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私企投資再創新低：降11.8個點
——2015年上半年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報告
【提要：
(1)上半年簡政放權、對私人資本開放市場和降低準入門檻等改革加速推進。
(2)私企投資同比增速降幅加大，再創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2009年以來新低。個體部門投資也比1-3月份回落14.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迄今為止刺激私人投資(如大幅開放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PPP、“大眾創業”等)的政策效應有限，仍低于政府預期。與之相反的是，國經所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國有投資增速明顯加快”。
(3)現在說非公有制經濟增長已“趨穩向好”、“構筑底部”可能是言之過早。
(4)國家發改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中沒有安排有關部門制定國有資本進入非國有企業參加其“混改”的方案，這或說明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混改”應當是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相向而行的改革決策仍被懸空，或反映出當初的決策在非國有部門受到普遍抵制，有關部門難以作為，于是乎保持“靜默”狀。往下這種情況將給國企的單方面“混改”帶來何種復雜影響，值得關注。
(5)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個別高、中級干部等以搞全面私有化的貪官《仇和的醫改遺產不可逆》為題材，在宿遷市聚會公開抵制黨中央、國務院強調“公立醫院是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的主體”的重要決策。這種體制內反復發作的不講黨規的“政治逆反病”值得注意。另有研究顯示，多年來政府鼓勵私人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實際上多是“營利性”的，政策效應不佳，需要反思，不可一廂情愿。
(6)完善勞資關系調整機制任重而道遠。如現在還不能在憲法中恢復工人罷工條款，退而求其次，也應當在完善勞動法體系中對工人為維護合法權益集體停工行動做出規范性、保護性的法律規定(或司法解釋)，以保障工人維權行為，增加工會集體談判和政府等調整勞資關系的手段。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還提示中國，完善勞資關系調整機制與建設現代福利國家制度相結合，才能為促進工人階級的利益添磚加瓦。否則，它是“獨木不成林”的。
(7)6-7月份的“股災”，及“混改”已使私人資本在大量中小銀行股權結構中占優勢與銀行業不良貸款連續反彈14個季度交織并行的現象提示，一些促進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改開”舉措對穩增長具有不確定性和較大現實風險，需要認真總結經驗，舉一反三。金融改革也不是“一賣就靈”、“一私就靈”、“放松(管制)就靈”的。理論和事實證明，私有化、自由化并不能夠保證提高銀行業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經營水平，更不能夠保證不發生大大小小的金融風險乃至爆炸性危機，以及詐騙、投機、管理層腐敗和政商勾結等等。
(8)要警惕國有銀行(及其他國企)管理層被“混改”中存在的大量“管理者紅利”俘獲，從而利用“信息不對稱”等成為企業私有化、自由化、外資化的主導力量。也要防止“混改”中出現的管理者收入激勵、股權激勵和引入腰纏萬貫的資方人員等因素引發企業內的貧富分化，加劇國企內部收入分配關系“碎片化”，并進一步惡化企業內的階層關系，產生新的不公平和腐敗。如何解決這種問題需要有國資委、銀監會等政府部門深入調查研究，反復權衡。
(9)要警惕改革開放中金融等領域的風險快速聚集、迸發。近些年來，某些“改開”措施的負面影響快速發生和擴大、不良案例出現頻率提高、監管配套嚴重滯后、有關機構公信力下降、輿情反彈明顯等現象需要有關方面認真對待。股市異常波動和巨大救市成本已在提醒人們，此類事情是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由此及彼，對《過早地資本項目全面開放或出現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更是要反復分析、比較、權衡、預防。而稀土等戰略資源“被”無關稅地加速低價流入未來可能的交戰國同盟，也缺乏維護國家安全的味道。簡言之，對于影響全局和國家安危的某些“改開”措施出現的問題，全民“買單”不可持續。而一旦已有的、快來的大大小小的風險、震蕩匯合起來，收拾起來麻煩、成本更大。鑒于此，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制定一個囊括和平、戰時兩個時間段的“改革開放風險清單及對策”交黨中央深改組或人大常委會等討論一下呢?“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一、增長與結構
(一)2015年1-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中，私營企業投資74543億元，同比增長15.8%，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11.8個百分點，比1-3月份回落2.1個百分點(見圖1)。私營企業投資同比增速跌幅再創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2009年以來新低。【鏈接：《私企投資創2009年以來最大降幅——2014年非國有經濟發展報告》】個體經營部門投資808.2億元，同比增長0.2%，比1-3月份回落14.8個百分點。另外，1-6月份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在內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1.4%，增速下降5.9個百分點，比一季度回落2.2個百分點。外商企業投資增長3.3%，港澳臺企業投資增長9.1%。
1-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個體私營企業合計為31.8%;外商企業和港澳臺企業合計為4.5%。個體私營企業和外商、港澳臺企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的占比合計為36.3%。
另據國家統計局的口徑，2015年1-6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5.1%，比1-5月份下降0.3個百分點。其中，一、二、三產業的民間投資增速均顯回落。其在鐵路運輸業投資增長為9.2%，同比下降25個百分點。
