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歐美式市場經濟，或者說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權主義。
特權是就是允許我有，不允許別人有。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以資本為支撐的特權主義，特權是依附在資本之上，取得了資本就獲得了這種特權。
資本主義世界所講的人權、財產權，實質上都是一種特權。當他們在講人權、財產權的時候，真正的意圖，和實際上結果，并不是涵蓋所有人的，而是特指自己，或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某個小集團的。
現在美國人總愛指責別國，尤其是中國沒有人權，并堂而皇之以此去干涉別人內政，已達到為美國謀求某種利益的真正意圖。現在地球人都知道，當美國人說人權時，并非他們發自肺腑地關心別國勞苦大眾的利益，發自肺腑地關心中國勞苦大眾的利益，他們真正關心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人權只是一種借口和工具，一種為自己謀權特權的借口和工具。
人權意味著特權和工具，并非當現在才這樣，也并非僅僅對外國人才這樣，而是自這個概念被西歐人提出來時，就是這樣，在歐美內部自己人對自己人也這樣。人權、財產權概念的提出，一開始就是為小部分人爭取權力或特權而服務的。
實質上，權力和特權是一個同義詞，權力一定是特權，一定是我有而別人沒有，允許我有，而不允許別人有的。如果真的是你有我有大家有，那就稱其不上權力了，也壓根不會產生權力的思維和概念。
這些東西單純地從概念上討論比較抽象，看一下歐美的歷史，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史，理解起來就比較清楚和容易。
二
當我看印度歷史時，有一個事實上我很震驚，很不解。印度被英國人侵占和統治時，統治印度這個國家的竟然是一個公司，即我們在中學歷史課本上都讀過的東印度公司。印度整個國家竟然只是區區一家公司的私產，為其賺取利潤的資產!
一開始，我只是認為，英國人只是對外國才這樣，對其侵吞的殖民地才這樣。當我了解更多的英國歷史，整個西歐的歷史，乃至整個全球史時，我才清晰地發現，英國自己人對自己人也這樣。英國也只是英王的私產，法國也只是法王的私產，其他西歐國家也是如此。
在閱讀西歐的中世界史時，也讓我震驚和不解的是，一個國家居然可以當做一份遺產來繼承，當做一件嫁妝來配送。如果你取了西班牙的公主，那么整個西班牙就可以作為一件嫁妝帶到婆家，其女婿就名正言順地成為西班牙國王!
作為一個中國人，是真的很難很難理解這樣的歷史事實，國家怎么可以作為借以牟利的公司資產，怎么可以作為隨便贈送和陪送的物品。這將這個國內里的那么多的民眾置身何地?他們為什么象空氣一樣不存在?
在工業革命以前，人類社會的主要資產和生產資料是土地。在中世紀的西歐，一個國家的土地僅僅屬于少數的幾個人，就是國王和另外幾個貴族。而國王的土地一定是最多。至于種地的農民，他們不僅不擁有土地，而且他們與土地相比什么都不是，只是土地的附屬品，是一種會耕地的活工具，與土地一起，是屬于那幾個土地所有者的，即屬于國王和其他幾個貴族的。在希臘羅馬時期，作為土地的附屬品，這些農民被稱為奴隸，在中世紀則換了一個名號，叫隸農。
所以，在中世紀乃至希臘羅馬的歐洲，國家就化約為土地，土地又為僅少數幾個私人所擁有，整個國家也就是一個被幾個人所有的私人國家。國家不過一份財產、資產，一份被幾個人所有的資產。
財產、資產重于人民，重于人，是歐洲社會的一貫特征。資本主義的核心要件之一就是資本至上，資本重于人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主義并非現代社會才出現的新生事物，而是一直存在于歐洲的歷史之中。傳統的歐洲社會中的資產是不可以自由交易的，而現代資本主義的資產是可以自由交易的。所以，更準確地說，傳統的歐洲是資產主義的，土地主義的。
也就是說，現代歐洲和傳統的歐洲相比，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個資產的自由交易的機制，即多了一個市場經濟的機制。特權的本質并沒有發生改變。
傳統的歐洲一直是特權主義的，這種特權是以資產為支撐的，以土地的擁有為支撐的。擁有土地就擁有特權，當然，擁有土地本身也是一種特權。
從起源上看，這種特權來源于武力侵奪。所以，在歐洲，戰爭也是一種特權，是屬于貴族的特權，農民們是沒有成為一個士兵的權力的，而只可以做士兵的奴仆。這個事實同樣為中國人所難以理解。
這種特權一旦形成后，又為宗教因素所強化，即所謂的“君權神授”，這些特權是上帝賜予的，是神給我的。而特權的轉移則主要是靠遺傳和贈送，而不是市場交易。
