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認為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說明伴隨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機的破壞作用也日益深化。阿根廷爆發引起激烈社會動蕩的金融危機，跨國銀行肆意掠奪廣大民眾存款侵犯私人財產權，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都蒙受了巨大財產損失，與阿根廷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并喪失銀行控股權有密切聯系。跨國銀行所占銀行業資產比重短短數年就超過了６０％，結果導致政府喪失了監管和宏觀調控能力，無法抵御金融恐慌制止資本大量外逃，難以阻止金融危機蔓延并觸發社會混亂和政治動蕩。當前，美國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施壓中國開放金融領域，允許西方金融資本進入中國銀行業甚至控股，在金融界、經濟學界的呼聲日益高漲，阿根廷的經驗自然對中國很有借鑒意義。
全球化加劇金融危機的危害性
隨著“入世”后過渡保護期的逐漸結束，中國必然面臨更嚴峻的全球化挑戰，面對美國施加更大的開放金融領域壓力，為了防范潛在風險維護經濟金融安全，中國應注意吸取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教訓。阿根廷曾以金融自由化聞名于世，銀行、證券領域的開放程度很高，是國際貨幣基金積極推薦的改革典范。阿根廷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也走得很遠，實現了所有國有資產進入市場“全流通”，幾乎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銀行業、自然資源和公用事業，私有化水平位居發展中國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羅斯還高三倍，并將出售國企資金用于社會保障體系。當前，美國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施壓中國開放金融領域，允許西方金融資本進入中國銀行業和股市，收購、兼并國有企業并且推動MBO，在經濟學界、金融界的呼聲日益高漲，阿根廷的經驗自然對中國很有借鑒意義。
1998年，俄羅斯陷入金融危機狼狽不堪時，美國前財政部長奧尼爾曾向俄官員建議，“你們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國銀行開放了，跨國銀行通過收購占有很高份額，這樣就能穩定金融解決銀行壞賬問題。”阿根廷是經濟全球化的先驅國家，最先從民族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開始推行貿易、投資、金融自由化，經濟開放的起步早、時間長，更為徹底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相比之下，亞洲國家尚在經濟全球化的途中，譬如1997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才趁機要求泰國、韓國，向外商開放銀行證券領域投資，允許外資收購25%以上的控股權，出售戰略性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但是，這些開放要求對于阿根廷來說，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并開始實施了。中國有人認為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就是同國際接軌融入全球化潮流，但到達全球化的彼岸究竟會怎樣，必須深入考察阿根廷等先驅國家，才有可能真正看的比較清楚。
阿根廷經歷過曲折的全球化歷程，既有開放初期遭受的強烈沖擊，也有外資大量流入帶來的經濟繁榮，但最終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其造成社會貧困和經濟破壞之大，引發社會抗議和政局動蕩之強烈，不僅超過阿根廷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也令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形見絀。這表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機的破壞作用也日益深化，全球化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園”，大規模出售國企的私有化收入，未必就能改善社會保障維護穩定，銀行金融開放更很可能風險重重，資本雄厚、經營規范的跨國銀行，不僅未能確保阿根廷民眾的存款安全，反倒帶來資本外逃和存款凍結之害，其教訓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為鑒。