(二)2015年1-6月份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7%，增速下降2.7個百分點，比一季度回落0.4個百分點(見圖2)。1-6月份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8%，增速下降3.6個百分點。1-6月份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6.3%，增速下降7.2個百分點，比一季度回落0.5個百分點。
(三)2015年1-6月份私營企業出口總值同比增長7.6%，增速上升6.8個百分點;進口總值同比下降14.3%(見圖3)。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下降3.4%，外商投資企業進口下降6.5%。在出口、進口總值構成中，私營企業的比重分別是41.8%和23.4%，外商投資企業分別是44.8%和49.9%。
(四)2015年6月末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6.23萬億元，同比增長14.5%，增速比上季末低1.5個百分點(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增速比上季末低0.6個百分點)，比同期大型企業貸款增速高5.2個百分點，比中型企業貸款增速高3.3個百分點，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1.1個百分點。同期，不同規模企業的融資成本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小微企業降幅要高于大、中型企業。
(五)2015年上半年個體私營企業戶數增長。國家工商總局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全國新登記注冊個體工商戶472.8萬戶，增長15.9%，資金數額0.5萬億元，增長29.8%。新登記私營企業190萬戶，比上年同期增長20.3%，占新登記市場主體總數的27.7%，所占比重較上年同期增加1.1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企業增速明顯。
二、二季度主要政策取向
(一)2015年改革規劃：著力發展非公經濟，擴大對外開放
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其中要求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全面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出臺實施鼓勵和規范國有企業投資項目引入非國有資本的指導意見。加快發展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出臺進一步鼓勵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推動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開展非公有制文化企業參與對外專項出版業務試點。并且，要求實施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重點擴大服務業和一般制造業開放，縮減外商投資限制類條目。全面推行外商投資普遍備案、有限核準的管理制度，大幅下放鼓勵類項目核準權，積極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繼續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和CEPA(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框架下開展將外商投資企業設立、變更及合同章程審批改為備案管理。推動修訂外商投資相關法律，制定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條例，健全外商投資監管體系，打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國務院一負責人表示，國務院有關部門正在抓緊修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資企業法。自貿區試點改革已從上海擴大至廣東、天津、福建，30余項改革經驗也復制推廣至全國。國務院還制定了適用于4個自貿區的統一負面清單，條目數由上海2014年版的139條縮減至122條。在前述統一負面清單的基礎上，國務院辦公廳還發布了相配套的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與過去的相關規定相比，拓寬了安全審查范圍，從主要審查外資并購擴大到綠地投資;豐富了安全審查的內容，將互聯網、文化、協議控制(VIE)等敏感領域和商業模式都納入進來;完善了審查工作機制和程序，明確了自貿試驗區地方管理機構的職責。人大財經委指出，許多地方申請建立自貿區的熱情都很高，但建議把重點放在做好現有工作上，不宜再擴大數量。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于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關稅的通知》(稅委會〔2015〕3號)指出，經國務院批準，取消稀土、鎢、鉬等產品的出口關稅等。自2015年5月1日起實施。
(二)更大規模利用社會資本
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要求用制度創新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會議指出，按照政府工作報告部署，開展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是重要的改革和制度創新，可以擴大民間投資領域，激發社會活力，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成經濟發展“雙引擎”。會議通過《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一是在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開展特許經營。二是境內外法人或其他組織均可通過公開競爭，在一定期限和范圍內參與投資、建設和運營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并獲得收益。三是完善特許經營價格或收費機制，政府可根據協議給予必要的財政補貼，并簡化規劃選址、用地、項目核準等手續。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可給予差異化信貸支持，貸款期限最長可達30年。四是允許對特許經營項目開展預期收益質押貸款，鼓勵以設立產業基金等形式入股提供項目資本金，支持項目公司成立私募基金，發行項目收益票據、資產支持票據、企業債、公司債等拓寬融資渠道。五是嚴格履約監督，保障特許經營者合法權益，穩定市場預期，吸引和擴大社會有效投資。
