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灰犀牛)
7月14—15日，中央召開金融工作會議。
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三項任務”釋放什么信號？--金融--人民網
三論之外，還有這篇：
人民日報人民時評：把好金融風險防控每一道關--觀點--人民網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金融十分重要，也極易產生風險。金融業鏈條長，市場信息不對稱，價值實現過程曲折，又易受外部因素干擾，面對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預期快速變化等不確定條件，利益誘惑大，參與者行為變化快。而且，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金融會議的評論員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灰犀牛”這個詞(“灰犀牛”，比喻發生概率大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相對于黑天鵝事件的難以預見性和偶發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隨機突發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號和跡象之后出現的大概率事件)：
政治局會議涉及的“三只灰犀牛”都有啥_WE言堂_WE言堂_全景網
《第一財經》歸納的灰犀牛主要有三個：1、房地產的泡沫;2、貨幣貶值、資金外流;3、銀行不良資產的增加。證券市場周刊歸納的灰犀牛也有三個：1、地產泡沫;2、金融亂象;3、地方債務。
此外，還有這一篇：
堅決守住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面對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國企高杠桿等問題，首先是把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強化風險意識，既要防范“黑天鵝”，更要防范“灰犀牛”。完善風險識別、預警、發現、處置機制，筑牢風險防線，維護金融安全。其次是支持經濟去杠桿。發揮國有大型銀行的主導作用，嚴格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總量的關系。分類施策，支持國有企業降杠桿和處置“僵尸企業”。第三是強化防范風險主體責任。履行好管理職責，嚴格規范經營和市場交易行為，守住防范風險的源頭防線。穩妥探索綜合經營和產融結合，加強防火墻建設，強化風險隔離。嚴格分支機構、子公司和從業隊伍管理，嚴禁參與非法金融活動。
歸納一下，建行行長提出灰犀牛包括：1、影子銀行;2、房地產泡沫;3、國企高杠桿。
在后面我們會看到，這些灰犀牛，看起來是不相干的幾件事情，其實是有內在關聯的一系列金融風險。
這次金融工作會議的大背景，是實體凋敝，金融暴走，M2/GDP數值不斷上漲，貨幣大量脫離實體生產進入投機環節，推動債務增加，刺激泡沫，醞釀通貨膨脹。
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參看拙作《實體凋敝、金融暴走》：
歸納起來，實體經濟因為有效需求不足，陷入長期低迷。地方政府為了拉動內需、增加就業、出政績、增加財政收入，大搞鐵公基。國有企業為了實現社會責任，貸款維持生產，保持基本就業。外加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管理層挖門盜洞，跑冒滴漏。于是就有了地方債務危機和僵尸企業問題。
與之對應，銀行為了利潤和政治任務，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大量貸款。貸款受限以后，通過表外業務繼續為地方政府、國有企業籌資。廣義貨幣和表外業務迅速增加。
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63.13萬億元,同比增長9.4%，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個和2.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51.02萬億元,同比增長15%，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2個和9.6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余額6.7萬億元,同比增長6.6%。上半年凈回籠現金1326億元。
1991年，中國的廣義貨幣總量大約是1.9萬億。2002年，經過軟著陸，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大量處理不良，積極財政政策，廣義貨幣總量達到18.5萬億。2012年，管理層曾經感嘆貨幣太多。2008年，搞出4萬億，2012年廣義貨幣總量達到97萬億。新一屆管理層也感嘆貨幣太多，潛在金融風險太大，想收縮貨幣，結果2013年出了錢荒——差點引爆金融危機，結算了從1991年-2013年間22年積累下來的總賬。從那以后，心有余悸，再也不敢隨便收縮貨幣。結果現在的廣義貨幣總量達到163萬億。
雖然如此，現任管理層的還是限制了一些貸款業務。否則按照1991-2012的速率，目前的廣義貨幣總量應該是304萬億(1991-1995年速率)，或者181萬億(2002-2006年速率)。盡管印鈔速率下降，但是GDP速率下降更快。出現貨幣增長遙遙領先于經濟增長的現象。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壟斷時代，技術儲備耗盡，壟斷成型，投資、消費兩不旺。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貸款業務受限，表外業務迅猛發展。
目前，銀行業表內外資產規模已經“五五開”。《報告》指出，截至2016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余額為253.52萬億元，其表外資產規模相當于銀行業表內總資產規模109.16%，比上年末提高12.04個百分點。按銀監會定義，表外業務是指商業銀行從事的，按照現行的會計準則不計入資產負債表內，不形成現實資產負債，但能夠引起當期損益變動的業務。表外業務分為四類：擔保承諾類、代理投融資服務類、中介服務類、其他類。《報告》并未一一列舉表外具體業務的規模，但指出253.5萬億的表外業務中，擔保類19.03萬億元，承諾類16.08萬億元，金融資產服務類164.63萬元。按銀行業協會最新數據，銀行業托管資產達121.92萬億元，這可能占到了央行所統計的金融資產服務類的大頭。“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管理仍然較為薄弱，表內外風險可能出現交叉傳染。”《報告》指出。
當然，因為不知道央行具體統計口徑，所以估計這254萬億之中，有大量交叉重疊的同業業務，比如A銀行發行理財，募集10億資金，轉手賣給B銀行，B銀行把這10億連本帶利借給C企業。不考慮利息的話，這就形成30億表外業務。C企業要是還不上債務，破產清算，A、B銀行，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當然，最終的風險還是屬于還有買了A銀行理財的大眾。
地方政府和一些國有企業深陷債務泥潭，不斷借新還舊，債臺高筑。最終的趨勢是它們甚至難以償還利息。
雖然經濟停滯，貨幣量可是不斷高速增長。
這些資金去哪里呢?
前一段，一部分沖進債市了。沖進債市的部分，成為推動254萬億表外業務的重要因素。
另一部分輾轉沖進樓市，于是房價扶搖直上。各地開始了房地產的大躍進。于是，在其他實體凋敝的時代，房地產企業成了銀行重要客戶，也成了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的重要客戶。結果，不用說二三線城市，連山溝里蓋的都是房子。如果不是18億畝紅線卡死，以全球基建霸主的實力，中國可能就見不到耕地。
這樣的蓋法，房子當然過剩。怎么辦?只好想法設法，去庫存。全國人民踴躍為國接盤。
房貸一度成為的貸款的重頭戲。毫無疑問，這些房貸解放了大批處在房地產利益鏈條上負債累累的企業，也極大地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
夏斌參事在文中提出：
對于金融機構將不良資產打包、或搭配其他金融產品，以理財、信托的方式或者通過同業市場銷售給老百姓的，更要密切關注、加強監管。對金融產品的結構特征，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要嚴防有些金融機構把風險偷偷轉嫁給老百姓。現在P2P行業發展中已經有很多教訓。不能從經驗出發，用固定的“預期收益率”忽悠老百姓。必須認識到，同一個金融產品，在不同的經濟歷史周期，其投資回報率可能是不一樣的。
其實，如果房地產滯銷，也會成為不良資產。不過，在宏觀政策的積極推動下，在全國人民紛紛解囊，踴躍購房，結果許多房地產企業暫時解套了。地方政府也可以繼續賣地，搞鐵公基，拉動GDP了，于是經濟形勢一度出現好轉。
如何看待中國一季度經濟增長6.9%，財政赤字 1551 億元？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問題是，要讓老百姓們有后續償還房貸的還款能力，就要保持經濟在相對高的規模繼續運行。要經濟在相對高的水平運行，這就意味著日后有更高的價位的更多的樓盤，需要老百姓們去接。在老百姓們杠桿率迅速上升之后，他們日后就是想再次接盤，他們就是有這個心，有這個力嗎?不僅如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除非經濟再次爆發性增長，老百姓收入大幅提升，否則內需主動嚴重不足——許多人已經提前透支了未來的若干年消費能力，他們只能壓縮開支，這必然導致消費不足。
前財長樓繼偉：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已經升至接近50%;樓繼偉：當美聯儲開始縮表全球金融系統將面臨真正壓力測試;樓繼偉：中國政府負債率要考量非標準PPP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樓繼偉：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將進一步上升;樓繼偉：隨著人口結構變化中國經濟長期來看將跟隨L型增長軌跡;樓繼偉：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來到;樓繼偉：通過延遲退休及提高城鎮化中國勞動人口可以恢復增長;樓繼偉：部分地方政府債違約是好事說明中央政府不會兜底;樓繼偉：部分地方政府債已經違約;樓繼偉：去杠桿進程不應該太快;樓繼偉：中國家庭杠桿率已經升至接近50%
須知，勞動者的收入，永遠小于投資者希望他們消費的商品——中間的差額，就是資本追求的利潤。
如果地方政府、開發商、僵尸企業甩鍋，老百姓接盤以后，地方政府、僵尸企業的投資持續萎縮，老百姓遲早也還不起貸款。絕大多數老百姓償還貸款的能力來著工資，工資來自投資。當然，內貿為主中小企業也好不到哪里去，政府投資下降，僵尸企業職工消費下降，全社會有效需求下降，它們的利潤也會下降。
房企去不干凈庫存，地方政府就賣不動地，還不上地方債，銀行壞賬增加。房企去干凈庫存，老百姓還不上貸款，銀行還是壞賬增加。老百姓把房企和地方政府的債務接過來，如果要讓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還房貸，地方政府就要欠更多的債拉動GDP，房企就要買更多的地，蓋更多的樓。
未來，政府很可能要面臨兩個艱難的選擇：要么是掀起新一輪鐵公基投資高潮，讓勞動者有能力支付現在欠下的房貸，并在未來面臨更多的地方債和更大的去庫存。要么就是經濟蕭條，勞動者們無力償還他們欠下的房貸。
這是一個正反饋系統，一個惡性循環。各種債務不斷滾雪球，銀行遲早都是壞賬增加，難逃干系。這樣下去，最終必然難逃房地產全面過剩的厄運。
最高領導人發話，一錘定音。
在房子也不讓炒了以后，那些沒有進入樓市的資金去哪里呢?
