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史觀指導經濟發展和調結構*
何干強**
摘 要：西方經濟學的經濟發展觀存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固有的弊病，不宜照搬。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在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認識經濟發展，高度重視生產關系對經濟發展的能動作用。唯物史觀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結構觀，揭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的決定性作用。標本兼治地糾正宏觀經濟的重大結構性失衡，要求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
關鍵詞：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宏觀經濟結構
發展是物質運動的形式。社會發展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等多個層面。本文論述的發展，主要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具有內在聯系。人們常說調整好經濟結構，才能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以下簡稱西方經濟學)對此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這是由兩者在指導思想的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根本對立決定的。本文擬論證，要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科學發展，就必須堅持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如果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指導調結構，因其原理和方法存在種種弊病，尤其是其維護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恰恰是導致宏觀經濟發生嚴重失衡的根源，所以它不可能解決中國宏觀經濟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①]難以實現調結構促發展的宏觀有效治理。只有堅定不移地應用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和經濟結構觀來指導宏觀經濟調控，才能真正促進中國的國民經濟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健康軌道。
一、西方經濟學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觀
（一）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發展的一般含義
西方經濟學通常把“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聯系在一起。微觀經濟學認為，單個廠商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利潤，在這種前提下增加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的投入，促進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和規模收益的遞增，這就是微觀經濟企業的增長或發展。宏觀經濟學認為，全社會單個廠商投入市場商品的賣價收入(即要素成本加利潤)的總和就是全社會的總收入，[②]而“經濟增長最普通的定義是以固定價格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的某種度量的變化率”;[③]“由于投入的增加和技術的改進”，“一國國家可以由于其經濟增長而擁有更多的物品”，[④] 這種宏觀經濟增長的逐年進行，也就是宏觀經濟的發展。
關于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目的，西方微觀經濟學認為，廠商的生產目的是私人經濟利益即利潤的最大化。而宏觀經濟學則貫穿亞當·斯密所說的，每個人都盤算“他自己的利益”，結果則在市場這種“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自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⑤] 實際是把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的加總。雖然在上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大危機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施的宏觀經濟調控，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但是這些國家維護的仍是“總資本家”的經濟利益，即資本家私人利益的加總，并未改變這些這些國家廣大勞動人民被統治、被剝削的經濟地位。
關于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西方經濟學把它解釋為市場競爭機制的外部壓力和廠商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原因，則被歸結為外部市場的擴大、資本投入的增長、技術創新、勞動力素質的相應提高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國家的宏觀調控則更多地涉及調整經濟結構。
（二）西方經濟學的經濟結構概念
這有眾多說法。通常在企業層面，把投入的資本、勞動力和技術之間的組合比例視為企業經濟結構，并用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來描述企業規模效益由低到高的級別分類。
在流通關系層面，有的研究從交易對象的角度來描述由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即勞動市場、貨幣市場、金融市場、土地市場等構成的市場結構，并用不同的標準劃分各種市場的內部結構。有的研究從廠商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及其在競爭中受限制的程度，把市場結構區分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壟斷的市場結構和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等不同類型。
在宏觀層面，經濟結構又有多種劃分。有的研究依據歷史上產生的順序，把產業區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產業，用它們之間的比重來說明經濟發展高低不同特征的經濟結構;有的研究用上述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企業類別之間的比例，來闡述發展程度不同的經濟結構。有的研究則用國民收入中對工資(體現就業量)、資本品、政府財政開銷和出口商品的支出，作為購買全社會最終產品的宏觀經濟的總需求,把這些支出之間的比例關系，視為總需求的結構;同時，用出售全社會最終產品形成國民收入而得到的，用于工資的收入、資本品收入、政府的財稅收入和用于外貿進口收入之間的比例關系，來衡量宏觀經濟的總供給，把這些收入之間的比例關系，視為總供給的結構。也有的研究用城市和鄉村人口比例，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如農業、工業化和信息化的程度，描述經濟結構及其發展程度。就宏觀經濟調控而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調結構，通常主要指調節總供給或總需求的結構，使兩者實現平衡。
（三）西方經濟學在經濟發展上的新含義
在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經濟學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納入研究范圍，形成發展經濟學這門學科;[⑥] 并把經濟發展理解為，“使用初級技術、從僅能維持有限人均收入水平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的、高技術和高收入的社會轉變的過程”[⑦] 。而隨著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在增長和發展中產生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多西方學者認為，應當看到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是存在差別的，[⑧]從而越來越重視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聯系。
當代西方發展經濟學已把經濟發展納入到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大概念之中。1980年，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受聯合國環境與開發署的委托制定的《世界自然保護大綱》，第一次提出了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首次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概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可持續包含著“能支撐的”、“可承受的”含義)做了重要說明，把它解釋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構成危害的發展”。這個解釋在最概括的意義上，得到國際上廣泛接受和認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發表了“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世紀議程》，要求各國制定本國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世界人口、資源和環境協調發展。于是，可持續發展原則開始逐步應用于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實踐之中。[⑨]
