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2017——混改別蛻變為反國企“突破口”

　　2017：混改別蛻變為反國企“突破口”　　

　　夏小林

　　2017年兩會期間，針對實施“振興東北”重大戰略任務(或涉消除雜音)，習近平明確指出，要把國有企業作為遼寧振興的“龍頭”。這也是他關于東北振興要堅持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一貫思想的體現。由于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和東北經濟出現趨穩、上升現象，那種“國企眾多是東北衰落主因”和“私有化振興東北”論已經在政治、經濟上雙破產。

　　同年4月，習近平在廣西視察時強調，“國有企業是主力軍、生力軍。攻堅克難、打硬仗還要靠主力軍。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地位只能加強。”而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相關數據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非公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確實是全國“去產能、‘僵尸企業’”的主要對象。而國企在“自我革命”的同時，也在改革發展中“發揮帶動作用”。近幾年來媒體、論壇上熱鬧非凡的“國企僵尸主體”論可以休矣。

　　當然，在此期間，國家發改委也有領導干部也發出了變相反國企“一股獨大”，及肯定“重要國有企業改制后國有資本不再控股”的聲音。如果照此辦理，混改就有可能蛻變為自由派反攻國企的“重要突破口”。

　　以下簡議這些問題。　　

　　一、混改不能蛻變為反國企“突破口”

　　警惕變相反國企“一股獨大”。嚴禁“重要國有企業改制后國有資本不再控股”。“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地位只能加強。”國有企業是需要自我改革完善。但我們不能讓人借口混改使其空殼化，反攻并拿下國企。

　　第一，警惕變相反國企“一股獨大”。

　　據【財新網】報道， 2017年2月23日，在由國務院國資委、新華通訊社指導下召開的首屆“中國企業改革發展論壇”上，國家發改委一領導干部指出，要“用盡可能少的(國有——引者注)資本控制更大的(非國有——引者注)資本，用少量的國有資本和盡可能多的企業合作，實現資本運營優質高效和保值增值。” (黃凱茜：《發改委：混改資金不得用于擴大輔業和圈地》) 這種觀點其實不過是反國企“一股獨大”者玩的一個自以為聰明的新表達，實質并無二致。

　　且不說反國企“一股獨大”極其荒謬地違反了公司法關于獨資、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的有關條款，實際上是要消滅國資控股國企的關系，從而消滅國企，就是從分配關系上看，叫國企中的國有資本“盡可能少”也是站不住腳的荒唐“政策”。

　　按美利堅公司股權分散化的極端例子，國資3%也可以控股企業，這時國企是保留了法律身份，但是該企業97%的凈利潤可是屬于占股97%的各個中、外資本家及少數普通股民了。現在的黨中央、國務院(及下屬財政部、社會保障部、社保基金等)，會支持這種將導致政府大規模 “減收減支”，同時卻讓少數中外資本家和“市場招聘”的國企高管爆富、國內兩極分化加劇的政策嗎?用美國話說，這種國企的生產、利潤是為“99%”，還是為“1%”服務呢?這可是真共產黨人視為的“大是大非問題”呢!(參見《2014年：國企與改革————兼評被污名化的“國資一股獨大”》)

　　針對這種問題，中國社科院劉國光研究員的觀點擲地有聲：國企混改要考慮利潤分配對誰有利。確實，國企不僅要聽黨指揮，站在國家利益第一線，還特別需要為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保留、創造大量的生產性財富，以賺越來越多的錢“為人民服務”。“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當下，這方面的情況并不樂觀。薩繆爾遜曾在《經濟學》中將財產列為帶來收入多寡的首要因素。最近，皮凱蒂領導的研究團隊發表的文章告訴人們，中國“最富10%人群的財產占全部財產的比重從1995年的40%上升到2015年的65%。中國財產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經超過了歐洲，接近美國。”如果混改還將使國資“盡可能少”，這是不是在給中國的貧富分化安裝新的超大功率“加速器”，呢?

　　另外，全國的國企，尤其是在資產、利潤和科學技術、人才等方面占優勢的“重要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股“盡可能少”，非國企股“盡可能多”，結果就是“改革發展”中日益龐大的“國企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徒有其表，“繡花枕頭一包草”，乃至“藏污納垢”，為他人作嫁。股份公司的凈利潤可是依法按凈資產份額分的!

　　此情此景之下，財政部、社保基金，特別是上面的國務院非常想要的國企利稅、國企資產劃撥等“真金白銀”的數量，就會在絕對量、相對量上減少，直至它們都大幅萎縮，并趨于歸零。

　　進一步的嚴重問題來了：“這種政策的客觀邏輯不會是在為近期資本市場上一時間風起云涌的‘野蠻人’惡意收購國企等架橋鋪路吧?或者，這甚至就是許多國企混改‘下一步’的可悲宿命?我們對這種可能的‘改革’前景，不可掉以輕心。”(參見《東北混改：放開國有股權比例限制違反中央決策 》)

　　放眼國內外資本市場，深諳此道、駕輕就熟，且體制內外人脈廣泛的安邦系、寶能系等，及一些貪官污吏、國外大佬可是在翹首以待、望眼欲穿呢!