有人欠債，必然有債主。既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房企、老百姓，都在滾雪球的債務游戲中，那么債主是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部人是誰?這個問題不展開講。
統計局：2016年基尼系數為0.465 較2015年有所上升
我們只需要記住，有一小部分人，獲得了大量的貨幣(也就是其他社會成員的債務)，這些人的資金既不會毫無代價地替地方政府、僵尸企業和房奴償債，也不會老老實實地待著，而是會通過各種手段(主要是金融手段)，謀求更多的的利潤。他們手中的這些錢，就是熱錢。
這就產生了所謂的資金空轉、脫實入虛現象。
為了讓這些人的錢脫虛入實，投入實體經濟，刺激新的投資，增加就業，減少金融投機的副作用，掌柜的費勁了心思，最高領導人的也操了不少心：
你們只投機不投資，是不是因為金融投資限制太多?那好，我們搞金融創新。——結果，到處都是高利貸，各種金融案件層出不窮，P2P成了騙子的代名詞。
現在流行的共享單車，將來什么結局，一樣不好說。反正人傻錢多，先燒著再說吧，只要貨幣寬松，將來總會找到接盤俠的。
還有，前面提到的254萬億的表外業務，不知道怎么收場。
從前兩年的金融創新，到現在的加強金融監管。其中的辛酸，誰能理解?
你們只投機不投資，是不是國內市場飽和?那好，我們搞帶路。
你們只投機不投資，是不是覺得國內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那好，我們搞經濟新區。
為了讓這群人增加投資，高層真是悉心呵護，關懷備至。
結果這些人并不領情，他們手中的資金不斷脫實入虛。他們的資金的常見的投資方式包括并不限于放債、轉移資產和投機，就是不進入實體經濟循環——產品銷路不旺的時代，誰會主動投資實業?
除了前面提到的254億元的表外業務，還有資產轉移和商品投機。
比如，以某首富為代表，大搞乾坤大挪移，向海外轉移資產。
央視援引專家觀點：企業對外非理性投資實質是轉移資產行為_中證網
他們為什么這樣做?其實很簡單：一，這些人大多數就是投機出身，他們對搞實業既沒能力，也沒興趣。二，搞實業需要對應的消費能力，在整體經濟蕭條的時候，哪有旺盛的需求。三，這些人手眼通天，對整體宏觀經濟形勢的了解，遠遠超于管中窺豹的常人。他們可以了解高層信息，甚至有能力影響高層經濟決策。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控制的資本的保值增值，一旦發現風向不對，他們自然掉頭就跑。
為了避免他們大規模資本外逃，導致外匯儲備低于臨界點并引發一連串的金融惡果。今年以來，加強了資本管制：
資本項目開放是促進資本跨境流動、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資本項目開放取得了較大進展，特別是今年7月初內地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正式上線試運行，揭開了內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新篇章。有人就此認為，應加速資本項目開放步伐，在短期內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完全可自由兌換。這一觀點有失偏頗。應當看到，資本項目開放的根本目的是服務實體經濟、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因此必須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無論從當前國際經濟環境還是從各國發展歷史經驗來看，我國都應堅持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為什么外匯儲備存在臨界點，這個臨界點是多少呢?
014年后我國經濟增速放緩，進入新常態，人民幣又面臨貶值的壓力，股市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界又開始擔心人民幣過快貶值，開始重視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以防不測。他們還劃出了不低于3萬億美元的心理底線。今年春節前后，有些對外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在支付上就遇到了困難。我所知道的由上海電建總承包的印尼棉蘭老島電站項目，設備、設計、施工都是中國的，人民幣也準備充分，但春節前給施工現場的外匯就是支付不出去，造成很大困難，后來強調了是“一帶一路”項目，情況才有所好轉，但已經影響了項目進度。
在這個例子之中，人民幣準備充分沒有用，對外貿易流動資金，需要是美元。所以，各國必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死守外匯儲備臨界點，具體做法，一方面嚴控資本外逃，一方面使本幣貶值、加息的各種手段增加外匯儲備。年初以來，人民幣外匯儲備從3萬億反彈，外匯占款卻不斷下降。針對這種現象，出現了謠傳——央企在衛國發債，即在海外發行美元債券，收入美元，匯回國內增加外匯儲備。
對此，有記者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問過外管局的女司長。
彭博新聞社記者：現在我們看到中國企業的短期外債水平有所上升，請問外匯局對此是否感到擔憂?您認為這會帶來什么樣的風險?外匯局是否會采取相關的措施來應對這樣的風險?
女司長顧左右言他，最終也沒說到底有沒有傳說中的“衛國發債”行為。
王春英：當前我國外債處于平穩增長時期。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1.44萬億美元，較2016年末增加171億美元，增幅為1.2%。外債總規模持續4個季度穩步增長。
從外債水平和相關衡量指標看，目前我國外債風險總體可控。
第一，近一段時期我國全口徑外債規模持續回升，但遠未達到近年來的較高水平。2014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1.78萬億美元，隨后開始回落，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降至1.33萬億美元，這是全口徑外債統計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目前的1.44萬億美元比歷史低位提升了1063億美元，但仍比2014年末的較高水平低3400多億美元。從外債期限結構看，中長期外債的變化相對穩定，今年一季度末中長期外債余額比2014年末高出397億美元;短期外債有所波動的，今年一季度末短期外債余額較上年末增加455億美元，主要是銀行吸收的貨幣和存款增加，但比2014年末余額仍低3818億美元。外債資金正常合規流動，有助于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我們認為，觀察一個經濟數據或者金融指標的變化，還是應該從更長的時期來看，從絕對值、相對值等角度評估它處于什么樣的水平，當前我國短期外債的絕對規模還是明顯低于歷史高位的。
第二，衡量我國外債風險的主要指標均在國際警戒標準之內。2016年末，我國負債率，即外債余額/GDP，為13%，國際公認安全線是20%;債務率，即外債余額/貨物和服務出口收入，為65%，國際公認安全線是100%;償債率，即外債還本付息/貨物和服務出口收入，為6%，國際安全線是20%;短期外債和外匯儲備比為29%，國際公認的安全線是100%。
未來，我國將繼續完善宏觀審慎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在促進跨境投融資便利化的同時，加強事中事后監測分析，防范外債風險，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謝謝。
不過，外管局嘴上說的輕描淡寫，下手可是又狠又辣：
中箭的都是試圖跟著大豬跑的小豬。大豬怎么樣?比如那位明目張膽轉移資產的首富，截至目前，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這些熱錢不出國境，也并不意味著會老老實實沉淀下來。它們很容易被用來投機生產生活必需品，推動物價上漲。
PPI同比增速連續三月錄得5.5%，PPI緩降趨勢穩固。其中翹尾因素貢獻了4.57個百分點，仍是PPI走勢的重要支撐。PPI環比同樣由負轉正上漲0.2%，鋼材與有色金屬等產品價格的上漲是主因。生產資料價格環比上漲0.2%，其中采掘與原材料工業降幅收窄分別為-1.1%、-0.2%，加工工業漲幅進一步擴大0.4個百分點至0.5%。分行業來看，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環比漲幅居前且擴大，分別上漲2.7%、1.5%，合計拉動PPI上漲0.3個百分點。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與石油加工業，分別下跌5.3%、3%。
季節、淘汰蛋雞都是理由，不過更重要的理由是貨幣供應穩步增長，這些貨幣自然要四處投機謀求利潤。
除了豬肉、雞蛋，還有煤炭、鋼材。
自6月份以來，國內宏觀經濟好于預期，資金監管趨于溫和，供給側收縮，多種因素共振，大宗商品期市整體走強，黑色系期貨成為 “商品牛”。從兩個多月的資金流向來看，焦炭、焦煤明顯受到資金的關注，資金沉淀分別大幅增加86.4%和71.8%，位居黑色系漲幅榜的前兩位。同時，供需基本面持續向好，環保等因素也對市場形成良好支撐。8月17日，國內大宗商品期市資金凈流入53.2億。分品種看，當日焦炭資金凈流入12億，焦煤資金當日凈流入5.1億，資金的強勢流入成為近日黑色系的強勢品種。
6月以來，鐵礦石、螺紋鋼期貨價格上漲超過40%。8月初，螺紋期貨噸價沖破4000元，并連續幾日在4000元左右的高位徘徊。
中鋼協日前召開閉門會議，探討黑色系期貨出現“異動”的原因，并發文聲稱，“當前鋼材期貨價格大幅上漲并非市場需求拉動”，更明確指出“一些機構”對去產能、清除“地條鋼”以及環保督查等政策存在過度解讀和誤讀，并提出要維護行業平穩運行。
“政府不想看到商品價格的暴漲。下半年國家會控制社會熱錢的數量，來調控資金的流動度”，該鋼廠商貿負責人稱。
中國大宗商品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劉心田：7月31日這一天，鐵礦、螺紋鋼凈流入就高達15億元，也就是說，有了前期資金的大量流入，才有了8月初交易額的快速放大。
中國鋼鐵物流采購委員會研究員邱躍成：尤其是8月初河北鋼鐵冬季環保限產方案出臺、明確指出采暖季石家莊、邯鄲、唐山等地鋼鐵限產50%，引起市場再次出現強烈的供應收縮預期。這種市場預期也影響到現貨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
分析師馬力：從4月底到7月底這段時間，上漲了大概600塊錢，最近十多天，這個價格漲了300多塊錢，是一個快速上漲階段。
紙品價格再現“洛陽紙貴”_原創新聞_實時播報_新聞_金華新聞網
昨天下午，義烏金馬電商的負責人馬千里正在辦公室里安排人員參加電商平臺的促銷活動。雖說活動商品一旦上架，銷量會明顯提升，可他卻意想之中的興奮。“每個紙盒漲價一元，按照一天3000單計算，我的利潤一天就縮水3000，本就是薄利多銷了，再這么漲下去，我的利潤要被‘紙盒子’吃完了。”
專業提醒，面對紙價上漲，產業鏈上的企業也要有所準備。中小企業的處境會越發艱難，特別是中游企業，要做好短期的過冬準備。
在去產能的背景下，熱錢有恃無恐地做多大宗商品，他們不信社會大眾不接盤——不放開去產能，熱錢就拼命做多;放開去產能，熱錢就反手做空。
熱錢不死，只是流竄。脫離實體經濟的熱錢必然四處亂竄，先是與生活相對無關的股市，然后是與生活有重要關系的樓市，現在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大宗商品。
一個人可以不炒股，但是不能不住房。一個人可以不買自己的住房，但是不能離開基本生產生活必需品。熱錢一步一步的薅羊毛的對象，從可有可無到“剛需”，到生產、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逐步逼近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推高他們的生活成本，絞殺全社會有效需求。
截至目前，值得安慰的是終端消費品價格上漲還不太嚴重。不過，這不是沒有代價的。受壓最嚴重的是中游小企業，原料上漲，實際利率上漲，人民幣升值，地租上漲，售價基本不變，利潤下降。
到這一步，離全面通貨膨脹就不遠了。一旦大批中游企業支撐不下去，紛紛倒閉，殘存的中游企業就會大幅提高售價，推動終端物價上漲。一些主動停產套現資金的中小資本，也會加入投機的大軍。這時，貨幣流速會自動加快，大批存款會被投入到經濟循環之中。由于物價劇烈波動，大多數生產環節都會選擇囤積、占壓貨款、不發貨。所以，雖然物價上漲，生產規模反而會下降。
那時，那些賺得盆滿缽溢的大資本，如果不大規模囤積緊缺商品的話，就會向海外轉移資產，把這些熱錢兌換成外匯，轉移到海外。
有人認為這些熱錢會殺回股市或者被有效控制，他們低估了控制熱錢的大資本的智商、能力和信息來源：股息的紅利，對熱錢來說太低。熱錢進入股市，為的是投機，坐莊股價，收割小資本。當大多數人背上沉重的房貸，沒有多少閑錢去炒股的時候，熱錢沖進股市，能收割誰呢？這些熱錢的背后都有強有力的幕后黑手。這些幕后黑手擁有遠遠超于常人的權限，包括便不限于獲得內幕信息，參與制定國家政策。
至此，這些灰犀牛的來龍去脈，基本說清楚了。
(中篇：金融維穩)
中央顯然不是在這次金融會議之中，才意識到灰犀牛的風險，并要求做出相應的對策的。高度強調金融安全，至少可以追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下午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
