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過度的金融開放，貿易戰中核心卻不引人注目的要求
在中美兩國的貿易戰中，有一個戰場非常寂寥，偃旗息鼓，月明星稀。那就是金融戰場。在這個戰場上，不像2025、貿易順差等陣地，兩軍對壘，兵來將擋。然而，這里雖然大漠孤煙、長河落日，并沒有金戈鐵馬，卻是一個寂靜中暗伏兇險的戰場;這是美國極為擅長，裝備精良，既可鐵甲長驅、又可金湯固守的戰場。在過去幾十年的國際博弈中，在這個戰場上，美國從無敗績。它曾經兵不血刃，對許多國家和經濟體攻城掠池。
金融，是戰略上的徐州，是兵家必爭之地。兩軍對壘，最忌諱的是按別人的要求出牌；最高超的是讓別人受你調遣。20世紀40年代末，在華夏大地上演的歷史大博弈中，蔣介石是受毛澤東的調遣的。結局如何，我們都知道。
在貿易戰中，美國向中國提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歸納起來這個清單主要針對以下四點：(1)中國的 2025戰略;(2)中國的金融開放和自由化;(3)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即，中國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4)中國的經濟主權。
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開放是必然的過程。我們自主的金融開放，是根據我們國家發展的需要而開放。但，我們必須看到，美國要求我們大規模地、迅速地實施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而這是脫離了我們國情的，超越了我們發展階段的，是一個具有顛覆性風險的過程。
這不是危言聳聽，是歷史的敘述。1980年以來，多少發展中國家在金融開放和自由化的過程中，折戟沉沙，掉入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洗劫之處，到處是財富的流失、殘破的經濟、凋零的民生、漫長的貧困。同經濟上的斷垣殘壁相比，更嚴重的是社會的動蕩和漫長的中等收入陷阱。許多曾經雄心勃勃的經濟體，那些曾經的凌云壯志被金融危機席卷而去，落入英雄長嘆，隨風飄去的悲涼。
要把那些故事一一道來，實在是難以盡訴。我們就先簡單地概括一下，詳細的請看后文。
首先，從1980年代以來的金融開放歷史看，這是一個伴隨著金融危機的過程，是一個金融殖民主義的過程——危機演繹過程，就是發展中國家失去金融主權的過程。
其次，一旦出現金融危機，承擔成本的必將是廣大中下層，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將受到極大的傷害，他們將失去終生的積蓄，他們的資將產急劇大幅度貶值，從而帶來極大的社會震動。
再次，在那些先后掉入金融危機的國家中，同中下層的痛苦掙扎相比，極少數精英們將迅速獲取巨大的財富，并把大量財富轉移到國外，同時得以全面控制社會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創造頂級富翁似乎是一個普遍現象。
我們在《大國興衰》中就提出，發展戰略、經濟政策、制度選擇之爭，就其實質，是利益之爭。曾經在那些陷入金融危機的發展中國家，少數精英為了自己利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包括提供錯誤的咨詢而推動了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為他們攫取財富轉移財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國家的災難成就了少數人的幸運。
最后，在中國，金融開放帶來的金融危機將是顛覆性的，將是我們見所未見的。同前幾次股災相比，大許多個數量級。因為前幾次的股災都是“肉爛了在鍋里”，金融開放以后，危機可能伴隨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從而進一步把國家推向災難。我們一定要慎之又慎。
二、為什么要把金融開放的要求納入美國對華總體戰略來考慮？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 ”這個廟算，必須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
什么是我們面對的客觀事實?就是美國已經把中國當成戰略對手。我們要從美國對華總體戰略框架來看清美國大力推動中國金融開放的戰略目的。關于美國對華總體戰略的調整，簡而言之，美國已經把中國當成了戰略對手，正在全面布局遏制中國崛起。這是不已我們意志為轉移的，是被給定的戰略變量，我們不要希望可以改變它。這個基本認知必須要有。
三、新自由主義金融開放的代價有多高昂？
從 1997 年以后，阿根廷、厄瓜多爾、泰國、俄羅斯、烏拉圭、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肯尼亞和韓國都見證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都是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的續集。有人把金融自由化的理論當成浪漫的篇章，但是，它書寫的卻是最殘酷的故事。許多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過程，是在誘人的前景下進行的，深思熟慮、有計劃有步驟的、奔向災難的行軍。
