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英國公投脫歐后，我曾寫到：
“雖然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經濟體都身陷危機，但歐洲危機的爆發卻是最直接而強烈的。現在還看不到任何可能性，使歐洲能從這危機中逃脫。它成為首先被老虎撲到者，將是大概率事件。其他幾個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竊喜了。
然而，且慢。歐洲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溫床，歐洲若垮了，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能獨善其身嗎?”(見王中宇《不只是英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994571.html)
果然，11月美國大選，被主流建制派視為不靠譜的特朗普獲勝。這標志著美國選民對主流建制派已經忍無可忍，寧愿選擇一個不顧忌“政治正確”而直抒胸臆的“大嘴巴”。被視為最能代表硅谷精神的創業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大選后說出了特朗普獲勝的原因：
“我們的國家實際上已經破產。64% 55歲以上的人，其名下存款不超過一年，這本就是一大問題”
“千禧一代深深陷入這破碎的體系中，成為生活水平低于其父輩的唯一一代人。美國家庭的開支不斷增長，而收入卻停滯不前。剔除通貨膨脹，美國的家庭收入中位數低于17年前的水平，接近半數的美國人在緊急情況下連400美元都拿不出來”
“華盛頓首府富人區的人過得很好。我在硅谷工作，那里的人們也過得不錯，但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生活在特區和舊金山灣。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享受到財富，這些人把票投給伯尼•桑德斯和唐納德•特朗普并不奇怪。”
“美國的大筆貿易赤字說明美國有大麻煩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按理應該向欠發達國家輸出資本。然而美國每年要進口超過5000億美元的產品。這些錢流入金融財閥手中，扭曲經濟使權貴們受益。”
“我認為特朗普在重大問題上的方向是對的。例如：自由貿易沒有惠及所有美國人。對立方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精英們喜歡自由貿易。受過高等教育、制定公共政策的人解釋說，根據經濟原理，價格低廉的進口產品可以讓所有人收益。實際上，在對外貿易中，我們已經失去了成千上萬的工廠和數以百萬的工作，核心區域徹底成為廢土。”
“我們的精英長期以來都習慣于否認現實的困境，這就是泡沫的來源。”(《彼得·蒂爾針對美國選舉的演講全文》http://tieba.baidu.com/p/4876510992)
這就是特朗普這只“黑天鵝”的崛起所揭示的現實。
接著，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在11月20布的Ipsos民調中，支持率領先(29%)，第二位是法國前總統薩科齊(21%)，第三位是左翼黨主席Jean-Luc Mélenchon(14%)，而薩科齊已經宣布退出選舉。于是有人驚呼，勒龐可能成為下一任法國總統，并稱其為2017的“黑天鵝”。
英、美、法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大國，觀察發生在三國的“黑天鵝”事件，一個共同的特征是：反對“全球化”。而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必然邏輯。.