習近平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6項任務。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體系，推進金融業公司治理改革，強化審慎合規經營理念，推動金融機構切實承擔起風險管理責任，完善市場規則，健全市場化、法治化違約處置機制。二是加強金融監管，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確保金融系統良性運轉，確保管理部門把住重點環節，確保風險防控耳聰目明，形成金融發展和監管強大合力，補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三是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著力控制增量，積極處置存量，打擊逃廢債行為，控制好杠桿率，加大對市場違法違規行為打擊力度，重點針對金融市場和互聯網金融開展全面摸排和查處。四是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金融環境，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積極規范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加強信貸政策指引，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先進制造業等領域的資金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是提高領導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努力學習金融知識，熟悉金融業務，把握金融規律，既要學會用金融手段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又要學會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強化監管意識，提高監管效率。六是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的體制機制，加強制度化建設，完善定期研究金融發展戰略、分析金融形勢、決定金融方針政策的工作機制，提高金融決策科學化水平。金融部門要按照職能分工，負起責任。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做好本地區金融發展和穩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責，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
最高領導人提出的要求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反復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和穩定，把住了發展大勢。習近平強調，準確判斷風險隱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對存在的金融風險點，我們一定要胸中有數，增強風險防范意識，未雨綢繆，密切監測，準確預判，有效防范，不忽視一個風險，不放過一個隱患。
會上，一行三會領導人忙著立軍令狀。
這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由有關負責同志結合各自業務領域和工作實際介紹情況。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就加強宏觀調控、保障金融安全，中國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就化解銀行體系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就資本市場發展與風險管理，中國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就回歸風險保障、強化保險監督、守住維護金融安全底線談了認識和體會。
可以說，這次政治局會議是7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預備會。不過，很顯然，預備會議一般都是粗線條地確定指導思想和大致路徑，而不會提出相對具體的應對措施。具體的應對措施，需要在規模更大、參會具體部門更多的會議上提出。
目前看，金融工作會的思路是穩中求進（或者說維穩），同時制訂緊急預案。保持債務總量相對穩定，保持房價相對穩定，保持熱錢相對穩定，保持匯率相對穩定，保持外匯儲備相對穩定，努力讓熱錢脫虛入實。
與之對應，要各部門落實按照會議精神，提出化解各個問題的方案、預警機制和出現緊急情況下的預案。表面上看，波瀾不驚，實際上，外松內緊，緊鑼密鼓。
前面說過了，大致看，灰犀牛包括以下幾類：
房地產的泡沫；貨幣貶值、資金外流；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金融亂象；地方債務；影子銀行；國企高杠桿。
先看房子的處置方案：
目前看對房子的處置方案，設定為箱體震動。第一、控制投機；第二、當價格低于一定幅度時，鼓勵開發商自持出租，繼續下跌到一定幅度時，由央行為地方政府提供資金支持，由地方政府接盤；第三、當房價高于一定幅度的時候，推出廉價住房：
坐莊、護盤與細水長流——評九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
有人好奇，房價居高不下，中央為什么要求穩。這是因為房價已經成為經濟循環中的關鍵節點，上漲自然不好，下跌則必然引發一系列問題。比如，如果房產價格下跌，很多債務抵押物就難以覆蓋風險：
如果房價下跌，這套房子，還能抵債3.5億嗎?渤海鋼鐵集團顯然要拿出更多的資產抵償債務，與之對應，銀行也可能面臨更大的損失。反過來，大量貸款以房產為抵押物，如果房產價格劇烈下跌，必然會有很多債務人索性直接賴賬，不要房產就是了。
接著看銀行不良、影子銀行的處置方案：
關于了解商業銀行的處置方案，不妨再看王行長的那篇文章。
一是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去產能。目前，中國建設銀行的鋼鐵、水泥等行業信貸余額為1565億元，下降26億元。二是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推動企業債務重組，降低企業杠桿率。與41家企業簽訂共計5422億元的框架協議。作為首家成立債轉股實施機構的銀行，2017年7月正式設立資本金120億元的建信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三是防范化解不良貸款。2017年6月末，全行不良貸款率為1.51%，明顯低于行業水平，撥備覆蓋率達160%。
前兩條寫得很清楚，減少鋼鐵、水泥等行業貸款，債轉股。
至于怎么化解的不良，沒說。估計是通過增加個人住房貸款總量，讓其他社會成員有機會償還債務。也就是經過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開發商和鋼鐵、水泥企業的債務下降，老百姓的債務上升。不過，如果地方政府和僵尸企業改善了債務情況以后，壓縮的投資或消費，那么未來老百姓收入下降，他們的償債能力也是問題。
一旦情況危急，應急預案是讓一部分銀行倒閉。
(8月8日)，銀監會官網上發布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2691號建議的答復”稱，銀監會正在起草《商業銀行破產風險處置條例》，加快推出銀行破產條例。這意味著銀行也可以破產的時代將要到來。
對僵尸國企的處置方案，是債轉股：
中國國家發改委8日透露，各類實施機構已與鋼鐵、煤炭、化工、裝備制造等行業中具有發展前景的70余家高負債企業積極協商談判達成市場化債轉股協議，協議金額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應急的預案是讓僵尸企業破產：
最高法的建議，對僵尸企業，能債轉股的就債轉股，不能債轉股的，就破掉。
對于地方債務的方案是，摸清存量，控制增量；限制舉債，終身追責：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6年末地方債及債務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過隱性債務卻急速擴張。一位地方債務辦負責人曾舉例：“我們存量債務如果是1 的話，2015-2016年間通過購買服務和PPP舉債規模在1.5到2之間。”
目前這類隱性債務統計尚缺權威數據。從交易結構來看，包括傳統的信貸、信托融資以及新興的PPP、政府購買服務融資不乏財政兜底、政府承諾回購股權或承諾固定收益等違法違規的增信擔保方式，由此地方政府性債務蘊含新的風險。
今年7月下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稱，(要)有效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5月初，財政部等六部委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稱，要對政府融資擔保行為進行清理整改，地方政府清理整改的截止時間正是7月31日。
《報告》指出，盡管地方政府顯性杠桿率有所回落，但隱性債務增長需要警惕。
在這些隱性債務中，最值得警惕的是“花樣翻新”的替代性融資方案，比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專項建設基金、政府購買服務、PPP項目等。
盡管中央連發數個文件禁止地方政府變相舉債，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也強調了終身追責，但恐怕還是會有新馬甲換舊馬甲的現象。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要做事卻沒有合理合法的足夠資金來源。
“摸清存量，控制增量；限制舉債，終身追責”，這些應對地方債問題的思路，說歸說，然并卵。
中國地方債務管理利用預算法和43號文建立地方債務管理的基本框架，43號文也就是《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但是，43號文并未被地方政府嚴格執行，雷聲大雨點小，出現了各種違規舉債行為。50號文和87號文，對地方平臺不合規的融資行為踩了剎車，但也擔心地方政府為了經濟增長，再踩油門。
在財政部不斷地強化監管下，從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貸款，到地方政府與平臺分割，到明股實債、偽PPP、各種產業基金等，地方政府實實在在上演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魔高一丈，道高一尺。
為了切實推動PPP規范發展，必須要壓實責任、強化問責。對于借PPP變相舉債的項目，地方政府要承擔主體責任。要強化財政部門管理責任，認真履行物有所值評價、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政府采購管理、預算資金管理、政府債務管理等部門職責，明確PPP不規范操作的負面清單，逐級細化責任范圍和責任主體。
地方諸侯，并不買財政部的賬。真按照財政部的說法，把地方債壓縮下來，地方投資(支出)降下來，經濟放緩，財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支配社會資源能力下降，各種社會矛盾激增。財政部能向中組部建議提拔重用嚴格限制地方債但是經濟發展緩慢地區的官員嗎?按照中國的傳統，封疆大吏守土有責，真出了亂子，財政部出來承擔責任嗎?影響了封疆大吏的仕途，財政部會吭聲嗎，它有這個權力嗎?最終，無非是財政部說說，地方給點面子，大家彼此能過得去就可以了。
對資本外逃問題公開的方案是嚴格控制資本流出，外加操縱人民幣匯率。當然，對外公開是不能這么說的，要說的有藝術性：
第三，政策組合收效，人民幣貶值預期逆轉。2016年以來，美元加息預期漸濃，中國企業走出去加速，大規模海外并購頻發，人民幣持續承受貶值壓力。而今年以來，一方面，中國政府通過“債券通”加快了債券市場開放，支持境內機構跨境融資，擴大資金流入；另一方面，通過跨境業務的真實性審核，嚴控房地產、酒店、影城、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非理性對外投資，等加強資本流出的管理。5月26日，央行在人民幣中間價報價機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提升了報價機制規則性，并能更好的在匯率中反映宏觀經濟基本面的情況。這一系列政策組合扭轉了市場對于人民幣持續走弱的預期，人民幣持續貶值的壓力得到逐步地釋放和緩解。
以中國工商銀行為牽頭行的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匯率工作組”總結相關經驗，建議將中間價報價模型由原來的“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這一建議得到了外匯市場自律機制核心成員的贊同，并于2017年5月末由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秘書處宣布正式實施。在計算逆周期因子時，可先從上一日收盤價較中間價的波幅中剔除籃子貨幣變動的影響，由此得到主要反映市場供求的匯率變化，再通過逆周期系數調整得到“逆周期因子”。逆周期系數由各報價行根據經濟基本面變化、外匯市場順周期程度等自行設定。
自行設定，四個字奧妙無窮。
通俗一點說，就是在海外發債、資金許進不許出，外加央行坐莊外匯市場。
此外，還有對于金融亂象和由金融問題引發社會重大事件的應急預案。這個預案，是由政法系統提供的：