國務院發布《2015年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轉變政府職能工作方案》，要求深入推進行政審批改革;深入推進投資審批改革;深入推進職業資格改革;深入推進收費清理改革;深入推進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進教科文衛體領域相關改革;深入推進監管方式創新，著力優化政府服務;進一步強化改革保障機制。該《方案》強調，要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引入市場機制，凡是企業和社會組織有積極性、適合承擔的，通過委托、承包、采購等方式盡可能發揮社會力量作用;確需政府參與的，也要更多采取政府和社會力量合作方式。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在13大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意見》要求圍繞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鼓勵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其中，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特定領域需要實施特許經營的，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執行。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等起草的《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對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購買主體、承接主體、購買內容、購買機制、資金保障、監管機制、績效評價等內容作出了規定。
(三)私營金融機構設立“常態化”
國務院負責人強調，要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實現民營銀行、消費金融公司、村鎮銀行設立“常態化”，塑造金融新格局。要擴大直接融資，引導更多資金投入實體經濟，使金融與實體經濟共享發展紅利。要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扎實向前。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發展消費金融，重點服務中低收入人群。要放開市場準入，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大至全國。審批權下放到省級部門，鼓勵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國內外銀行業機構和互聯網企業發起設立消費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準一家。
銀監會發布《關于促進民營銀行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對私人資本、國有資本和境外資本等各類資本公平對待、一視同仁，積極鼓勵符合條件的私營企業依法發起設立私營銀行。通過鼓勵私營銀行開展產品、服務、管理和技術創新，為銀行業持續發展、創新發展注入新動力。鼓勵私人資本入股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持私人資本通過增資擴股、股權受讓、二級市場增持等方式進入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依法合規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私人資本參與農村信用社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支持私人資本參與高風險銀行業金融機構風險處置等。
交通銀行混改方案獲國務院批準同意。該方案提出，“堅持國有控股地位，優化股權結構，探索引入民營資本，積極發揮戰略投資者作用，探索高管層和員工持股制度”。
(四)發展私營醫療機構、公立醫院改制政策密集出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等。會議強調，公立醫院是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的主體。
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促進社會辦醫健康發展。會議指出，促進社會辦醫健康發展，有利于擴內需、惠民生和發展現代服務業。為此，一要簡化醫療機構設立審批，取消床位規模等前置條件。將社會辦醫納入區域醫療資源規劃，取消數量和地點限制。二要支持通過股權、項目融資等籌集社會辦醫開辦費和發展資金。將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社會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納入政府補助。三要探索以公建民營、民辦公助等方式建立區域性檢驗檢查中心，面向所有醫療機構開放。試點區域注冊和備案管理，推進醫師多點執業。四要落實社會辦醫各項稅收優惠，將社會辦醫納入醫保定點范圍，在職稱評定、課題招標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待遇。五要完善監管。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全面推開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實施意見》，要求落實支持和引導社會資本辦醫政策。完善社會辦醫在土地、投融資、財稅、價格、產業政策等方面的鼓勵政策，優先支持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支持社會資本投向資源稀缺及滿足多元需求服務領域。放寬社會資本辦醫準入范圍，清理取消不合理的規定，對非公立醫療機構和公立醫療機構實行同等對待政策。支持社會資本舉辦的醫療機構提升服務能力。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研究公立醫院資源豐富的縣(市)推進公立醫院改制政策，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多種方式引進社會資本。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要求充分發揮公立醫院公益性質和主體作用。同時，該《意見》要求構建各類醫療機構協同發展的服務體系。如從嚴控制公立醫院床位規模、建設標準和大型醫用設備配備，推進社會力量參與公立醫院改革。按照區域衛生規劃和醫療機構設置規劃，鼓勵企業、慈善機構、基金會、商業保險機構等社會力量辦醫，擴大衛生資源總量。鼓勵社會力量以出資新建、參與改制等多種形式投資醫療，優先支持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公立醫院資源豐富的城市，可選擇部分公立醫院引入社會資本進行改制試點。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社會辦醫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認為社會辦醫發展水平與形成多元辦醫格局的目標仍有不小差距。需進一步實施以下政策措施：一、進一步放寬準入。如清理規范醫療機構設立審批、公開區域醫療資源規劃情況、減少運行審批限制、控制公立醫院規模，規范公立醫院改制。在縣域內，社會辦醫要和縣級公立醫院改革相結合，發揮公立醫院主體作用和社會辦醫補充作用。在公立醫療資源豐富的地區，要有序引導和規范包括國有企業辦醫院在內的部分公立醫院改制。推動國有企業辦醫院分離移交或改制試點。積極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國有企業辦醫療機構重組改制。二、拓寬投融資渠道。如加強財政資金扶持、豐富籌資渠道、優化融資政策。三、促進公立醫療機構與社會辦醫療機構資源流動和共享。文件并要求政府部門要充分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大力宣傳各地鼓勵、引導社會辦醫療機構的政策和好處。