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尚未波及遠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一些阿根廷政治家頗為得意，認為本國的經濟開放進程更為徹底、規范，乃是受西方贊揚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沒有裙帶資本主義和政府干預過度，經濟狀況穩定不會爆發金融危機。有的阿根廷官員雖然擔心全球化和過度開放，卻總認為不會發生太嚴重的問題，到不了百姓挨餓和企業家跳樓的地步，而且阿根廷是美國在拉美的親密伙伴，一直緊緊跟隨美國的經濟、外交政策，到了危難之時定會伸出援救之手。但是，2001年底爆發的阿根廷金融危機，其引發的社會震蕩沖擊如此猛烈，卻遠遠超過了數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美國面對阿根廷的激烈社會經濟動蕩，竟無動于衷地宣稱阿根廷是咎由自取，坐視阿根廷經濟局勢惡化拒絕提供援助。
阿根廷曾被譽為拉丁美洲的糧倉，有豐富的能源、農業自然資源，向世界各國出口大量谷物、牛肉，但是，自從2001年陷入金融危機以來，阿根廷經濟卻呈現急劇惡化態勢，出現了遍及全國的貧困、饑餓現象。由于貨幣貶值、銀行癱瘓和存款凍結，爆發了波及全國的社會動蕩騷亂，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游行抗議，幾十人在警察鎮壓騷亂中喪生，社會經濟困境導致了政局動蕩不已，僅僅一個月內就連續更換了五位總統。從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費減少19%，2002年1月又減少了12%，阿根廷總統被迫宣布進入食品緊急狀態。據阿根廷官方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字，從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大約150萬阿根廷人加入到貧困大軍，貧困人口上升到占其人口總數的42.6%。2002年下半年，盡管阿根廷政局動蕩稍有緩和，但隨著企業破產和失業大軍猛增，失業率急劇上升到人口的四分之一，社會貧困人口仍繼續迅速攀升，截至2002年10月，社會貧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而且這種趨勢還正在繼續延續下去，2003年社會貧困率仍在60%左右徘徊。
經濟危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惡果，國際貨幣基金強加的經濟結構調整方案，規定政府削減公共開支以確保償還外債，加劇了經濟萎縮及社會福利的惡化，兒童和退休老年人受到的影響最大，據官方統計的兒童貧困率竟高達67%。2002年11月12日，阿根廷報刊報道了震驚全國的新聞，北部圖庫漫省有五個兒童因饑餓死亡，而且由于普遍的饑餓和營養不良，其他22個省份也廣泛存在類似問題，2002年大約有數百名兒童餓死。阿根廷曾擁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醫療體系，如今也因經濟危機陷入了全面癱瘓，由于政府削減社會開支和限制銀行提款，加上貨幣貶值和進口藥價上漲等等原因，阿根廷的公共醫療體系幾乎陷于瓦解，80%的醫院無法得到正常的藥品供應，退休老年人被迫自費從市場上購買藥品，危機嚴重時期有一半首都居民受到影響，被迫減少或停止購買所需的藥品，包括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的嚴重病人。阿根廷有350萬退休者的醫藥費用，大多依靠政府資助的社會保障體系，由于財政陷入危機社會保障資金短缺，無法支付拖欠藥店的五億美元資金，全國一萬兩千家藥店中有一半被迫關門。
2003年爆發的全球“非典”疫情，警示人們必須重視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應加大社會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投入，但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全球化結構調整方案，卻誤導拉美大幅度削減政府公共衛生支出，曾導致拉美各國的公共衛生狀況顯著惡化，如拉美剛開始推行全球化的20世紀80年代，烏拉圭的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則從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魯的人均營養水平從必要基準線的97%下降到85%，各種惡性的傳染病均呈迅速上升的趨勢，秘魯的傳染病發病率增加了兩倍之多，80年代后期拉美國家出現了霍亂大流行，同醫療衛生條件惡化有直接關系，鬧得整個社會人心惶惶，廣大民眾也深受其害。阿根廷曾是拉美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擁有拉美最健全的社會保障醫療體系，人均工資水平曾在拉美名列前列，但是，阿根廷成為美國稱贊的全球化楷模之后，靠外資流入支撐的短期經濟繁榮好景不長，阿根廷以前令人羨慕的人均工資水平，如今卻急劇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數幾位，曾健全的社會保障醫療體系也陷入癱瘓，嬰兒死亡率則從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直逼最貧窮的國家。