切實強化責任擔當，集中開展打擊整治涉眾型、風險型經濟犯罪活動，著力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防范化解經濟金融風險能力，努力為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要聚焦防控風險、著力補齊短板，一手抓案件查處、一手抓風險防控，堅決打擊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要針對經濟金融犯罪呈現出的新情況新特點，充分運用大數據技術提高預測預警預防能力，有效提高打擊防范的智能化水平，努力做到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提供支持保障。要正確處理維護社會秩序與激發社會活力的關系，創新建立一體化打擊犯罪新機制，著力提高打擊經濟金融領域犯罪效能。
《通知》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認真履行檢察職責，緊緊圍繞集聚金融風險、影響金融安全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懲治和預防金融犯罪和金融領域職務犯罪工作力度。嚴厲打擊嚴重危害金融安全、破壞金融秩序的犯罪，充分發揮批捕、起訴職能，堅決整治嚴重破壞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堅決查處那些興風作浪的“金融大鱷”、搞權錢交易和利益輸送的“內鬼”，對重大案件實行掛牌督辦，形成有效震懾。特別是要加大證券期貨犯罪打擊力度，嚴厲懲治欺詐發行股票、債券，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等破壞證券期貨市場秩序的犯罪。積極參與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堅決查處利用互聯網實施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等犯罪，特別是對打著創新旗號大搞“龐氏騙局”等金融欺詐活動的，要依法嚴厲打擊。嚴肅查辦金融領域職務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領域腐敗滋生蔓延勢頭，堅決查辦金融領域通過利益輸送、權錢交易實施的貪污賄賂犯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造成國家財產嚴重損失的瀆職犯罪，集中查辦金融領域有影響、有震動的職務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領域腐敗滋生蔓延勢頭。加強對金融領域執法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維護執法司法公平公正。
要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審慎對待金融創新。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堅決維護金融安全。要依法追究違法金融行為的法律責任，嚴厲打擊證券犯罪等金融犯罪行為，始終保持打擊非法集資犯罪的高壓態勢，有效維護正當有序的金融市場秩序。要切實加強破產案件審判工作，暢通“僵尸企業”的依法退出渠道，有效發揮破產清算和破產重整制度在優勝劣汰、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功能，推動存量資產重組，優化資產增量。要依法妥善審理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影響社會穩定的案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引發區域性風險和群體性事件。
銀監會的方案是使用各種手段限制風險。
銀監會警示的十大風險包括：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房地產領域風險、地方債務違約等傳統領域風險，債券波動、交叉金融產品、理財業務、互聯網金融、外部沖擊等非傳統領域風險以及重大案件和群體事件風險。
加強信用風險管控位列十大風險的首位。《關于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摸清風險底數，落實信貸及類信貸資產的分類標準和操作流程，密切監測分析重點領域信用風險的生成和遷徙變化情況。同時防范多頭授信、過度授信、給“僵尸企業”和“空殼企業”授信等風險。
防范流動性風險方面，意見要求將同業業務、投資業務、托管業務、理財業務等納入流動性風險監測范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對同業存單等同業融資的依賴度。各級監管機構要督促同業存單增速較快、同業存單占同業負債比例較高的銀行，合理控制同業存單等同業融資規模。
風險年年提，一直然并卵。不過這次銀監會強調風險的時機是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的時間是4月25日下午，銀監會在政治局集中會議之前，急急可可扔出這樣的文件，頗有撇清責任的嫌疑。可以預期，銀監會在執行這個文件的力度上，會不折不扣。
須知，處于食物鏈頂端的企業，不需要貸款，利潤滾滾而來。需要貸款的企業，一般多少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也是風險高，利潤低。這樣的情況下，突然強調控制風險，會導致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于是，各大銀行收縮各類業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事實上的收緊。許多企業、地方政府不能隨意借新還舊，至少不像過去那樣便捷。
開始收緊
一方是大型民營企業急需用錢，另一方是銀行不斷提高貸款“標準”。
一家城商行人士在和《金證券》記者交流時坦言，民營企業向銀行貸款難是老問題，只是在目前實體經濟環境下，銀行控制風險強監管下，顯得越發突出而已。
國泰君安一位金融行業分析師表示，他也注意到銀行對大型民營企業貸款的態度，“其實可以理解，這些大型民營企業看著風光，可一旦出現風險是很難想像的。就我知道的地區內有幾家知名民營企業，目前一些銀行是拒貸的。” 他補充，一些知名民營企業，已經不再創新，而只想著資本運作，“這樣的企業，銀行盡調是肯定不會通過的。”
《金證券》記者注意到，五一節前，銀監會發文明確當前銀行業風險防控的十大重點領域，包括：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房地產領域風險、地方債務違約等傳統領域風險，債券波動、交叉金融產品、理財業務、互聯網金融、外部沖擊等非傳統領域風險以及重大案件和群體事件風險。
采訪中，多位銀行方面人士表示，今年銀行業務的核心肯定是“穩中求穩”，不會去踩監管紅線。
更糟糕的是，貸款弄不到，通過表外業務也不好弄。
據中國證券報21日消息，上半年銀行業同業資產、同業負債規模雙雙收縮，這是2010年以來首次出現的現象。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近日透露，二季度末，商業銀行同業資產余額和同業負債余額比年初均減少了1.8萬億元。同業業務增速由整治市場亂象之前的正增長轉為目前的負增長;同業理財較年初減少了2萬億元;銀行理財中的委外投資較綜合治理前減少5300多億元。
專家和券商分析人士表示，隨著監管的升級，銀行同業業務的“縮表”還只是剛開始，也意味著銀行依賴同業業務快速擴張模式的終結。
央行的任務至少還包括避免發生系統性債務危機——這就是央行動輒使用貨幣工具釋放流動性的原因。銀監會的加強監管，讓央行很不滿。
其次，反過來看，過松或過緊的貨幣政策環境均不利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假設貨幣供給寬松，將在慣性作用下對沖結構改革初衷。生產處于價值鏈中低端的產品、從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攫取利益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展的慣性，在新動能尚未培育成形的前提下，可以設想，一旦貨幣供給寬松，經濟模式將再次回到簡單易行的“老路上”，不利于實現結構改革目標。而過緊的貨幣供給，則會抬升社會融資成本，抑制經濟正常增長，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更談不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年來，隨著外匯占款逐漸下降并轉為負增長，我國央行重新增強了主動供給和調節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功能，并相應豐富和補充了流動性管理工具。同時，對一些市場力量不愿參與但從國家戰略上亟待發展的領域，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定的前提下，探索發揮邊際的、輔助性的作用，通過適度“精準滴灌”，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
其一，盯住流動性供需變化，利用創新工具加強預調微調。央行通過完善公開市場操作機制、增加工具期限品種，更多借助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以及抵押補充貸款(PSL)等貨幣政策工具，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動性，保持了流動性的合理適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金融機構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風險的作用。
其二，央行擴展PSL的機構范圍和支持領域，注重發揮好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的定向支持作用，將民營銀行納入支小再貸款的支持范圍，創設扶貧再貸款助力脫貧攻堅戰略，扶貧再貸款執行比支農再貸款更為優惠的利率。這些措施對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等國民經濟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發揮了積極作用。
貨幣政策配合實現供給側關鍵領域的改革和突破，重點還在于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唯有如此，才能促進金融體系健康發展、防范金融風險，才能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解決好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問題，才能屏蔽“資金空轉”、防止“脫實向虛”，才能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具體來說，其一，完善利率期限結構，進一步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督促金融機構增強自主合理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著力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收益率曲線，完善利率走廊，提高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效率，有效發揮利率走廊上限作用，增強中央銀行利率調控能力。
其二，組織實施好宏觀審慎評估(MPA)。通過設置廣義信貸指標，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考核，收縮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泡沫；通過設置同業負債指標，將在一定程度上壓縮當前部分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負債期限錯配賺取利差的空間，有利于引導金融機構更加審慎經營。
其三，盡快制定出臺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的統一規范，加強對嵌套投資的監管，強化穿透式管理，縮短融資鏈條，進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同時，對游離于考核之外的同業存單予以關注，從負債端發行同業存單再到資產端委外投資，其中潛在的“以錢炒錢”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桿風險不容忽視。
字里行間，可以讀出央行森森的怨念。儂銀監會監管不利，該管的時候不管，現在突然加強監管，不能輕易借新還舊，結果流動性突然不足。如果不是阿拉放水，就出大事了，儂曉得伐?!!阿拉在替儂擦屁股，儂曉得伐?!!
表面上看， 這些方案預案面面俱到，分工、責任明確，落實到部、委、行、會、局，能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的話，會發現這些方案、預案，至少有以下幾大漏洞：
首先，地方債務、資本外逃等核心關鍵問題，沒有應急預案，至少沒有公開的應急預案。
比如，國有企業可以破產，可以債轉股，銀行可以破產，地方政府怎么辦?地方政府破產，還是央行出面，增發貨幣，幫地方政府解困?當年加州破產，施瓦辛格通過競選，成功擔任加州州長。如果允許國內地方政府如果破產，會發生什么事情?會不會讓施瓦辛格那樣的反革命分子篡奪地方政權?如果不允許地方政府破產，那么又會發生什么事情?
