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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經濟戰:中國比美國更需要保護自己的產業和金融

賈根良 · 2019-06-02 · 來源: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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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年前,筆者就提倡民族經濟的發展戰略,如果不是美國率先實行保護主義,如果不是美國發起對我國的經濟戰,我國似乎沒有理由采取對美針鋒相對的措施,既然美國高舉關稅保護、禁止中國在美投資等保護主義大旗,那么,我國就可以完全有正當理由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

  思想火炬編者按:應對中美經濟戰只和美國打關稅戰無濟于事,我國必須針對美元霸權和美國的投資保護主義采取對等反制措施。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作為發展中經濟,我國比美國更需要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保護自己的金融體系!早在10年前,筆者就提倡民族經濟的發展戰略,如果不是美國率先實行保護主義,如果不是美國發起對我國的經濟戰,我國似乎沒有理由采取對美針鋒相對的措施,既然美國高舉關稅保護、禁止中國在美投資等保護主義大旗,那么,我國就可以完全有正當理由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成立新公司和新增對華投資,禁止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針對美國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對美國在華跨國公司采取對等制裁措施,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待時機成熟后,重走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保護主義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  

中美經濟戰:打一場中國民族經濟的解放戰爭!

  從一開始,美國對華經濟戰就沒有局限于“貿易戰”(關稅戰),目前,其經濟戰包括以制裁中興公司為標志的科技戰(在中國境內首開惡劣的“治外法權”先例),嚴禁“中國制造2025”企業在美投資以及通過“知識產權保護”等強壓策略為美國在華跨國公司控制中國高端價值鏈、瓦解我國企業核心技術創新的努力而進行的投資戰;在將來,美國必將對中國發動貨幣金融戰爭。美國對華經濟戰是一種預謀已久的和高瞻遠矚的新戰略,是美國為了解決自身以貿易逆差戰略為核心的全球化在美國導致的危機,對其過去三十多年對華經濟戰略進行重大調整的必然之舉。

  美國對華經濟新戰略具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在保護美國制造業特別是智能工業化制高點的本土市場的同時,試圖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和利用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等達到支配中國市場的目的;其二是為了在對華貿易逆差減少的情況下繼續在中國推行美元霸權戰略,為此,美國正在從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為主的戰略轉變為通過貿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資輸出美元并重的戰略,并有可能在未來轉變為以后者為主,這是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變革,這就必然迫使中國對美國實施大規模的金融開放。

  自2008年以來,筆者不僅對美國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進行了深入研究,也對美國戰后政府干預的真相進行了深入研究,對特朗普發動對華經濟戰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研究,深知特朗普對華發動關稅戰在其國內是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是符合美國實際的,是為了捍衛美國國家整體利益,雖然他很無恥地敲詐中國。但我國呢?我們是從中國長遠利益出發對中美經濟戰進行思考的嗎?

  我國主流經濟學家目前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思路不可能打贏這場經濟戰爭,反而將導致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國對中國發動的是全面經濟戰爭,包括關稅戰、金融戰、投資戰、科技戰和知識產權戰等諸多方面,但我國迎戰只在關稅戰方面(將“中美貿易戰”錯誤地理解為只是關稅戰),而在其它方面則完全缺乏迎戰的考慮;

  其次,根本不了解特朗普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轉變和核心,抱殘守缺,采取了“凡是特朗普反對的,我們就擁護”的教條主義,在美國對華投資戰和未來金融戰上反而幫了特朗普的大忙,前者是《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后者則是金融開放的措施。歷史上經濟戰的制勝法寶歷來是保護本國市場并打開對方市場,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國面對美國嚴禁“中國制造2025”產品和企業進入美國市場,反而卻通過《負面清單》等對美國跨國公司更加敞開了大門;在美國沒有對中國金融開放施加壓力的情況下,我們卻主動地開門揖盜,鉆進了特朗普的圈套;

