增加到了60%—70%。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使個體暴露在更多的風險之中。家庭必須依靠自己獲得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項目，許多過去由政府或雇主承擔的風險現在必須由個體自己承擔。
（三）家庭債務與勞動力再生產的金融化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勞動力價值是由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工資為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工人將全部工資用于消費，沒有進行儲蓄，也不需要借貸，從而和金融市場沒有聯系。然而，過去30多年在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的條件下，借貸對工人的吸引力日益增加，工人不得不依靠金融市場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并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加劇也使家庭債務激增，這是因為工薪家庭不顧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甚至下降而力圖與社會消費標準保持一致。工作不穩定性與金融風險增加使工人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增強了工人對消費信貸的依賴性。經濟金融化意味著債務增長而非收入增長。
除了在生產領域加重對工人的剝削以外，資本也將金融作為剝削工人的武器。銀行在傳統業務盈利機會減少的情況下，日益將工人作為榨取利潤的來源，逐步將消費信貸擴展到低收入階層。消費信貸日益滲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是基于兩個根本性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工人日益依賴債務來維持基本的勞動力再生產，這是因為在消費需求增加、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同步、勞動市場不安全性增加的情況下，工人日益將消費信貸作為工資的重要補充;第二個因素是銀行日益將消費信貸作為其多元化經營的重點，能夠輕松獲得信貸的環境鼓勵了工人更多借貸，即使他們償債的能力很低。金融機構和工人之間的不平等加劇，借貸雙方的權力不對稱加劇了借款給工資收入者所具有的剝削性的一面。20世紀90年代以前，由于銀行歧視，美國的少數族裔被系統地排除在房貸業務之外。隨著銀行經營遇到困難，銀行迫切需要開辟更多盈利渠道。據美國的審計總署2002年的統計，美國有28%的個體和20%的家庭缺乏銀行賬戶，少數族裔占到多數;這部分人對銀行來說存在巨大的獲利空間，每年可以帶來62億美元的收入。在此背景下，銀行日益將住房貸款擴展到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少數族裔、婦女和窮人。與普通房貸相比，這些貸款的成本更高，懲罰條件更為苛刻，因而更具掠奪性。
勞動力再生產的金融化既是個體的必然選擇，也是資本積累的內在以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統治地位的地區，勞動力市場受到資本關系的調節，必須滿足資本增殖的要求，保證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再生產。哈維認為，一旦勞動和資本的階級關系在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產生它的前提必然會發生轉變。具體說來，貨幣、商品的流通和勞動力市場的運行也都會發生轉變，以便支持甚至控制和規訓生產領域中階級關系的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的金融化進一步提高了資本對工人的剝削程度。金融通過工資—利息支付渠道提高了對工人的剝削率，從而提高了利潤率，但是金融部門的高利潤并沒有擴散到整個經濟，而是留在了金融部門內部。家庭負債不斷增加，貨幣工資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給金融部門。工人從貨幣工資中要求的抽象勞動數量實際上減少了，這可以理解為勞動力價值的降低，因此在工作日長度和勞動強度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提高了。
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重塑：個體金融化轉變的內在動力
金融化的哲學研究集中于新自由主義轉型發生之后微觀市場主體的形成過程，從微觀層面詳細描繪了個體的金融化轉變。新自由主義通過經濟、金融理論和政治、媒體話語等方式重塑了日常生活文化，引導了個體的日常實踐。
（一）經濟、金融理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個體描繪為出于個人利益理性地計算成本與收益的經濟人，并且由自己承擔個人選擇的一切后果。新自由主義金融學則將金融描繪為個體獲得自由和安全的必由之路，鼓勵人們積極承擔債務、擁抱風險。金融危機前，與次級貸款、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相關的研究主要關注其積極功能。對于金融部門的轉變，新古典經濟學持贊賞的態度，熱烈歡迎金融創新與去監管化。信奉有效市場假說的新古典經濟學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金融市場為最理想的市場類型，金融資產價格反映了所有可得的經濟信息;金融市場能有效分散風險、分配儲蓄和促進資本積累，是公司治理的有效工具;金融創新增加了具有不同風險—回報特征的金融資產的數量，從而能夠形成更有效的資產組合。
從哲學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金融理論促進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具體方式。受福柯的治理性、主體性和規訓等概念的啟發，這些學者將福柯的話語和權力理論用于分析日常生活的金融化。福柯認為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治理藝術帶來了三個后果：第一個后果就是個體需要“危險地活著”，這意味著個體被不斷地暴露在危險的境況中;第二個后果是控制、約束、強制等進程的大范圍擴張，這是規訓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聯結;第三個后果是這種新治理藝術出現了一些機制，它們的作用就是通過額外的控制與干預行動，生產自由，促進自由，使自由活性化。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金融理論重塑了人們關于風險的看法。風險不再被視為一種威脅，而被看作是機會或報酬，人們被鼓勵去計算、接受和承擔風險;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通過次級貸款和消費信貸創造出了負債累累的大眾，為發揮債務的規訓作用開辟了道路。債務也引起了個體的自我規訓，使個體的行為與金融化的要求相一致。蘭利認為用科學與計算的方式表示金融是現代金融權力構造的關鍵，從而是當代金融化趨勢加快的關鍵。
