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泛用西方發展經濟學話語的若干問題

泛用西方發展經濟學話語的若干問題*

何干強

　　摘要：近年來，國內學者頻繁使用中等收入陷阱、比較優勢、人口紅利等西方發展經濟學話語。其實，“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對一定范圍的經濟現象所做的比喻;“比較優勢戰略”搬用西方國際貿易理論的“比較優勢”原理，把它擴展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人口紅利”概念撇開社會生產關系，片面分析人口供求現象及其與經濟利益的關系。我們只有自覺堅持唯物史觀指導思想，維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權，才能防范資產階級經濟學非科學話語的泛用，保證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方向。

　　關鍵詞： 唯物史觀  “中等收入陷阱” “比較優勢”  “人口紅利”

　　西方發展經濟學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產生的分支學科，它主要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問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學界批判地借鑒和汲取現代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的某些有用因素，本無可非議。但是，西方發展經濟學除了一部分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激進主義學派的理論外，其主流理論“受到新古典主義的強大影響”，[①]具有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和辯護性的弊病，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搬，勢必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起誤導作用。

　　為了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關于“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的精神，[②] 增強理論界維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權的自覺性，本文擬對近年來國內學者頻繁使用的“中等收入陷阱”、“比較優勢”、“人口紅利”等西方發展經濟學話語及其相關主張，提出商榷意見。

　　一、泛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為傳播新自由主義提供空間

　　在漢語中，“陷阱”意為誘使野獸或敵人上當而挖的暗坑，比喻一種暗藏的危險。一段時間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在我國理論刊物乃至新聞媒體上屢見不鮮。在客觀上，這與我國已進入世界銀行公布的“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有關。世界銀行“按圖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現價美元)數據顯示，2017年世界人均GNI為10366美元;中國人均GNI為8690美元。[③] 據此可推算出，中國人均GNI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3.8%。按世界銀行的排序，2017 年中國人均GNI已進入世界“中高等收入國家”序列。[④] 由此許多學者搬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研討中國會不會陷入及如何防止陷入該“陷阱”問題。然而，“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西方學者對一定范圍的經濟現象所做的比喻，它并非科學的經濟學概念。理論界廣泛使用這個概念，很值得商酌。

　　資料表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用語由當時任職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英德米特·吉爾(Indermit  Gill)于2006年首先提出，出現在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該報告將東亞的日本、韓國等5個高收入經濟體與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8個國家做比較。后者在20世紀60—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增長便陷入了停滯，無法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故稱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⑤] 這個描述拉美國家經濟現象的概念，后來被泛化為所有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階段后，都有同樣的危險。如維基“智庫·百科”網站就把“中等收入陷阱”解釋為：“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的一種狀態。”[⑥] 這就把“中等收入陷阱”從一種比喻性的文學詞匯，變成了西方發展經濟學的術語。而它的流行，則為新自由主義逃避應付的歷史責任找到了借口，并為傳播歷史唯心主義的經濟發展觀提供了空間。

　　其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掩蓋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主導“全球治理”過程中，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利益的歷史責任。實際上，拉美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發生經濟停滯和社會亂象，內部原因是它們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導致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本矛盾隨經濟發展而尖銳化。其外部原因則是，這些國家與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世界市場全面接軌后，受外來沖擊，經濟陷入困境，于是求助由美國控制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這兩大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救助”，是以接受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結構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作為附加條件的。這些政策滲透著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是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要求被“救助”國的國有經濟私有化，政府放棄對宏觀經濟的必要調控，實施緊縮政策，放任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自由進出等，以便優先增加美元外匯收入，償還本國所欠美元債務。這就勢必造成拉美國家內部的基本矛盾加劇，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宏觀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金融管理失控，通貨膨脹，政局動蕩，即發生盛行20世紀80-90年代臭名昭著的“IMF騷亂”(IMF Riots)。[⑦] 而把這一列騷亂解釋為“中等收入陷阱”，就會讓人們誤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而忘卻這些亂象與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經濟政策的內在聯系。