阿根廷經濟危機不僅沖擊了勞動階層，而且還沖擊了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后者從銀行癱瘓和股市暴跌中損失慘重，而前者卻很少擁有銀行存款和股票。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的早期階段，從外資大量涌入中獲得利益的，主要是買辦階層和中產階級，首當其沖的是藍領勞動階層，伴隨外資收購和國企私有化進程，大批工人被解雇并拋向街頭，但是，政府官員卻很少重視社會不穩定苗頭，認為只要外國資本源源不斷流入，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終將獲得解決。但是，這種兩級分化的增長難以維持，終于釀造了全面經濟危機的爆發，就連中產階層和資產階級也難以幸免。經濟危機導致市場需求急劇萎縮，阿根廷眾多私營企業陷入經營困境，銀行癱瘓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難以獲得維持經營所需的資金。據報道，阿根廷有三萬多韓國僑民經營商業企業，就有兩萬人難以維持企業被迫離開。加入街頭抗議還有大批公務員，他們的工資、醫療、養老保障等，也因銀行凍結存款幾乎陷于中止。阿根廷的政府官員、議員和買辦階層，他們曾積極推動全球化并從中獲益，現在卻被指責為造成災難的罪魁禍首，成為了阿根廷民眾發泄憤怒的對象，只要出現在公共場所就成了過街老鼠。阿根廷外交部長剛登上出訪客機，就遭到阿根廷同機乘客辱罵趕了下來。政府官員、經濟顧問和各黨派的議員，經常在餐館、市場、劇院等公共場所，成為憤怒阿根廷民眾的圍攻對象。曾令人羨慕的跨國銀行的白領經理，現在為避免民眾圍攻不敢走大門，只能悄悄溜銀行后門上、下班。一位阿根廷議員的住宅被民眾燒毀后，他困惑地哀嘆道，“阿根廷究竟是怎么了?為何陷入如此瘋狂的地步?難道所有政治家都是賊嗎?”
阿根廷金融危機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導致拉美出現了反全球化的新浪潮，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國大選中，新興左翼政黨相繼贏得了重大選舉勝利。美國曾向俄羅斯推薦阿根廷金融自由化，今天俄羅斯卻慶幸沒有聽從美國的建議，幸虧當年俄羅斯中左翼政黨堅決反對，揭露阿根廷模式實質是出賣經濟主權，讓美國掌握經濟金融命脈和戰略性行業，同時多次否定了葉利欽提名的總理人選，才有后來的普里馬克夫和普京相繼當政，擱置了俄羅斯戰略性行業的私有化，轉向加強國家調節和打擊金融寡頭，才促成了今天俄羅斯的經濟形勢好轉。阿根廷相當多人是意大利裔移民，促使意大利民眾對阿根廷悲劇深表同情，意大利議會以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改革現行不公正的國際金融體制，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維護社會利益。美國政界也發生了激烈的辯論，有人主張修改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政策，不要逼迫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放棄不得人心的削減政府社會開支要求，但是，右翼鷹派則主張采取更強硬手段，大大加強美國在全球各地的軍事部署，以應對全球化時代激化的矛盾沖突，壓制對美國全球經濟軍事霸權的挑戰。
人們看到阿根廷在金融我危機中的悲慘狀況，很難想象到僅僅就在數年之前，阿根廷曾經是西方媒體追捧的明星，被贊譽為新自由主義的成功典范，稱為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楷模。阿根廷今天雖然成了美國的棄兒，當年卻是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榜樣，竭力勸說俄羅斯和發展中國家效仿。阿根廷的大起大落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充分說明了全球化進程的辯證兩面性，搞得好有可能帶來許多的經濟利益，稍有不慎則會變成一把殺人的“雙刃劍”，特別是金融、外匯、資本賬戶的自由化，更是隱含著巨大經濟安全危險。金融自由化具有難以駕馭的復雜性，開放銀行證券領域尤其具有吸引力，能加速私有化向跨國公司出售國有企業，很可能像阿根廷那樣在推行金融自由初期，由于外資大量流入暫時掩蓋經濟困難，直到社會不穩定長期積累突然爆發時，才發現經濟金融命脈已控制在西方手中，政府不僅喪失宏觀調控能力難以扭轉局面，也無法制止資本外逃并確保民眾存款安全，甚至還喪失繼續吸引外資、乞求外援的談判籌碼。原來西方金融資本逼迫阿根廷推行私有化，現在竟然以沒有國有財產抵押品為由，拒絕向阿根廷繼續提供必要貸款援助。由于中國改革開放走的是一條漸進道路，特別是銀行、證券等領域開放起步較晚，直到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中，才面對美國要求開放金融領域的壓力，人們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潛在風險認識不深，此外，中國是擁有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旦像阿根廷金融危機那樣觸發政治動亂，造成的政治經濟破壞惡果都不堪設想，因此，深入研究阿根廷等先驅國家的前車之鑒，無論對于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還是防范經濟金融風險都有重要意義。