  再次,教條主義地對待全球化,忘了中國的古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視自由貿易為真理,將外資看作是民族經濟發展的福音,看不到保護民族經濟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世界大勢,反而繼續實行對民族經濟不利的政策;

  最后,被美國的宣傳所迷惑,沒有認識到美國真正的目的是將中國拖入依附型經濟的深淵。

  目前我國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思路仍錯誤地將保護主義看作是閉關鎖國,這是在中國流行了四十年的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讀讀歷史,難道你不會發現英國發動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美國發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都是在高關稅保護之下發生的?這一基本的歷史事實難道還不能令將自由貿易看作真理化身的渾噩國民覺醒嗎?現在,美國正在通過保護主義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向縱深發展,請問,英美國家的這種保護主義算不算閉關鎖國?英美發動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是在保護主義大墻之下進行的,這正是中國未來崛起之所需。即使加入了WTO,美國也沒有強迫中國毫無限制地引進外資并推行大規模金融開放,而我國某些人卻一直一意孤行地這樣做,為此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怪誰呢?難道怪美國嗎?

  應對中美經濟戰只和美國打關稅戰無濟于事,我國必須針對美元霸權和美國的投資保護主義采取對等反制措施。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作為發展中經濟,我國比美國更需要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保護自己的金融體系!早在10年前,筆者就提倡民族經濟的發展戰略,如果不是美國率先實行保護主義,如果不是美國發起對我國的經濟戰,我國似乎沒有理由采取對美針鋒相對的措施,既然美國高舉關稅保護、禁止中國在美投資等保護主義大旗,那么,我國就可以完全有正當理由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成立新公司和新增對華投資,禁止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針對美國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對美國在華跨國公司采取對等制裁措施,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待時機成熟后,重走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保護主義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

  中國迫切需要從對美國的貿易依附、技術依附和金融依附中擺脫出來,而美國對我國發動的經濟戰恰好提供了這種重大歷史機遇,中美經濟戰正是中國經濟大轉型的大好時機。我國已經錯過了十年前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的歷史機遇,我國絕不應該再錯過這次機會,否則,我國將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真正目的是聲東擊西 

  2017年1月,筆者在《新李斯特學派:理解世界經濟大變局的新學派》分析了特朗普上臺后將采取的“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策:貿易保護、內部改善(基礎設施大建設)和美元霸權,并指出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思想上主要來源于美國學派的三大政策綱領(關稅保護、內部改善和國民銀行),但與其19世紀金融保護的“國家銀行”不同的則是,美國繼續其美元霸權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目的是利用美元霸權繼續通過迫使別的國家大幅度開放金融市場掠奪其財富。

  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轉嫁國內矛盾,因為國內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和就業問題非常難以解決,內部改善(基礎設施大建設)也難以有大的動作,原因就在于壟斷資本利益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極力阻擾。例如,以美國國內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和就業問題為例,這不僅在于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后推行債務國統治世界的戰略,這種戰略必須實行貿易逆差戰略,這導致了美國中低端產業的外包,而且也在于其股東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制度。為了滿足公眾股東的利益,同時更是高管階層為了在高股價時兌現其股票期權,諸多大企業的經營戰略就由原先的“盈余保留加再投資”轉為“裁員+回購股票+外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高管階層先回購股票,然后裁員和外包,其結果必然是推動股價上漲,在股價上漲到預期值時,高管階層就通過兌現其股票期權攫取了巨額財富。股東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制度導致了美國工人的失業和產業外包,而外包導致進一步失業,它也是導致美國收入兩極分化的重要根源,但這些問題在美國很難解決。所以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轉嫁國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業

  美國戰略家很清楚他們在過去一直實行的貿易逆差戰略,因此也清楚對中國產品征稅解決不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是美國政府吸取了英國在19世紀末的教訓,但這不是其真正的重點,真正的重點在于兩個方面:一是給中國政府施壓,利用其直接投資在中國國內壓制中國價值鏈高端的發展,另一個的主要目的是聲東擊西:迫使我國徹底開放金融市場。因此,我長期以來一直反對繼續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開放金融市場。