　　其二，“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抹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的根本區別。它讓人們相信，不論實行何種經濟制度的國家，只要人均GNI進入世界“中等收入”水平，經濟和社會發展就有落入“陷阱”的危險。這顯然背離唯物史觀的科學思維方法，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唯物史觀指導下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為私有制經濟基礎所決定，生產的自發性、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始終存在，因而在社會平均收入增長的各個歷史階段，經濟發展都存在不穩定性。資本主義國家自機器生產占統治地位以來，就開始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英國于1825年最早爆發，危機的周期性一直延續至今。雖然經過不得不采取的改良主義公共福利政策，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收入差距曾有所縮小，但是由于私有制經濟基礎并沒改變，因此危機的根源始終存在，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始終存在，并在新自由主義推動下有繼續擴大的趨勢。有專家指出，“以互聯網+智能機器人等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革命和新的生產工具的誕生和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全球范圍內的社會生產力，但同時也加劇著全球范圍內的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貧富兩極分化。”[⑧]尤其是資本全球化的加劇，使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或國民資產占有，越來越難以維持“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而呈現少數人占國民資產比重很大、大多數人占國民資產比重很小，這樣的財富分配“金字塔”型和資產占有比重“倒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⑨]

　　可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無論人均國民收入處在“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水平階段，都存在生產方式中的對抗性基本矛盾，由此導致的資產占有和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對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始終都是“陷阱”，而并不是只在“中等收入”階段才遭遇“陷阱”。而發展中國家一旦經過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使人均國民收入處在世界“低等收入”、“中等收入”階段，與本國在舊制度下相比，經濟增長速度都會明顯提高，并高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收入差距也會顯著縮小。這對于廣大勞動人民而言，是不存在什么“陷阱”的。我國就是顯著的例證。蘇聯原本是落后的農業國，1917年取得十月革命偉大勝利后，到1937年，工業總產值“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⑩]1964—1982年的蘇聯已發展為世界第二個超級大國，1990 年蘇聯人均 GNP的世界排名達40多位，[11]進入世界“高等收入”序列。我們知道，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在粉碎外國武裝干涉取得勝利的基礎上，于1922年建立的。從那時起，蘇聯的經濟發展經歷了人均國民收入世界排名的“中等收入”階段，卻沒有出現拉美國家那樣的“陷阱”亂象。這說明，“中等收入陷阱”絕非放之四海皆準的一般經濟規律，而只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聯系、有著具體原因的經濟現象。把“中等收入陷阱”普遍化為一般規律，具有明顯的主觀性。

　　其三，“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含混的概念，為一些人提出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改制”主張，提供了可乘之機。善良的人們如果相信“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一般規律性，就難免相信，那些打著防止中國跌入“陷阱”幌子提出的改革主張，也是出于好心。然而不難發現，有的避“陷阱”藥方卻是明顯違反國家憲法的。如否定我國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主張大量縮減國有經濟;要求政府轉變職能，放棄對國有經濟的整體性管理，放棄政府宏觀計劃調控職能;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主張讓外國資本自由進出中國等。如果采納這些藥方，顯然會嚴重削弱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對外經濟開放中動搖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性。這就不僅不會使中國順利進入世界的“高等收入”序列，而且勢必重蹈蘇東國家亡黨亡國的覆轍。相反，只要堅持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主體地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揮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優勢，始終重視遵循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中國的經濟發展就絕不會像那些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那樣，跌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一定會穩步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泛用“比較優勢”論阻礙民族經濟自主開放的發展

　　一段時間以來，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有學者根據西方發展經濟學中關于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原理，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和“比較優勢戰略”，在經濟界產生了較大影響。這種主張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要從一定時點生產要素資源、勞動和自然資源等的豐裕程度出發，以其稟賦結構選擇發展對外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技術和產業;當國民經濟中的軟硬基礎設施適合于“發展充分競爭的市場”時，就可以使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對降低，形成市場競爭優勢，獲得較高的“資本回報”。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而比實施“趕超戰略”更加有利于一國經濟的快速發展。[12] 其實，這種“比較優勢戰略”是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原理，擴展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上了。