金融領域開放與資本外逃失控
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媒體曾將其歸咎于政府干預過多，存在著管理不善和裙帶資本主義。但是，阿根廷是公認的全球化、私有化楷模，美國高官還親自推薦阿根廷的金融改革，以同樣說法解釋危機未免牽強附會，人們難免不懷疑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是否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有關系。我所著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曾剖析了全球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同美國謀求全球霸權戰略之間的聯系，近年來逐漸暴露出越來越多的證據，一些知情的西方著名經濟學家揭露的內幕，布萊爾外交顧問庫柏提出的新帝國主義論，公開稱國際貨幣基金為經濟帝國主義的工具，以及這次阿根廷爆發的金融危機，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斷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近來撰文揭露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強迫推行的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發展中國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國際貨幣基金倡導的全球化結構調整改革，最終總讓發展中國家落入地獄般的經濟困境，這種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分為若干步驟，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準確的說是腐敗化。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資本相對弱小，工業化很大程度上依靠國有企業，私有化直接意味著削弱民族工業的實力，逐步喪失戰略性行業和經濟命脈的控制權，喪失同國際資本討價還價籌碼和談判能力，最終喪失經濟主權被迫接受種種苛刻條件。由于私有化過程普遍存在著嚴重腐敗，一個項目往往就有數千萬美元回扣，存在著巨大腐敗利益誘惑官僚階層，心甘情愿出賣本國利益充當買辦。單純阿根廷本國的貪污腐敗，會導致國內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敗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結合，意味著官僚買辦階層同外國資本勾結，貪婪腐敗掠奪的胃口千百倍膨脹，私有化很快變成了外國化和腐敗化，巨大的社會財富源源不斷流失海外，不僅賣光民族先輩艱苦積累的祖業，還背上了令子子孫孫難以償還的外債。難怪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私有化以來，盡管出售國有企業獲得收入三百億美元，但政府債務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增長，同期的外債總額猛增了一千二百多億美元。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第二個步驟，就是金融領域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伴隨著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逐步喪失民族經濟實力和談判能力，國際資本就會提出越來越苛刻的要求，逼迫發展中國家開放戰略性行業，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領域自由化，向外資開放銀行業和證券市場，這樣國際金融資本就享有充分自由，能夠不受約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隨意操縱金融、證券和外匯市場，炒作各種金融泡沫并謀取投機暴利，直接威脅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穩定。私有化為出售大型國有銀行開路，金融自由化反過來加速私有化，國際金融資本實力雄厚有操縱市場優勢，一旦國有企業股權進入市場“全流通”，就能掌握充足籌碼人為哄抬或壓低股價，釀造金融危機并逼迫國有企業破產，更為廉價地收購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境內工業取代民族工業的輿論攻勢，為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命脈大開方便之門。