此外，從哲學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也將表演性概念用于對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分析，認為經濟知識并非僅僅描述了經濟如何運行，也導致了它描述的經濟現象和行為。政策制定者與銀行通過在經濟人模型基礎上設計出政策與金融工具，培育了按照模型行動的主體。約束個體行為符合理論或模型預期的并非是直接性的懲罰，而是信用打分之類的技術。
（二）政治、媒體話語
政治和媒體話語也在推動個體的金融化轉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金融化的哲學研究者考察了滲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符號和話語的表現方式。為此，他們分析了通過各種各樣的圖像和文本而進行的金融化，如廣告宣傳、理財雜志、投資手冊和金融知識宣傳等。關于風險承擔、自我管理和自我實現的話語促進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消費日益受到媒體的鼓勵，過度消費不再被看作是浪費，而是被當作一種實現自由的方式植入人們的潛意識。面對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個體日益采用了金融思維方式，將自己看作是一名投資者，積極使用金融工具管理自己的消費、儲蓄和債務。
個體對住房所有權目標的渴求推動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空前繁榮，政府在確立這一目標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新自由主義推動了住房政策的變化，實行了住房的商品化。美國政府在培育住房所有權的物質與社會基礎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提供適當的法律框架、制度支持和一系列抵押擔保之外，政府還深入參與了對誘人的住房所有權目標的制造與傳播中，將其稱贊為美國夢的核心要素。住房市場的金融化在家庭層面導致產生了廣泛的投資理念，改變了人們思考與談論住房的方式;它使抵押貸款成為普遍的現象，通過住房所有權實現自由的信仰為其提供了正當理由——住房所有權提供了社會身份、穩定和歸屬感。羅尼克指出新自由主義的住房政策改革——其要素包括住房所有權、私有財產權以及捆綁的金融承諾——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策略的核心，新自由主義通過它保持支配地位。新自由主義住房所有權政策的第一步是實現私有化，將提供住房的責任轉交給市場，其潛臺詞是獲得住房所有權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佳選擇。政府之所以鼓勵低收入家庭獲得住房所有權，是為了增加這些家庭的金融資產并減少他們對政府援助的依賴。
以租養房被媒體推銷為個體進行未來的金融安排的工具，在英國通常被視為一種投機性投資工具和獲得長期金融安全的手段。然而，以租養房體現了金融化的重要方面，幫助人們將自己從“儲蓄主體”轉變為“投資主體”，有助于傳播個體化形式的經濟責任。這一轉變是由政府逐步放棄承擔維持收入穩定與長期金融安全的責任并將這一責任轉嫁給個人、家庭和市場所激發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以租養房的興起帶來了以下觀念：儲蓄計劃——如養老金計劃——是脆弱的和不合適的，但財產能夠帶來更大和更安全的長期金融回報。英國的住房協會具有慈善性質，為弱勢群體或低收入家庭提供低成本租賃住房。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政府減少了補貼資金，住房協會被迫轉向全球資本市場，全球養老基金和保險基金開始購買住房協會債券，有效地私有化了住房協會的開發資金;住房協會的社會目標受到了金融化、資本市場中介和資產管理者的挑戰，金融化迫使住房協會改變了它們的組織與策略，績效管理標準和市場導向的話語被普遍采納，住房協會開始集中于資產管理、估價和風險建模，使這個部門與金融化更加兼容。在這個意義上，住房協會重塑了自己的行為，使之與私人部門現行的標準更加相容。
三、金融化微觀主體的形成與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通過宏觀與微觀、外因與內因的共同作用，新自由主義塑造了自我規訓的金融化微觀主體，推動了日常生活領域的全面金融化。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實質是金融領域的資本日益廣泛地滲透到非物質生產領域，將家庭和個體作為榨取利潤的對象。它不僅不能消除資本積累中的矛盾，反而以新的方式加劇了這些矛盾。
（一）金融化微觀主體的內涵
個體的金融化轉變是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收入分配動態、宏觀政策演進、意識形態等因素都發揮了作用，這些力量一起塑造了新的金融化微觀主體。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個體描繪為利己的理性經濟人，金融學理論則呼吁個體通過參與金融市場來獲得自由與安全，并由自己承擔個人選擇的一切后果。因此，這是一個理性、負責的個體。新自由主義意圖使一個負責任的道德個體與一個經濟理性的行為人合二為一：作為一個謹慎的主體，其道德品質取決于對其行為的經濟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評估。這個主體現在必須依靠金融市場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將自己看作是微型的企業家，投資于自己的人力資本。因此，他也是投資者主體。蘭利認為英美國家通過將養老金責任與風險轉移到個人身上，將負責任的個體工人召喚為企業家式的投資者主體;這種責任與風險的個人化使保險不再作為構建、管理和匯集風險的手段，而是鼓勵投資，去計算、接受和承擔風險。
金融化微觀主體也是一個自我規訓的主體。債務引起了個體的自我規訓，使個體自覺遵守金融化的邏輯，將其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為了取得貸款，個體必須證明自己滿足金融機構所確定的標準。一旦負債，個體就被債務標準化，從而不大可能提出違背公共信念的觀點或采取與之相悖的行為。這種遵守新的金融市場與勞動市場規則的債務人是新自由主義所鼓勵的主體。概括而言，這是一個理性、負責和自我規訓的投資者主體，在實際工資增長停滯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不得不為了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而積極地參與金融市場，并承擔個人選擇的一切后果。
（二）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實質與矛盾