　　“比較優勢原理”最早來自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或“比較利益說”，認為各國只要選擇生產相對成本較低的商品進行國際貿易，彼此形成一定的國際分工，就對各國都是有利的。但是，這種從私人資本追求利潤和自由貿易角度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缺乏科學的國際價值論作為基礎。它不能解釋：為何勞動生產率高的國家總是處在國際分工的有利地位;為何整體上勞動生產率落后的國家，從來不能取得國際市場的國家競爭優勢。因此，把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論，作為促進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很值得商榷。

　　其一，應當用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認識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現象。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創立國際價值論，同時運用剩余價值論分析國際貿易關系，既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發現的國際貿易“比較利益”中的科學成分，做出了更深入的解釋，又揭示出李嘉圖這種經濟思想的片面性。

　　馬克思肯定，一般的國家都有可能通過發展對外貿易，比封閉運行獲得較多的經濟利益;因為“對外貿易一方面使不變資本的要素變得便宜，一方面使可變資本轉變成的必要生活資料變得便宜，就這一點說，它具有提高利潤率的作用”[13]。這段引文中使用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范疇，顯然是對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不過，對外貿易有可能獲得便宜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個原理對其他商品生產社會也是適用的。

　　馬克思強調，在對外貿易中，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的國家比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具有明顯的優勢，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這是由國際價值規律決定的。他指出，“價值規律在其國際范圍的應用”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世界市場上，商品的國際價值“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14];在國際價值規律作用下，“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只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超過國際水平”。[15] 簡言之，同種商品生產力高的國民勞動或國別勞動在同一時間能創造出較多的國際價值。因此，“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首先因為這里是和生產條件較為不利的其他國家所生產的商品進行競爭，所以，比較發達的國家高于商品的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雖然比它的競爭國賣得便宜。在這里，只要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勞動作為比重較高的勞動來使用，利潤率就會提高，因為這種勞動沒有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支付報酬，卻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出售。”[16]

　　馬克思同時還揭示出國際貿易中被李嘉圖稱之為“比較利益”的獲利情況，指出“對有商品輸入和輸出的國家來說，同樣的情況也都可能發生;就是說，這種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對象化勞動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這好比一個工廠主采用了一種尚未普遍采用的新發明，他賣得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出售，就是說，他把他所使用的勞動的特別高的生產力作為剩余勞動來使用。因此，他實現了一個超額利潤。”[17]  舉例來說，雖然某國出口的一種商品(WA)所含的本國社會必要勞動是100單位，在世界市場只能按低于本國社會必要勞動10單位的國際市場價格賣出;但是，該國商人可以用換回的世界貨幣(外匯)，從世界市場上進口自己要耗費110個單位本國社會必要勞動才能生產出的商品(WB)，因此該國還是可以得到10個單位本國社會必要勞動的利潤或利益。這與在一國之內的價值規律作用下，同一部門勞動生產率高的企業在同一時間可以創造更多社會價值，從而通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可以獲得超額利潤是相似的道理。例如，勞動生產率高的資本主義企業生產的商品，個別價值是90單位，此價格低于同種商品的社會價值110單位，盡管它在市場上賣得比社會價值便宜，但是仍可按高于自己的個別價值100單位出售，由此可賺取超額利潤10單位，隨手裝進資本家的腰包。因此，馬克思科學地揭示了李嘉圖發現的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的實質。有學者指出，馬克思建立在國際價值論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及其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在科學性上，遠遠超出了一百多年來現代自由貿易派新貿易理論(從赫克歇爾和俄林到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再到梯伯特等[18])的“和諧智慧”。[19] 這是有道理的。