阿根廷向外資開放資本市場，獲得了一些短期的經濟利益，但從長遠來看卻帶來更大弊端，如外資流入雖然推動證券市場發展，阿根廷也頗以股票市場繁榮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機超級大莊家的進入，實力遠遠超過了本國的股市莊家，能夠輕易操縱股票市場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價吸引跟風，獲利后拋售打壓股價造成股市恐慌，導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損失，進而廉價收購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業和戰略行業。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內容，就是推行大型國有銀行的私有化，允許外資收購本國國有、私營銀行。銀行業屬于戰略性的金融產業，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命脈，因此，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視國有銀行，如二戰后法國推行了銀行業國有化，1983年在資產額800億法郎以上的12家銀行中，有10家屬于國有銀行，其中7家最大的銀行全部是國有銀行。韓國的國有銀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銀行推動經濟起飛。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美國及其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特別重視推動金融領域自由化，逼迫發展中國家向外資開放銀行業。阿根廷開放戰略性產業的投資后，外資進入銀行業的速度非常之快，1992年，阿根廷由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在全部銀行資產中占壓倒優勢的82%，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僅占12%，但是，到了1997年，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下降到了48%，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則上升到52%，這意味著阿根廷的外資銀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長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國家銀行業開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對于外國控制銀行業的趨勢，絲毫不加擔憂繼續鼓勵擴大開放，阿根廷民眾和企業也紛紛將存款，轉向資本雄厚的西方跨國大銀行，從1997年至2001年間，阿根廷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比重，進一步從48%萎縮至33%，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比重，則從52%進一步增長至67%，已在阿根廷銀行業占壓倒優勢。阿根廷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四年中平均每年下降了6%，外國資本控制的銀行資產，四年中平均每年增長9%，截至2001年，阿根廷十家最大的銀行中，外資控股的銀行占了八家，包括花旗銀行、紐約銀行、波士頓銀行等著名美國大銀行。外資銀行能夠全面經營阿根廷比索和美元業務，阿根廷經濟出現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趨勢，美元流通擴大存貸款業務不斷增長，貨幣局和聯系匯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權，阿根廷政府逐漸喪失了金融調控能力，難以利用金融杠桿刺激經濟發展，外債迅速增長出現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全球化初期階段，阿根廷通過私有化出賣國有企業，能夠吸引一定外資刺激經濟增長，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隨著阿根廷逐漸賣光了國有資產，外資流入趨緩而經濟增長陷入停滯，難以通過資本賬戶盈余彌補貿易逆差，政府稅源減少難以應付沉重的外債包袱，金融外匯市場的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大，社會失業和經濟蕭條的陰影不斷加深。