所以，傳統的歐洲不僅沒有自由交易、自由市場，而且也沒有這樣的概念，因為整個國家只是少數幾個人的私產，甚至是國王一個人的私產，那么在這個國家做任何事，必須取得國王和貴族的同意。不僅土地是私產，土地上的農民們也是私產，他們壓根不是真正的人，自由的人，沒有資格進行自由交易，不是自由交易的主體，不是自由市場的主體，而且也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去交易，對于最主要的資產土地，他們無權擁有。
三
馬克思對西方社會有一個著名的觀察，依據生產資料所有制，他把西方歷史區分成四個階段：原始社會(農業部落)、奴隸社會(希臘羅馬)、封建社會(中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引入市場經濟，尤其是工業革命后)。其中在，奴隸、封建、資本主義這三個歷史階段中，生產資料是私有制，且為人數極少的人所私有，這部分人就構成了特權階級、統治階級，對剩余的絕大多數無權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口擁有特權和實施剝削。
生產資料實際上就是財產、資產、財富，且是最主要的財產、資產、財富，生產資料為人數極少的統治階級所占有，實際上就是在說社會財富、資產的集中的問題，即財富、資產、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對在西歐歷史中，現代的資本社會與傳統的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階段，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特權社會，社會財富、資產都是高度集中的，高度集中于特權階級，分配都是嚴重兩極分化的，財富和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數極少的特權階級所占有。
前文已經指出，作為一種現代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與奴隸和封建社會的最大區別之處在于，資本主義引入了市場機制。馬克思的論斷包含著一個重要推論是，市場機制無法改變和消滅特權，讓社會實現真正的平等自由。市場機制的作用只是在于讓特權發生交易和轉移，從人數極少的一小撮人轉移到人數極少的另一小撮人，讓特權的形式發生改變，而不會改變特權的本質。
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完全不同意馬克思的判斷，他們對市場機制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幻象，認為市場機制的自由交易會自動打破特權，而創造一個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所以，主流經濟學也被簡稱為自由主義，包括從18世紀亞當斯密所開啟的老自由主義，以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
如何看待市場機制的作用，成為馬克思主義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區別所在。馬克思認為市場的自由機制無法消除特權，自動實現社會的平等與自由，自動實現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均等;而主流經濟學則相反，認為市場機制可以消除特權，自動實現社會的平等與自由，自動市場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均等。
2014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給出了新的全面的事實證據，證明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是正確的，而西方主流經濟學是錯誤的。此書全球范圍內長達數個世紀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數據，最終顯示，市場機制會傾向于維持和擴大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程度。
西方發達國家的確在70年代以前的20世紀，出現財富和收入分配兩極程度的大幅度下降，均等的程度大幅度提升，這恰恰是在一系列戰爭和政治因素對市場機制的干預所形成的，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以及后來羅斯福新政之類的馬克思主義式的政策。
1980年代后，隨著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臺，西方開始去國有化，去馬克思化，而實行重新重視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結果卻是，西方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化程度開始大規模重新反彈，至今已經恢復到20實際初期的水平。也正是這種局面使得歐美的普通民眾怨聲載道，反對主流的“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開始高漲。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更是喊出了堪稱經典的“1%對99%”的口號。