(五)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數次研究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國務院先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繼而發布《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要求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放寬政策、放開市場、放活主體。
(六)土地流轉要糾正偏差
習近平強調，我們必須把關系十幾億人吃飯大事的耕地保護好，絕不能有閃失。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中要把好關，不能讓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實。對耕地占補平衡以及耕地保護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要加強調查研究，提出有效的應對之策。特別要防止一些工商資本到農村介入土地流轉后搞非農建設、影響耕地保護和糧食生產等問題。
(七)監管私營網絡媒體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業務局及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負責人對近期受到大量網民舉報、違法問題突出的新浪公司的負責人進行了聯合約談。此次約談要求新浪依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進行整改，加強內部管理和自律。若整改不符合要求，或者整改期間繼續出現違法違規行為，將依法嚴肅查處，直至依法停止其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
(八)完善勞資關系調整機制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發布。《意見》指出，我國勞動關系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任務艱巨繁重。要加強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體制、制度、機制和能力建設。要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對象，依法推進工資集體協商。要深入推進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和縣(市、區)、鄉鎮(街道)、村(社區)、工業園區工會組織建設，健全產業工會組織體系。
三、簡評
(一)改革沒讓私企投資止跌
2015年上半年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保持了密集出臺勢頭。特點是“簡政放權”一馬當先，“草根”們“大眾創業”和放開基礎產業、公共服務(向大資本、外資)領域準入的“雙引擎”一起發動。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增速比大中型企業和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其融資成本降幅也高于大、中型企業。
但是，在改革政策持續密集出臺和銀行服務不斷改善的形勢下，上半年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經濟指標，特別是私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和實現利潤總額增速繼續下滑。出口增速稍有上升，進口仍處在負增長區間。特別是，私營企業投資同比增速下降11.8個百分點，跌幅再創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2009年以來新低。個體戶投資同比增長0.2%，比1-3月份下降14.8個百分點。另一統計口徑的“民間投資”增速在一、二、三產業均持續回落。其在鐵路運輸業投資增速同比下降了25個百分點。這些情況可能還反映出著力促進私營部門投資的各種計劃，如開放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市場、PPP、“大眾創業”等的政策效應有限。而就單就PPP投資模式而言，私人部門反應如何，目前的數據并不樂觀。在這種情形之下，對國家工商總局統計中包括大量“0元公司”市場主體快速增長的數據更需要冷靜評析。【鏈接：《統計局、工商總局同期非公經濟數據為何矛盾?》、《大眾創業不是制造數據》】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及不確定性正在升高、外部需求不振和地緣政治等復雜因素，也使得下半年非公有制經濟走向仍有較明顯的不確定性。另外，上半年小微企業信貸及全部信貸增速減緩也反映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明顯和中長期的投資需求不足。【鏈接：《張承惠：財政仍需努力，貨幣還要寬松》】下半年非公有制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
所以，第一，關于非公有制經濟增長是否已經“趨穩向好”、“構筑底部”的問題，目前還不能以某個部門或某個增長指標降幅短期收窄來下判斷，需要繼續觀察。例如，有機構的預測說，近期進出口降幅收窄意味著下半年進出口形勢將好轉。但7月份數據卻顯示“進出口增速顯著下跌”。第二，影響增長的因素多且復雜，一些因素及作用不是政府可以控制或預見的。政府的政策及效果也不是無可挑剔的(存在“政府失靈”)。所以，不應簡單化、絕對化地看待改革政策與增長的關系。有的人困守在美國早已衰落的供給學派理論陷阱中，偏重從西方自由化、私有化的“結構性改革”視角去評論、預測復雜的中國經濟增長問題，這是不是在‘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
與私企投資大幅下降相反，國經所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6月份，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同比增長15.9%，增速比4、5月份大幅上升。只有持續加大國有投資力度，才能有效彌補內生性投資動力不足的影響，才能有效帶動投資逐漸向好的方向轉化。”
(二)各類企業相向而行的“混改”：一個巴掌能打響?