阿根廷企業和民眾為了躲避金融風險，紛紛將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轉換成美元，存入花旗銀行等外資銀行的本地機構，仿佛這樣就能確保自己財產的安全，但后來爆發的金融危機卻證明其實不然，外資銀行不僅沒有成為安全的避難所，反而通過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和洗錢活動，令阿根廷民眾蒙受了慘痛的財產損失。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之后，阿根廷警方在聯邦法院的命令授權下，于2002年1月16日，對外資銀行進行了三十多起突擊搜查，搜查重點針對一些著名西方跨國大銀行，包括美國的花旗銀行、波士頓銀行，英國的匯豐銀行以及西班牙、法國的銀行等等。阿根廷聯邦法院和議會進行的調查表明，這些外資銀行涉嫌違法的濫用資金和資本外逃，將阿根廷民眾三百億美元存款轉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別可疑的資本外逃案件，發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輛裝甲卡車將數十億巨額美金，通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際機場運往美國，還有大量資金通過其他較小的國際機場，運往的烏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國家，這些國家一般都金融監管松弛，屬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錢中心。
阿根廷聯邦法院還懷疑存在著內外勾結，授權警方突擊搜查了中央銀行，收繳了大量文件、計算機磁盤等等，調查其為何未履行金融監管職責。阿根廷法院和議會的調查表明，資本外逃的規模大約三百多億美元，其中兩百億美元的資金外逃，發生在政府醞釀實行金融監管的時期，即2001年12月3日之前，即使政府正式宣布資本外匯管制之后，仍然有一百多億美元資金外逃，有許多證據確實表明有人通風報信，內外勾結協助外資銀行逃避監管。阿根廷前經濟部長卡瓦略涉嫌被捕，其中一項罪名就是“經濟顛覆罪”，同時涉嫌還有前政府的重要內閣官員。法院還逮捕了尼加斯銀行的總裁羅姆，他同阿根廷前總統梅內姆的關系密切，除了涉嫌資本外逃和洗錢的指控外，還卷入了著名的國際信貸銀行丑聞。由此可見，阿根廷腐敗官僚買辦階層的形成，是最終釀成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造成阿根廷民眾慘重損失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議員馬里奧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指出，前經濟部長卡瓦略在美國的支持下，作出了類似殖民地的貨幣局制度安排，西方財團同阿根廷的少數的富翁勾結，通過高利率的外債、國債等形式進行掠奪，金融開放和外資銀行提供了資本外逃渠道，十年來向海外輸出了一千三百多億美元財富。阿根廷議會還向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提供了一個花旗銀行涉嫌洗錢證據的文件，指出花旗銀行曾幫助阿根廷腐敗官僚，包括前總統梅內姆的政界、財界密友，通過洗錢將大量資金轉移海外賬戶。阿根廷議會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之前的數月間，外資銀行的資金流向非常可疑，它們前十至十五位的貸款客戶對象，都是與銀行有直接聯系的關聯企業，這些客戶企業獲得銀行貸款之后，又將數百億資金轉移到烏拉圭等國家，通過金融監管松弛的全球洗錢中心，最后轉移到外資銀行的海外母銀行。阿根廷國會議員卡利羅指出，轉移到海外的數百億美元外逃資金，相當部分是阿根廷民眾的存款積蓄，他們信任并將自己的儲蓄托付給銀行，卻在2001年12月遭到凍結，其實，凍結存款是為了保護外資銀行，防止儲戶提款導致銀行陷入破產。銀行雖然經營不善，銀行家卻發了大財。
西方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政府施加了強大壓力，要求阿根廷政府廢除反經濟顛覆法，從而令外資銀行的資本外逃合法化，讓涉嫌經濟顛覆罪的人免于起訴，并將被凍結的阿根廷民眾美元存款，通過債務轉換的方式(DEBT SWAP)，改由阿根廷政府用比索國庫券來償還。西方曾鼓吹私有產權制度的優越，誘迫阿根廷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如今卻公然侵犯阿根廷民眾的私人存款，還以缺少公共財產抵押品為理由，拒絕向阿根廷政府提供貸款援助。阿根廷政府欠有一千多億美元外債，由于賣光國企喪失稅源和經濟調控能力，又沒有公共財產抵押品作為談判籌碼，難以獲得西方的進一步貸款援助。國際貨幣基金要求阿根廷政府削減開支，卻自相矛盾地逼迫其承擔存款債務，進一步加重其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阿根廷民眾也強烈反對西方企圖，認為凍結存款是侵犯私有財產權利，外資銀行不應該對存款協議賴賬，拒絕將美元存款轉換為比索國債券。阿根廷政府為獲得外援穩定局勢，屈服于國際貨幣基金施加的壓力，表示愿意廢除反經濟顛覆法，接受削減開支和債務轉換等要求。但是，由于阿根廷民眾不斷上街游行抗議，阿根廷最高法院畏于民眾強大壓力，2002年2月1日就阿根廷存款人的申訴做出裁定，宣布政府凍結公民的銀行存款的規定違憲。最高法院的裁決認為，政府關于限制公民提取銀行存款的法令，違反了憲法有關保護私有財產的規定，也違反了美洲國家人權公約。阿根廷政府則認為這一裁決的后果嚴重，在目前阿根廷非常危險的局勢下，可能導致國家陷入無政府的狀態。這樣阿根廷陷入了司法與行政對立僵局，電視上常常上演令人震驚的場面，銀行儲戶們在警察和鎖匠的陪同下，強行執法撬開銀行金庫的保險箱，卻發現里邊空空如野找不到現金。