  但美國目前所發動的貿易戰無法解決其國內矛盾,美國戰略正處于大調整之中,我們必須研究美國債務國統治世界的戰略如何做出調整(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國內制度如何變革(如基礎設施如何建設的制度)和國內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等矛盾如何解決,等等。

  考慮到美國戰略變化的大趨勢,我還是堅持我長期的看法:中國首先不能大幅度開放金融市場,其次要通過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保護價值鏈高端,包括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此外,堅定不移地推進自主創新和軍民融合等國家發展大戰略。

美國指責“中國制造2025”:“只許州官放火”的行徑

 

  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將“中國制造2025”肆意歪曲為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并無端指責其對別國排斥的觀點甚囂塵上,這種錯誤的觀點在國內學者中也有很大的市場,其原因就在于美國有意隱瞞了美國的真相。在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和“中國制造2025”中,制造業創新中心都是其核心構成部分,通過對其布局定位、運作治理、資金投入、成員聚集度、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謀劃遠不及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更加高瞻遠矚,在實施措施上也不如美國更加具體和周密詳細,美國對“中國制造2025”的指責實際上更適合于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而不適合于中國。

  事實上,戰后以來,美國在科技創新方面是世界上實施最強有力政府干預的國家,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實際上是美國這種“發展型網絡國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本文揭露了這種事實的真相。美國之所以有意隱瞞其“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真相,目的就在于便于推行“按美國所說的去做,而不能按美國所做的去做”,它肆意歪曲和無端指責“中國制造2025”充分暴露了其“只許州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強權邏輯。在政府發揮作用的程度上,我國應該認識到“中國制造2025”在廣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與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我國不僅應該借鑒和學習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而且也應該借鑒和學習美國戰后“發展型網絡國家”的成功經驗,堅定地將“中國制造2025”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2019年發表)

創建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新型舉國體制

 

  在“中興事件”爆發后,一些工科領域的專業人士提出:只有重新實行我國“兩彈一星”的舉國體制,才能解決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缺芯少魂”的問題,從而引發了與吳敬璉等反對派的爭論。

  然而,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舉國體制的人都不了解舉國體制在經濟史上的來龍去脈。2016年,筆者曾在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的學術研討會上做過一個《美國企業家型國家與我國“新型舉國體制”》的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筆者指出,舉國體制并非我國獨有,而且與軍工密切相關,與我國“兩彈一星”一樣,美國曼哈頓工程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也屬于高度集中的舉國體制。但美國戰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卻是來自于另一種相當不同的舉國體制——相對分散的網絡型舉國體制。1957年10月,蘇聯先后將“伴侶號”等兩顆衛星成功送入太空,標志著蘇聯航天技術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經超越美國,美國以核武器優勢抵消蘇聯常規軍隊和武器優勢的“第一次抵消戰略”正式失敗,美國為之舉國震驚,朝野陷入緊急狀態。正是在這個事件的巨大沖擊下,美國改組其軍工體制,成立了對其顛覆式創新產生重大影響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構建了超越傳統國防或軍工概念的“國防政府部門”體制(Linda Weiss,2014)。

  美國的“國防政府部門”以國防、軍事和情報機構為核心,不僅包括國防部(含三軍部門)、國家宇航局和國土安全部,而且也包括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等部門,這種軍民融合的體制將信息、生物、能源、納米和材料等幾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納入了“國防政府部門”的管轄范圍,從而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下相對分散的網絡型舉國體制。美國這種網絡型“舉國體制”為我國在市場經濟條件如何建設“新型舉國體制”特別是軍民融合國家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重要借鑒,但存在著缺陷,我國應該發揮社會主義的體制優勢,發揮國有企業作為創新驅動先鋒和國家創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建立比美國更加集中的網絡型“舉國體制”。(2018年5月撰寫的摘要)