二、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
應當說，西方經濟學的經濟發展觀是在演進的，把可持續發展納入經濟發展，這是認識上的進步。但是，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觀存在著資產階級經濟學固有的主觀性、表面性、片面性(庸俗性)、虛偽性(欺騙性)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等弊病，[⑩]是不宜照搬的。不宜把它與唯物史觀指導的經濟發展觀相提并論。馬克思的《資本論》揭示了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的科學特征：
（一）在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認識經濟發展
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即生產過程本身”，[11] 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構成，宏觀經濟發展應理解為這兩者的共同發展，而不是只有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關系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同時，宏觀經濟發展是在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三個基本層面之間的相互作用中進行的，社會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起反作用;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起反作用。宏觀經濟發展的動力存在于這兩對基本矛盾的運動之中。唯物史觀研究并把握宏觀經濟發展，注重從企業到社會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關系和相互作用。例如《資本論》第1卷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時，就既分析從使用手工工具到使用機器生產這些生產力的物質技術基礎的變化，又分析與之相應的生產勞動過程中的勞動者之間從協作一般、工場手工業分工到工廠中機器體系的社會化生產組織的發展過程，還分析在這種發展過程中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兩種剝削形式的變化;并且分析了當時的《工廠法》這種法律形式的上層基礎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西方經濟學則不懂得須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認識經濟發展。它以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經濟發展既定的前提，根本不研究作為生產關系核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尤其是它在經濟發展中的歷史變化和作用。
（二）在生產力發展中注重生產工具的歷史性要素的變化
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從而也是發展經濟的重要因素。《資本論》研究了生產力的基本要素生產工具，并注重從社會的觀點來認識生產工具的發展對人的影響。但是在商品、貨幣、資本和土地拜物教觀念支配下的西方經濟學，認識不到生產工具的這種影響作用是不斷發展的。例如，他們弄不清工具和機器的本質區別，弄不清工廠內的機器是“社會人的生產器官”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12] 馬克思指出，“數學家和力學家把工具稱為簡單的機器，把機器稱為是復雜的工具。某些英國經濟學家也重復這種說法。對于他們來說二者之間沒有本質區別，他們甚至把最簡單的機械力如杠桿、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機器。的確，任何機器都是由這些簡單的力構成的，不管它怎樣改裝和組合。但是從社會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明毫無用處，因為其中沒有歷史的要素。”[13] 這就是說，馬克思貫徹唯物史觀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注重生產工具在發展中的歷史性要素，即對人或社會的發展起作用的物質要素的變化。馬克思揭示出，機器與手工工具的本質區別在于，對于機器來說，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生產工具，“它們已經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個機構的工具或機械工具了”;“在真正的工具從人那里轉移到機構上以后，機器就代替了單純的工具。”[14] 機器產生的這種變化，使勞動者有了擺脫使用手工工具對人手的束縛及舊式勞動分工，從而為勞動者的全面發展創造了物質技術基礎。然而，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即資本家強制下的使用)，卻使雇傭工人成為機器的單方面“附件”，被迫奴隸般服從舊式分工，導致人的畸形、片面發展，不得不實際從屬于資本。
今天，用生產工具發展包含的歷史要素的變化這種觀點，來看待現代自動化智能機器，可以認識到，它不僅替代了人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腦的主觀因素，更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品的有效性和規范化。由此建立的生產勞動分工，可以使生產的社會化得到更大的拓展，從而更有利于縮短人的勞動時間，更有利于人從物質生產勞動中解脫出來，有利于促進勞動者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卻只從市場競爭的壓力和增加私人利潤的目的出發，來，利用新發明創造，使用先進生產工具。這導致本來有利于人類發展的先進生產工具，反而成為加深剝削雇傭工人的工具，阻礙工人的健康發展。
（三）揭示生產關系的發展存在客觀規律
馬克思指出，“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15]，這極為精當地表述出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思想。這里，“經濟的社會形態”，指的是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即生產關系;“自然史過程”，指的是生產關系的發展，存在像自然界一樣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初看起來，人與人的關系由人的主觀意志支配，其發展怎么會有客觀規律呢?這是因為，生產關系是由生產力決定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存在客觀發展規律，生產關系就必然要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列寧深刻地指出的，馬克思“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16] 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角度看，歷經原始公有制生產關系、奴隸制生產關系、封建制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已產生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生產關系;同時，從人的社會性的實現角度看，歷經“人的依賴性”(自然經濟形態)、“物的依賴性”(商品經濟形態)，并將過渡到“自由個性”(自由人聯合體經濟形態)。[17]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進一步證明馬克思的上述論斷是科學的。而西方經濟學卻認為私有制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永恒合理的經濟形態，這其實是孤立、片面、靜止的形而上學發展觀。
（四）高度重視生產關系對經濟發展的能動作用
馬克思徹底揚棄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經濟發展上的拜物教觀念，高度重視經濟發展中的人與人相互關系的發展和人自身的發展。《資本論》揭示出，人類社會每一歷史階段，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發展的，而生產關系的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或所有權關系。只有生產資料所有者才是生產關系的統治者，才能掌握生產力，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輪”;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就是“這個社會機制中的一個主動輪”[18];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從而生產關系 “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它是形成整個社會結構的“隱藏著的基礎”。[19] 因此，研究一定歷史階段的經濟發展，應當弄清誰是經濟發展的“主動輪”，高度重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能動的反作用。