關于全國“混改”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發改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中仍然只提非國有資本進國企，而沒有安排有關部門制定國有資本進入非國有企業參加“混改”的方案，這或說明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混改”應當是國企和非國企相向而行的改革決策仍被懸空，或反映出當初的決策在非國有部門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有少數例外)，有關部門難以作為，于是乎保持“靜默”狀。往下這種情況將給國企的單方面“混改”帶來何種復雜的負面影響和外部性，值得關注。
(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個別高、中級干部等以貪官《仇和的醫改遺產不可逆》為題材，公開聚會抵制黨中央、國務院“公立醫院是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的主體”的重要決策。另，政府鼓勵私人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多是“營利性”的，故有關方面不可一廂情愿、一意孤行。
4月1日，中央深改組第十一次會議強調“公立醫院是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的主體”。但在5月16日，外資和私人控制的“搜狐網”即以搞全面私有化的貪官《仇和的醫改遺產不可逆》為題發布消息：是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陸百甫、李佐軍等專家在宿遷舉行了‘我國公立醫院改革與發展模式研究’課題項目的開題座談會。專家們來自國研中心、國資委、衛計委、財政部、發改委等部門。對于宿遷醫改，沒有一個否定的。而本地官員似乎知道人們對仇和被查后，宿遷是否還會堅持仇和在宿遷時開創的醫改方向存有疑慮。他們一再表示，改革不可逆。”而副部級的陸百甫在發言中講2015年上半年中央的醫改政策時，更是故意回避了同年4月1日中央深改組第十一次會議及它審議通過國務院《關于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時提出的“公立醫院是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的主體”的重要決策，直接要求把宿遷市私有化主導的公立醫院改革(其實還涉及公立學校、幼兒園和企業等)“復制給全國”。【鏈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李玲：仇和落馬與私有化醫改的不歸路》、《陸百甫：宿遷醫改模式應該復制到全國》、《仇和的醫改遺產不可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些黨員高、中級干部屢屢公開反轉中央即定改革方向的體制內現象，已是京城及國務院系統聞名中外的“政治風景線”。而有關領導卻經常實行的“鴕鳥政策”是有違黨紀、黨規的，實際上起了助長這種自由化傾向的作用。
另外，針對政府要求“優先支持【“民營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政策，也有體制內關注者提出，“據了解，沒有哪一個進入醫療機構的民營資本，會在承諾了非營利性的十年以后才去賺錢、回收資本，同時承擔比社會平均收益率低的代價，這是不可能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營資本早已想出無數辦法去規避監管，賺錢和退出。”【鏈接：《李劍閣：怎樣才能讓社會資本辦醫》】
此情如實，第一，它反映出中國與美國等發展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主體構成存在非常大的差異。資料反映，美國非贏利性私立醫院的所有人不可以是投入金錢以獲得金錢上的回報的人，很多是社區或社團或慈善機構，由理事會來進行經營。其盈利的部分不能作為所有者個人的財產，而必須用于社區服務，醫療服務質量提升，醫療科研等。在中國，目前為止，投資非贏利性私立醫療機構的所有人大多數卻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私人企業主。顯然，由于存在這種主體構成的差異，中國非贏利性私立醫療機構的動機、行為和效果就會與美國等大相徑庭，監管及效果也會大打折扣。也正是這種投資人性質的重大差別的存在，使得中國政府發展私人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意圖不斷受到來自這些醫療機構自身負面消息的沖擊。顯然，這種主體構成的差別要求中國在發展非營利性私立醫療機構時需要制定符合國情的特殊政策，降低政策預期，決不能夠簡單地去復制“歐美模式”。第二，它還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發展非營利性私人醫療機構需要更多地考慮“信息不對稱”和監管長期嚴重滯后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長期的頑固存在，實際上也使得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出賣部分公立醫院(包括國企辦的醫院)給私人，及動員廣大媒體積極宣傳“社會”上私人辦醫療機構的決定顯得蒼白無力，且難以服眾。例如，雖然一些媒體人對經濟自由化、私有化表現出了長年持續的過分熱情，但在宣傳私人醫療機構的“偉光正”上他們卻是比較保守的，且樂于報道各種層出不窮的負面消息。大概，這是由于一些媒體人保護身家性命的“自覺性”所至。而政府多年來一直不肯以各級“干部門診”私有化來下發展私人醫院的“先手棋”，以起“模范帶頭”作用，估計也和這種原因多少有些關系。