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起源與著名的十字軍東征有關。公元12—16世紀，熱那亞藉十字軍東征而逐漸繁榮起來。熱那亞經濟的基礎是對外貿易。造船、紡織、建筑和銀錢業也很發達。14世紀時，其造船業生產中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11世紀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取撒丁島和科西嘉的控制權后，熱那亞以武力在北非沿岸強索到貿易免稅權。11世紀末參加十字軍東侵，在巴勒斯坦建立商業殖民點。13世紀幫助拜占庭復國，又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獲得許多特權。13世紀末～14世紀末，熱那亞進入鼎盛時期。1284年和1298年，相繼在海戰中擊敗其貿易競爭對手比薩共和國和威尼斯共和國。以武力保障貿易的擴張，實現大范圍的要素自由流動，是熱那亞經濟體高速運轉、從而得以興盛的前提。實現這一機制依賴的是官商勾結：商人為官方貸款，官方以武力幫助商人擴大貿易范圍。
以后，資本主義的霸權中心從熱那亞轉移到荷蘭又轉移到英國再轉移到美國。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保障貿易的擴張，追求更大范圍的要素自由流動，卻一以貫之，從未稍停。整個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意識形態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
無論前期的殖民主義還是現在的“全球化”，追求的都是擴張貿易范圍、推動要素遠距離流動。從經濟理性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合理化的方向。然而現實中的“合理”準則，建立在資本利潤、亦即資本增殖的基礎上：但凡有利于資本增殖的事，就是合理的，所以鴉片戰爭被英國人稱為捍衛貿易自由的戰爭(可笑的是，時至今日，還有中國的精英在拾英國人的余唾);但凡無利于資本增殖的事，就缺乏合理性，所以盡管全球糧食產量過剩，依然有大量人口忍饑挨餓。
這樣的合理性準則必然導致兩個趨勢：
其一，全球性的兩級分化。人們看到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區，所謂的G7國家，富裕、整潔、秩序、文雅。而在其邊緣區貧窮、破敗、混亂、粗野。同樣的地球，同樣的人類，分別生活在“天堂”、“地獄”中。這驅動邊緣區的人口持續不斷地向富裕區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正是這越來越強大的移民潮，改變了歐洲、美國選民的政治態度，直接推動了英國的脫歐、美國的特朗普上位和法國的勒龐崛起。
其二，區域發展的高度不平衡使資本主義的外圍地區的工資水準遠低于其核心區。于是資本家本能地將產能轉移到外圍地區，導致其核心區產業空心化，大量原來的工人失去職位，社會地位日漸滑落。于是全球范圍內區域間的兩級分化推動了核心區內部的兩級分化。占人口極少數的精英與社會大眾成為兩個沒有共同語言的群體，由精英群體制造的“政治正確”日益為大眾蔑視，直至打出了“1：99”的標語。
過去五百年，資本主義工商文明蓬勃發展，席卷全球。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對資本主義工商文明推動的全球化，很難找到比上述引文更確切、深刻且正面的描述了。在這一過程中，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同上)
然而，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的世界，卻是一個本質上高度不穩定的世界。近四十年的資本主義道路，使任何中國人都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下述分析：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 (同上)
時至今日，從地域上看，資本主義產業鏈的擴張，已經控制了幾乎全球人口，這個文明再無可擴張的空間了。從內涵上看，傳統的靠實業獲取利潤、集聚資本的道路，已經淪為賭博性資本市場的“題材”，金融資本家已經將實業資本家玩弄于股掌之上，(在美國是金融業不成比例的膨脹，而實業步步萎縮，以至于奧巴馬提出要“再工業化”;在中國，王石、董明珠就是眼前的案例)。
到此，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已經走近了自己的盡頭。英、美、法接連飛起的“黑天鵝”警示人們，這個靠個人逐利動機配置社會資源的文明，正在耗盡自己最后的生存空間。
然而，從歷史的視角看，人類社會從一個個相對孤立、獨特的文明漸漸融為一個地球村，是不可逆的大趨勢。目前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危機、國家對立、文明沖突、暴力事件與戰爭烽煙則警示我們，建設一個相對協和、穩定的地球村絕非易事，需克服巨大的障礙，面對艱巨的挑戰。最大的挑戰是探索人類未來可走的道路。我們的先輩對此曾有過艱難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考古學家們發現，東亞大陸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在新石器時代曾出現過眾多互不統屬，各自獨立的考古學文化，今天它們已演化為大一統的中華民族了。這一演化過程，與一個先秦時代的觀念“天下”有關。從可考的文字資料看，“天下”一詞最初出現于西周。西周金文《燹公盨》中有“民好明德，寡顧在天下”。
所謂的“五經”《尚書》、《詩經》、《周易》、《春秋》、《儀禮》是中國最早的典籍。其中除《春秋》外，均出現過“天下”一詞。戰國時期的文獻中，“天下”一詞大量涌現：《論語》23次，《老子》57次，《墨子》504次，《孟子》174次，《莊子》288次，《荀子》369次，《韓非子》255次，《呂氏春秋》260次，《戰國策》498次。(見 時勝勛《先秦“天下”觀考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820130101945b.html)
“天”一詞早期用于表述政權的合法性。商人的觀念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將自己的統治地位歸于“天”的授予。到了周代，統治者發現“天命靡常，唯德是從”(《尚書》)。“天”授的統治地位未必靠得住，只有統治者的“德”才能保住“天命”。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天子的尊嚴在諸侯的擠壓下日漸失色。人們的關注重心漸漸從具有神學色彩的“天”轉移到地理學、社會學意義下的“天下”了。
那時列國紛爭，殺人盈野，當時整個思想界都在思考如何擺脫這一困境。我們的先輩沒有像17世紀的歐洲人，去選擇所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去承認各國的主權與平等。歷史證明，這個體系導致了歐洲長期的分裂與戰亂，直至引發兩次世界大戰。今天歐盟的衰微焉知不是拜“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賜?