《資本論》用歷史辯證法分析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反作用的，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相統一的歷史矛盾運動。例如，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工場手工業分工時指出，“一方面，它表現為社會的經濟形成過程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的發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表現為文明的和精巧的剝削手段。 ”[20] 既看到一定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經濟發展的進步作用，又要看到它作為剝削性質的生產關系始終存在阻礙經濟發展的一面，當這種阻礙作用越來越明顯時，資本主義的滅亡的喪鐘就要敲響了。而西方經濟學對經濟發展，關注的是生產力中人與物的關系，看到的是諸如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這種生產技術構成的發展，以及表現為生產成本的價格變動和生產結果的利潤等經濟表象的變化。它始終沒有擺脫拜物教觀念，始終輕視或撇開生產關系來研究經濟發展，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當作永恒合理的生產關系，視為既定的前提而不再關注;同時膚淺的思想方法也導致它只關注表面的經濟現象，不能深入到經濟的本質。
（五）充分認識經濟的社會形態存在多層面動態發展的社會關系
《資本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形態或生產關系具有多個層面，每個層面的社會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相應的歷史形式。馬克思通過闡述流通領域的商品價值形式的演進，揭示出商品一般等價物到貨幣的形成，從金屬貨幣到鑄幣又進而產生出紙幣，從國別貨幣到世界貨幣的發展史，從而揭示出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勞動交換關系不斷擴大的規律;通過闡述英國關于工作日的工廠法的演變史，揭示出資本家階級在直接生產過程中，以絕對剩余價值形式剝削工人階級，使工人對資本從“形式上的隸屬”轉向“實際上隸屬”，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趨向鞏固成熟的歷史發展過程。馬克思通過闡述協作、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生產條件的演進，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強度的變化，以及工資形式從計時工資形式向計件工資轉化，揭示出隨著資本家階級以相對剩余價值方式剝削工人階級，使資本主義剝削程度不斷加深的歷史發展過程。馬克思通過闡述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形式，從有機構成相對穩定到有機構成逐步提高，所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規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并逐步加劇，揭示出資本剝削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表現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歷史發展過程;通過科學地闡明“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21]，揭示出資本家階級用超經濟手段為發展資本主義創造條件，并加速進行資本積累的歷史過程。馬克思通過闡述資本經營形態從產業資本逐步分化出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資本從工業領域進入商業、金融領域，再到農業領域的過程，以及領域中資本家的產生歷史，揭示出資本主義經濟中剝削階級內部的社會關系發展史，包括產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銀行資本家和地主，以及他們作為剝削階級整體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對抗性階級關系的發展趨勢。
受剝削階級立場和唯心史觀的制約，資產階級經濟學從未弄清如此豐富的各經濟層面的經濟形式，以及相應的社會關系，從未厘清各經濟層面相互聯系的發展史，對客觀存在的對抗性階級關系則千方百計加以掩蓋。
（六）從再生產角度認識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和運行機制
唯物史觀把經濟發展理解為再生產過程。從宏觀看，社會一天都不能停止消費,也就一天不能停止生產,因而社會生產必然是社會再生產過程。《資本論》在揭示單個產業資本(企業資本)再生產循環機制的基礎上，揭示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的運動機制，其中包含商品生產社會一般普遍存在的宏觀經濟運動機制。馬克思從兩大基本前提出發，一是社會再生產必然存在生產資料生產(Ⅰ)和消費資料生產(Ⅱ)這兩大基本使用價值生產的不同部類;二是各生產部門和企業的商品都必然存在包含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這種產品價值構成。馬克思深刻揭示出，社會總產品必然要經過Ⅰ(v+m)=Ⅱc、Ⅰc=Ⅰc、Ⅱ(v+m)=Ⅱ(v+m)這三大基本交換途徑。[22]全社會無數企業(商品生產者)的再生產只有遵循這種交換途徑的要求，在相互之間形成一定的比例關系，他們投入流通的貨幣才能遵循貨幣流回規律，發揮中介作用，使企業再生產出的商品既能實現價值補償，又能實現實物補償，從而使社會再生產得以實現。這揭示出宏觀經濟內部各部門之間生產要素配置的分配結構、內部聯系，從而揭示出社會再生產運動的實現機制。馬克思不僅揭示出企業和社會都存在簡單再生產、擴大再生產，以及在擴大再生產中都存在外延性擴大和內含性擴大的形式，而且揭示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關系賦予社會再生產的歷史特征。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基礎上的，必然具有追求私人利益無限擴大和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歷史特征。
而西方經濟學則由于不懂勞動二重性;不懂社會再生產必須從社會總產品∑(c+v+m)出發，而不是從價值產品∑(v+m)出發;不懂簡單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區別和聯系;不懂物質的社會再生產同時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等一系列馬克思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因而不可能弄清經濟發展的真正前提條件、內在聯系、運行機制和社會歷史特征。
（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規律
《資本論》不但深刻揭示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因生產社會化和私人所有制的固有矛盾，必然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必然造成社會經濟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深刻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必然包含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馬克思指出，人們“以衣食等形式從土地取走并消費掉的土地的各種肥力和化學成分”，是必須補償土地的。[23] 他把土地中“各種肥力和化學成分”的取走和補償，稱之為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或“物質循環”，并指出這是“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24]，即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可見，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說出“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的形式，卻深刻揭示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規律即這個概念的科學內涵。
尤其不能忽視的是，馬克思揭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與經濟發展遵循可持續發展規律之間的內在聯系。他明確指出，人類社會產生的私人土地所有制是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終是必須消滅的。因為“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后傳給后代。”[25] 馬克思把土地的社會化合理經營與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指出了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路徑，是徹底消滅包括土地私有制在內的一切私有制。
而現代西方發展經濟學盡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概念，但是，與《資本論》的有關論述相比，這個概念的形式雖然精辟，可是內涵卻缺乏深刻性。用唯物史觀的辯證思維方法看，西方經濟學對“可持續發展”的闡釋，并未像馬克思那樣，揭示出人與土地(自然)之間存在物質變換的深層規律，也沒有揭示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對于可持續發展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條件。
（八）確認人類的經濟發展存在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趨勢
