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對待私有經濟，自十五大提出“鼓勵、引導”后，十六大強化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 ，經過近20年的改革，工業企業的私有經濟資產規模已遠超國有控股經濟，(按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6年數據計算)，私有經濟和農村小農經濟已占據主體(工業部分見表一)。
表一
由表一看出，紅色國有控股僅占34%，私營、外資構成的藍色私有成分已占46%。這是我國對私有經濟超過公有經濟的官方描述，據李濟廣的《論所有制結構量化評估方法》http://mp.weixin.qq.com/s/7gyyBtXoVrLjA-2fj6P2Qg，國內學者的若干研究結果認為私有化程度遠超官方數據，公有經濟甚至不足30%。一些被幾屆內閣器重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有如下認識，如吳敬璉先生認為：“國有經濟雖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下降了很多，僅占到整個經濟活動的三分之一左右”（2016.6.30在清華大學講話）。
表二
表二數據僅是靜態結果，去除通貨膨脹率和利率，國企通過轉制、上市、出售等，近20年來公有產業積累緩慢。私有經濟一枝獨秀。
中美2016年富豪凈資產占國家GDP比例
表三
表一是企業改制的結果，表二是變化的趨勢和特點。表一和表二也說明了，從所有制角度看，企業改變性質即私有化實踐，也是分化、解體公有經濟，萎縮公有經濟成分構成的長期實踐。用實踐結果去衡量，理論上公私并進的兩個“毫不動搖”，變成了實踐上“國退民進”的“毫不動搖”。表三反映了中國新生富豪資產階級直追美國。三張表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工業革命、生產力爆發性增長的同時，所支付的不應有、不必要的代價之一，反映了改革理論與改革實踐的脫節。
張維迎先生做了很好的概括：“盡管“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仍是官方的原則，多種形式的民營化和部分民營化受到鼓勵，或在“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庇護下，至少得到默許。許多地方政府啟動了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步伐。”(2015.9.6)
私有化主體形成以后，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幾點欺騙性或誤導性表現。
1、所謂反對“意識形態化”。
混淆正常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化，混淆極左與馬克思主義，回避憲法、黨章強調的公有制占主體。在私有制占主體，貧富分化嚴重，富豪階級產生的現實下，主流媒體、輿論忌談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掩蓋或回避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私有化的階級斗爭實質，如同粉飾皇帝的新衣。
2、黨內外有人竭力淡化公有和私有化界限。忌談或是淡化、誤導私有經濟占主體現實。
“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成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先生認為，在新的形勢下，發展公有制經濟也好，非公有制經濟也好，我們更注重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將來的企業要逐漸淡化所有制的色彩，無論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將來更多的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的企業，無所謂企業是哪個所有制。”(《求是理論網》)
http://www.qstheory.cn/zl/bkjx/201401/t20140118_314186.htm
厲以寧先生2013年10月14日提出“今后不要去區分國企、民企，大家都是法人治理結構下的管理企業…..”
一些專著論文使用錯誤的研究方法，夸大公有比例，客觀上遮瞞私有化占主體的現實，如2015年12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成果發布會上被推介的裴長洪的《中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發展趨勢》(見李濟廣《論所有制結構量化評估方法》)。
3、認定“公有即官有”，把社會弊病一概歸結為公有制，竭力維護、擴展私有經濟對公有經濟的構成優勢。
近日，清華大學博導孫立平先生借他人之口提出“現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維護了權貴的穩定”。應當說，孫先生提出九十年代后的畸形改革造成瓜分國有資產，產生權貴集團的認識是不錯的，但提出糾正的首要弊政就是“國進民退”，則反映了孫先生的邏輯混亂，暴露出其改革還是“公有即官有，私有才神圣”的私有化邏輯，更為荒唐的是栽贓‘毛派’，把暴富現象引申到憲法體制，即孫先生批評暴富和貧富分化是為了否定和“改革”憲法體制而絕非對公有制的維護。
厲以寧先生無視公有弱勢，多場合強調“改制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后，并非任何一家企業都需要國有投資方控股，有些混合所有制企業不一定要國有股控制。”(2017-06-28)
張維迎先生在《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一書的序言中公然宣示：“預計在未來10-20年內，國企占GDP的份額下降到10%或更低是有可能的。中國或許將成為一個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以上這些，是私有經濟占主體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反映，有些是自我麻痹，有些認識則已經公然違憲，反對馬克思主義。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頁)
喪失公有占主體是總設計師不予考慮的改革不可逾越底線，例如就沒有放到著名的“十個如果”的假設范圍。對于我黨來說，當年之所以與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決裂，浴血奮戰22年，就是為了建立公有制占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更快的社會生產力。今天能夠讓改革偏差的損失超過蔣介石800萬軍隊的效果嗎?人民群眾已經越來越不能容忍任何公有弱化趨勢。
正是因為正視了私有制和小生產已占優勢，經濟領域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條件已不再具備，貧富分化已經形成。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十八屆黨中央上任伊始，就十分重視軍隊建設，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政治建軍，這既是解決軍隊內部腐敗的問題導向，更是事關黨和國家、事關社會主義命運的戰略舉措。猶如輕輕抹去臉上的蜘蛛網一般，不屑“軍隊國家化”的搖唇鼓舌甚囂塵上，抓住了國之人民鼎祚。
鄧小平同志在85年講，“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鄧小平年譜》)。”鄧的理論和習的實踐正是建立在列寧關于“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列寧《國家與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基礎之上的。
結合歷史教訓，按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運用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需要注意四點。
一是重視黨內外意識形態斗爭。這是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偉大斗爭”的重要內容。意識形態可以瓦解國家機器，蘇聯崩潰就是警示。
二是并不是擁有了國家機器就可以放任經濟自由化，圍獵公有經濟。
三是糾正導致改革出現重大偏差的理論脫離實際、主客觀分離的思想方法。
四是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必須依憲治國，依法治國，不可借國家機器壓制民主。
1984年11月9日，鄧小平同志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避免出現兩極分化(所謂兩極分化就是出現新資產階級)…。”此后在多個場合承諾不會出現新的資產階級。9年以后，1993年9月16日，不再提“可以避免兩極分化”，提出“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以上見《鄧小平年譜》)。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方法，既然用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貓論”，“摸論”和理論上的社資不可知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導致“自然出現”兩極分化，富豪階層，那么，如果在思想上不做正確的總結，同樣有可能不自覺用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各種手段”無法正確解決貧富分化問題。我們可以感受到小平同志在蘇聯崩潰時期，所體現出的堅定的共產黨員立場和政治信仰。同時，也可以清楚看到從設計缺陷到實際操作中典型的主客觀分離，為企業改革之路帶來痛苦的曲折和社會動蕩，這是需要我們在深化改革中正視面對、高度警惕、預先防范的。
回顧歷史，鄧小平同志在57年反右實操和89年事件的決策中，有兩個共性特點，一是對提出輪流執政，反對共產黨的極右勢力，在緊急關頭毫不手軟，反映了對敵斗爭的堅定性和果斷性;二是用專政手段處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內官僚特權的正常批評，直接操作了57年反右擴大化，以及在89年客觀上保護了新官僚權貴階層的產生，開啟了畸形“維穩”。這是動用國家機器中的極左和主客觀分離。忽視了毛澤東同志一直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對人民民主，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上層建筑，不能用武力解決，而是要經過長期的改造(《毛澤東文集》1695)。”這也是今天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實踐上不可忘記的教訓。
201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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