再比如，對資本外逃，目前的做法是嚴控資本流動。但是，這樣一來，顯然抑制資本輸出。如果放開資本輸出，又無法避免資本外逃。何況，施行本幣貨幣供應迅速增加，本幣匯率保持不變(甚至升值)的政策，很容易引起商品倒灌。那時，就是控制資本項，也難以避免外匯儲備緩慢耗竭。
當然，不排除對這些問題存在應急預案，只是內容實在嚇人，不便公開，或者，一旦公開會引起劇烈的社會反應——比如，在地方政府瀕臨破產的時候，央行對地方政府債務按一定比例買單(這種事情不是沒有干過，上次是1999年，買的是中、農、工、建、國開五大銀行的單)。再比如，外匯儲備無法堅持的情況下，強制結匯或者人民幣瞬間貶值(比如，1985年1月中國宣布取消雙重匯率制，改為固定單一匯率制度，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設定為2.3，由于改革開放之初人民幣鈔票發行量太大，導致人民幣高估，所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逐漸調低到1990年底的5.2。到1993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匯率與調劑匯率分別為5.7和8.7。其中，8.7是市場匯率;5.7是官方匯率)。這類緊急預案如果存在并公開的話，會造成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其次，這些方案、應急預案，作為獨立的個案都存在良好的運行機制。但是，一旦拼接成一個整體之后，卻會發現存在深層次的內部沖突，很難同時實現。某一個方案達到預期目標，避免了本領域的危機，卻必然在另一領域造成危機。這樣的例子俯首皆是。拋開前面說的，銀監會加強監管，導致很多爛賬不能借新還舊，差點引發金融危機不說，隨便再舉兩個：
比如，控制地方債總量、對僵尸國企實行債轉股或者破產，必然導致地方經濟下滑，老百姓收入下降，影響他們未來償還債務(比如房貸)的能力。
再比如，大量企業債轉股，必然導致銀行資產流動性下降。如果銀行要改善流動性，必然出售這些股份。這些股份賣給誰?還賣給老百姓嗎?他們在經歷了股災和為國接盤房產以后，還有在股市再次接盤的能力嗎?如果找不到合適的買主，這些銀行怎么辦?是繼續持有，還是廉價賤賣?如果由央行印鈔買下，那么會不會進一步刺激熱錢暴走?
各部門的想法都只負責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外加撇清自己的責任。這當然符合，“分工明確、責任到人(部門)”的原則，但是卻缺乏全局總體的觀念。這種思想，類似實驗中固定其他所有因素之后，調整某一個因素，讓某一因素的結果達到最優。然后，當所有的因素結果都是最優的時候，讓最終結果達到預期數值。現實之中，各個因素往往是互相影響的。某一因素達到理想狀態，其他方面就可能突破臨界出現危機。在缺乏對深層次矛盾剖析和總體協調的情況下，這些方案，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必然導致按下葫蘆浮起瓢。最終，必然因為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無法落實。
再次，多數方案(包括解放地方債務問題、債轉股、破產一部分僵尸企業安置員工、破產一部分銀行安撫儲戶、地方政府出面接盤房產、化解系統性債務危機、安撫涉及金融案件的老百姓)最終平穩順利實施，都需要央行提供資金支持。否則，隨著情況惡化，很可能導致大量方案無法實施，成為一紙空文，最終面臨大量應急預案被迫啟動的局面。那時面臨的局面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削減開支，企業大面積倒閉，失業增加，銀行壞賬增加，大批倒閉。央行是否有膽量坐視事態惡化到這樣的程度?另一部分方案，比如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保證樓市不再創新高、保證物價穩定，則需要央行控制貨幣總量。如果央行放水，人民幣匯率、房價和物價，就難保持穩定。實現兩部分目標需要的條件本身就是沖突的，滿足一部分化解一部分危機的方案、應急預案所需要的條件，就會使另一部分危機情況惡化。
最后，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出，央行貨幣總量，是實現各個預案的關鍵條件。央行避免系統性債務危機的各種手段，最終都會演化為提供資金。提供這些資金，必然會增加金融亂象，刺激泡沫和通脹，增加資本外逃的壓力。因此，最關鍵的方案和預案，應該是央行為了避免大規模、系統性債務危機，不得不大量增發貨幣之后，如何應對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和本幣貶值？如果央行加息，那么陷入債務危機的地方政府、僵尸企業和樓市必然進一步承壓。也就是說，在某一個階段之前，央行會陷入放水、加息、再放水、再加息的惡行循環——放水，解救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業；加息，避免因放水引起的通貨膨脹，同時壓垮另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業；為此，只好再次加息。直到把所有深陷債務的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都壓垮，這個惡行循環才能停下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并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有資格獲得央行的救助。能獲得救助的估計是地方政府、大型國有銀行和一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其他社會成員，只能自求多福。
金融，意味著每時每刻都在滾動增加的債權和債務，不是那么好維穩的。
(下篇：滯脹沫崩)
中國目前面臨的灰犀牛，其實都是凱恩斯主義的后遺癥。
要解決這些問題，至少要實現兩個主要目標：一要相對通過相對穩定的過程消除凱恩斯主義的后遺癥；二要在沒有凱恩斯主義的情況下，讓經濟在較高規模運行。實現兩者都不容易，后者比前者更難。相對次要的目標還包括：平衡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解決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如果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如何控制地方；如果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如何平衡地區間的財權與事權。
其中，主要目標是關鍵：相對平穩地消除凱恩斯主義的后遺癥，或者在不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情況下，讓經濟在較高水平運行，兩個問題實現一個，其他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至少不難解決。如果可以相對平穩地消除凱恩斯主義后遺癥，那就可以不斷采取凱恩斯主義政策刺激經濟;如果不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情況下，能讓經濟保持高位運行，那就不必采用凱恩斯主義，也就談不上解決后遺癥問題;中央與地方財權與事權不匹配，中央控制地方，地區間經濟不平衡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大不了中央不斷轉移支付就是了。
細心的讀者已經能讀出，經濟至少存在兩類灰犀牛，一類是由債務產生的，一類是由熱錢產生的。前者譬如地方債、僵尸企業、其他各類債務危機、表外業務泛濫、居民杠桿率迅速上升，后者譬如樓市泡沫、金融詐騙、表外業務泛濫、資本外逃、物價上漲。(表外業務一面是債務人，一面是債權人，所以與債務和熱錢都有關。)
這其中的內在邏輯，是資金會不斷從其他社會成員手中，向社會少數人匯聚，少數人聚斂足夠的資金以后，既不用來消費，也不用來搞實體產業投資，而是用于錢生錢。
拙作《紙牌大廈》中分析過，與自由競爭時代不同，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聯姻的時代，投資的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或者為他們服務的基金經理)手中。這些人具有通觀全局的能力，很容易判斷各個行業的消費潛能，發現各個行業產能過剩，不會輕易投資實體產業。技術儲備耗盡或者科技創新緩慢，壟斷成型，必然導致經濟長期在低位運行。這時，為了維持經濟在較高水平運轉，政府采取凱恩斯主義政策刺激經濟。于是，一面是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不斷注入貨幣，一面是貨幣迅速向少數人手中匯聚。
經濟的兩端，一端是債務總量不斷增長，一端是四處亂撞的熱錢不斷增長。兩端的需求完全對立，債務人最怕收縮貨幣(利息增加、不能借新還舊)。但是，要債權人停止熱錢投機，則必須收縮貨幣。問題的嚴重性，隨時間增長呈幾何級數增長，債務隨著時間流逝不斷滾動增長，與之對應的是，四處亂竄的熱錢的總量也隨時間流逝不斷滾動增長。
現實之中，一方面是債務堆積。貨幣的單向流動，導致地方政府、僵尸企業、開發商無法順利償還債務。它們為了避免破產，必然不斷借新還舊，或者尋找接鍋俠。這必然導致全社會債務總量滾動增加，債務人在債務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無法解脫。
另一方面是債權堆積。擁有大量利潤(債權)的少數人，知道政府不斷注入貨幣，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所以他們決不會把手中的利潤窖藏起來，而是會把這些利潤投入到經濟循環之中，進行投機。這些被投入經濟循環的利潤，就是熱錢。如果熱錢進入大宗商品領域，就會推高通貨膨脹。如果熱錢進入股票、房地產領域，就會推高資產泡沫。如果進入債務市場，就會延長債務鏈條，醞釀債務風險。
只要是市場經濟，熱錢就可以自由購買、囤積、炒作各種商品，這其中既包括承載著底層發財夢想的股票，也包括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生活所需的住房，還包括現代工業化社會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熱錢所有者財務極度自由，擁有比其他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更多的資本，往往是宏觀經濟的操盤者，更多的內幕信息，有機會參與制訂國家經濟政策。其他社會成員與他們在同一個市場中交易，只能被他們宰割。當熱錢所有者判斷經濟形勢即將迅速惡化時，還可以向海外轉移資產，順利撤退。
除非對所有生產生活必需品全部按配給制保證足額供應，并限制外匯貿易，否則熱錢就有牟利（或者說制造金融風險）的機會——有錢沒有票證買不了東西，有錢沒有配額換不了外匯。不過，那樣的經濟，顯然不是市場經濟，而是高度計劃性的經濟。這樣的經濟，凍結了大量的貨幣。這些貨幣一旦進入市場經濟，允許自由交易，難免發生激烈(甚至惡性)的通貨膨脹。歷史上，1930年代的德國曾經實現過，在不斷增加貨幣供應的情況下，維持物價和匯率的穩定。不過那是在實行強制儲蓄、消費品配給、按計劃生產和按計劃進口等制度的背景下實現的。即使在這樣，當時的德國也面臨越來越大的惡性通貨膨脹和馬克貶值的壓力。
這是一種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現象，流動性嚴重不足和流動性嚴重過剩并存，一些社會成員極度缺錢，另一些社會成員擁有大量熱錢。
這就如同一個病人一方面內臟缺血，隨時可能導致缺血性壞死;一方面腦溢血，同樣隨時可能死亡。為了避免內臟缺血，還要不斷輸血。債務這邊要輸血，避免債務危機，稍稍收緊銀根，就可能導致錢荒，后面就是金融危機。
這種情況發展到中后期，甚至僅僅控制貸款風險，使深陷債務危機的債務人無法繼續借新還舊，就可能引爆危機。那些占據金子頂端的社會成員大多不需要貸款，需要貸款的，往往是處在金子塔中下層，現金流非常緊張，經常需要拆東墻補西墻、借新還舊，否則就會無力償還到期貸款的社會成員。
要避免金融危機，又不希望調解貧富差距的話，可以通過央行放水，允許全社會的債務總量不斷增加，也可以讓社會中比較強的強者可以向更弱的弱者轉移債務。前者比如央行不斷使用各種貨幣工具，增加流動性，后者比如去年的為國接盤。前者的風險是貨幣總量快速增加，后者的風險是更弱的社會成員無力支付債務，拖累銀行——后者最終還是要演化為央行放水，確保銀行(比如：中、農、工、建、交、郵儲)大而不倒。
但是，如果為了避免債務危機不斷輸血，經濟的另一部分就要溢血——泡沫、金融詐騙、表外業務泛濫、資本外逃、物價上漲。