《資本論》從人類社會發展總趨勢的大視野揭示出，人類在促進經濟發展中也必然促進自身的發展。社會的人具有主觀能動性，經濟發展與人自身發展具有內在聯系。馬克思把物質生產領域，看作人們為維持生存而不得不耗費一定時間進行生產，得以消費產品的“必然王國”，而人們在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各類活動，如學習文化知識、享受精神生活和提高自身能力等，則被視為“自由王國”。他指出，“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26] 而人類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人類社會最后的經濟剝削制度，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極大地提高物質生產力，才能實現工作日的普遍縮短。
而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或“自利經濟人”為前提，把人謀私利視為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這是與它把資本主義社會視為天然合理和永恒的經濟制度緊密聯系的。這顯然是及其狹隘，缺乏科學根據的。西方經濟學竭力維護的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當代，正遭遇重大的系統性危機，不可能改變必然滅亡的趨勢。
用上述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來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觀進行對比，可以看到，即使是西方經濟學家中認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開明之士，仍然存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嚴重弊病。
三、唯物史觀的宏觀經濟結構觀
（一）唯物史觀揭示出商品生產社會一般的宏觀經濟結構
弄清上述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是要用以指導人們正確發揮主觀能動性，促進宏觀經濟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發展。這不但要求我們在經濟實踐中，重視上層建筑對經濟的反作用，如毛澤東深刻指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27] 而且應當調整好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構成的經濟結構，并促進上層建筑對這種經濟結構的適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科學發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這是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28]《資本論》綜合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全面深入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形態的基本結構，其中包含商品生產社會一般的宏觀經濟結構。這給我們認識和調節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有特殊性的宏觀結構(以下簡稱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結構)，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認真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商品生產社會一般的宏觀經濟結構，包括五個基本經濟層面，即：(1)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層面;(2)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層面;(3)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各生產部門的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層面，主要是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的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4)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關系)層面;(5)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結構層面(即總“貨幣資本形態”∑G¢、總“商品資本形態”∑W¢和總“生產資本形態”∑P這三種基本形態比例結構)。[29] 這五個基本經濟層面都處在運動過程中;相互之間、各層面內部的構成部分之間，都存在辯證的相互作用關系。這些不同層面相互聯系的運動綜合形成了宏觀經濟系統的辯證運動。
因此，要解決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需要調整的，就不能只關注其中的某一個經濟層面，而是要根據經濟結構各層面相互之間和每個層面內部的辯證關系，抓住對整個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層面，標本兼治地進行綜合性調整。
（二）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經濟結構中的基礎地位
唯物史觀指引的政治經濟學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對宏觀經濟結構的其他各層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體現在以下方面。
(1)從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商品流通的關系看，前者的社會性質決定后者的運動狀態。在商品生產社會，商品流通層面也就是市場中的商品貨幣交換關系，市場是宏觀經濟形態的表層，“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30] 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社會各階級和階層的收入分配關系，從而決定著生產者的再生產投入和產品供給量及其結構，也決定了社會收入中用于購買個人消費品的需求量及其結構，由此而決定了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狀態，換句話說，生產資料所有制對市場流通關系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在資本主義宏觀經濟中，市場是商品流通一般(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等價交換)和資本流通過程中的資本流通環節(剩余價值在流通領域的實現)兩者統一的表現;而私人資本運動的流通環節與生產環節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資本運動的流通環節是生產出的剩余價值或資本剝削關系的實現過程。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層面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的社會性質。這種市場以私人資本供給商品為主，市場主體主要是資本家階級，這種市場起著為私人資本服務的主要作用。
(2) 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與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層面的關系看，前者對后者的狀態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所有制的本質是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由于掌握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或階級，在生產過程中占統治地位，擁有產品生產、收入分配和市場供給或需求的決策權、支配權，因此，在社會再生產中，生產資料所有者對各部門的投入產出，從而社會再生產的產業結構關系或生產要素在各部門分配的比例關系，是起決定作用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剝削關系必然造成社會收入兩極分化，這就決定了消費資料生產形成具有資本主義特點的高檔奢侈品生產部門和普通生活必需品生產部門，并要求生產資料生產與此相對應，由此勢必形成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征的產業結構。
(3)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與“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關系”這個層面之間的關系看，前者也決定了后者的狀態。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會迫使土地所有者限制生產經營者對土地的投資，因而必然對使用土地的生產造成限制，并導致租用土地的農業生產經營者只考慮眼前利益，榨取土地肥力，這必然會限制和阻礙對農業生產和對土地本身的合理經營、維護和改良，從而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
