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摘要】為什么不去突破金融壟斷，而要制造國家牛市，最后又被空軍拖累，被迫救市呢?有這么多錢去救市，為什么不能改善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以及勞動力工作條件呢?說到底，我們的國家是鼓勵人們在金融市場投機呢?還是鼓勵人們踏實勞動創業?這是當下國家治理理性的抉擇核心問題。
福柯在《安全、領土與人口——1977-1978年法蘭西學院演講》中提到了國家治理理性和治理術的問題。他認為西歐國家的治理技術從18世紀以來發生了轉型，表現在國家理性方面是由重商主義的國家財政利益最大化，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領土范圍的經濟、人口流通的安全配置問題。隨著國家理性的轉變，西方資本主義的治理技術也發生了轉變，由對人和經濟活動的控制，變為對人和經濟活動的調動、調節。具體到人來說，主要是通過各種社會科學話語來訓練人的主體性，以及通過人口學來調控人口比例。但是福柯當年就說了，這種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理念的國家治理模式并不能保證達到所謂社會福利增加和經濟繁榮發展的目標，一定會內生出來反調控的風險。問題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技術內生的風險，我們應該怎么辦?這里面有一個更加具體的問題需要討論，那就是正如當下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困境的選擇——當資本市場和人口再生產市場出現雙重危機的時候，政府應該優先考慮什么，采取什么措施?是救市重要，還是救命重要?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把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改革的總目標。這把中國的改革拉到了政治領域，盡管不是導向所謂的西方民主，但是卻借鑒了新政治經濟學派所強調的國家能力建設問題。正如新保守主義者福山面對西方多元民主的困境最后也轉向了國家能力建設上面，中國政治改革也是需要考慮國家能力建設和民主手段方式的選擇問題。在當前，把國家能力建設凸顯出來，不是憑空杜撰，其實諸如皮特.埃文斯、查爾斯.蒂利等新制度主義學者，也非常重視國家能力建設問題。而國家能力建設并不僅僅就是機構調整、財政動員和政策手段問題，首先就面臨福柯所說的國家理性問題。國家理性問題除了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一種政治價值理念的選擇問題。
比如當年西歐國家由重商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時候，就是考慮到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國家的角色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財政利益汲取者，而是國民財富生產的調節者。當然，他們找到了二者的兼容性，只有國民財富的增長，才能擴大國家財政的基礎，保障國家財政不至于竭澤而漁。進一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認識到，國家理性不能僅僅考慮資本財富生產的調節問題，還要促進人口和個體主體性的調節，要保證個體從一個受傳統社區束縛的農業人，轉向自由理性的經濟人，由一種馬爾薩斯式的人口自然調節轉為人口科學為基礎的調節。所以，西方國家理性吸納了功利主義提出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這要通過調節人口和經濟的配置關系，規訓微觀主體和引導社會人口比例，進而構建一個社會化的勞動力再生產機制來保障自由理性個體的安全。
那么，當今中國的國家理性該當如何呢?我們一再聲稱我們不變色、不信邪，那就是要堅持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中國社會已經不是國家全能主義的時代，而是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然要允許和促進市場流通，發揮市場的基礎調節作用。對應的中國人已經不是吃國家飯的人，而是一個準自由個體，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面對一個已經獲得基礎地位的自由市場體系和自由理性的經濟人，盡管許多社會主義理想主義者憤懣不樂，但是我們也要承認這個現實，并考慮如何調整國家理性，從而能夠應對、乃至減少市場風險問題。這時候，對國家理性的定位就至關重要，這里有一個現實三要素關系的價值順序問題，人口再生產、金融杠桿、實體經濟三者的順序應該如何擺放呢?籠統地講比較簡單，誰都會說，他們三者是一體化的，應該優化三者的結合比例，按照效率原則來調節，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既是西方福利經濟學的論調，也是符合社會主義的發展理想。可是當面臨三者的比例嚴重失調，乃至出現危機的時候，才是考量政府的治理理性的時候，是把救命放在第一位呢，還是救市放在第一位?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這么一場嚴重的轉型危機，我們的勞動力再生產體系被實體經濟所拖累，而實體經濟又被資本杠桿化投機所拖累。2.6億農民工采取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模式，把老人孩子留守在農村，或者帶到城市邊緣空間，不能為他們提供安全、穩定而又體面的基本社會保護，目的就是為了壓低勞動力價格，為實體經濟提供人口紅利。但是如此低廉的勞動力也沒有帶來實體經濟的好轉，因為資本基本上都流入了壟斷企業，導致實體經濟缺乏流動性支持和創新能力。為了破解資本和壟斷企業的聯盟，本屆政府更加激進地邁向金融市場開放的道路，通過“金融工具創新”來增加資本的杠桿化運作，開辟新的金融市場，希望通過主權融資來繞過銀行業的信貸市場壟斷問題。然而，不料新興金融創新工具，在這個春天慘遭滑鐵盧事件，先是各種造勢吹牛導致股票市場泡沫化，然而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泡沫必然要被擠破，導致市場空方力量迅速拉動股市跳水。股市危機成為6月份資本投機分子的噩夢。至此，中產階層投機分子救市的呼聲塵囂日上。而政府也確實沒有讓陷入危機的投機分子失望，各種突破金融市場規則底線的救市措施強制推行，讓處在跳樓邊緣的投機分子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通過救市來救瀕臨破產的投機分子的命，這是一種理性的治理策略么?有沒有更加理性一些的國家治理思路呢?回到上面提到的三個要素:勞動力再生產、實體經濟、資本杠桿化，我們的政府理性顯然是把資本杠桿化當作解決實體經濟困境的思路，繼續漠視勞動力再生產的困境。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里，只有進一步壓低勞動力生產成本，才能保證實體經濟的適當利潤，而要刺激實體經濟的發展，只能通過金融工具創新來提供資本。現在來看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金融工具創新明義下的資本杠桿化運作導致的只是一場泡沫化虛假繁榮，到最后還要用全國人民的血汗錢，來救一小撮投機分子的命。與其這樣，為什么不能換個思路，健全社會保護機制，通過社會化的勞動力再生產保障手段，維護勞動者體面而又尊嚴的工作機會和條件，讓大家踏踏實實勞動，也讓實業資本家安心搞企業呢?實體經濟流動性缺乏，不一定通過金融工具創新，說到底是金融資本市場的壟斷問題。為什么不去突破金融壟斷，而要制造國家牛市，最后又被空軍拖累，被迫救市呢?有這么多錢去救市，為什么不能改善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以及勞動力工作條件呢?說到底，我們的國家是鼓勵人們在金融市場投機呢?還是鼓勵人們踏實勞動創業?這是當下國家治理理性的抉擇核心問題。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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