　　應當注意的是，馬克思研究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是以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礎，結合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決定的分配關系進行的，他深刻揭示出對外貿易獲得的比較利益(額外利潤)的歸屬關系。馬克思指出，“處在有利條件下的國家，在交換中以較少的勞動換回較多的勞動，雖然這種差額，這種余額，同勞動和資本之間進行交換時通常發生的情況一樣，總是會被某一個階級裝進腰包。”[20] 可見，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企業通過對外貿易獲得“比較利益”(這對國內平均利潤率的下降有反作用)，是和“剩余價值率趨向提高，從而和勞動剝削程度趨向提高是結合在一起的。”[21] 而這些科學原理，李嘉圖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因為站在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都是看不到的，不可能涉及的。因此，我們不能離開生產關系和由此決定的分配關系，來抽象地理解對外貿易的比較利益。

　　上述馬克思所說的一國通過對外貿易，可以購回比自己國內生產成本低的商品而獲利這種“比較利益”現象，被搬用西方發展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稱之為可以利用的“比較優勢”。似乎任何社會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只要能夠在發展本國經濟的過程中，利用這種比較優勢，就可以趕上發達國家。其實，這樣的理解是十分片面和表面的，也是具有欺騙性的。

　　不應當忽視，馬克思所說的對外貿易中的比較利益，是以國際價值論為根據的，是以該國某種商品(WA)出口后，能夠買到國內需要的比自己生產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更低的外國商品(WB)為前提的;[22] 如果不能買到這種外國的商品(WB)，就不能獲得這種比較利益。同樣不能忽視，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發達國家的生產關系即根本經濟制度對外貿有著重大的影響，這也會妨礙發展中國家實現外貿中的“比較利益”。例如，我國在對美國的國際貿易中，以相對成本低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賣給美國，但是美國為了維護經濟霸權，卻不準把高新技術商品賣給中國(中國生產這種商品的成本過高，包括研發及其商業化生產的成本)，這樣一來，中國就不能獲得比較利益。為此，把中國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當成都可以獲得“比較優勢”，顯然是片面的。

　　由此可見，不能把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泛化為任何勞動生產率低的企業都能夠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比較優勢”;更不能把獲得這種比較利益擴大到勞動生產率較低的整個國家范圍。從國家戰略角度看，發展中國家如果迷信“比較優勢”原理，就會把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依靠科技進步，提高整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看得無關緊要;這樣，即使本國某些企業能賺取李嘉圖“比較利益”，但國家在總體上卻處于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只能生產低端產品，在高新技術產品上卻受制于發達國家。以這樣的“比較優勢戰略”來指導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是不可取的。

　　其二，以李嘉圖為創始人的西方國際貿易“比較優勢”原理，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差不大的國家之間貿易，卻不適于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差很大的“富國”和“窮國”之間的貿易。這是因為，勞動生產率低的“窮國”(發展中國家)與勞動生產率高的“富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按國際價值，前者只能用較多的本國社會勞動，與后者較少的本國社會勞動交換，這就使后者可以通過這樣的交換，無償占有或剝削前者的本國社會必要勞動;[23]這勢必形成富國與窮國之間資本積累的兩極分化。這是南北經濟關系在國際價值規律作用下，不平等交換的基礎性機制。正如馬克思指出，“一國國家的三個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個國家的一個工作日交換。價值規律在這里有了重大變化。或者說，不同國家的工作日相互間的比例，可能像一個國家內熟練的、復雜的勞動同不熟練的、簡單的勞動的比例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24]“國家之間可以不斷進行交換，甚至反復進行規模越來越大的交換，然而雙方的贏利無須因此而相等。一國可以不斷攫取另一國的一部分剩余價值而在交換中不付任何代價”。[25]顯然，如果不設法使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只從個別企業、個別產業憑借所謂“比較優勢”，去賺取比較利益，那就只能導致前者永遠跟著后者走，二者的差距可能因國際貿易中的剝削造成的資本積累分化而不斷擴大。