(4) 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與社會總資本三種基本形態的結構層面的關系來看，前者同樣決定著后者的結構關系狀態。在商品生產社會，社會總資本一般在運動中的“貨幣資本形態”、“商品資本形態”和“生產資本形態”，分別體現在工業資本一般、商業資本一般和銀行資本一般中。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私有制經濟基礎決定了，即使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總資本家”出面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也無法改變私人資本家為資本實現利潤最大化進行相互競爭、私人壟斷和生產的自發性。這就勢必導致工業內部、商業內部和工商業資本之間的比例關系，及其地區分布的比例關系，背離價值規律所要求的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客觀規律。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銀行信用制度，雖然能起節約社會流通費用，調劑私人資本之間的余缺、加速社會總資本運動等作用，但是它既然為私人資本追逐私利服務，就必然會在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同時，助長私人資本家之間的投機競爭和賭博欺詐，導致社會總資本三種基本形態結構的嚴重失衡，從而助長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
（三）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的決定性作用
新中國近70年的經濟建設實踐經驗表明，現階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需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的宏觀經濟具有商品生產社會一般的結構，即存在上述五個經濟層面。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31] 這正確反映出當代中國宏觀經濟結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態與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存在以下根本的區別。
(1)從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商品流通的關系考察。只要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以人民為主體市場主體主要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市場供給就會以公有資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生產的商品為主，這種市場就會起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主要作用，就會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的性質。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決定社會收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這能促進社會收入趨向共同富裕，因而有條件避免商品流通一般包含的“危機的可能性”[32]，向資本主義市場那樣，轉化成“現實的危機”[33]。
(2)從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的關系考察。生產資料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以國有經濟形式出現，具有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生產目的的整體性。這決定了國家可以真正建立體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和長遠利益的宏觀經濟調節中心，使國有經濟通過實施宏觀經濟發展計劃，成為主導國民經濟運行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只要能夠維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能起主導作用的結構性比重，重視引導城鄉集體經濟自覺配合這種主導作用，處理好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辯證關系，克服計劃調節可能產生的主觀性和市場調節的自發性，處理好生產與消費、產業中的“農、輕、重”、積累與消費等重要關系，就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平衡，調節宏觀經濟穩定運行和發展。
(3)從生產資料公有制與“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關系”的關系考察。只要在城市堅持土地國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在農村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制并逐步向土地國有制過渡，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化，就能最終使處于市場環境中的土地得到有計劃地節約使用，使國民經濟運行建立在合理農業的堅實基礎之上，自覺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形成良性循環，促進使宏觀經濟沿著可持續發展軌道健康運行。
(4)從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結構層面的關系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堅決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國民經濟運行就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克服私有制經濟基礎造成的社會生產的自發的無序狀態。宏觀經濟調控中心就有可能自覺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有計劃地按比例調節工商業資本的結構關系，并把銀行信用制度掌握到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國家手中，使之成為向公有制為基礎的新生產方式過渡的經濟形式;從而使社會總資本的三種基本形態，形成適應社會生產力穩定發展要求的結構關系，在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外匯收支這幾大方面，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從而使經濟循環和發展行進在持續穩定的軌道上。[34]
由此可見，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具有緊密的內在聯系。經濟結構的變化，將決定宏觀經濟運動和發展狀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和該層面的變化動態，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態有決定性作用;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結構中，生產資料公有制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動起決定性作用。調結構尤其要充分認識公有制經濟對宏觀經濟運行的決定性作用。任何一個基本經濟層面出現不良問題，除了從該經濟層面本身尋求問題的原因外，還需深入到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尋求發生問題的深層原因。
四、不能照搬西方經濟學的調結構思想
談到對宏觀經濟調結構，我們不能不認真審視近些年來對中國經濟界頗有影響的西方經濟學調結構思想，主要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配置資源有效論、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調節論、科爾內的宏觀調控ⅡB模式和西方供給學派的“供給側調節論”等。只要我們對照唯物史觀的經濟發展觀和宏觀經濟結構觀，就不難看出這些思想的嚴重弊病。
（一）批判以拜物教觀念來看待宏觀經濟形態的結構關系
馬克思深刻揭示出商品生產社會的社會生產過程是年復一年、不斷進行的再生產過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要素，本質是包括物化勞動(體現在不變資本c中)和活勞動(體現在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中)的社會勞動;在商品生產社會，各產業部門生產社會總產品的各種生產要素，在貨幣流回規律的中介作用下，按一定比例關系進行分配和組合，這是實現社會再生產的基本條件。而西方經濟學的調結構思想，則用“資源”這種與自然物質緊密聯系、帶有拜物教觀念的概念，來模糊或掩蓋生產要素的社會勞動本質;用資源“配置”這種只講抽象行為動作，不講行為主體是誰，不講行為目的是什么的含糊動詞，掩蓋社會總勞動只有形成一定比例結構關系，才能實現社會再生產的客觀經濟規律。
（二）不能只從商品流通一般關系來認識宏觀經濟運動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認為，“競爭市場定價方式”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惟一方式,把它視為資源配置的“核心問題”;[35] 他們是直接從市場流通層面看“資源配置”的。
凱恩斯分析宏觀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方法，體現在其追隨者為其繪制的全社會企業與公眾(居民)之間的收入、支出的基本流程圖上,[36] 而這種流程完全撇開了生產資料企業內部的交換關系，更看不到物質生產領域內部的產業結構，這明顯反映出凱恩斯只從商品流通一般(W—G—W)層面來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的膚淺性。
科爾內為實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宏觀調控ⅡB模式，主張形成有宏觀調控的市場機制，來克服舊體制政府干預企業的弊病;但是，該模式認為國家應當用綜合性的經濟杠桿，如貨幣供應總額、銀行信貸總額、外匯匯率、存貸款利率等，而讓市場直接調節企業的生產。結果導致國家完全放棄對產業結構的計劃調節，實際上貫徹了新自由主義關于只有市場調節才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基本觀點。