金融開放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困局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尤其是關于資本主義信用和虛擬資本的分析是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理論的先驅,本人運用馬克思-明斯基金融不穩定性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依附學派有關國際貨幣體系不平等的思想分析了金融開放為什么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頻發,并進而陷入到一種金融困局當中。這種金融困局表現為脆弱的金融系統、動蕩的外匯市場、有限的政策空間和越來越難以自拔的依附型經濟。在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頻發的金融危機使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進一步深化,而金融不穩定又為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提供了金融上的條件。發展中國家因金融開放而導致金融危機頻發的歷史為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維護金融安全提供了前車之鑒。

  在筆者看來,我國完全沒有必要引進外國銀行的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必要對外金融開放。首先,我國不缺乏資金,外國銀行進入中國,必須將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才能在中國開展業務,這不僅增加了“燙手”的外匯儲備的負擔,而且也擠占了本土銀行的信貸規模,這對中國實體經濟沒有一點好處。其次,美國金融家的經營管理水平不會比我國本土金融家高。華爾街金融家制造的美國次貸危機是史無前例的,怎能說其經營管理水平高呢?如果沒有奧巴馬政府對金融業的大規模救助,美國的金融危機是無法收場的。我們應該警惕華爾街銀行家在中國興風作浪、制造新的金融危機。最后,引進外國金融資本將激發本土金融機構的競爭力,這個觀點同樣站不住腳。按照上一個觀點,既然美國金融家的經營管理水平不會比我國本土金融家高,它怎會激發我國本土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呢?要知道,華爾街的所謂“競爭力”是美元霸權賦予的,由于作為主權貨幣的美元攫取了“世界貨幣”的地位,在國際貨幣等級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是最有侵略性和投機性的強勢貨幣,而處于國際貨幣等級體系底端的包括人民幣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金融開放條件下必將是一種任人宰割的弱勢貨幣,因此必須采取金融保護主義而非金融自由化政策。

七年后繼續強烈呼吁立即禁止中國企業赴美上市

 

  網上有一則消息《美國再次行動!華為之后,阿里巴巴、百度等213家企業或遭嚴查?》,這則消息說,對于中國在美上市企業,美國方面認為,既然是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市,無論是來自哪個國家的公司,都應該遵守美國的法律法規辦事,都應該受到美國監管部門的監管。該文寫到,如果“美國證監會來真格的,這些企業恐怕多少都得遭殃了”。筆者認為,作者并沒有認識到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經濟的殖民地化。

  美國對中國在美上市公司進行監管,符合美國證券法,誰讓你在美國上市呢?美國的做法難道不對嗎?美國人甚至可以說,這些企業的大多數股東是美國人,難道不是我美國企業嗎?我要對美國股民負責,對美國企業負責。如果美國將來以上述兩方面理由在阿里、百度、京東和攜程等所有中國在美上市企業派駐監督官,中國政府將如何回答和處理這一問題?

  中國政府如果回答說,這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這個回答成立嗎?阿里巴巴、百度等在美上市公司是中國企業還是美國企業?難道美國政府的理由不成立嗎?如果美國在阿里等所有中國在美上市企業派駐監督官,這與舊中國的治外法權有區別嗎?中興公司完全是中資企業,美國提出在中興公司派駐合規監督官,這是比舊中國治外法權更嚴重的侵犯我國主權的行為,我國都能答應,難道美國在阿里等所有中國在美上市企業派駐監督官,有何理由不答應呢?

