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按：
5月19日，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理事會主任劉士余同志涉嫌違紀違法，主動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審查調查。此則新聞一出，震驚全國。
我們認為，劉士余同志正是長期只講經濟，不講、少講政治的典型同志，他不是個例，他代表者一群有著和他類似經歷和思想的領導干部。
我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事實表明，只有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的根本要求，二者不可偏廢。
經編輯部討論，我們決定刊發此文，請各位讀者同志批評指正!
目前，美國政府正式將華為列入了制裁名單，這也正式標志著中美貿易戰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同時，就在昨天，原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同志投案自首，又一個經濟戰線的大老虎落馬，但是他給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失卻已經發生了。回顧一年以來的貿易戰的發展局勢，我們認為，我們目前總的社會發展實質上并未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現在政治要求和經濟發展的脫節，具體表現為一部分領導干部腐化墮落或實質上政治變節，這也是導致我們目前在貿易戰中處于較為不利的處境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般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是在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處理的一個全局性問題。任何把他們分裂開來、片面強調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的做法，都會給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
毛澤東主席認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1]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黨和國家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積累了可貴的經驗，但也總結了很多的教訓。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進行變革上層建筑的政治革命和變革生產關系的社會革命，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并將剝削階級整體消滅后，就應該及時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發展生產力上。奪取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的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的增加生產力的總量。”[2]只有這樣，鞏固新制度所需的物質基礎，才能越來越堅實;改善廣大勞動者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才能越來越豐富;戰勝資本主義制度所必需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才能越來越提高。正因如此，列寧才做出如下判斷，“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3]
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我們之所以一再犯離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錯誤，是因為我們尚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中，常常不自覺的違反客觀實際和客觀規律，人為的拔高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我們強調了生產關系能夠有力的的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但是，我們有時沒有在實際上注意到只有在適應生產力的狀況時，生產關系才能有力的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如果離開了生產力的狀況，那它就不僅不能給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動力，反而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當然，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忽視了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而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們的主要錯誤則是忽視了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目前，在許多地方上出現了當地黨委和政府一頭扎進經濟工作而忽視政治工作的惡劣現象，我們認為這和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主持中央工作的個別領導的錯誤有著直接關系，在他們的主張弱化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的思想的影響下，成長起來了一代人，而目前這代人又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基本干部力量，因而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歷史的慣性。
而這些人的特點又是什么呢?表現上看，他們是無數次的重復經濟工作不需要任何政治的干涉的言論，而實際上是不要無產階級政治，為資產階級政治破壞社會主義經濟讓出陣地。
那什么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呢?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有巨大的反向能動性。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無產階級政治的強大作用，就不可能剝奪大資產階級，就不可能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就不可能有生產力的蓬勃發展。
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政治的意義就有了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是是本來意義上的政治，即作為各階級之間的斗爭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從事國家建設的政治”，也就是“經濟方面的政治”，前者的具體表現為保衛和鞏固政權的斗爭，后者則表現為發展經濟的斗爭。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政治在工人階級所進行的各項斗爭中都存在，也就是說，在保衛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中存在，在進行國家建設和發展經濟的斗爭中也存在。
同時，在基本上粉碎階級敵人的反撲以后，政治也就越來越轉向了經濟方面的政治。但是也不能忽視政治的本來意義，即階級斗爭的政治。在我國現階段雖然不是斗爭的重心，但是這方面的政治仍然不可忽視。這是由于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而且在社會不平等的條件下還可能激化。同時，這種斗爭還有來自國外的，即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同我們進行的階級斗爭的情況，在武裝干涉社會主義中國成為不可能后，他們正在對我們實行“和平演變”這種沒有硝煙的戰爭，其主要方式是運用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對我們進行滲透，同時支持、收買我國國內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分子來擾亂黨和國家的政治布局。這些黨和國家內部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集團代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國內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社會分子以及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中夢想復辟的殘余分子的愿望、要求和利益，正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最危險的階級敵人，他們夢想組成一個反動派，在中國實行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多黨制以及經濟上的私有化，把我國改變為依附于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資本主義國家。
這是一個鐵的事實，對此我們不可以自己欺騙自己。
在實質上的“唯經濟論”的指揮下，黨內長期存在粉飾階級斗爭的現實的風氣，因此，給廣大的干部和群眾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階級斗爭已經熄滅，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也已經過時，導致許多人被不自覺的被解除了思想武裝，不自覺的喪失了階級警惕，在日益尖銳的階級斗爭面前，喪失了原則和立場。“八九兩亂”、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告訴我們，經濟建設成為中心任務以后，甚至在十九大后主要矛盾變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后，階級斗爭也并沒有消失，因此，如果放棄階級斗爭，放棄作為階級斗爭的政治，不僅經濟建設難以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國家還有被顛覆的危險。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于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基本結論。這個基本結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實際工作的體現就是把經濟工作同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緊密結合起來。
毛澤東主席認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務，那么就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4]
目前，由于黨內長期存在的“唯經濟論”的風氣和黨的一部分領導同志的思想成長過程中的歷史影響和現實影響，使他們無視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的教導，忽視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和指示，采取了抹殺階級斗爭，弱化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做法，對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何進行意識形態工作，如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何解決精神污染長期沒有具體的行動，甚至講的都很少。其結果就是思想陣地連續喪失，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意識形態日益混亂，甚至出現了像去年南方某工廠的那種大型非法示威游行。
一部分領導同志打著擁護“改革”的旗號，企圖把黨和國家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決策，誤導向“私有化”的邪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瓦解黨的階級基礎，這同廣大人民群眾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長遠利益和根本要求是相矛盾的。
另外一些領導干部由于長期忽視政治工作導致自身的理論修養淺薄，很容易的就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攻陷，同時還用所謂的“尋租理論”來為自己開脫，實際上他們的行為是不折不扣的違法犯罪行為，他們用荒唐的“尋租理論”來為自己開脫的行為，表面上是以商人的眼光和偏見來看待自身的腐敗問題，實質上來看，則是新自由主義被泛化了的一種錯誤論調，其具體表現為反對和排斥黨和政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施宏觀調控，以推行“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放任政策。
對于這些領導干部出現的現象，鄧小平同志指出，“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5]
習近平同志也指出，“我一直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這是兩股道上跑的車。”[6]
毛澤東主席認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7]這些領導干部在發展市場經濟的環境中，經受不住權力、金錢、美色等外部誘惑而滑向腐化變質的深淵，其根本原因是意識形態的薄弱，這是黨性立場動搖、理想信念喪失、思想變質的結果，是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利己主義等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階級意識、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長期腐蝕，而發生靈魂糜爛的結果，是長期只講經濟，不講政治的結果。
這一次次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再一次提醒我們，在經濟建設是主題的時代環境下，決不能放棄階級斗爭，絕不能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工具，絕不能放松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和經濟不僅需要統一，而且能夠統一。
同時，列寧認為，“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概念中，政治似乎是脫離經濟的。資產階級說：農民們，你們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們，你們想在市場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而經濟方面的政治有你們的主人來管。”[8]在資本主義社會，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是一方面發展著脫離政治的經濟，一方面發展著脫離經濟的政治。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聯盟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代表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而體現他們的根本利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指導思想。他們在他們的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者社會的財富，同時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參加管理國家的事務，參加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事務。
因此，從根本上說，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的根本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講政治是突出的特點和優勢。沒有強有力的政治保證，黨的團結統一就是一句空話。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么?”[9]
[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803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3]《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頁
[4]《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
[6]《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頁
[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頁
[8]《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頁
[9]《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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