　　資產階級“比較優勢”理論不懂得，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國際貿易中，體現資本剝削關系的剩余價值規律是和國際價值規律結合著起作用的;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國際商品交換中，存在前者對后者的剝削關系。這種理論認為，富國和窮國之間可以構建彼此和諧的國際貿易關系，落后國家只要發揮“比較優勢”，就可以趕上去。這具有很大的欺騙性。馬克思深刻指出，“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的競爭中，作為不變的和起調節作用的量加入到計算中去的，是工資、利息和地租的已定的和預先存在的量”，“這些因素是起決定作用的要素”。[26]他在批判美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階級調和論的創始人亨·凱里時寫道：“他起初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成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并且說這些規律的自由的、和諧的作用只是由于國家干涉才遭到破壞，可是后來他發現，英國對世界市場的惡魔般的影響(似乎這種影響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中產生的)，使國家干涉即通過國家來保護那些‘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成為必要，換句話說，就是使實行保護關稅制度成為必要。”[27] 實際上，只要民族國家主權仍林立于世界市場之上，后者又以不平等的國際分工為基礎，現實的國際貿易中就不存在基于抽象“比較利益”的永恒自由與和諧。馬克思曾引述一本匿名小冊子作者的話，“體現在對外貿易結果上的不僅是國民的勞動，而且是國民的剩余勞動”，并進一步分析道，“只有對外貿易才使作為價值的剩余產品的真正性質顯示出來”，這“要看具體勞動發展為包括世界市場的各種不同勞動方式的總體的程度怎樣”。[28]《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9]于是，“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30]《共產黨宣言》發表40年后，恩格斯總結道：“經過長期的、劇烈的斗爭以后，英國的工業資本家取得了勝利”，“建立一個以英國為大工業中心的世界，而其他一切國家則成為從屬的農業區”。[31]事實證明，國際貿易發展到今天的“全球化”時代，西方壟斷資本“全球產業鏈”下的國際分工，變得更有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仍在掌控世界貿易舊秩序，推行新殖民主義，剝削發展中國家，破壞南南合作，阻礙它們自主發展民族經濟。

　　其三，促進一國經濟發展，不能只從生產要素的稟賦結構出發。從宏觀角度來看，“新結構經濟學”所說的“生產要素的稟賦結構”，主要指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之間的結構關系。用《資本論》的經濟學科學術語來表達，這主要指社會總資本各產業部門資本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不同的產業結構。它們只涉及宏觀經濟形態中的社會生產力層面(屬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經濟層面)，并未涉及社會再生產中各產業部門生產要素總體的比例關系結構(全社會勞動的社會分工或科學發展所需的產業結構)。進一步說，這種“稟賦結構”的分類，并未涉及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總資本運動中，生產要素的再生產按比例發展的社會化經濟結構。馬克思揭示，商品生產社會一般的宏觀經濟結構是多層面的，包括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資本流通(其中有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之間的結構)、產業結構(社會分工結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社會生產力不平衡發展等多個經濟層面之間的結構。其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其內部結構，對宏觀經濟運行起著能動性的基礎作用。因此，研究宏觀經濟結構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應樹立唯物史觀指導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全面經濟結構觀，尤其不應當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層面對于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狹隘的“新結構經濟學”視野主要盯住國際貿易流通層面，并認為“充分競爭的市場”會自動地調節宏觀經濟結構，有很大的片面性。

　　上述分析說明，搬用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實施“比較優勢戰略”，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某些企業或許能夠有較快發展，但從國家總體看，只要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必然會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必然會在國際貿易中受經濟發達國家的剝削，從而不可能實現真正自主平等的經濟開放。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必須有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決心，而且完全有可能實施科學的趕超發展戰略。19世紀下半葉，俄國經濟明顯落后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但馬克思認為，俄國當時在全國范圍內仍存在的農村公社“集體生產的因素”，如果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無私援助下，讓它“擺脫其原始特征”，在全國范圍發展起來，就“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積極成果”，俄國“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32]這說明，發展中國家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有歷史現實可能性的。從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發揮基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主觀能動性，全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角度看，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要利用可以不走資本主義老路的現實有利條件，爭取生產關系方面的跨越式發展，取得根本經濟制度的優勢。二是要努力占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形成的一切積極成果，實現比先進國家速度更快的社會生產力跨越式發展。因此，中國不應當指望搬用“比較優勢”原理來加快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應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 堅持獨立自主的經濟開放，實施跨越“卡夫丁峽谷”式的經濟發展戰略。中國只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重視發揮公有制的優越性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發揚自力更生、艱苦的精神，大力推進自主科技創新，努力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就一定能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列寧指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33]我們理應牢記列寧的教導。