  筆者2011年就在《外儲問題的根本在于外資和美債》(《中國經濟周刊》2011年第38期)一文中呼吁政府“嚴禁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其后在《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和《解決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和美債問題的戰略構想》(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金融與保險》,2012年第6期)中多次呼吁嚴禁中國企業赴美上市,但筆者當時也沒有認識到上述問題這么嚴重,只是從中國經濟的美元化、對內需經濟的嚴重破壞和貨幣主權喪失的角度,呼吁政府嚴禁中國企業赴美上市。

  在《中國財政金融改革需要一場金融革命》(《賈根良新浪博客》2014-09-10 )一文中,筆者再次提到禁止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和融資的問題。“在上述已經喪失貨幣主權的情況下,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項目,只能為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創造巨大的投機機會,加重中國作為美國金融殖民地的程度。只有在回收貨幣主權后,才能開始利率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國際化’才不會淪為美元霸權的犧牲品。所以,問題的關鍵是破除美元霸權,而這首先要從停止增加外匯儲備入手,這是我早在2011年就已經提出的,我為此提出了停止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禁止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和融資、打擊熱錢、逐步取消出口退稅、建立中國出口卡特爾、提高出口部門工人工資、回購外資企業和擴大內需等政策建議,但據此撰寫的內參被拒絕采納上報。”

  除了上述問題外,我國使用納稅人的錢對赴美上市的境內企業的大量支持使其豐厚的利潤被美國股東所分享,這就產生了一個令人疑惑的問題:政府對這類企業的支持是對民營企業的支持,還是對外資企業的支持?

  2017年11月,筆者注意到這樣一則報道:

  【“科技部高新司秦勇司長介紹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項目實施的總體考慮,并宣布首批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名單:依托百度公司建設自動駕駛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設城市大腦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依托騰訊公司建設醫療影像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依托科大訊飛公司建設智能語音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2017-11-20  來源:科技部網站)】

  在“中國制造2025”中,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核心組成部分,而在這則報道中,在政府支持的四家企業中,只有一家是純粹的中國企業,阿里巴巴、百度是在美上市企業,據說騰訊注冊地早已變更為英屬開曼群島,性質上跟阿里巴巴一樣屬于外資公司,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項目的支持就這樣大部分給了外資企業,特別是給了美資企業,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國新經濟大部分股份都來自外資,這是我國金融改革存在問題的重要例證,也是我國喪失金融自主權的重要表現。

  根據證監會統計,截至 2016年底,共有 279 家境內公司到境外首發上市(H 股公司), 實現 165 次再融資(包括增發、可轉債),籌資總額3151.65 億美元。又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就2018年11月份外匯儲備規模變動情況答記者問的報道,截至2018年11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617億美元。這些海外上市公司作為“倒爺”“倒到”中國的美元占我國目前外匯儲備的10%,成為美元霸權強有力的支持力量。在中美經濟戰的大背景之下,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的步伐反而加快了:據貝克麥堅實(Baker McKenzie)律所的數據,今年共有37家中國企業在美首次公開募股(IPO),共募得資金92億美元,企業數量及募款總金額較去年(20家,56億美元)均有明顯增加。

  長期以來,我國的買辦勢力大肆宣傳“在華外資企業是外資企業”,不明真相的國民長期被欺騙。但正如筆者指出的,在我國長期流行的“在華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這種謬論不僅無視最基本的常識,侮辱中國經濟學家的智力,而且也是在為近代史上中國的買辦文化和買辦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招魂。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列強正是通過《馬關條約》使其在華直接投資(資本輸出)取得了法律上被認可的地位,從而導致了舊中國殖民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境內企業大量赴美上市,難道不是在將中國推向新殖民經濟的深淵嗎?因此,在我2011年首次提出禁止我國企業赴美上市后的美中經濟戰中,我仍要椎心泣血向政府相關部門大聲疾呼:立即禁止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和融資!

  我不知道,美國將在何時向中國提出在阿里等中國在美上市企業派駐監督官;我也不知道,美國在這次美中經濟戰是否已經向中方談判小組提出:不答應我的條件,美國將凍結目前中國持有的1.1389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全部美元外匯資產。如果美國現在不這樣做,只是因為時機未到。很明顯,美國已經將中國定性為必須打擊和清除的頭號敵人,遲早美國會使出這些殺手锏,迫使中國低頭。

  (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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