　　人們要防止讓美利堅都眼花繚亂、不知所終，卻爆炸式膨脹的“安邦模式”“風行中國”。

　　國企改革須“戳斷‘死了病才好’產權邏輯的脊梁骨”(王小強，2016)。憑什么國企不能“一股獨大”，私企、外企就可以“一股獨大”了?憑斯蒂格利茨教授批評的“傻瓜經濟學”即“華盛頓共識”?

　　第二，嚴禁“重要國有企業改制后國有資本不再控股”。

　　同年3月25日，號稱“由國務院主辦的中央直屬黨報”的《經濟日報》發表了這位發改委領導干部《推進國企混改要把握重點抓好關鍵》署名文章。中國政府網、人民網、光明網、中國社會科學網等紛紛轉載。該文在重申上述國資應“盡可能少”的觀點之后，還進一步指出，“重要國有企業改制后國有資本不再控股的，應嚴格履行審批程序。”也是，國企都不能“一股獨大”地“控股”了，那就讓各種私人資本來“控股”唄。可謂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名正言順事成。

　　問題的政治破綻也就出在這里：黨中央、國務院什么時候做出過“重要國有企業改制后國有資本不再控股的”的重大決策，并為此安排了“審批程序”?

　　如果沒有這種決策，而誰硬要將中國“重要國有企業”控制權出賣，這豈是一個簡單的“應嚴格履行審批程序”的辦公程序問題，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目無黨中央、國務院的問題。

　　誰敢“審批”?國家發改委敢“審批”嗎?如真的敢，那么，2017年就拿重要行業的一、二、三批央企混改試點單位來試一試?這是難以發生的天方夜譚。也就是這位領導干部敢寫，“中央直屬黨報”等也敢發、轉，大家一起來攪和混改罷了。

　　從以上言論、文章看，該干部一是在變相反國企“一股獨大”;二是他明知黨中央國企改革《指導意見》決定保持各分類領域“重要國有企業”的控股權(或控制權)，并還在文章中指出了要遵守這些相關決定，怎么，拐個彎，自相矛盾一下，就繞開了這些重要遵循，硬扯出來個“重要國有企業改制后國有資本不再控股的”的所謂決策，——是他個人假公濟私的冒牌“決策”吧!

　　第三，負責國企混改“四駕馬車”中的協商、制衡、監督機制應進一步完善。

　　2017年，按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分工表，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責任單位”依次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證監會。同時，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現在看來，“四駕馬車”中確實存在原則性的不同聲音(財政部、證監會中都曾有領導干部公開反國企“一股獨大”等)，故他們之間的協商、制衡、監督機制應進一步完善。

　　第四，國家發改委在部署2017年改革工作時，強調要切實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的要求部署和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上來。

　　國家發改委在部署2017年改革工作時，強調要提高思想認識。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切實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的要求部署和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上來，以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指導改革實踐。這里面是應當包括把國企混改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的要求部署和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上來”內容的。

　　最新的公開信息是：“十九大前夕”，總書記“習近平強調，國有企業是主力軍、生力軍。攻堅克難、打硬仗還要靠主力軍。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地位只能加強。同時，國有企業也要自強不息，自我改革完善，不能固步自封，通過改革補齊短板。要抓好黨建工作，忽視了先鋒隊作用，什么事也干不好。”

　　是的，忽視黨建工作，“牽頭”負責國企混改的領導機關的黨員干部都可以不聽黨中央的話，逆勢而行，國企混改肯定是“干不好”的。

　　國企混改不可以蛻變為自由派反攻國企，即瓦解共產黨最重要執政基礎的“重要突破口”。

　　發改委干部的國企混改思想認識必須向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地位只能加強。”要堅決抵制借口混改掏空國企、放棄國企的錯誤言行。　　

　　二、國企混改選合作私企要先講“政治正確”

　　國企混改選合作私企時，要算經濟賬，更要先講“政治正確”。這應是國企混改的一種普遍遵循。

　　近期關于一些互聯網私企等將批量入股國企聯通的聲音很高。問題是，這些企業不僅多是外資控制企業，且長期以來大部分都是國內“推墻派”的堅固平臺。其中有的人，與敵視中國的外國政要、組織和國內的右翼勢力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讓他們利用國企混改進一步發展壯大，其經濟和政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一個已有的建議是：“對參加混改的私人企業主(及資本背景復雜的企業)的‘政治正確’與否，有關部門要建立包括強力部門在內的聯合審查制度嚴格把關，而非只關注其市場誠信如何。”混改也是政治。　　