阿根廷金融危機蒙受損失最大的，主要是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曾經對經濟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為外資流入的短期繁榮歡欣鼓舞，漠視藍領中下階層遭受的痛苦，沒想到如今災難也降臨到自己頭上，也效仿當年遭到解雇的國有企業工人，群情激憤地走上街頭敲鍋抗議示威。阿根廷的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曾經迎合潮流宣揚新自由主義，抨擊民族保護主義主張貿易自由化，為私有化出謀劃策賣光國有企業，現在大多數也淪為金融危機的受害者。即使前經濟部長卡瓦略這類的改革明星，還有梅內姆政府的腐敗官僚買辦，雖然出賣民族利益撈了不少好處，如今不是涉嫌經濟犯罪淪為階下囚，就是成為遭到民眾痛斥的過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贊譽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卻是令人震驚的全球化失敗案例，難怪阿根廷金融危機觸發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2002年末巴西大選中，反全球化的候選人獲得了近80%選票，贏得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其中包括中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吸取阿根廷的教訓 維護經濟金融安全
阿根廷盲目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向外資全面開放銀行、證券領域，結果僅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金融命脈控制權就落入西方手中，最終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教訓昭示世人，經濟全球化確實是一把“雙刃劍”，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巨大代價。中國應充分吸取阿根廷危機的教訓，對銀行金融領域開放持慎重態度，因為，美國一直利用美元霸權和金融優勢，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世界各國施壓，強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看作其全球經濟霸權戰略的核心部分。日本曾擁有制造業的強大競爭優勢，80年代初銀行壞賬率僅為0.5%，但美國脅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出現了金融泡沫投機惡性膨脹，仿佛是從美國輸入了“金融艾滋病”，90年代銀行壞賬增長了一百倍，從此陷入了歷時十多年的經濟蕭條。一位曾積極主張全球化的中國學者，親身考察了韓國的金融股市動蕩之后，深刻體會到了全球化潛伏危險的另一面，指出盲目追隨全球化和金融開放的潮流，可能給一個民族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害，他回國撰文對國內流行觀點表示擔憂，認為國內的學者、專家對全球化過于樂觀，政府部門依照他們的意見制定決策，有可能導致很大的經濟安全隱患。
中國入世后將加大金融領域開放程度，外資銀行進入會增加外資企業的競爭力，增加政府對外資企業進行監督管理的難度，如外資企業常見的逃稅、避稅、轉移定價，金融開放可能造成隱性外債、套利、逃匯等等。東南亞國家允許外國銀行進入，開設的分支機構和離岸金融設施，是造成外債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濫的重要原因。據外電報道，以前中國在加入世貿談判中，曾承諾2000年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但東南亞危機爆發后，中國才知道這是非常危險的。這說明，對金融開放的潛在風險很可能估計不足，必須采取更為慎重的態度深入分析，采取更為充分的相應措施防范沖擊，如外債、外匯、金融市場的監管會面臨那些困難，會有多少企業和居民的資金流向外資銀行，如何避免國內銀行經營困難加劇觸發金融危機，應如何確保政府對金融領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將引進外國銀行限制在適當范圍內，既能起到適度競爭的激勵、示范作用，促進國內金融企業改善經營和服務質量，又不會造成失控局面喪失金融主權，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教訓說明，金融銀行業屬于戰略性行業，是國際資本力爭控制的重點，比較制造業開放具有更大的風險。