對患者來說，無論是內臟缺血，還是腦溢血，兩者同樣致命。全力維持一面的不出問題，就無法避免另一方爆發危機。輸血，還是不輸血?這是一個需要極端慎重的問題。
平穩解決凱恩斯主義的后遺癥，至少包括兩方面：即解放債務人、消除熱錢的影響。
有些方案看起來很好，但是并沒有操作性。
結合興業銀行實踐，陶以平表示，銀行要抓好行業和企業的研究分析能力，即從經濟調整轉型的環境中發掘好行業，從“兩高一剩”行業中挖掘好企業，從服務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尋找“富礦”，從經濟波動和市場情緒變化中培育發現資產錯誤定價機會的能力，敢于“逆周期”“逆市場”而動。早在2006年，興業銀行就開始進入國內綠色金融市場，經過十年發展，興業綠色金融融資余額突破6000億元，不良率僅為0.3%。在“以客戶為中心”的資源整合中，興業進行體制機制改革，做到客戶部門與產品部門相對分離，傳統業務與新興業務相對分離。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董事長李國華也表示，國家經濟發展不僅需要頂天立地的大企業，也需要鋪天蓋地的小微企業。郵儲銀行發揮資金優勢，重點支持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建設，相關貸款余額已達6400億元。服務三農中小企業是郵儲的根基和優勢所在，郵儲銀行在2016年9月成立三農金融事業部，提升服務三農水平，還針對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短小平急”的特點對符合條件的企業客戶提供循環貸、年審貸等產品。
王洪章還指出，企業也要回歸本源，當前許多大型企業在做金融，通過金融獲取更大的價值，但這些資金沒有為老百姓、社會創造更多的產品和服務，這是不可取的。
銀行大佬們集體承認錯誤、表態。
人民日報肯定大佬們的表態。
8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2016)》，詳細介紹了近年來金融在支持農業供給側改革以及促進扶貧增收方面的最新做法與經驗。與此同時，不少銀行業人士近期也都紛紛指出，服務好實體經濟不僅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更是銀行業實現傳統的規模擴張型發展向質量效益型發展轉變的必由之路。從這些最新信息可以看出，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已經成為整個中國銀行業生存發展的主旋律。
問題是，資本逐利，如同鯊魚追逐血腥味。某些行業只要有足夠的利潤，資本就會投入，上絞刑架的風險都不算什么。反過來，如果這些行業沒有足夠的利潤或者有極大的風險，那么即使資本不惜代價投入，最終也只能造成更大的損失。市場經濟中，金字塔頂層獲得利潤，底層承擔損失的規則，不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董登新說：“在過去，銀行貸款主要傾向于大企業、大客戶。如今，中國實體經濟步入了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傳統大型企業在信貸資產安全性、回報率方面的很多優勢必然會被一批活力更強的創業創新型小微企業所代替。今后，銀行必須順應實體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趨勢，調整自身業務結構、控制表外業務、優化表內業務、開拓小微企業市場、拓展移動支付領域，為轉型升級后的市場競爭夯基布局。”
親身經歷過雙創的人，就應該知道這段話有多么不靠譜，多么言不由衷。
銀行不給某些客戶提供貸款的原因，無非是這些客戶或者風險大，或者利潤低，或者兩者兼備。處于經濟金字塔底層的社會成員，比如小微企業，比如創業的大眾，就是這樣的客戶。與地方政府、僵尸企業、房企相比，它們控制的社會資源更少，在經濟金字塔中的位置更低，博弈能力更弱，償債能力更弱。最終，這些客戶無法償還的貸款，注定形成大量的壞賬，如果要避免它們破產，只能不斷允許它們借新還舊。銀行給這些客戶提供的貸款，很快就會被其他社會成員吸收走，成為熱錢的一部分。這些貸款，可以解放一部分在經濟金字塔中地位更高的社會成員(地方政府、僵尸企業、房企)，卻無法解決經濟循環中債務與熱錢同步增長的危機。
出現資金脫實入虛，不是銀行界主觀問題，而是壟斷條件下，市場經濟中，社會頂層本身就有停滯的傾向，通過壓榨其他社會成員，獲得大量利潤之后，并不增加投資而是搞熱錢投機。實體凋敝，金融暴走是惡性循環，但是有必要弄清惡性循環的起點。是實體凋敝，才導致了金融暴走，而不是正相反。這時，不改變財富單向匯聚的現狀，僅僅為中小資本提供更多的貸款，不過是增加少數人手中用于投資的熱錢而已。
顯然，由于財富的單向匯聚，除非無償剝奪少數人手中的利潤，否則，不可能同時消除兩方面的危機。所以，政府只能在滯漲沫崩之間選擇。政府可以通過選擇繼續注入貨幣或者減少注入貨幣，產生滯漲、滯漲、滯漲沫、漲沫或者崩滯等效果，可以避免危機以滯漲沫崩中的任何一種形式出現，卻不能避免所有的形式都同時不出現。
債務和債權兩端同時告急，哪端出事都是致命的，但是從原理上看，最終只能保護一端，避免最惡劣的情況出現。
一般來說，央行的最終選擇是保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否則，一旦爆發惡性通貨膨脹，那么央行的存在也就沒有意義。不過，讀者需要深刻理解這里提到的“最終”的含義。許多情況下，除非到最后一刻，否則央行往往默許本幣幣值深度貶值，也不愿主動出手——畢竟絕大多數人并不理解金融危機的必然性，都會把刺破泡沫的機構或個人當成替罪羊。央行行長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類似王垕。所以，誰也不愿承擔刺破泡沫，引發金融危機的責任。
如果要避免大規模崩潰，政府需要注入的貨幣量，至少要與債務人需要償還又無力償還的債務總量相當。這時，債務人可以不斷借新還舊，避免崩潰。多余的熱錢，自然產生漲、沫的效果。如果政府注入的貨幣總量較多，就可能出現漲沫，如果政府注入的貨幣數量較少，債務人償還債務之后，沒有多少閑錢用于新增投資，那就可能出現滯漲、滯漲或者滯漲沫。 如果政府停止注入貨幣，陷入債務危機的社會成員，將無法償還債務，必然導致債務體系全面崩盤，大批社會成員破產，資產價格雪崩式下跌，熱錢廉價收購資產。如果政府繼續注入貨幣，但是注入的貨幣數量較少，崩盤過程可能相對緩和，一部分社會成員破產，資產價格下跌，熱錢可能在廉價收購資產的同時，繼續投機生產生活必需品。
現實之中，政府處理凱恩斯主義的后遺癥，往往選擇的方案是少量注入貨幣（注入貨幣貨幣，具體手法很多，比如QE），避免經濟徹底崩潰，或者物價徹底失控。實際效果是，崩、漲結合，經濟半死不活長期停滯。所以，政府最終的選擇，還是在崩和漲之間權衡，尋找一個可以接受的平衡點。
多說一句，實際上，主動著陸與被動迫降大同小異，所有挽救金融危機的方案，基本也是這個思路——適量注入貨幣，避免經濟徹底停擺，或者，物價失控上天，讓一部分社會成員，讓物價上漲一部分。肆無忌憚，大水漫灌，雖然在短期內可以產生企穩、回暖、向好的假象，但是在長期必然醞釀更大的債務危機和更多的四處亂竄的熱錢。有些官僚在自己的任期末期做出這樣的決策，其實把燙手的山芋扔給繼任者。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以后，大批人失去住宅、工作、養老金，石油卻達到147美元一桶的原因——當時，大量熱錢從房地產市場撤出，沒有廉價收購資產，讓深陷債務危機的個人和金融機構有機會出售資產償清債務，而是去投機石油期貨。
類似的事情，不止美國做過。
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決定將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1.4萬億元的巨款壞賬果斷剝離，對口設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以求換得金融業和整體經濟的輕裝改革。財政部作為唯一股東向每家公司注資100億元，并擔保四大AMC從央行獲得6041億元再貸款，再向四大國有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共發行8110億元金融債券，以此按1:1的對價購買不良資產。
當然，如果央行不提供支持，或者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夠，那么地方政府、部分僵尸國企和銀行，很可能要廉價出售相當數量的國有資產，償還債務。這個過程很可能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結合。不僅如此，裁員、削減福利等壓縮開支的手段，是可以預期的。
這時，如果外匯可自由兌換，那么情況可能就更加復雜。
熱錢必然會大量外逃，導致本幣下跌。一方面，金融危機爆發時期，本國金融體系仿佛是雷區，不知道哪家金融機構、哪家公司會倒閉。這時，資本所有者保護自由資本安全的最可靠的方式，顯然是遠離雷區。這就是當年次貸危機爆發初期，美元暴跌，非美貨幣暴漲的原因。另一方面，本國央行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必然大量釋放流動性，緩解部分金融機構和社會成員的債務危機，這必然導致本幣下跌的壓力。如果本幣堅持固定匯率，那么隨著流動性增加，國內物價上漲，本國外匯儲備會大量下降。一旦外匯儲備低于臨界點，各國政府即使想維護匯率穩定，也無能為力。
一般來說，各國會努力維持本國匯率相對穩定。既然本幣匯率守不住，那么為什么不主動大幅貶值呢?這至少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大量原材料依賴進口的時代，在本幣流動性過大的背景下，如果本幣主動大幅貶值，必然導致進口原料價格激增，刺激國內通貨膨脹(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后，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二是如果本幣瞬間貶值，那么那些大量背負外債的企業，或者以外幣為結算單位的進口企業，往往瞬間倒閉，加劇金融危機。三是國內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加劇，如果本幣貶值深度不夠，有可能會進一步刺激資本外逃，使國內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事實上，僅僅大規模資本外逃一項，就足以打破脆弱的經濟循環，誘發金融危機。這就是高層對某首富的轉移資產行為勃然大怒的原因。四是本幣主動大幅貶值，容易引起其他國家設立貿易壁壘，有時得不償失。所以，各國往往垂死掙扎到最后一刻。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物價上漲速度加快，而西方國家控制通貨膨脹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有意識地運用匯率政策調節經濟與外貿，對人民幣匯率作了相應持續下調。1995年8月21日，人民幣匯率調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日再次調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0日又調至1美元=3.20元人民幣。
1986年7月5日，人民幣匯率再度大幅調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幣。1989年12月16日，人民幣匯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調，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幣調至當日的4.7221元人民幣。1990年11月17日，人民幣匯率再次大幅下調，并由此前的4.7221調至當日的5.2221元人民幣。
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按市場情況調整，且呈大幅貶值趨勢，這與同期人民幣對內實際價值大幅貶值以及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基本上相適應的。