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里根執政時期曇花一現的供給學派，則沿襲薩伊教條，認為“從整體上看，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會創造出對它們的產品的需求。”[37] 馬克思深刻批判了薩伊弄不清商品流通存在買、賣分離，包含危機的可能性的謬誤。薩伊實質上是用產品直接相互交換的觀點，來看待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交換，因此，準確些說，沿襲薩伊教條的美國供給學派，其實比從商品流通一般關系分析宏觀經濟運動的觀點更加落后保守。他們都只從商品流通一般層面來分析宏觀經濟運動，體現出西方經濟學調結構思想的主觀片面性。他們把市場供求關系對社會再生產的反作用，當成直接調節生產要素在各產業部門的合理分配的決定性因素，這就顛倒了社會生產對市場流通起決定作用，而市場流通對社會生產起反作用的辯證關系。
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在經濟表層分析問題的階級根源。他指出，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即使像李嘉圖這樣有科學思想的古典經濟學家，能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商品流通層面，深入到資本主義的分配關系，發現了工資與利潤的矛盾;但是，對于“剩余價值的起源”這種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本質問題，也是回避的，因為探究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剝削本質，這對資產階級是“爆炸性問題”。[38] 對于已經發展到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們面對資本主義越來越深化的階級矛盾，就更加要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更加害怕“爆炸”，更不會深入到社會生產領域，去分析涉及生產關系本質的問題。
有必要指出，上述西方經濟學的調結構思想，似乎很重視市場的作用，但是，僅從商品流通這個層面看，也可看出，他們并不明白在市場定價方式的背后，起作用的實質是馬克思揭示的首要經濟規律，及其作為商品生產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形式的價值規律。馬克思指出， “時間的節約，以及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是物質生產勞動領域“首要的經濟規律”[39]。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于不能深入到社會生產的里層，也就看不到市場流通中存在著社會性質不同的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弄不清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弄不清商品流通同社會生產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業結構之間的內在聯系;不明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供求關系，其實是體現社會分工一般的價值規律與體現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剩余價值規律、平均利潤率規律綜合作用的表現形態，也就分不清商品流通一般的商品價格與資本流通中的“資本商品”(投入資本生產出的商品)的生產價格兩者的區別。由于他們弄不清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市場供求關系的內在聯系，也就根本弄不清經濟危機發生的真正原因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這對基本矛盾。
我們有必要重溫馬克思關于勞動力一旦成為商品，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就向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轉化的科學論述。馬克思指出，“交換規律只要求彼此出讓的商品的交換價值相等。”等價交換的商品“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但“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這是因為，“一旦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這種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從這時起，每一個產品才一開始就是為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說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得不純，那就等于說，商品生產要保持純粹，它就不該發展。”[40] 這說明，勞動力不是商品的商品流通與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為基礎(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商品流通相比，表面上都是“平等交換”關系，但是具有本質上不同的性質，后者實際上是一種資本家對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的“不平等”關系，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掩蓋客觀存在的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絕不是科學的經濟學。
（三）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導致宏觀經濟嚴重失衡的根源
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看作人類社會永恒、合理的經濟制度，所以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人格化的“自利經濟人”，作為宏觀經濟分析的既定前提，所有沒有調節所有制及其結構關系的概念。現代西方經濟學為了挽救正在走向衰落的資本帝國主義，更加注重從經濟理論上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新自由主義宣揚私有制經濟最有效率，主張私有化“改制”，這已眾所周知。美國供給學派也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范疇，維護私有制經濟的初衷不言而喻。凱恩斯主張通過政府投資調節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這似乎與私有制經濟有些矛盾;但是這只不過意味著他要維護“總資本家”的利益，而且以維護每個資本家的利益即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為大前提。他主張通過“充分就業”達到提高市場有效需求，解決市場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但他坦陳，這種就業量“決定于總需求與總供給函數的交點”，這個交點以“企業家的預期利潤會達到最大化”為前提。[41] 可見，凱恩斯的理論也是以維護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最大化為前提的。
科爾內提出宏觀調控ⅡB模式，初看起來這個模式并未公開主張社會主義國家搞私有化，但是，它宣揚國有經濟的“父愛主義”導致公有制經濟不講經濟效率，成為“短缺經濟”;主張國家對企業實行徹底的“政企分開”，讓市場供求關系直接調節企業，以此隔斷國家與國有企業的聯系，這也就暗含實行私有化的目的。直至蘇聯、東歐改旗易幟的前夕，科爾內才放棄曲筆，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自己的真實目的。他在當時出版的《通向自由經濟之路》這本著作中，公開提出作為“第一條道路”，“人類社會在15世紀末轉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只有通過改革走上“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道路，“才是正常的經濟”。[42]
可見，用上述調結構主張來指導經濟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就勢必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對于宏觀經濟運行的決定性作用，甚至把本來應當在宏觀經濟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以“沒有效率”為借口，通過私有化取而代之。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導致宏觀經濟發生嚴重失衡的根源，因此這些主張絕不可能解決宏觀經濟的結構失衡，反而會擴大結構矛盾，加劇發生經濟危機的風險。
（四）糾正對經濟結構的理解的片面性