金融銀行業的聯系范圍廣泛，涉及到各行業企業和民眾的利益，一旦爆發危機方方面面都受牽連，即使競爭力很強的企業也難以幸免。銀行、證券業的開放有利于吸引外資，促進短期的經濟增長和股市繁榮，人們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會受制于人。阿根廷放棄保護民族工業盲目開放，先是漸進侵蝕市場受制于跨國公司，喪失談判籌碼被迫開放戰略行業，允許外資收購兼并大型國有企業，銀行、證券市場開放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機制造大起大落，幾個回合就迅速喪失經濟控制權，外資銀行占據了70%以上份額，最終經濟陷入蕭條爆發金融危機時，政府無力穩定金融制止大量資本外逃，廣大民眾存款橫遭掠奪蒙受慘重損失。
中國推進銀行業和證券市場的改革，不應搞美國倡導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國際接軌”盲目開放市場。美國宣揚的所謂“規范經濟理論”，貌似中性卻暗藏強烈商業動機，譬如國內盛行一時“全流通”理論，主張任何行業的國有企業資產，都應不受限制地進入市場自由流通，由國內、外投資者自由地進行買賣，這意味著給股市形成巨大拋盤壓力，必然導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結果深滬股市蒙受上萬億元損失，證券業陷入全行業虧損困境。有人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很快，說明現在開放資本賬戶的風險不大，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條件已經成熟。實際上，正如阿根廷、韓國、日本等國經驗所表明，利用海外金融熱錢促使股市暴漲，制造泡沫經濟繁榮假象是飲鴆止渴，全球金融熱錢日交易額上萬億美元，任何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是杯水車薪。放寬人民幣兌換和外匯管理規定，引入境外合格投資者參與證券市場，允許跨國公司收購、兼并國有企業，都應該先在有限范圍內長期試點，觀察利弊得失并探索有效管理辦法，防止外資滲透削弱政府的監管能力，隱患積累最終導致失控局面，像阿根廷那樣喪失經濟金融主權。目前，中國應警惕國際資本的漸進性侵蝕，逐步削弱經濟安全防線繞過政府管制，獲得突破口后發動全面競爭攻勢，來不及預防就迅速產生雪崩效應，像阿根廷等國那樣突然爆發金融危機，進而觸發政治危機和的社會動亂。
阿根廷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應防止形成官僚買辦的利益集團，為獲得腐敗利益出賣本國的經濟主權，開放過程中屈服于西方施壓和苛刻條件，無視外來競爭對民族工業的強烈沖擊，對美國的全球化、自由化建議言聽計從，放棄政府對國際金融資本流通的監管，任憑外資控制銀行、證券等戰略行業。阿根廷官僚買辦違反本國經濟安全法，甚至同國際資本內外勾結并通風報信，協助跨國銀行將巨額存款資金轉移海外，導致金融危機深化觸發了社會動亂，嚴重損害了民眾和民族資產階級利益。開放中出現腐敗的官僚買辦利益集團，還會嚴重威脅國家的戰略安全利益。俄羅斯推行私有化的過程中，美國一面鼓吹私有化的災難藥方，一面暗中收集官僚買辦的腐敗證據，用于敲詐俄官員牟取戰略利益。當葉利欽政府喪失人心失去利用價值，美國不提供避風港反而落石下井，操縱媒體大肆炒作其洗錢丑聞，還以邀請訪問美國為名設置陷阱，逮捕了葉利欽前政府的總管博盧金，以涉嫌洗錢案罪名引渡到瑞士審判，據報道黑名單上還有葉利欽的女兒，美國還制造輿論威脅沒收其非法財產，用于償還欠西方金融機構的債務，暗中逼迫俄羅斯做出戰略性讓步，屈服于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壓力。
美國收買第三世界國家的官僚買辦，出賣本國經濟金融主權和戰略利益，并不是全球化時代才有的發明創造，早在19世紀殖民主義時期就廣泛運用。舊中國，西方跨國銀行曾廣泛進入開設機構，其競爭造成大量中國銀行倒閉破產，利用嚴重遏制了中國工業的長期發展。金融等戰略服務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制高點，控制了制高點，則本國各行各業都暴露在對方火力之中。舊中國的腐敗官員為了逃避監督和懲罰，總是將大量貪污、受賄的金錢存放在西方銀行，西方國家曾利用掌握這些官員的把柄，謀求各種經濟利益和談判好處。阿根廷、俄羅斯、舊中國的腐敗官僚買辦，都曾利用外國銀行的渠道逃避政府監管，導致大量資金、外匯非法逃往國外。廣泛報道的俄羅斯官僚買辦洗錢丑聞，以及十年來外逃資金兩千億美元，比較俄羅斯私有化收入高出數十倍，已經充分證明了這種危險的存在，外國隨時可利用把柄威脅國家安全。中國入世后外資銀行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應研究如何解決替客戶保密的原則，同增強“透明度”和“反腐敗”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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