金融自由化的成本非常高。
1989 年委內瑞拉推動金融自由化，開放外國投資者對國內銀行的所有權，實行利率自由化，商業銀行私有化，結果導致金融危機，1994 年出現銀行系統的全面崩潰。不包括短期和長期直接間接的經濟損失，僅僅是處理危機的成本就相當于 GDP 的 20%。
墨西哥在90 年代早期推動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然后出現金融危機，到 1999 年處理危機的成本占 1998 年 GDP 的 17%。
世界銀行曾經做過調查，出現危機的經濟體處理危機的成本最嚴重的高達 GDP 的 50%
巨大的經濟社會總成本，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掉入漫長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最接近成功的時候掉入失敗的深淵。
金融危機最大的成本還不在這里。
最大的成本是那些國家幾乎喪失了金融主權。在金融上完全依賴西方，金融政策幾乎被西方和某些跨國機構控制。有些央行變成了事實上的美聯儲的分支。環顧一下當今世界，究竟有多少發展中國家享有根據自己的內部經濟問題而制定金融政策的完全主權?有多少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政策不受美聯儲政策的左右，不受國際資本的左右?淪為金融殖民地是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成本。
四、為什么過度金融開放陷入金融殖民主義？
幾十年的金融自由化不僅沒有縮小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除外)的差距，反而擴大了這個差距，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財富大規模流失，使它們在金融上進一步受到控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一個產品和資本的大循環：
發展中國家用產品或資源換取美元，用美元換取美債；美國得以繼續債務循環，利用回流的資本，整軍備武，維持軍事霸權，并且收購發展中國家的企業。
如果沒有金融殖民主義，這個大循環就無法繼續——美元霸權無法繼續，美國政府債務循環無法繼續，美國軍事霸權無法繼續。
金融霸權極大地彌補了美國實體經濟入不敷出的困局。在經濟實力迅速衰退的今天，在內部經濟矛盾惡化的今天，在地緣政治耗盡實力的今天，金融殖民主義是支撐美國霸權的最后一根柱子。這個金融殖民主義的頂端是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
金融可能成為地緣政治和財富洗劫的工具。金融競爭是國家競爭重要的角力場。中國怎么辦?中國需要在自己決定的場所和規則里面，根據自己的利益來競爭。在金融戰略上，中國可能需要另一場“長征”，沖破金融上的圍追堵截，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到敵人后方去”，聯合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建立金融根據地，拒絕金融殖民主義，這是提高中國金融競爭力的關鍵。
拒絕金融殖民主義不是拒絕西方在金融投資和風險管理方面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正如我們拒絕戰爭不是拒絕槍炮，拒絕原子彈的危險不是拒絕擁有自己的原子彈一樣，拒絕金融殖民主義是拒絕大規模的財富流失，拒絕大規模的金融風險。當年美國如果簡單地在大英帝國的金融秩序里面搞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搞同世界金融秩序接軌，也許美國就不是美國了，美國就無法享有戰后急劇擴張的地緣政治權力。美國的經驗值得借鑒。
金融霸權是建立在地緣政治權力的基礎上的。地緣政治實力的消退必然伴隨著金融霸權的逐步衰落。中國經濟和地緣政治實力的上升，必然需要金融實力的上升。但是，在目前的世界金融和貨幣格局里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面開放達不到這個目的，而且風險很大。中國需要夯實實體經濟，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提升國際地緣政治的實力，以此為基礎，建立區別于美國體系的金融秩序。這比金融自由化重要得多。
有人指出，金融自由化是為了向金融尋求增長，是為了中國自己的利益。為此，需要回答：
第一，如果要求中國推行金融自由化是為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么同樣的國家和人群堅決反對中國收購某些高科技企業?后者不是更有利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利于增強中國的競爭力嗎?