相反，當時我們先輩的主要學派都是“天下本位”。被認為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墨子》，是先秦文獻中使用“天下”最多者(504次)，墨子主張：“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韓非子》為一統天下提供了理論武器，《莊子》有“天下篇”，開篇就是“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專門討論各家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張。《孟子》則提出了自己“定于一”的方略：“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先秦諸子意見紛呈，但在天下要定于一方面，卻是一致的。這是秦統一的社會思想基礎。歷史反復告訴我們，只有天下“定于一”，才能消弭無休止的戰亂。于是自秦以后兩千多年里，大多數年代中國都是統一的。一旦分裂，人們總是向往再次統一，并不惜代價地付諸行動。1949年，解放軍兵臨長江。美、蘇都希望國、共劃江而治，使南北中國成為美蘇間的戰略緩沖區。毛澤東堅決指揮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使中國避免了德國、朝鮮、越南長期分裂的命運。大多數古老的文明都于燦爛后衰敗消亡，只有中華文明屢仆屢起，究其原因，頑強的“定于一”信念功不可沒。
今天的全球，恰似春秋、戰國時期的東亞大陸。各國事實上高度相關，但又各自獨立。以鄰為壑、爾虞我詐是國際政治的常態。雖然有聯合國和國際法，但僅被各國視為爭斗的舞臺和工具。今天的國際政治/外交理論源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這樣的思想框架中，能誕生梅特涅、俾斯麥、基辛格這樣在大國間玩弄平衡的高手，卻連人口僅及中國一半的歐洲都統一不起來。在人類已經掌握了巨大的生產力和破壞力的今天，在人類事實上已經不可避免地緊密相互依存的今天，實現“定于一”是這個物種免于自我毀滅的唯一出路。環顧全球，具有這樣能力與歷史經驗的，只有中華民族。
首先實現“定于一”的，是戰國時的秦。
當時最現代化的是齊，齊立國之初，姜太公根據這里的資源稟賦，制定了“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基本經濟國策，使齊國經濟繁榮，人文薈萃。然而到了戰國時期，各國都聚集起一批寄生性的上層精英集團，在繁榮的齊國尤其嚴重。齊景公奢侈貪鄙，厚賦重刑，以至于被“詐仁”的田氏顛覆，史稱“田氏代齊”。唐人皮日休在《橡媼嘆》里嘆道：“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田氏代齊”后，上層的寄生性與貪鄙短視如故，相國孟嘗君養士三千，其中最著名的是馮驩。馮大才子動不動就呻吟“長鋏歸來乎”，為伙食、交通待遇發牢騷，名士派頭十足。而大才子給孟嘗君出的主意，一言以蔽之曰“狡兔三窟”，整個一個自保之策，而且不是保齊國，只是保孟嘗君個人而已。可見，齊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了。
落后的秦同樣有一批寄生性的上層精英，但秦勵精圖治，“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李斯《諫逐客書》)秦的改革方向是打擊寄生性的精英集團“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靠耕戰之策給底層百姓開辟上升通道，結果“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
齊、秦對比，證實了一條民諺：“打鐵還需自身硬”。國家“硬”否，但視其百姓的處境。而改善百姓處境，必須抑制豪強。若內政不修，卻向外擴張，尋求轉移矛盾，終會導致后院起火。美國上層精英集團在冷戰結束后，一味在全球橫行，卻置國內底層百姓于不顧，結果導致主流建制派政客被選民拋棄。
因此，中國若要承擔“定于一”的歷史重任，首要的任務是修明內政。強力反腐是必須的，追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標是正確的。而這建立在官僚群體的價值標準上。傳統中國給官僚群體規定的價值標準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旦視其為標榜的官僚漸多，官場必然腐敗。當今中國，是共產黨執政。它的價值標準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黨章》第二條)。試問，而今有多少黨員/官員真正認同共產主義?