　　三、泛用“人口紅利”概念是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失語的表現

　　近些年來，面對人口老年化問題，國內流行起西方主流發展經濟學的“人口紅利”概念，[34] 認為人口絕對量減少必然引起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力的供給小于需求，就會增加勞動力工資支出，增加生產成本，企業利潤就會降低，而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力低成本帶來的“人口紅利”就會消失。這種觀點與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貌合神離，很值得商榷。

　　第一，撇開一國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的性質，來談勞動力供求關系是片面的。“人口紅利”概念具有西方主流經濟學撇開生產關系分析經濟問題的通病。在唯物史觀看來，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不同的國家，人口規律必然有根本區別。馬克思深刻揭示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存在“特有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35] 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引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規律作用下，總是不斷地產生相對過剩人口，產業后備軍使勞動力的供給大于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育率比較低，但是照樣存在失業人口;在周期性的危機時期，還會有較高的失業率。因此，只從人口絕對量的變化來說明勞動力的供求變化，在理論邏輯上丟掉了社會經濟制度或生產關系對人口運動的作用，違背唯物史觀，也是不符合現實的。

　　第二，搬用“人口紅利概念”論證中國需要增加人口，脫離中國人口眾多的國情。人口政策的制訂必須從國情現狀出發。例如，蘇聯人少地多，經過衛國戰爭人口損失很多，國家實行鼓勵生育政策;而新中國成立后，人口增長很快，人口總量過大，很有必要實行計劃生育如獨生子女政策。這種區別是由不同國家的特殊國情決定的，不同國家沒有必要實行相同的人口政策。如果說有的國家出現低生育率，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那么中國人口眾多的國情則要求堅持計劃生育。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堅持“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基本國策，實踐證明符合國家整體利益，有利于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2016年，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的政策，仍然是根據國情變化的計劃生育方式。2018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計劃生育仍然是一項基本國策。[36]

　　人口問題與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態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相互發生作用。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每公里土地面積人數，2016年世界平均為57人，美國為35人，中國為147人。[37] 以此換算，世界人均占地為1.75公頃，美國為2.86公頃，中國只有0.68公頃。如果中國人口增長過快，顯然會導致人均占地從而人均占有資源的削減，勢必降低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降低人口素質，對經濟發展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帶來不利。因此，應當以“人均綠色國民收入”為增長目標，堅持實施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控制好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增長。當然，也要看到，計劃生育實施到一定程度，難免會使老齡人口比重加大，這是在人口增長方式轉換中發生的正常現象。我們應當相信，只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統籌兼顧，合理安排，堅持和完善計劃生育，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渡過一段困難時期，中國的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必將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第三，認為勞動力減少，勞動力工資增加，會影響我國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從而失去“人口紅利”，這是概念上的混淆。馬克思根據勞動價值論揭示出，單個商品和社會總產品的產品價值由c+v+m三個部分組成。其中，c 為不變資本價值，v+m為工人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v補償資本家的可變資本價值, 形成工人的工資收入，m為資本家占有的剩余價值。在商品的市場價值一定、c已定的條件下，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上升(v+⊿v)，剩余價值量必然相應減少(m-⊿v)。因此，工人工資增加，對企業主而言增加了成本，減少了剩余價值或利潤，但并不會改變商品的市場價值，也就不會降低與商品的市場價值量相聯系的國際市場競爭力。認為勞動力成本上升(每個工人提高平均工資，或工人平均工資不變而增加就業人數)會減少“人口紅利”，這是站在企業主追求利潤的立場得出的結論，是把增加勞動力成本是否影響商品價值量，與是否影響企業主贏利這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了。應當明白，爭取國際競爭優勢，最主要的是靠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降低產品國際市場價值，并非專靠降低勞動力成本。何況工人工資的提高會擴大國內市場需求，有利于本國資本積累。但生產力落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資本家往往采取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以犧牲本國勞動者利益為代價參與國際競爭，將榨取的較多利潤裝進自己的腰包。這對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顯然是不可取的。