四
回顧資本主義在西歐國家的起源和發展史，市場機制在西歐國家的引入和演變的歷史，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局限，看出它是作用主要在讓特權發生交易和轉移，而非消除特權本身。
在中國之外，市場經濟的形態首先出現在西歐。對中國而言，市場經濟自古有之，與中國文明同時起源。只是中國傳統的市場經濟與在西歐出現的市場經濟在形態上是不同的。市場機制是一種利用市場的交易機制，它本身并不是一個獨立之物，必須內嵌于社會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之中。因不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市場經濟的形態也是不同的，自由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中國傳統的市場經濟是以儒家道德觀為支撐的。儒家道德觀的核心是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認為人天生是一個心性主體，而心性天然具備可以統稱為“性善”的情感模式、判斷模式和選擇模式，即孟子說說的“四端之心”：惻隱之心(情感模式)、羞惡之心(情感、選擇模式)、辭讓之心(選擇模式)、是非之心(判斷模式)。人生的意義在于，最大程度地順應和發揮本心本性，即《中庸》開篇所說的“率性之謂道”。
由于儒家道德高度重視人自身的心性，而輕視心性之外的外物，即重心輕物、重義輕利，所以，盡管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市場經濟的，都存在市場機制，但是市場機制的地位是很低的，很少人去關注和重視它。
傳統的中國所關注的自由是心性層面的自由，這種自由的獲得更主要地是靠每個人自身的心性修煉、道德修煉，即修心養性，而不是靠市場機制來獲得。市場所關注的是物質層面，遠低于心性層面、道德層面。事實上，過度關注市場交易，反而會讓人沉溺于物，發生“物化”，最終破壞心性自由。
中國傳統的市場經濟形態可以稱之為心性市場經濟，或者儒家市場經濟。
盡管市場機制被稱為西歐、歐美的最主要的現代性要素之一，但是市場機制在西歐出現的時間遠早于現代的年代范疇。市場經濟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0世紀，這也是所謂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起源年代。
目前有關西歐社會市場機制與封建制度的關系的主流知識是錯誤的。主流知識認為，西歐的市場機制和封建制度是一個線性關系。在時間上是先后的，中世紀封建制度早于現代化的市場機制。在性質上，現代化的市場機制是中世紀封建制度的革命和顛覆。事實上，對歐洲歷史而言，市場機制與封建制度是同時出現和起源的，于10世紀左右同時出現。而且，兩者都更可能是從外部輸入的，而非內部進化的。
五
10世紀是個什么年代，是一個全球黑暗年代。
中國是唐末加后來的五代十國。但凡了解中國歷史的都清楚，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最殘酷的年代，甚至要比5世紀左右的東晉南北朝還要惡劣。五代十國的典型特征是軍人干政，軍閥上位。而且這些軍閥大都有北方游牧的血統和文化背景。所以，從根本上說，五代十國是外族武力和文化入侵的結果，是從外部輸入的，而非內部演化的。
整個阿拉伯世界則進入了一個所謂的“奴隸時代”。這個“奴隸時代”的實際內涵是，奴隸當政，奴隸翻身做了統治者，做了國王，成了“哈里發”。什么樣的奴隸有這么大的能量?原來他們都不是一般的奴隸，而是軍事奴隸，就是軍人。而且這些軍人大都擁有統一個背景，就是“突厥”，他們和中國北方的游牧擁有同一個血統和文化背景。也就是說，阿拉伯世界的“奴隸時代”與同期中國的五代十國有共同之處，都是軍人干政，而這些軍人都同時突厥人，都是中亞游牧。
后期的阿拉伯擴張，能量和主力早已不是來自阿拉伯本土，而是來自中亞游牧，中亞游牧替代了阿拉伯游牧，成了阿拉伯世界的統治者和擴張動力。無論塞爾柱帝國，還是后來的奧斯曼帝國，其統治者都是突厥人，最后演化現在的土耳其。
盡管此時的西歐尚且處于當時世界文明的邊緣，可謂是窮鄉僻壤，化外之地，但是同樣遭遇了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中亞游牧的沖擊波，而進入了一個“維京時代”。維京是指來自北方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兇殘海盜，包括丹麥人、瑞典人。實際上，除了北歐海盜之外，西歐還遭遇了另外兩股勢力的入侵，一個是與中亞游牧有深厚淵源的馬爾扎人，另一個則是阿拉伯的撒拉遜人，此時的阿拉同樣與中亞游牧有密切關系。