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并軌。1993年12月31日，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人民幣5.8元;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8.7元左右。從1994年1月1日起，將這兩種匯率合并，實行單一匯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定為1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同時，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劃，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禁止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和流通，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革匯率形成機制。
現實之中，凱恩斯主義后遺癥最終解決方案和解決過程，是一個“央行、債務、債權、外匯儲備”互動的過程。起點往往是央行控制新增貨幣總量、提高利息，默許債務端大批社會成員無法繼續借新還舊，同時為關鍵金融結點（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比如房利美、房地美）和社會成員（比如地方政府、美國聯邦政府）提供資金支持，避免這些關鍵信用結點斷裂、社會成員破產。由于大量社會成員破產、清算，資產價格下跌，大量熱錢收購資產，實現債轉股。本國危機重重，貨幣供應增加，一部分熱錢外逃，外匯儲備下降，本幣貶值，國內通貨膨脹。央行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進一步使用加息等手段收縮貨幣（有時為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并不采用加息的手段，甚至降息，導致物價上漲）。
最終，一部分債務通過拍賣資產被償還，一部分債務由央行代償，一部分債務通過破產被作廢，一部分債務因為加息而加重。與之對應，一部分熱錢用于購買資產，一部分熱錢變成外匯流出海外，一部分熱錢因為銀行倒閉破產被作廢，一部分熱錢存入銀行吃利息等待下一次大干一場的機會。整個社會經濟規模下降，許多人破產、失去工作，幸存者收入下降、債務負擔加重、福利被削減。
如果說，壟斷時代，平穩消除凱恩斯主義后遺癥很難，那么在不使用凱恩斯主義的情況下，刺激經濟，保證經濟以較高速率增長，實現較高就業水平，更難。
漲沫的時代，多數人收入縮水，買不起房。滯崩的時代，他們保不住工作。
許多老百姓貸款買房，已經提前支出了未來數十年的收入的情況下，來自民間的消費能力早已被透支。這時，如果嚴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支出，那么有支付能力的總需求必然大幅下降，停滯期的經濟水平，很可能下降到一個極低的水平。
拙作《紙牌大廈》曾經分析過，在壟斷時代的經濟停滯期，如果完全依靠社會頂端有限的投資和消費產生的有限需求，經濟規模將下跌到令人難以忍受的水平，與之對應是失業率將上漲到足以引發社會動蕩的水平。這就是羅斯福時代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施行凱恩斯主義的原因。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凱恩斯主義是由各地方政府、各地國企分散實施的。
與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各地國企沒有發鈔權，不能增加基礎貨幣，但是可以借貸，不斷增加廣義貨幣。不過，中央集權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國企陷入債務的泥沼之后，央行還是會出面解救地方政府和國企——至少地方政府不能破產。如此考慮的話，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地方政府變相獲得了發鈔權。或者說，中國的部分發鈔權是分散在各地的。
目前，中國的地方政府已經深陷凱恩斯主義的后遺癥中不能自拔。可以預期，即使央行解放了地方政府，用不了多久，地方政府也會再次陷入債務泥潭之中。
對地方政府來說，在內需不足、消費不足、經濟主要靠投資拉動、外來投資不斷下降的時代，本地政府投資下降必然導致本地經濟增速下降甚至全面滑坡，其惡果是立竿見影的，包括并不限于：財政收入下降、償還利息困難、就業困難、失業率上升、社會問題增加。
許多國有企業，其實也在承擔產品消費者的身份。這些企業負債累累，但是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樣，不斷向經濟中注入貨幣，保持當地一定的經濟規模，避免失業率爆棚，社會問題爆發。表面上看，讓這些企業破產，可以甩掉財政包袱，實際上，必然導致失業率上升，維穩經費增加。不僅如此，為了增加就業政府不得不采取刺激政策(比如當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修了一大堆豆腐渣工程)。
1998年至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其中：1998年，年初為691.8萬人，當年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新增444.6萬人。
從總量上看，三年間年度下崗職工總量呈下降趨勢。從地域分布看，下崗職工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東北三省占25%;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紡織、機械、軍工等困難行業。
2001年初，國有企業(含國有聯營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下崗職工為657.3萬人，當年新增234.3萬人，減少376.2萬人，增減相抵，2001年末實有下崗職工515.4萬人。
2001年底，國有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實有下崗職工463.6萬人，進再就業服務中心比例為89.9%。在進中心的下崗職工中，簽協議比例、領取基本生活費比例和代繳社會保險費比例都超過了99%，其中有99.4%的人領到了基本生活費。
2001全年共有227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通過各種渠道實現了再就業，比上年減少133.7萬人，再就業率為30.6%，比上年下降4.8個百分點。
沈陽市鐵西區是國有企業集中的老工業區，光景最差的時候，30萬產業工人中有半數職工下崗，被戲稱為全國最大的“工人度假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東北一度成為邪教的重災區。
采取財政發債的方式，增加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是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敗的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質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對人民犯罪。交通部應將查出的公路建設質量問題通報全國，公開曝光，引起各級黨政領導的注意和重視。
朱镕基
12.3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長黃鎮東《關于切實抓好公路建設質量的報告》反映，交通部組織專家對一些重點交通項目進行了檢查，總體上說工程質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祿勸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這是朱镕基同志在該報告上的批語。)
由于沒有印鈔權，不能隨意把債務轉化為貨幣，地方政府必然雙管齊下，想盡辦法開源節流：使用一切手段保證經濟的增速，壓縮開支，包括使用各種方式招商引資，拉動投資，提高經濟規模，出售國有資產償還債務，削減地方福利，壓縮裁剪財政供養人員，甚至包括寅吃卯糧。
從1998年開始，國務院機構改革首先進行，隨后中共中央各部門和其它國家機關及群眾團體的機構改革陸續展開;1999年以后，省級政府和黨委的機構改革分別展開;2000年，市縣鄉機構改革全面啟動。截至2002年6月，經過四年半的機構改革，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簡行政編制115萬人
事實上，開源和節流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響。增加財政支出，可以提高經濟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經濟規模、增加財政收入和就業人口。反之，減少財政支出，會降低經濟規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財政規模、減少財政收入和就業人口。
地方政府要想盡一切辦法刺激經濟，包括并不限于想方設法讓老百姓把最后一點閑錢投入經濟運轉、借債發展、招商引資……
“大拆大整”包含城鄉危舊房治理改造、“四無”生產經營單位集中整治、違法建筑拆除、城中村改造、流動人口管理、出租房整治、市區舊市場搬遷整治提升、雙嶼綜合整治等八方面內容。
為了推動拆遷力度，在貨幣化安置時，溫州政府給出了明顯高于房屋市場價的現金補償。
對政府來說，貨幣化安置的好處明顯，按照鹿城區區委書記李無文的話，“騰出的土地可以及時上市拍賣”。
高額的補償讓政府背負巨大壓力。以鹿城區為例，若要完成核心片區城中村改造，政府需要支持回購資金1000億元。
有跡象顯示，貨幣化安置的資金并不能全部馬上到位。鹿城區的最新拆遷補償政策顯示，如果到了領取收購款當天，居民同意推遲3-6個月取款，可額外獲得收購總額5%的獎勵;若同意推遲6-9個月取款，可再獲得額外10%的獎勵。“這等于是政府以10%的年利率向人們借債”。
盡管嚴控地方債，但是地方政府是不能不借債的，嚴控地方債，無非是把地方債改頭換面包裝成其他金融項目，比如：PPP。
防范化解風險，是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在這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了防控風險的重要性、緊迫性，也都點到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過PPP、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變相舉借債務，導致債務規模增長較快，債務率甚至超過了警戒線，形成潛在的風險觸發點。為此，我們要按照中央有關要求，把防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過快上升，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盡管財政部痛批地方債，但是財政部也清楚，拋開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地方事務地方政府承擔大部分，稅收中央財政拿走大部分不說，地方政府還承擔了本來應該由中央財政承擔的投資拉動經濟的職能。
林鐸說，萬達集團在文化、旅游、商業、金融和地產等多個領域馳騁多年，是我國乃至全球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企業。萬達集團在蘭州投資建設了商業綜合體萬達廣場，酒泉的萬達廣場也即將建成開業，武威萬達廣場項目今年上半年開工建設，西固萬達廣場項目正在積極籌建。相信這些項目必將極大方便群眾消費和生活，直接帶動就業，有力促進當地商業和市場繁榮發展。王健林董事長此次率團來甘考察，與省委、省政府和蘭州市委、市政府探討今后的發展合作，是對欠發達地區的關心和支持。希望萬達集團多到甘肅各地考察，進一步加強與我省在城市建設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推動更多大項目布局落地。省委、省政府將全力以赴做好各項服務保障工作，為萬達集團在甘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唐仁健對萬達集團長期以來給予甘肅發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他說，甘肅經濟欠發達，但文化厚重、旅游資源豐富，希望萬達集團多考察了解，進一步加強與我省的務實合作，積極參與甘肅文化旅游開發和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努力推動地企實現互利共贏發展。
這哪像兩位中央委員、封疆大吏應該說的話?