依據共產黨的價值標準，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絕非為資本家牟利。一個靠個人追逐利潤的動機來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體，必然導致貨幣循環阻滯，社會階級分化。這既為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所揭示，又為當今統計數據所證實。不拋棄這樣的經濟建設路線，共產黨的價值標準就只能虛懸，官僚群體的腐敗就不可扼制。為了保障經濟體運行，就只能向外擴張，以轉移矛盾。而這條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已被反復證明勢將激起被擴張地區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其他擴張者的激烈競爭，由此引發的戰爭比比皆是。
因此，不能再靠個人追逐利潤的動機作為配置社會資源的主流動力。因此需以極大的努力培育整個社會的經濟理性，以解決全社會生產與消費間的銜接問題。網絡與云計算為此提供了技術手段，但相應的經濟學研究遠遠不足。現實中，各網絡公司、物流公司在進行著相關的實踐與研究。連大資本家馬云也說：“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馬云：未來30年 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 中國經營報 2016-11-21http://finance.ifeng.com/)。但其立足點局限于本身的“業績”，仍未脫離資本利潤極大化的范疇。
早期的計劃經濟遵循“有計劃、按比例”的原則。而分析多年的投入產出表發現：所謂直接投入系數所反映的投入與產出關系，在現實中是高度復雜的。只有少數關系可近似地用直接投入系數表現，更多的關系是非線性的，且具有程度不一的不確定性，還有的關系干脆就是隨機的。這意味著現實的經濟關系的高度復雜性，需要持之以恒地積累、分析、研究數據，方能逐步把握經濟系統運行的規律，從而實現全社會的經濟理性。
其次但同樣重要，經濟動力的變化必然帶來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現在被尊為“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服務于私人資本家的自由貿易。馬科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了這一意識形態起源于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派的宗教倫理。資本主義工商文明五百年的強勢擴張，推動了這一意識形態的普世化，使其深深地滲入了社會成員的意識深處。恰如在自給自足+宗法制的傳統中國，“忠孝節義”“禮義廉恥”被視為天經地義一樣。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再可行，就必然需要形成新的社會意識形態，以適應新的生產方式。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必然是漫長、艱巨、痛苦的過程。它將迫使人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可見，當代的“定于一”只能基于一個嶄新的文明。這個先進文明將以自己的榜樣逐漸同化周邊的地區。恰如歷史上華夏文明被越來越廣闊的地區認同一樣。
我這樣寫，是不是民族自大狂?
早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就指出：世界的未來在中國，人類的出路在于中國文明。其理由有八。其中最重要的，在我看來就是：“中國人在其漫長的歷史中都保持著人類社會中可貴的天下主義的精神，恰恰中國文化是距離狹隘的民族主義最遠的。”
在其歷史巨著《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結尾處，他寫道：
“如果中國人真的從中國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于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于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都是一種偉業。”
阿諾德•湯因比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寫這些話的。不管你是不是個共產主義者，這些話都值得反復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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