　　第四，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泛用“紅利”概念助長拜物教觀念。紅利原本是指擁有股票、公司投資股份的股東能夠獲得的收益，這本身包含背離勞動價值論的“錢能生錢”的資本拜物教觀念。雖然在現實中，人們憑借自己投入公司的資本，能分得公司盈利的人確實能獲得紅利，但是這樣的收入，并不是指通過勞動得到的報酬，而是憑借資本所有權索取的剩余價值收入。泛化使用這種概念，勢必助長不勞而獲的私有觀念，這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觀念是對立的。我國的企業，理應組織廣大勞動者發揮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努力增加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如果將其商品中新創造的價值也用v+m來表示， v表示按勞分配的工資收入，m=  分別表示企業收入和國家收入，那么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只是改變了勞動者的個人利益(v)與企業利益( )、國家利益( )之間的分配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理應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這體現了勞動者物質利益的增長。只要能正確處理勞動者、企業和國家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就可以把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和增加企業、國家利益，降低商品市場價值，從而增加商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這幾種關系有機地統一起來。而用“人口紅利”概念思考問題，則難免把勞動者提高工資收入的社會主義合法權益與提高商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對立起來，這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提高勞動者收入，促進共同富裕的要求，并未相向而行。

　　第五，“人口紅利”是概念顛倒錯亂的非科學用語。如上所述，現實經濟用語中的“紅利”本是指投資的收益，但是人口與投資完全是兩碼事。且不說兒童也是人口，本身顯然不產生任何經濟收益，反而需要耗費家庭的經濟收益來撫養。即使人口指的是勞動力人口，從而認為能夠產生“紅利”也是荒謬的，因為這樣一來，勞動力人口就成了產生紅利的股權資本，這等于說勞動力本身就能夠如同資本那樣自行增殖，這樣一來，勞動者就根本無需將自己的勞動力投入生產勞動，也可以和資本家一樣不勞而獲了。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批判了把勞動力當做資本的概念混亂，他指出，“在銀行家的觀念中”，“工資被看成利息，因而勞動力被看成是提供利息的資本”，“資本家們思考方式的錯亂在這里達到了頂點，資本的增殖不是用勞動力的被剝削來說明，相反，勞動力的生產性質卻用勞動力本身是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即生息資本來說明。”[38] 可見，不但不宜泛用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經濟學的“人口紅利”概念，“人力資本”這個概念也是不應當泛用的。

　　綜上所述，脫離中國的國情，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概念或原理，由此提出經不起理論推敲的似是而非主張，就很難與唯心史觀的經濟思維方式和經濟話語劃清界限。我們只有自覺堅持唯物史觀指導思想，維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權，才能防范資產階級經濟學非科學話語的泛用，保證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方向。

　　2019.3.6修改稿

　　*本文首發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8年第6期;再次修改后公開發表于《經濟縱橫》2019年第5期,這是公開發表前的修改稿。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資本論》和當代中國經濟。

　　[①] 參見譚崇臺主編：《發展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47頁。

　　[②]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頁。

　　[③]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Size of the Economy 2017. http://wdi.worldbank.org/table/WV.1, 2018年5月24日。

　　[④] 世界銀行：《按圖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現價美元)》，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CN-XT&name_desc=true, 2018年5月24日。

　　[⑤] 參見丁冰：《從中國走向世界——著重從經濟視角的分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7年，第93頁。

　　[⑥] “中等收入陷阱”，http://wiki.mbalib.com/wiki/%E4%B8%AD%E7%AD%89%E6%94%B6%E5%85%A5%E9%99%B7%E9%98%B1, 2018年5月24日。

　　[⑦] 參見 The Whirled Bank Group,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http://www.whirledbank.org/development/sap.html, 2018年5月24日。

　　[⑧] 李慎明：《國際金融危機與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引自《李慎明論金融危機》, 2018年5月20日，http://www.cssn.cn/jjx/xk/jjx_lljjx/sjjjygjjjx/201804/t20180424_4210435.shtml, 2018年5月21日。