第二，如果推動金融自由化是為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那么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誰是那些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
第三，在現有國際金融秩序下，金融自由化對于美國的金融霸權，對于華爾街，對于美國的金融資本，是有利還是不利?
第四，現有國際金融秩序是平等的嗎?顯然不是。那么在不平等的基礎上， 每個國家如何享有真正的金融自由?
五、過度的金融開放直接導致金融危機
過去幾十年，在通向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奔走著許多發展中國家。那一串串的身影，有些被驅趕著，有些被誘惑著，走向貧困的深淵。金融自由化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后，人類經濟歷史上一場廣泛而深遠的實踐，是一場錯誤理論引導下的不成功的歷史運動。金融抑制理論為許多國家開出了金融自由化的藥方。有些國家照方抓藥，有些國家被強制灌下，金融自由化被當成擺脫經濟困局和尋求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但是，幾劑下肚，沒有一個成功的例子，卻帶來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那些服用過這副湯藥的經濟體，沒有一個擺脫金融危機的宿命。它許諾希望和繁榮，卻帶來失望和蕭條;它許諾綠洲和原野，卻帶來荊棘和荒漠。許多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把金融自由化作為跳高的撐竿，希望借此一跳跨過中等收入階段，不料卻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幾十年。它被許多人當成通向高收入階段的坦途，卻成了一場通向危機和貧困的迷途。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機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是偶然還是是制度設計不合理?可不可能既搞金融自由化又避免金融危機?
許多學者，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學者，都發現是金融自由化導致了金融危機。這類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以下僅舉幾例。
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迪亞茲 - 亞歷杭德羅1984 年寫了一篇題為《再見， 金融抑制;你好，金融崩潰》的論文，梳理了拉美國家金融自由化如何導致金融危機的歷史脈絡，發現是金融自由化導致了拉美的金融危機和金融崩潰。
被譽為全球最頂尖的女經濟學家之一的萊因哈特，與卡明斯基一起1999年在《孿生危機：銀行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一文中，在研究了許多金融危機、銀行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的實證材料以后，認為是金融自由化導致了銀行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
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和曾準確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的著名經濟學家魯比尼1998和1999年相繼撰文研究亞洲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他們發現，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亞洲金融和貨幣危機的罪魁禍首。
還有許多學者，在比較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抑制以后先后指出：銀行在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比在金融抑制下更容易出現危機。
西方學界有許多人認為金融自由化和快速的金融深化，是預測一個國家金融危機的有效指標。
一些經濟體搞金融自由化，在經歷了最初的蜜月以后，投資者就會開始大規模地跑路，因為他們看到了即將來臨的風暴。一旦經濟出現風吹草動，這種跑路就變成了擠逃，最后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大規模的金融風潮，導致貨幣大規模貶值，導致大規模的違約，導致顛覆性的經濟災難。
為什么金融自由化導致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
是政策和措施缺乏足夠的論證?不是。許多研究發現，所有的改革都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論證，并得到世界銀行和 IMF 的幫助，都被證明能夠達到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目的。
是制度設計不合理?也不是。所有這些案例雖然有制度上的細微差別，但其共同特點和基本原則，從金融自由化的角度講，設計完全合理。
美國經濟學家貝蒂 • 丹尼爾和約翰 •瓊斯2008 年《新興經濟體的金融自由化和銀行危機》一文中指出，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即便銀行制度設計從長遠來看是合理的，也會走向危機。因為雖然在金融自由化初期會出現比較快速的、低風險的經濟增長，但是，隨著外資銀行競爭加劇和資本邊際產出的下降，使得貸款利率下降，貸款利率下降導致銀行為了利潤而追求額外的風險，最后導致銀行危機。
所以，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危機，不是那些國家的決策者不夠聰明，是制度使然。無論什么樣的金融自由化，都會導致金融危機。在錯誤的道路上，無論多好的汽車，也會駛向深淵。
六、為什么要推動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
是誰把那么多發展中國家推向這條道路的呢?為什么要持續推薦這條道路?