　　三、“私有化振興東北”論雙破產

　　東三省黨政機關要堅決支持國企在混改中也發揮習近平說的“龍頭”作用，以我為主，善于算計，平等協商，切莫被別人忽悠得讓國企在在私企面前低聲下氣地“求混改”，當了“乞丐”“雞尾巴”，乃至“香消玉殞”。

　　東北國企要在改革發展中充分發揮“龍”的“內因作用”和“主觀能動性”。東北 “國企多是其落后主因”“需要改變國企主導局面”，是兩會之前體制內外媒體熱炒的“設定議題”，現已在政治、經濟上雙雙破產。

　　2017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據實強調，要把國有企業作為遼寧振興的“龍頭”，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培育核心競爭力，爭當創新驅動發展先行軍。遼寧省委、省政府、國企領導人(和工人)等紛紛表示這為國企改革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要堅決貫徹落實。遼寧省國企的營業收入和利潤也實現了三個月“雙增長”。其實，這也適應于吉林省、黑龍江省。總書記是一直要東北振興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另外，“2017年首季GDP東北經濟現回暖跡象”也出現了。

　　在這種情況下，兩會前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人民網、中國政協網、中國網，及證券時報網等廣為傳播的“東北國有經濟的比重過高且效益不佳，民營經濟不發達”的“主流觀點”，再難反復的大規模地興風作浪了。

　　看來，東三省的國企改革也需要有習近平特別強調的“龍頭”精神，敢于迎難而上，在改革發展中充分發揮“龍”的“內因作用”和“主觀能動性”。切莫被別人忽悠得在混改中當了“乞丐”“雞尾巴”，乃至“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工人淚滿襟”。

　　四、“國企僵尸主體論”休矣

　　國家數據顯示，非公企業等非國有企業已然成為全國“去產能、‘僵尸企業’”的主要對象。近些年來京城“高端智庫”、論壇、媒體中喧囂塵上的“國企僵尸主體論”可以休矣。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負責人指出，2016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有生有死，特別是去產能、‘僵尸企業’，去年全國退出的企業一共是138萬戶”(中國證券網：《工商總局局長：去年全國退出的企業一共有138萬戶》)。這里面，絕大多數是私企等非國有企業。因為，全國的國企總數還不到這個“138萬戶”的零頭，且其中真“被去掉”的國企更是少之又少。

　　一個典型案例是，2016年“全國去除4500萬噸鋼鐵產能的任務，河北省占了三分之一，在河北去除的1600萬噸鋼鐵產能中，97%是民營企業的產能。”“ 3%到5%是國有企業去的。”( 趙喜子，2016)至于其他地方，有誰聽說過有哪些技術先進的國有大中型鋼鐵企業大批量倒閉，乃至超過相應行業的非公企業等的?2017年要去5000萬噸鋼鐵產能(苗圩說，這還不包括去中小企業生產的大量“地條鋼”)，涉及大型央企的只有500多萬噸。

　　故而，事實再一次表明，《人民日報》“權威人士”，及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的自由派“黨員領導干部”們關于“去產能、‘僵尸企業’”是以國企為主的觀點是不實的、錯誤的、非專業的。2017年的情況也不會例外。如僅就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聚集的房地產、“地條鋼”等領域而言，退出市場的企業數量就不可能以國企為主(參見《數據如鏡：國企非“僵尸”“下崗”集中領域 》)。更何況，目前國企改革、經營狀況已在明顯改觀 。去少數所謂“僵尸企業”和“扭虧為盈”等均在有條不紊地按計劃順利完成。2017年1-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70.5%。同期，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增長為15.9%。

　　是的，如黨中央所說，一段時間以來各種企業的情況之改善“有周期性等因素”，未來仍需努力。道理曲折，前途光明。但這不是恰恰也表明，之前一段時期中這些企業特別是國企的增長下滑，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國資委曾說過的很重要的“周期性因素”嗎?現在黨中央也把這種因素放到了突出的首要位置。

　　今天，那些宣傳私企等下滑主因是政府( “歧視”)、國有銀行(“民營企業得不到貸款”)和國企壟斷(國家反壟斷法所許可)造成的，而國企下滑則是主要是源于“體制”和“結構”問題，需要用大規模“國資退出”的“私有化”方案來解決，并對國企這些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采取“選擇性回避”態度的論者，其公信力是再一次“夠嗆”了(胡舒立、何帆、劉世錦、尹中立、馬光遠、李錦等，2015。《人民日報》“權威人士”、聶輝華、黃益平、趙昌文等，2016。參見《非公“僵尸企業”可能全國數第一》、《“僵尸企業”：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紙老虎 》、《數據如鏡：國企非“僵尸”“下崗”集中領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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