金融化微觀主體的形成推動了日常生活領域的金融化。金融邏輯被植入個體的日常生活之中，現在個體不僅積極參與金融市場并購買金融產品與服務，而且日益采用了金融思維方式。金融化的哲學研究者將金融化作為一個廣泛的文化和社會現象進行考察，例如海文認為，金融化指的是金融尺度、觀點、過程、技術、隱喻、敘述、價值、比喻超出金融領域，改造其他社會領域的方式，
【“我們可以將金融化理解為一個思想過程。如果我們使用這個擴展的定義，它就是用來自金融世界的一套話語、隱喻和程序性資源，解釋和再生產日常生活以及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總體的過程。”】
與哲學研究不同，我們認為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本質上是一種資本現象，體現了資本積累方面的系統性轉變，因為資本積累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普照的光”。因此，所謂日常生活的金融化，無非是金融領域的資本日益廣泛地滲透到非物質生產領域，將家庭和個體作為榨取利潤的目標。對家庭和個體的金融掠奪不同于生產場所的剝削，是從屬于流通領域的第二級剝削。馬克思曾論述過這種剝削形式：
【“這里決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們是貸給直接生產者，還是貸給產業資本家，在前一場合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不存在、至少在進行借貸的領域內還不存在為前提，后一場合則正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為前提。至于把用于個人消費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這里來，那就更不恰當，更沒有意義了。工人階級也會受到這種形式的欺詐，甚至受到的欺詐是駭人聽聞的，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但是，工人階級也會受到供應他們生活資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詐。這是伴隨著在生產過程本身中直接進行的原有剝削的一種第二級剝削”。】
通過復興第二級剝削形式，日常生活的金融化進一步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解了資本積累的燃眉之急。然而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并沒有消除資本積累中的矛盾，反而以新的方式加劇了這些矛盾。一方面，勞動力再生產的金融化為金融榨取個體收入打開了大門，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狀況，并為走出危機帶來了特別的困難。將借貸資本貸給資本家和工人涉及完全不同的經濟與社會關系。在貸給個體勞動者的情形中，債務通常是由工人的工資收入償還的，這使其包含了榨取的因素。現代金融資本日益將家庭和個人收入作為榨取利潤的重要來源，因而更具掠奪性，是高利貸資本腐朽一面的當代復興，而且是在更廣泛基礎上的復興。有學者指出，由工資收入者過度借貸所引發并作為特征的危機，造成了降低實際工資以恢復資本主義企業利潤率與提高工資以恢復家庭及經濟的金融穩定性二者之間的沖突。因此，如果不對勞動和金融市場進行大力干預，經濟蕭條持續的時間會史無前例地延長。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侵蝕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和社會黏合劑。住房的商品化邏輯已經侵蝕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黏合劑的關鍵要素——住房所有權。住房所有權被鼓吹為實現“美國夢”的核心要素，是嵌入式自由主義或戰后凱恩斯主義的社會合約的重要因素。在這一時期，住房所有權制度被置于公共政策的框架之中，目標是增強社會凝聚力，在波動、不確定性和危險的經濟條件下為人們提供保護。在這個意義上，住房的商品化及其次級貸款模式的失敗侵蝕了其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黏合劑的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的第一反應是保護金融機構的資產和利潤，而非將保護個人的財產與經濟安全放在首位。
四、結論
本文試圖在金融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哲學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宏觀和微觀各因素構建一個理解個體金融化轉變和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分析框架。金融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關注了兩類主體的金融化——企業和家庭，但缺乏對個體金融化轉變的深入考察。受福柯的話語和權力理論的啟發，金融化的哲學研究聚焦微觀個體，探討了個體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個體的金融化轉變是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收入分配動態、宏觀政策演進、意識形態等因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構設定了個體金融化轉變的宏觀必然性——在實際工資停滯、收入分配惡化、工作不穩定性與金融風險增加的背景下，個體通過負債來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成為了必然的選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重塑則為個體的金融化轉變提供了內在動力——新自由主義通過經濟、金融理論和政治、媒體話語等方式促進了金融邏輯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引導了個體的日常實踐。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自我規訓的金融化微觀主體，推動了日常生活領域的全面金融化。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實質是金融領域的資本日益廣泛地滲透到非物質生產領域，將家庭和個體作為榨取利潤的目標。這一過程不僅沒有消除資本積累中的矛盾，反而以新的方式加劇了這些矛盾。一方面，勞動力再生產的金融化為金融榨取個體收入打開了大門，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狀況，并為走出金融危機帶來了特別的困難。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侵蝕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和社會黏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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