看看幾組數據對比，就知道為什么兩位中央委員這么屈尊紆貴了。2月份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還是7%的增長，到3月份只有2.6%。到4月份就是負的了。
支出可是一點不含糊。1-6月份收入410.1億，支出1720.6億。好消息是，財政收入增速在5月份以后，企穩、向好。不過，具體如何，估計兩位中央委員清楚。
上半年數值全面不及預期，考慮到金字塔型結構中，塔基損失更大。內陸地區的下滑應該更嚴重。許多地方面上不說嚴重，內里已經相當艱難了。這種情況下，找各種借口增加投資，拉動經濟，避免全面崩盤，導致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是守土有責的封疆大吏理性的選擇。
一些地方政府經濟相當困難，為了改變困境，保證經濟增長和就業，已經不惜冒險與中央不點名批評的人合作，不在乎中央媒體批不痛批了。不過，投資的錢從何而來，這是未知數。估計還是變相的地方債。
當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人，自然可以毫無負擔地痛斥地方政府選擇這樣的經濟政策的弊端，所謂“吃的燈草灰，放的輕巧屁”。
最近幾天，兩篇流傳在網絡上的文章引起大白新聞(微信ID：dabaixinwen)的關注。據悉，這兩篇文章的標題分別是《朱云來：別總想著GDP增速掉到5%或3%怎么辦》、《朱云來犀利點評當前中國問題及未來發展之路》。兩篇文章出現在鳳凰財經和新浪財經的網站上。
據了解，《新浪·長安講壇》總第320期于2017年6月15日在清華大學開講，中國經濟50人論壇特邀專家、金融專業人士朱云來出席，并進行了題為《新常態下的中國發展之路》的精彩演講。
他在演講中表示，中國這么大，每個地方的情況都不一樣，發展不能盲目追求高GDP增長率。甚至有五個省GDP沒有過5%，被集體叫去談話。
云來總裁說得義正言辭，不過不知道云來總裁怎么評價1998年—2001年期間中國施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財政部關于增發國債用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今年中央財政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決定由財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決不搞一般性工業項目。根據這一原則，當年安排的國債資金項目主要包括：農田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要機場建設;城市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設500億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農村電網改造和建設工程、城市電網改造;增加公檢法及司法設施建設投資;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其資本金;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和進口設備稅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內需和鼓勵出口，決定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運用方面，既向銀行增發國債用以擴大投資，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進消費;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又支持企業技術改造。200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發行1000億元長期國債，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區傾斜，60%以上的國債投資用于中西部地區;二是繼續貫徹落實 1999年出臺的調整收入分配的各項政策措施，保障城鎮居民的收入穩定增長;三是進一步應用稅收等手段，鼓勵投資、促進消費、增加出口。根據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繼續追加現有國債資金項目的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
由于寅吃卯糧具有可以在自己的任期內緩解問題、把包袱甩給后任的性質，往往受到各級官僚的青睞，成為愿意選擇的方案。透支未來的發展模式自然成為各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當年中央尚且如此，今天也在借新還舊，何況地方?
2007年第一期6000億元特別國債將于2017年8月29日到期兌付，為做好本期特別國債兌付工作，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將采取滾動發行的方式，依法合規、穩妥有序地向有關銀行定向發行6000億元特別國債。
一般來說，官僚的游戲規則之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游戲規則之二，是如果真的洪水滔天，要掰析責任——漫天洪水，是前任放出來的!是前任把接力棒扔給我的!那根本就不是接力棒，是拉了線、冒著煙的手榴彈!
這當中，最出名的就是當時推出的所謂“4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同時，為了配合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計劃，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也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僅用3個月的時間，就將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由初期的17.5%連續下調為15.5%，中小型商業銀行則進一步下調為13.5%，分別下調2和4個百分點，從而在短期內釋放了大量流動性，致使貨幣信用巨額增加。
以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為例，當年猛增10.5萬億元，增長幅度達到了33%!而在此之前每年的貸款新增額最多(2008年)未超過5萬億元，2007年則未達到4萬億元。這就意味著：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為了刺激國內的經濟增長，2009年的貸款新增額約為以前年度的2-3倍。而之前的2002-2008年也正是中國經濟增長出現過熱、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并施以緊縮性調控政策的一個重要時期，由此可想當年的貨幣信貸投放有多突出!除了巨額的放貸行為之外，還體現為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表內投資的大幅度增加。當年猛增3.3萬多億元，也是2008年新增額的2倍以上。
這些行為反映在貨幣供應量上，2009年我國廣義貨幣M2猛增27.7%，狹義貨幣M1更是劇增32.4%;而2009年社會融資總規模幾乎比上年翻了一番，增長99.3%，全年達到13.9萬億元。
以上所列舉的主要數據都表明，2009年是中國貨幣信用巨額膨脹的一年，并從此將中國的貨幣信用基數推上一個“高臺”，這極易造成以后年度參照系發生誤會或誤判。
截止去年末，中國廣義貨幣M2達到155萬多億元，是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的3.8倍;狹義貨幣M1則達到48.7萬億元，是2007年的近3.2倍。從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產總規模來看，2007年末約為53萬億，2016年末則達到232萬億，九年翻了4.4倍，膨脹速度驚人。其中，境內本外幣貸款由2007年的27.8萬億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112萬億元，同期也增長4倍以上。同時，銀行的貸款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房地產信貸迅速增長，成為銀行業重要的支柱性業務，其規模由2007年末的4.8萬億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26.7萬億元，同期增長近5.6倍;房地產信貸占全部貸款的比重由2007年的18.3%上升為2016年之后的25%以上。這里還需特別指出的是：危機后房貸大幅增長中又以2009-2010年和2015-2016年兩個階段最為突出，前兩年分別每年新增2萬億元以上，后兩年則分別新增3.6和5.7萬億元，占當年新增貸款總額的比重分別為20.9%和25.3%、30%和45.2%以上，這也正是這兩個階段全國房地產市場為何出現暴漲的重要推動力量。
所有以上例舉的貨幣信貸數據均大幅超過同期的經濟增長率，致使中國的經濟貨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即M2與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為2016年末的2.08倍，即M2的年末余額是當年GDP總額的二倍多，這在全球大的經濟體中早已“一騎絕塵”。
在這些變化當中，還有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銀行投資類資產快速擴大，至2016年末已達到62萬億元，較2007年增加51萬億元。其中，近兩年來，由于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以及新興貨幣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致使銀行業投資類業務出現爆發式增長，2015和2016年分別新增16萬億元和13.8萬億元，各增長50.5%和28.5%，也是正常年份新增額的2-3倍。伴隨著貨幣信用以及金融業資產負債表的持續巨額擴張，導致中國的債務率水平快速上升，現已成為海外媒體談及中國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隱憂。
縱覽全球金融發展史，任何國家、任何時候發生的金融危機，均為在此之前貨幣信用的過度膨脹所為，都有一個貨幣信用長期持續擴張并不斷積累的過程。而一旦引發資產泡沫化并使通脹壓力快速上升，貨幣信用擴張也就走到盡頭，甚至難以為繼。隨之而來的緊縮性政策，往往又是刺破資產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而資產泡沫一旦破滅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并常常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端。
于學軍的話，強調2009是關鍵時期，強調2009埋下禍根，強調連鎖反應、系統性金融風險，弦外之音格外刺耳。當然，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后任替前任擦屁股，擦不干凈，弄一身臭，自然要把事情說清楚。不過，2009年到2017年，8、9年的時間，銀監會應該不是今天才知道這些事情的吧。一般來說，事情小、能糊弄過去的時候，大家一團和氣，要出大事，或者出了大事的時候，則會激烈撕逼。
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繁榮與金融風險增加之間有沒有必然的聯系?如果沒有，那么剔除危險因素，加強監管即可。如果有，那就需要權衡。不斷放水可以避免債務風險爆發，卻難以避免通脹和泡沫。用放水的方式，增加流動性，使處于債務端的社會成員不斷直接或間接地借新還舊，維持長期的繁榮，最終要么是醞釀更大的金融危機，要么是廣義貨幣總量增長速率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路易十四說，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許多官僚的思想是，我離任以后，那怕房價、物價上天。只要房價、物價還能忍受，能拖一天是一天。
進一步考慮，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技術儲備的耗盡和財富的集中，必然出現壟斷，導致內需不足，無法充分就業的現象。各級政府增加財政支出，可以增加內需，在短時間內刺激經濟，改善就業。不過，這樣的經濟政策注定是飲鴆止渴。從長期看，必然醞釀巨大的金融風險，如果不希望各級政府破產，那么這些財政支出中的絕大部分，最終必然由央行買單。長此以往，本幣必然承受巨大的貶值的壓力。
不想發生金融危機，也不想長期蕭條，只能不斷增加流動性。如果堅持本幣堅挺，本國的物價、房價，必然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任何嚴重的金融問題，其實都與分配有關，某種特定的分配模式導致債權和債務不匹配，最終必然醞釀金融危機。不想出現金融危機，不斷放水印鈔，那就要出現資產泡沫或者通貨膨脹。
改變這種局面至少有三種途徑，分別為工業革命、增加本幣流通范圍和調解貧富差距。目前看，最后一條途徑，可以減緩貨幣匯聚的速度，增加有效需求，減少債務總量和熱錢危害，雖然選擇這條路徑必然要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但是也許更可行一些。
資本主義國家調解貧富差距是大忌，因為這必然動搖資本對社會的統治，這些國家不得已采用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飲鴆止渴。社會主義國家則顯然不應該受到這樣的限制，也沒有必要長期采用無休止地釋放流動性的飲鴆止渴的政策。
對各級官僚來說，采用飲鴆止渴的政策，在自己的本屆任期內也許不會爆發出來，但是最終遲早會演化成“灰犀牛”。
資本主義國家，政客周期換莊，總可以找到替罪羊，出氣筒：老布什任期內經濟蕭條，克林頓上臺;克林頓下臺，小布什上臺;小布什任期內出現次貸危機，奧巴馬上臺;奧巴馬跛鴨蹣跚，裹足不前，特朗普上臺。華爾街在繁榮期放債，在崩潰期收割。對華爾街來說，經濟危機沒關系，白宮換人就是了，加州財政危機沒關系，換州長就是了。巨大的經濟波動，為政客提供走馬燈換莊的機會，并不會影響華爾街的統治。社會主義國家顯然不能這么做。
社會主義國家，引入市場經濟，必然引入經濟危機，應該怎樣深化改革，則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附：
數據來源：M2/GDP歷史數據
1億人民幣大約1.2立方米（1.1935立方米 ）。2017年7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余額162.9萬億元。
直觀一點兒考慮，如果把這些錢堆在足球場上，能堆多高？
一個標準的11人足球場的面積，是68米×105米,面積為7140平方米。
162.9×1.1935÷0.714=272
好大一座錢山……
當然，這其中的大部分是由貸款產生的。
所以，與之對應的是，好大一座債山……
兩座山，一座山的山頂上坐著一小群人，一座山的山底下壓著絕大多數人。
兩座山湮滅，山崩地裂，全國震動，就是金融危機。
截至目前，兩座山還在以每個月1-2米的速度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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