　　[⑨] 參見宋麗丹：《“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歷史歸宿——以當代西方社會為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35—240頁。

　　[⑩] 李慎明主編：《歷史的風 中國學者論蘇聯解體和對蘇聯歷史的評價》，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頁。

　　[11] 數據參見楊榮、季正矩：《經濟建設的成敗與蘇聯的興衰》，《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6期。

　　[12] 參見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發展方向》，《經濟評論》2017年第3期。

　　[13]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頁。引文中使用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范疇，顯然是對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不過，對外貿易可以獲得便宜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個原理對其他商品生產社會也是適用的。

　　[14]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頁。對國際價值計量單位的理解，學術界是有爭議的，一種觀點認為，“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就是在世界經濟的一般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楊國昌、鐘偉：《從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看國際剝削的新變化》，《當代經濟研究》1999 年第 9 期)。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不宜把國別價值的計量單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套用到國際價值上，把它看作是各國生產該商品所需的國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加權平均;馬克思用“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這自有他的道理，因為國內生產商品的勞動強度的分布類似正態分布，即大多集中在中間，而兩頭少;而在國際上，強度分布可能是均勻分布，呈現“位階”狀態，而非中間大，兩頭小的情況，因此，計量單位只能用“世界勞動強度的平均單位”。(任力，王寧寧：《國際價值論對價值規律的修正及其意義》，《社會科學家》2006年第1期。)

　　[15]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頁。

　　[16]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265頁。

　　[17]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5頁。

　　[18] 參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http://www.managershare.com/wiki/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2018年5月24日。

　　[19] 參見謝富勝、李安：《國外學者對馬克思國際價值理論的新探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20]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5頁。

　　[21]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7頁。

　　[22] 例如，馬克思當時曾指出，“投在殖民地等處的資本”，“由于發展程度較低，利潤率一般較高，由于使用奴隸和苦力等等，勞動的剝削程度也較高。”“在殖民地國家的有利的自然條件下，較高的利潤率就可以和較低的商品價格同時存在。”(《資本論》第3卷，第265、266頁)

　　[23] 例如，按國際價值標準，富國一個工作日的產品可以與窮國三個工作日的產品交換，這是相等的“國際價值”關系。但是，從兩國之間社會勞動的關系角度看，即從各自產品中包含的本國社會必要勞動量看，這種交換關系實際是不平等的勞動關系，是富國多占了窮國的二個工作日。這是因為，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機制與國內價值規律是有區別的。后者表現在，在同一部門勞動生產率高的企業由于單位時間內具體有用勞動含量高，同一時間生產的同種產品個別價值低，與持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企業相比，可以體現較多的社會價值，獲得超額利潤，反則反之;而這種較多的社會價值，并不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企業轉移給它的，因為同一部門的企業生產同種產品，企業之間不發生產品交換，因而不會發生企業間的價值轉移，也就不存在勞動生產率高的企業占有或剝削勞動生產率低的企業這種關系。但是在國際貿易中，窮國與富國是用不同的產品交換，產品中的本國社會勞動是會轉移到對方國家的。富國用一個工作日，可以換回窮國三個工作日的產品，窮國產品中的本國兩個工作日的社會勞動是無償轉移到富國的，因而是被富國所占有或剝削的。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第112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2頁。

　　[26]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0頁。

　　[27]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9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7、278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405頁。

　　[30]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9-520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5頁。

　　[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769頁。

　　[33] 《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34] 有學者考證，“人口紅利”概念是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增長時首先提出的(參見段輝：《多視角反觀人口紅利論》，《西南金融》2015年第6期);為此，本文把這個問題歸入西方發展經濟學范疇來討論。人口問題也是西方勞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35]《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28頁。

　　[36] 我國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第四十九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在第八十九條(七)、第一百零七條，都專門提到“計劃生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24、40、47-48頁。

　　[37] 世界銀行：《人口密度(每公里土地面積人數)》，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EN.POP.DNST?view=chart，2018年6月21日。

　　[38]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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