在第一次向發展中國家推薦這條道路的時候，也許可以用失誤來解釋;第二次也可以，第三次也可以;幾十次樂此不疲，甚至以多種方式強迫發展中國家走上這條道路，就無法用失誤來解釋。
誰主導，誰受益?一目了然。
有些提倡急劇金融開放的人提出：金融開放和自由化不會給中國帶來金融危機，因為數據到位，模型到位。然而現在許多數據恰恰表明，中國經濟正運行在高風險位置。
對于資本賬戶和匯率的開放，有人提出：這有利于國內外資源的配置，有利于全球價值鏈的最大化。當前的全球價值鏈就是現有的國際分工，如果金融開放和自由化是最大化我們目前的分工，則會強化我們在全球價值鏈靠近底部的現實。難道要在這個基礎上來配置國內外資源?如果這兩點站不住腳，那么資本賬戶和匯率的完全開放就沒有多大理由。
在一個實施固定匯率的世界里面，美聯儲的緊縮政策，不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本幣的貶值預期，也就不可能導致流動性緊縮，不可能導致資本的外流。在一個實施資本賬戶管制的世界里面，美聯儲提息縮表，不可能推動資本大規模地流入美國;相反，美聯儲的擴張政策，也不會導致世界流動性泛濫，不會導致熱錢大量流入發展中國家，導致資產泡沫通貨膨脹。
總之，控制資本賬戶，是限制美元霸權的有效辦法。控制了資本賬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就主要在自己的鍋里面煮自己的青蛙。
2008年危機以后到現在，美國精英階層的財富呈指數級暴漲，而廣大中下層收入停滯。這也辯證地表明，金融帝國的金融資本同國家權力的結合，剝奪的不僅是發展中國家，還有廣大的中下層。
美國目前國內困難重重。要求其他國家資本賬戶開放是美國轉嫁國內經濟困難的重要工具。
而對于目前的中國，防范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捍衛財富安全，應該是國家戰略和地緣政治的重要考量。即使我們所有的選擇都是正確的，只要在金融放開上面失誤，就可能導致巨大的財富災難，重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災難，一切都可能是顛覆性的。反之，中國就管理好了最大的經濟和發展風險，將贏得一個經濟發展的戰略安全期，在 10 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中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來是不是中國邁入高收入階段的必要條件?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不是。
那些發達國家邁入高收入階段有三條基本經驗：(1)財政推動，緩解貧富懸殊;(2)政府推動創新和產業升級;(3)金融抑制(央行為赤字買單，低利率，控制資本賬戶等)。在發達國家，從1933年到1980年的漫長歲月里，實施的是金融控制。就是在這段時期，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階段，進入了高收入階段。我們今天所說的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日本也是依靠金融抑制政策而步入高收入社會的。
美國推動我們金融開放，是要求我們實施與它們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歷史經驗完全相反的金融制度。而這個金融制度已經被許多試圖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證明是失敗的。
如果我們把這些歷史的經驗教訓同美國的對華戰略聯系在一起，我們就能準確理解它為什么要推動中國急劇開放金融了。
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利益，讓我們在歷史面前多一點謙卑之心；對金融危機多一點畏懼之情；對金融開放多一些風險防范；對金融開放和金融危機間的規律關聯多一份預防的態度。
哈里斯上將說，我們正處于歷史的拐點。中美兩國都在尋求這個拐點。
它將是什么樣的拐點?
我們相信，它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的拐點。
(黃樹東于2018年。本文的基本觀點在黃樹東近期出版的新書《制度與繁榮》中有詳細的論述。《制度與繁榮》，2018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黃樹東，旅美學者，另著有《中國，你要警惕》、《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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