用唯物史觀的經濟結構觀來分析上述西方經濟學調結構思想，不難看出，它們都撇開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分析宏觀經濟形態;都不懂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的基本原理，因而不可能把握社會各生產部門生產出的社會總產品，作為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要素，相互之間應當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方面，形成相互補償的一定比例關系和組合。換句話說，它們都缺乏科學的宏觀經濟產業結構概念。新自由主義的資源市場配置有效輪、科爾內的宏觀調控ⅡB模式和美國供給學派的供給側調節論，都是從是市場交易的角度，分析社會資源配置的。所謂的“帕累托最優”，以所有私營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體現了資本家階級的主觀性，缺乏對社會擴大再生產實現途徑和客觀標準的認識。凱恩斯主義涉及經濟結構的分析相對復雜些，但是沿襲了馬克思深刻批產過的“斯密教條”，同樣具有嚴重的片面性。凱恩斯是從工資、利潤和利息構成的國民收入出發，分析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用《資本論》的宏觀經濟原理來分析，這就意味著，他只是分析社會總產品中的總價值產品∑(v+m)，[43]而不是從全部社會總產品∑(c+v+m)出發，也就是在宏觀經濟分析中丟掉了生產資料(不變資本∑c)如何補償這“最重要的問題”;丟掉了社會再生產中生產資料生產部類體現不變資本的企業之間的Ⅰc=Ⅰc的交換關系。丟掉了社會再生產的不變資本∑c的補償，又不能從生產領域調節社會各部門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實現平衡，這樣就不可能解決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問題。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達國家實施凱恩斯主義導致宏觀經濟出現“滯漲”，證明了凱恩斯主義根本不可能調節產業結構的失衡，應用它來調結構等于飲鴆止渴。
上述西方經濟學調結構思想的嚴重弊病及其危害性，都被歷史事實所證明。這突出地表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應用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和拉美中等收入偏上國家應用新自由主義對待經濟危機的政策措施上。由于這些國家在調結構中都繼續維護私有制經濟基礎，無法從從物質生產領域遵循價值規律所反映的首要經濟規律來調整產業結構，都只從市場流通層面，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來解決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種基本矛盾導致的市場總供給過剩，所以，它們的宏觀調控終究無效，并使宏觀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越積越深。這說明，如果在中國搬用上述宏觀經濟思想來提出調結構、促發展主張，勢必使中國經濟發展跌入混亂的深淵。
五、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應“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圖安”[44]。當前在經濟領域面臨的嚴重挑戰，是如何標本兼治地糾正宏觀經濟的重大結構性失衡，真正做到“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45]。這要求我們真心實意地用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指導調結構，努力建立起以人民為中心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的科學發展。
（一）遵循唯物史觀，區分經濟關系中的兩種“決定性作用”
一種是本文第三部分論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起決定性作用;一種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的，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46] 前一種關系發生在宏觀經濟整體的不同經濟層面之間，后一種關系則是發生在作為上層建筑機構的政府與經濟領域中的市場流通之間;這兩者含義不同，不應當混淆。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為了防止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過多對企業實施由上而下的行政性干預，束縛企業面向市場需求靈活自主經營，避免造成經濟管理體制僵化;是為了防止犯主觀性錯誤，以至抑制或扭曲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相結合，最終使它們的結合不能通過市場流通客觀地發生作用。但是，不能忘記，上述決定中，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后面，還有“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的規定。也就是說，不能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絕對化、擴大化;否則，就無法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劃清界限。目前輿論界有一種傾向，就是只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就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擴大到整個宏觀經濟形態，而排斥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的決定性作用。[47]這種認識誤區顯然是需要糾正的。
（二）應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建立宏觀經濟調控中心
如果明白了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揭示的宏觀經濟結構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起決定性作用的原理，那么，調結構促發展，就有了科學的指導思想，由此建立的宏觀經濟調控的中心，就成為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組織保證。而中心在宏觀調控的實踐方法上，就有必要堅持下述原則。
一是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調節好所有制結構。必須堅定不移地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國有經濟占相當的比重，使之真正成為國民經濟主導力量。這樣才能從經濟制度上保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48]，落到實處。
二是遵循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結構各層面之間的辯證關系，調節相關結構。尤其應當重視馬克思關于貨幣流回規律與社會再生產關系的原理，[49]通過中央銀行貨幣流回狀況，觀察宏觀經濟產業結構是否平衡;力求實現國家財政收支、中央銀行信貸、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國際收支四大方面的綜合平衡，[50]促成國民經濟按一定的速度穩定發展。
三是遵循宏觀經濟每個層面內部的辯證關系，調節以下結構。這包括從深層到表層，調整好可持續發展層面內部的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系;產業結構內部的社會再生產的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林業、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高科技行業等主導和基礎產業之間的投資關系，基本建設投資(資本周轉周期長的投資)與周期短的大量投資之間的關系，社會總產品的使用價值結構和價值結構的關系等;所有制結構內部的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之間的比例關系;社會總資本結構內部的虛擬貨幣資本和實體經濟職能資本(工商業資本)的比例關系;商品流通內部涉及的商品價格總額、紙幣流通速度和發行量的關系等。
四是要遵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原則，調節對外經濟關系。在外貿方面，要把握國際市場動態，依靠科技進步，組織提高本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要對民族產業部門和企業的進出口提出指導性意見。在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一旦進入本國，就會進入社會再生產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關系，而民族資本的對外投資，會減少對國內的投資，也會影響社會再生產的規模和內部比例關系，并且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都會影響外匯儲備;這就需要把兩者納入計劃調節，實施總量控制。同時，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它們與本國資本雖有合作一面，但是要占領中國市場是其本性，所以外資和民族資本之間存在競爭對立的一面，這就需要對引進外資的類別進行選擇，并堅持總量控制。這樣才能防止宏觀經濟結構失衡，防止民族經濟利益遭受損失。
2017.9.30
修改2018.5.8
* 本文曾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8年第4期;修改后，公開發表在清華大學主辦：《政治經濟學季刊》2019年第 2卷第1期第115—140頁。
** 何干強，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資本論》與當代中國經濟。
[①] 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參見新華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②] 參見[英] 約翰·梅納斯·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次印刷，第29頁。
[③] [英]約翰·伊特韋爾、[美]默里·米爾蓋特、[美]彼得·紐曼 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464頁。