(四)完善勞資關系調整機制任重而道遠
2013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及《通知》，從頭到尾就沒提影響調整勞資分配關系的“工會”和“三方機制”，這使得當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出現明顯缺失，特別不利于解決數億工人(含農民工)的收入公平，或說不利于在勞資之間“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201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發布后，意味著完善了原來的政策設計，還提高了解決該問題的組織統籌層次。【鏈接：《對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見>的思考》】但是，繼而財政部長等人就公開表示了反對。他們在網絡上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在公開場合中，黨政、總工會和官媒則對此采取了沉默態度。這里補充的評論是：
第一，憲法應恢復工人罷工條款，并制定配套法律法規。這種建議在學術界、法律界已存在多年，決非某人污稱是近年來幾個“公知”的獨創，——他們不過是想攪亂此事，為我所用罷了。我們不能夠因為他們想搗亂，就不干該干事情了。【鏈接：人民日報海外版《“裕元鞋廠大罷工”是工人維權意識的蘇醒》、新華社記者《東莞“代工廠”勞資糾紛引發風波》】
第二，如一時難以恢復罷工條款，退而求其次，也應當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的要求，在完善勞動法體系的時候，爭取對工人為維護合法權益集體停工行動做出規范性、保護性的法律規定(或司法解釋)，以保障工人維權行為，增加工會集體談判和政府等調整勞資關系的手段，而不能讓禁止停工的“廠規廠紀”在工人因合法權益嚴重受侵被迫采取集體停工抵制時“助紂為虐”，并使政府、工會、公檢法等因“法律空白”而束手無策，甚至往往是依據“廠規廠紀”做出偏向資本家的合法裁決。【鏈接：“蔡恒森與富鴻昌塑膠五金(深圳)有限公司勞動爭議二審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5)深中法勞終字第2795號】
第三，完善勞資關系調整機制應當與建設現代福利國家制度相結合，為促進“共同富裕”添磚加瓦。否則，它很可能是“獨木不成林”。美國自1933年羅斯福新政以來八十多年的歷史表明，即使在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完善調整勞資關系機制在改善勞動者待遇，或者在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狀況上的作用也還是很有限的。【參考書：(美)戴維。F.諾布爾著《生產力：工業自動化的社會史》】由此，美國才在羅斯福新政(該時期的福利政策及效果很有限)之后，為了緩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的貧富差距，又產生了以完善社會福利、實現更多“結果平等”(而非僅是“機會平等”)為最大亮點的肯尼迪/約翰遜新政。簡言之，“二戰”以后，美、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表明，這些國家強有力的勞工運動是在與現代福利國家制度相結合后，才時不時的使工人待遇或全社會收入分配狀況在經濟發展進程中獲得較多的改觀。而這一切的實現，按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等人的觀點，在相當長的時間中還離不開前蘇聯社會主義福利制度和經濟競爭的壓力。體制內那些反對勞資集體談判、福利國家制度等的“學者型”公務員們，對此也應當是清楚的。所以，他們一方面反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另一方面拾人牙慧，一直以反“民粹主義”為由全盤否定現代“福利國家”。雖然，撒切爾和里根的財政部長或其他重要部屬(師從哈耶克、弗里德曼)，早就曾以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為由，激烈地主張取消福利國家制度，——盡管這種國家福利制度到目前為止還是“取而不消”，并成為國內一些公知、大V、網站歌頌“歐美人民的幸福生活”、“抹黑中國”的重要根據之一。“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至于其它因素對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這里就不贅言了。
(五)警惕改革開放中金融等領域的風險快速聚集、迸發