毫無疑問，北歐人此時突然大規模南下，入侵西歐，主要是法國和英國，很可能是受到中亞游牧對外擴張的壓力和影響所致。所以，十世紀西歐的歷史與當時的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是同步的，都是因遭遇中亞突厥的入侵而進入了一個軍人干政時代。只是直接侵入西歐的突厥人并不多，原因是那里太偏僻、太窮了，只有對更窮更偏僻的北歐人才具備吸引力。
五代十國的軍人干政，相對中國自身悠久而強大的歷史和文化，是脆弱而短暫的，隨著宋朝的統一就消失了。事實上，正是在宋朝，中國實現了文化上再次偉大復興，不僅消滅了游牧人的軍人干政，而且消除了生命更持久的佛教的文化影響力，更新和純化了儒家思想，讓其再次回歸文化主體地位。用朱熹他們的話說，讓從孟子就中斷的道統得以接續。
與中國相比，西歐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太為短暫和薄弱，他們沒有能力來迅速消除因外族入侵而帶來了軍人干政、軍閥林立的狀態，而是讓這種狀態成為了社會和歷史的常態。從此，西歐社會進入了一個“封建社會”階段。
用中文“封建”一詞來翻譯和形容歐洲這個歷史階段，為當代中國人學習歷史帶來了巨大的誤導和混亂。中國的“封建”是指夏、商、周，尤其是周時期的一種政治制度。封是分封，建是建國建侯。封建更多是一種邏輯上行政區劃，里邊并不包含絲毫的現代政治學中“統治”的意義。
將一個區域分封給一個人，只是將這一區域的行政上的權力和義務交給他，絕非是說這個區域歸他個人私有和統治。在中國的任何歷史時期，天子、皇帝、國君、貴族這些人都不擁有自己的私人土地，甚至也不擁有任何的私有產業，官員絕對不可以再去經營自己的私人產業。這就是“不與民爭利”，“不與民爭利”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基石，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高“憲法”。
在中國的任何歷史時期，“統治者”都是不占有土地的，即不占有生產資料的，也不從事任何生產經營，擁有自己的任何產業。土地唯有農民才有資格擁有，也唯有主要包括農民在人民才可以經營產業，擁有產業。統治者的收入都不是來自自己的私人產業，而是來自公共的稅收。在中國任何的主要歷史時期，都不存在認為土地重于人民的情況，從來不存在以土地為本的情況，從來不存在農民只是土地的附屬物，只是耕地的工具的概念，而是一直認為人民重于土地，以人民為本。從來不說“得土地者得天下”，而只是說“得民心者得天下”。
這是中國歷史不同西歐歷史的地方，以及不同中國之外任何文明歷史的地方。馬克思所說的極少數統治者占有生產資料，占有土地的情況在中國歷史的任何時期都不曾出現。從他說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的歷史完全超越馬克思的認識和理解之外，也超越任何西方人的認識和理解之外。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統治者、統治階級，不存西方意義上的封建領主和封建政府。
總之，中國的歷史完全與西方相反，是一部無特權的歷史。
其實，用軍人干政和軍閥割據都不足以形容西歐封建社會的黑暗，因為當時西歐的農民并非象歷史上的中國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是獨立自主的，而是兩方面毫無獨立自主性，因嚴重依附于土地而嚴重依附于土地的主人，即領主。中國的統治者，無論多么殘暴，從未想過要把農民的土地占為己用，而只是加重稅率。農民一直保持著生產和生活的獨立自主。
六
總結一下，前面對歷史進行了大段的回顧和解析，是想說明兩點。一是，西歐的封建制度起源于公元10世紀左右;二是，西歐的封建制度是從外部輸入的，源于外族入侵;三是，西歐10世紀所遭遇的外族入侵，具備全球性，當時整個世界都在遭遇外族的入侵和困擾，這個外族主要是中亞游牧，主要是突厥人。中國也遭遇了突厥的入侵，阿拉伯世界也在承受突厥奴隸所帶來的黑暗。
從另外的角度看，當中亞游牧在10世紀沖擊全球的時候，讓全球都變成軍人干政、軍閥林立的同時，也推動了全球的一體化，推動了全球范圍內的文明文化交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在此時，西歐不僅出現了黑暗的封建制度，而且也出現了一種光明的嶄新文明要素和文明現象，那就是自由市場的理念和依賴市場機制的職業群體——現代商人，以及現代商人的聚集區——現代城市。
從全球文明史看，市場機制，以及憑借市場機制而從事服務日常用品交易的獨立的商業職業群體，在10世紀以前，唯有在中國存在，而且歷史非常悠久。在這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地區、任何文明，都不存在自由市場機制和獨立的商業職業群體。