[④] [美]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著，高鴻業等譯：《經濟學》(第12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第52頁。
[⑤] 參見[英] 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7頁。
[⑥] 譚崇臺主編：《發展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96年第6次印刷，第1頁。
[⑦] [美]約翰·威廉森著，馬建堂、蔡文國、宴松柏譯：《開放世界和世界經濟》[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1990年，第318頁。
[⑧] 例如，聯合國《1996年人類發展報告》列舉了五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即：無工作的增長(jobless growth)，指經濟增長未能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無聲的增長(voiceless growth)，指經濟增長未能擴大民眾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觀點的可能性;無情的增長(ruthless growth)，指經濟增長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格局的惡化;無根的增長(rootless growth)，指經濟增長對文化多樣性造成的破壞，導致本土文化的危機;無未來的增長(futureless Growth)，指經濟增長對生態、資源和環境造成的破壞，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參見海上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6年人類發展報告〉：關于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新浪網：海上風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3afc701014brn.html)。
[⑨] 何干強主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第3版)[M]，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14年，第291～292頁。
[⑩]參見何干強：《應當重視〈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應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4期。
[11]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頁。
[12] 參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頁的頁下注(89)。
[13] 《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7頁。
[14]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頁
[15]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引文中，“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德文是“Die Ökonomis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過去翻譯為“社會經濟形態”，現在這樣的翻譯符合德文原義。
[16] 《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頁、第8頁。
[17]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2—106頁。
[18]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頁。
[19] 參見《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4頁。
[20]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2頁。
[21]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2頁。
[22] 等式中的等號“=”應理解為等式兩邊商品進行交換，且價值量相等。同時，這種交換還應是兩大部類之間或同一部類之間有著一定產品結構的大宗商品之間的交換。從數學上看，Ⅰc=Ⅰc、Ⅱ(v+m)=Ⅱ(v+m)似乎是恒等式，因而沒有必要列出;但是，由于Ⅰc、Ⅱ(v+m)都是由無數企業按一定結構組成的，因此，等式兩邊商品相互交換，還意味著在社會再生產中，等式兩邊商品的結構應當達到能相互交換的要求。這就使這些等式具有了經濟學的特殊含義。
[23] 《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1頁。
[24] 參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頁;《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1頁。
[25]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8頁。
[26]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頁。
[27]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3頁。
[28]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頁。
[29] 參見何干強：《所有制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核心地位》，《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07月19日第1版。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頁。
[31] 這里撇開私有化“改制”導致公有制經濟失去主體地位的情況，這是破壞宏觀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
[3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頁。
[33]《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頁。
[34] 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4頁。
[35] 參見[英]F·A·哈耶克著、鄧正來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08頁、第207～208頁。西方經濟學把市場資源配置機制放在微觀經濟學，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這實際上屬于生產要素在全社會的分配問題，屬于宏觀經濟范疇。
[36]這種流程可用一個矩形圖式來表現，參見[美國]N·格里高利·曼昆 著、梁小民 譯：《宏觀經濟學》(第四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次印刷，第17頁。
[37] 轉引自高鴻業、劉鳳良主編：《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36頁。
[38]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0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頁。
[40] 本段中的引文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5、673、674、677—678頁。
[41] [英] 約翰·梅納斯·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次印刷，第30頁。
[42] 本段括號中的引文由筆者譯自俄文版:Янош Корнаи：《Путь к своб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M]，Москва，《экономика》，1990，P.2～3([匈]亞諾什·科爾內：《通向自由經濟之路》[M]，莫斯科：“經濟”出版社，1990年，第2～3頁)。
[43] 這從凱恩斯關于國民收入的收支流程圖可以明顯看出，這張圖上只有企業和居民的收支關系。這類似于馬克思的Ⅰ(v+m)+Ⅱ(v+m)=Ⅱ(c+v+m)交換關系，卻沒有Ⅰc=Ⅰc。參見高鴻業：《譯者導讀》，[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頁。
[44]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斗》，人民日報，2017年07月28日 01 版。
[45]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10月28日第1版。
[46]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47] 詳細論證，請參見何干強：《宏觀經濟調控應當重視的若干理論問題(上、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1期、第2期。
[48]新華社報道：《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25日 01 版。
[49] 參見何干強：《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的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
[50] 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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