各方面的分析已初步顯示，二季度開始出現的“股災”表明一些促進金融市場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開”措施對穩增長具有不確定性和較大現實風險。一些中、外非公市場主體可以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興風作浪、謀取暴利。這需要認真總結經驗，舉一反三。
與此同時，中國銀監會的信息顯示，首批5家私營銀行全部開業。40多家民營銀行已向監管機構提交了申請。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民間資本在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股權中的占比超過50%的已有100多家，占總數的70%左右;民間資本在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股權中的占比接近90%，在村鎮銀行中的占比超過70%。2014年至2015年一季度末，共批準54家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財務公司等4類非銀行金融機構籌建，22家已開業，這些機構大多都有民間資本的參與。【鏈接：《周慕冰：70%股份行和城商行民間資本股權占比過半》】
這些信息說明，在這些年的銀行股份制改革或曰“混改”中，第一，在中國銀行業的產業組織規模結構中，私人資本已經相當廣泛地進入了中型(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和較大農村金融組織)、小型和微型(較小農村金融組織和村鎮銀行)的銀行機構。第二，私人資本還在約70%中型銀行的股權結構中占了優勢，并在國內小微金融機構的股權結構中占了絕對上風。
而在較大的國有控股銀行的“混改”中，目前私人性質的安邦已持有招商銀行27億股，占股比例為10.7%，為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招商局集團只相差9.3個百分點。【鏈接：《安邦保險強勢入駐兩銀行董事會》】財政部持股僅占25.4%，不及兩家香港機構持股42.9%的交通銀行也宣稱，盡管本行的國有股早就同孔乙己嘴下的茴香豆一樣“不多乎，不多也”了，還是要進一步積極“引入民營資本”。【鏈接：《交通銀行深化改革方案已經國務院批準同意》】在這種毫無道理地壓縮國有股比重的“混改”趨勢發展之下【鏈接：《“一股獨大”不是國有企業的弊端》】，如果金融業的微觀主體，尤其是大中型國有控股金融機構的股權結構、法人治理結構、經營運作進一步受到私人資本和外資的影響甚至是某些控制【鏈接：《劉士余：未來十年國有銀行不應保持太高比例》。這位央行副行長指出，“未來十年，我們認為……可能不應當在國有銀行保持這么高的比例，那么這個比例股本要退出的話，可能要面臨相當一部分壓力”】，加之金融市場自由化政策的積極推行，這就意味著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度可能明顯地加速提高，美歐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力也將加速深化，政府對金融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能力則會被相應地削弱。
當然，與此同時，高管們的收入、待遇將以本銀行已高度市場化為由而爆漲，且掌握部分銀行股權，從而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及更大利益預期的驅動下成為進一步促進國有控股銀行私有化、自由化、外資化的“內生性改革力量”，且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監管俘獲”和來自美歐政府的干預、壓力而成為銀行業主導性的“改革健康力量”，以在“混改”中獲取更大的“管理者紅利”。其他一般員工則或是獲利甚少，或是沒有獲利(如沒有資格獲得本企業股份)，或是成為改革中相對或絕對的“負收入”群體(如大量勞務派遣工、非在編人員、農民工和被“減員增效者”等)。這種可能性，有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人已經明明白白地指出過，且認為這種機制將會使國企管理人員有“內生性動力”去推動國企的“混改”。這種說法難道真的沒有可能性和現實意義嗎?
一種說法是，可以控制中央任命的少數國企高管的收入。這是較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第一，這很難改變以上的基本局面和機制。因為，中央管干部只是極少數，且要受到其他許多來自不同方面的管理者的制約和影響，及企業層級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制約。第二，“混改”加強管理層的收入和股權激勵，實際上將加深國有銀行(及其他國企)內部收入分配關系“碎片化”，甚至可能是制造新的單位內“貧富分化”。加之私企、外企或市場化招聘來的董事、管理者身纏萬貫的財富“示范效應”還將加劇這種“碎片化”和收入水平分化，這些國企還能夠要求上下左右同心同德地“勤儉節約、廉潔從政”嗎?事實上，如果國企內部的收入“碎片化”+貧富分化加劇，是很容易腐蝕一部分國企干部職工，形成企業內部復雜的離心傾向，增加腐敗現象，并影響企業運作效率的。所以，這個問題需要有國資委、銀監會等政府部門深入調查研究，反復權衡。