所以，10世紀在西歐突然出現的商業職業群體，以及自由市場和自由交易的理念，其來源只有唯一一種可能，那就是來自遙遠的中國。中國的自由市場理念和獨立的商業職業文化之所以能夠西傳歐洲，要拜中亞游牧的擴張所賜，他們的擴張，推動了全球范圍的文化交流。
10世紀之前，在人類文明中，中國之外的所有文明都是特權社會，土地為極少數人所私有，他們構成了特權階級、統治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無權擁有土地，更重要的是，他們卻極端缺乏獨立自主的意識，在生產和生活都不能夠獨立自主，而是依附于土地，依附于領主，依附于某種宗教。在特權社會中，是不可能有自由交易的行為和理念的，也不可能出現獨立自主的商人群體。
所以，自由市場的理念以及商人職業群體一經在10世紀的西歐出現，便置身于特權的汪洋大海之中，要成長和發展，必須突破特權階級的種種障礙。西歐的歷史事實顯示，市場和商業群體的成長過程，并非一個消滅特權的過程，而是一個與特權不斷交易的過程，是一個錢權交易的過程。所謂的錢權交易，就是商業階層用金錢向特權階層購買特權，購買特許經營權。這樣購買特權的商業群體自身變成了新的特權階層。在這個過程中，西歐的商業群體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特權思維，而西歐的市場機制本身也是特權式的，不僅特權本身就是交易物，而且，市場的參與者都想謀求和建立特權。
從組織形式上看，西歐的市場經濟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行會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公司階段。
行會階段的微觀經營主體主要是家庭，單個家庭的力量在強大的特權面前是微弱的，于是他們就聯合起來形成行會，以行會為單位去和統治階層談判、斗爭和交易。行會在保護本會會員的權益的同時，也成為一個特權者，因為本會的權益并不對行業以外的人員開放。
中國人很難真正理解歐洲歷史上的行會，因為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這樣東西，總會把它看成中國歷史上的商會之類的聯誼會。同時，歐美人也會對中國歷史從無行會感到不解，他們就認為由于缺乏行會，中國的歷史上商業群體的權益一定會無法保障。
出現這種認知差異的根源對中西的一個基本背景缺乏認知，中國社會歷來是無特權的，個人擁有自由交易的權力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并沒有遭遇西歐或中國之外其他任何地區歷史上所遭遇的破壞和限制，所以，無需在個人之上再成立一個組織去爭取和保障自己的交易權。而在西歐，個人起初沒有自由交易的權力，沒有自由經商的權力，要獲得這種權力，必須向特權階級斗爭、談判和購買，所以，歐洲的商業階層必須結成一個團體，否則無法與強大的特權階級進行斗爭、談判和交易。
所以，對于商業群體中的家庭和個人而言，他們并不具備真正的獨立性，不是一個真正的商業實體，反而真正獨立的是行會，行會更象是真正的商業群實體。家庭和個人的交易行為不僅需要得到行會的保護，而且也受到行業的嚴格的約束。這些行會不僅擁有由選舉而產生的實權性的管理機構，嚴格法律，甚至還有自己的軍隊。
在行會市場經濟階段，很多新興城市的主體是商人，這些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行會，行會的管理組織就是城市的政府，他們通過向當地的特權者購買，而獲得自由管理的特權，這樣就成為獨立的城市。同時，為了維護更大利益和特權，這些行會城市之間，也會結成一個更大的同盟，譬如著名的漢撒同盟。
當做一項規模很大的新業務時，也必須取得特權階級的授權，有些公司甚至需要取得國王的授權，當然，特權階級之所以授權，因為他們會從中得到經濟利益。也就是說，公司在西方的產生也是錢權交易的結果。所以，西方的公司實質上也是一個特權者，其思維方式也是特權的。
哥倫布要做環球航行去尋找東方的黃金之地中國時，就得到西班牙國王的授權，而成立了一個特許公司。東印度公司也是英王授權的一個特許公司。當中國的印刷術傳播到西歐后，一個德國人想做印書的生意，他也不得不向特權者申請特許公司，這也是所謂的知識產權的前身。知識產權本身就是特權。現代主流的理論認為知識產權可以促進知識的創新，是為促進和保護創新而設。然而諷刺的是，西歐最早的知識產權沒有一個是西歐自身的創新，而都是盜版，譬如印刷術。從歷史起源上看，知識產權的出現，是為了謀求一種經營特權。
在本質上公司與行會是相同的，都是錢權交易的結果，是特權從特權者向商人階層轉移的結果。這樣轉移并未打破特權本身，而只是讓特權發生了轉移。行會和公司都是特權的新形態。
在行會階段，也有公司，只是從整體而言，還是行會占據統治性地位。只是到了工業革命后，主流的生產方式開始從家庭手工業向企業工業化轉移，公司的勢力開始超越行會，行會也就迅速衰落和消失了，成了當今社會的最主要的特權形式。