另外，這種銀行業盡可能縮小國有股的“混改”也將進一步加強對全社會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效應。因為，隨著目前這種銀行業反“國資一股獨大”的“混改”深入推進，必將繼續推高其中私人資本的股權優勢，并有可能進一步帶動國資絕對控股的四大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發生較明顯的變化，使銀行業的巨額凈利潤更多地歸中、外私人投資者所有，而非國家(或全民)所用、所用。如是，中國的貧富分化能不加劇嗎?經濟增長、社會穩定也將因不平等加劇而受到損傷(斯蒂格利茨觀點)。
面對金融業私有化、自由化的主張，一些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是，(1)在政府、國有商業銀行等積極謀求引入私人資本，以求所謂改善銀行管理水平、提高“效率”的同時，目前首批5家私營銀行的高管，卻基本來自國有單位。【鏈接：《民營銀行底氣不足找大樹高管國資背景濃厚》】往后，隨著私營金融機構設立“常態化”，這種現象可能是有增無減。“有錢就是任性”哈。(2)即使安邦入股招商銀行當了“二股東”，它也不敢自詡“戰投”，而是定位于“財務投資人”。(3)一個陳舊的故事是，入股賺大錢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引入的外資“戰投”們居然全班撤退了。【鏈接：《外資集體撤離四大行：深諳中國銀行業風險?》】(4)最新的信息是，在私人資本已大面積、大量進入銀行業以后，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仍然發生了連續反彈14個季度的異常現象。截止2015年6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為1.8萬億元，同比增長35.7%，比年初增加3222億元，已達去年全年增量的1.25倍;不良貸款率1.82%，較年初上升0.22個百分點。在這中間，私有化跑前的地方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功不可沒。【鏈接：《銀行資產加速惡化新增不良1.8萬億已超去年全年》】在銀行業和其他領域私人資本都比較發達的浙江省，省銀監局剛剛公布的數據也顯示，截至2015年6月末，全省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不良貸款余額1677億元，比年初增加280億元;不良貸款率2.23%，比年初上升0.27個百分點。這些信息對于主張金融業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如同私人的、“兩權分離”的、“政企分開”的、“混業經營”的華爾街金融機構掀起了全球金融風暴的案例一樣，并不是一個什么利好的證據。銀行業改革不是“一賣就靈”、“一私就靈”、“放松(管制)就靈”的。私有化、自由化并不能夠保證提高銀行業的資源配置效率、經營水平及“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更不能夠保證不發生大大小小的金融風險乃至爆炸性危機，以及大規模金融欺詐、投機、管理層腐敗和政商勾結等等。當前，金融改革需要要認真總結經驗，端正思想，消除虛偽的“美國模式”的思想俘獲。正確地用人，認真提高市場調控水平也很重要。“沒有金剛鉆，別忙攬瓷器活兒”。歷史的邏輯是：出問題可以接二連三，但全民“買單”不可持續。
再綜合其它方面的情況看，近些年某些“改開”措施提出后，或負面影響快速發生并擴大，或頻頻出現不良案例，或監管配套嚴重滯后，或有關機構公信力下降，或輿情反彈明顯等現象需要有關方面認真對待。比如，土地流轉和一度高熱的城鎮化，部分國企(含國有金融機構)改革設計和實施案例失當，金融市場自由化，試圖近期快速放開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品價格，取消稀土等出口關稅，讓在就業最不穩定、工作環境最差、待遇最低、社保最難落實的私營部門的兩億以上從業人員延遲退休5年，民間集資和“0元公司”泛濫，“P2P”互聯網金融先放開后規范，醫院和養老機構私有化，鹽、水業及藥價改革中出現的假冒偽劣產品或價格上漲等等。當然，目前黨和政府還是有一定控制和糾錯能力的(如今年二季度習近平再次強調保護耕地、壯大國企、公立醫院為主體等。央行也強調要嚴防金融風險)，一些問題“刺眼”但還沒有“長大”，大多數人群眾對社會也還有一些信心。但這次“股災”的風險和巨大救市成本提醒人們，有的失誤是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而一旦已有的、快來的大大小小的風險、震蕩匯合起來連連迸發，收拾起來麻煩、成本更大。
下一個大風險點在哪里?這屬于競猜題。說近期的，財經網最新發文：《余永定：過早地資本項目全面開放或出現顛覆性錯誤》是一個回答。其實，國有企事業單位大規模“混改”的風險何嘗不也是如此呢?再說將來的，萬一發生戰爭，中國的稀土等戰略資源卻因“肥水快流”不夠用了，且大多數還是由國內資本家賣給惡狠狠的交戰國聯盟(如美日歐等的聯盟)制造武器裝備了【鏈接：《中國撤銷稀土出口關稅日本6月進口量猛增70%》】，而那些賣稀土的中國資本家也早就變換身份成美利堅人了，這對國家可是“顛覆性錯誤”的后果哩。諸如此類的問題還不少。在這些方面，政府是不是除了制定“負面清單”之外，也制定一個囊括和平、戰時兩個時間段的“改革開放風險清單及對策”交黨中央深改組、人大常委會等討論一下呢?“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總喊“平安無事”的打更人要不得。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