另外一個主要的特權組織形式是大學。西歐的大學出現在11世紀左右，也就是說，市場理念和商業職業文化傳播到西歐不久便出現了。事實上，大學本身也是這股潮流的產物。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甚至會覺得不可思議，大學的本身就是行會，而且是兩個行會的聯合。一個行會是教師行會，一個行會是學生行會，當然主要是教師行會。
教師作為一個獨立的職業群體的出現，是商業職業群體在西歐出現的一個組成部分。教師也是小商人，只是他售賣的商品是知識和課程。向其他行業的小商人一樣，任何單個的個體在強大的特權面前都是弱小的，所以，要生存和發展他們必須聯合起來，組成行會。
作為一種行會，大學也具備一般行會的基本特征，在謀求和保護自身權力的同時，自身也成為一個特權者，而企圖壟斷知識特權。大學畢業證的前身就是教師行會辦法的教師資格證，也是一種授權證，特權證。
現代很多人將大學視為先進之物，就質疑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大學，將沒有大學視作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落后，這其實是很可笑的。中國沒有產生大學的原因是和沒有產生行會的原因是一樣的，中國無需一個教師行會，因為自古以來，中國做教師權力完全沒有遭遇破壞和干擾，一個做不做教師完全是他個人的自由，完全在有沒有學生愿意跟他學。而且自孔夫子以來，中國教育的最主要形式就是私人化的，最主要的教育機構就是私塾。而私塾的開辦完全是自由的，無需向官方申請批準和特許。總之在傳統的中國，學習和傳播知識、做學問是完全自由的。
七
歷史和傳統的中國是無特權的，而資本主義則是特權的，這是中國一直努力抵制西方文明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中國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原因所在。馬克思主義是產生在西方內部的一個異類，一個特權世界中的反特權者。
然而，在堅船利炮的迫脅之下，中國又不得不向西方文明低頭，因為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遭遇了亡國滅族之險境。正是本著救亡圖存之目的，中國開始逐漸學習和引入西方文明，引入資本主義。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軍事改革，到康有為孫中山的政治改革和革命，然后是馬克思主義的引入和基于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國的成立，共產主義的實踐，改革開放和引入新自由主義，最終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創造和中國和平崛起。
然而，在學習西方，實現自身強大的同時，中國也在不覺中已經習染資本主義的惡習，那就是特權主義。
眼下中國的特權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崇拜，二是基于知識崇拜的名校崇拜。
現在中國人在衡量和判斷一個人時，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身價多少，收入多少，工資多少。金錢和資本已經成為一個人人格的基本支撐。同時，一個人積累了資本之后，又會想著用自己的資本去為自己和孩子去建立某種特權。譬如，企圖通過買房去建立某種收入特權，去購買學區房去為自己孩子建立教育特權。
更嚴重的是，包括大學在內的西方教育系統是特權化的，當中國系統引入西方教育后自然就引入了特權教育。這種教育在灌輸知識的同時，還會教會孩子一種特權思維，培養孩子的特權人格。
幾年前北大的一位教授說，中國的大學，尤其是名校，正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其實所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就是為自己謀求特權者，不是中國的大學如此，而是大學本身就如此。因為作為西歐文化的一個產物，從起源和歷史看，大學本身就是一個特權者，其基本思維就是特權化的。
總之，這是和自身悠久而璀璨的文化和歷史不相容的，也是每一個中國人在內心深處不愿意看到的，感覺到不舒服的。
其實，實現強大和崛起并不是中國人真正想要的生活，而是西方的壓力和脅迫所致，強大和崛起只是為消除這種壓力和脅迫。當在中國經濟和軍事已經充分強大的今天，來自西方的壓力和脅迫已經大大緩解，那么中國的下一個階段的任何是，放松心情，去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
所以，中國未來必然的趨勢是，重新認識歷史和傳統，向歷史和傳統回歸，因為那里才有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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