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科學理解經濟發展

　　怎樣理解經濟發展王今朝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 在外行人眼里，發展經濟學似乎就應該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靈丹妙藥。事實并非如此。

　　一方面，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不是由于什么理論的指導。在20世紀末的時候，日本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回憶說，在1957年，自己作為日本中央政府的公務員，月工資只有30美元。當這年他去了美國，發現美國同行的工資高達500美元，非常驚訝，很難想像在有生之年，能達到美國同行工資水平的一半。可是，在接下來的10年和20年中，日本經濟實現了他沒有想到的增長。沒有人認為，日本經濟的這種增長是因為遵循了什么發展經濟學。實際上，日本和亞洲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成功更多是由于地理位置好、國際關系優越。另一方面，西方學者所給出的發展理論確實只是西方學者的認識，他們不僅對于許多國家的歷史和社會無法沒有全面的認識，也難以弄清把他們的理論用于某個社會必須依賴的條件，調動實踐他們的理論所需要的力量。一些國家似乎根據他們的理論實現了經濟發展，也是代價慘痛。這正如列寧所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因此，還是讓我們跳出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從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來看看怎樣才是真正理解經濟發展!

　　一、經濟發展不是GDP增長，是科學目的的達到在過去幾十年中，一些西方極端化思維的定式漸漸侵入了中國。GDP定式就是其中的一種。本來，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如火如荼地顛覆了戰前的國際秩序，可是，獨立之后，這些國家完全可能又跳入到GDP定式之中。中國有句俗話，叫世事如棋局局新，一個一開始沒有作繭自縛的國家在后來也可能畫地為牢。從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上的種種棋局里，我們對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新認識呢?

　　1、經濟發展不是GDP增長早期的發展經濟學文獻雖然區分了經濟發展和GDP增長，但這一觀點并沒有產生令人滿意的實際影響。一些西方人指出，經濟發展除意味著人均收入上升外，還意味著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特別是農業的份額縮小和工業的份額擴大，以及農村人口百分比的減少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它們甚至也強調了，如果經濟增長只有利于少數富裕階層，那就沒有經濟發展。 可是，在過去30年中，中國人均收入確實上升了，農業份額確實縮小了，農村人口百分比確實減少了，也不能說經濟增長只有利于少數富裕階層，可是，這是又好又快的發展嗎?這是科學發展嗎?這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最好的發展嗎?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科學發展觀沒有樹立起來，一些人錯誤地把物質享受看成了經濟發展(反映一種自發的，即不是在西方錯誤理論影響下所產生的GDP定式)。物質享受不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衡量，因為人的吃、喝、住、穿等物質享受是有時而盡的。人每天只要攝入若干熱量、幾升水、一些維生素和礦物質，有一張床、有幾件衣服，就可以生存下來，也可以生活得相當好。用正式一點兒的術語來說，這些變量都屬于維持性變量，不是可以無限增加的變量，而是達到一定數量就無需再增加的變量。吃太多、喝太多、穿太多、睡太多，反而會影響從事其它活動的數量和質量。這樣看來，把物質享受的改善視為經濟發展就有失偏頗了，就會把本來無須限制的經濟發展限制住了。 在一個物質極端貧乏、正急于經濟建設的國家，這種追求物質享受的簡單化觀點有著廣泛的影響。反映到理論界，經過理論界的加工，變復雜一點兒，就形成了一種把消費增加、生活改善看成是經濟發展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個人感受就是真理。受這種錯誤支配的人很難看到，如果所有人都急于吃穿，整個社會難以吃更好飯、穿更好衣。慶幸的是，在20世紀50-70年代生產力水平極低情況下，由于中國采取節衣縮食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辦法發展重工業，避免了這種指導理論、指導概念的錯誤。而在后來，一些采取普選制的國家采取這種民粹主義的保就業、促消費的政策而陷入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甚至因此政權更迭、軍事政變等。其實，中國傳統文化早已揭示了上述道理。比如，孟子講了一個“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他說： “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從這句話看來，在孟子看來，衣不蔽體、食不裹腹并不見得是件壞事。一個人如果能夠真正讀懂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就可以避免對經濟發展的一大誤解。更早的中國經典著述中，比如，《左傳•莊公十年》中，則涉及到另外一種情況。它說：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如果在古代，吃肉的人未能遠謀，在現代，是否消費增加就能算作經濟發展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而變得更“鄙”、“奸”，不能說是經濟發展的目的。消費增加不僅可能不是經濟發展，反而可能不利于經濟發展。短視和執迷不悟或許是解釋發展受挫的重要原因。上述把物質享受和把消費增加、生活改善等同于經濟發展的觀點的錯誤，可以通過和人性論結合而延續自己的生命。在西方理論中，自利假設是一個經久不衰的命題。在中國，人性論也有著悠久的傳統。對于這些言論，一般人不易加以辨別。比如，許多人認為，孔子“食色性也”的話揭示了任何人普遍的、共有的性質。據此，他們也就很容易地滑入把經濟發展看作是消費增加的泥潭了。其實，孔子“食色性也”的命題，并不是抽象的人性論，而只是在一定條件下表現出來的性質。如果孔子是一個極端的人性論者，因“食色性也”而總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他怎能夠“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而在陳蔡間，被“圍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依然“講誦弦歌不衰”呢?用經濟學上的行話說，孔子所謂的“食色性也”只是一種趨勢、傾向，只是在一定的條件下表現出來的性質，因而是可以被其他因素所遏止的趨勢和傾向。而從辯證的觀點來看，“食色”只是人這個客觀對象的一個方面的性質，并不排除人還有其他方面的性質。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經濟發展不是保障物質享受，那用刺激奢侈型消費的辦法來保障、刺激經濟增長就更加錯誤了。畢竟，前者還沒有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而后者不僅把手段當成了目的，而且犯了決策科學性的錯誤：這個手段既不具有有效性，也不具有合理性：如果發達國家的一些富翁都過著比較節儉的生活，如果中國老一輩共產黨人為黨為國立下那么大的功勛，都以艱苦樸素為榮，如果中國今天還有許多地區、許多人們相當貧窮，今天中國采取浪費性政策有什么必要性、合理性呢?荀子曾說：“圣人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如果用在這里，意思就是，人的欲望還是要有所克制，不能無限地追求欲望的滿足。在無法依靠個人自覺的克制欲望的情況下，荀子借圣人所制定的“禮”來加以克制。他所謂的“禮”，大概就相當于現在的意識形態。

　　2、經濟發展的內涵必須聯系目標來確定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吧!讓他們指責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的達到自己的目的!” 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又說： “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其實，這兩個宣言就表明，毛澤東已經抓住了發展的精髓。經濟發展不能用GDP來衡量，也不能用工業化來衡量。經濟發展一定是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如果非要給經濟發展下一個抽象的定義，這個抽象的定義一定要具有相對性。而只要把發展定義為合理目的的達到才能具有這種相對性。從本義來看，發展就應該是，缺什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就要補什么，就像人缺鈣了就要補鈣一樣。如果缺什么，依然沒有什么，那叫什么發展呢?這樣看來，經濟發展的內涵就必須聯系目的、目標和方向來確定了。為了實現發展，一個國家首先就要根據自身需要以及優劣勢，科學地確定自己在某個時期(比如五年、10年、20年)發展的目標，然后把這個目標分解為若干層級的大任務，一個大任務又包含若干小任務。如果在這個規定的時間段里面完成了所設定的目標，那就叫實現了經濟發展。這樣來看，發展不僅是多少GDP的問題，而且是什么GDP的問題。這樣就可以理解中國歷史上為什么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了。就像一個大學理科的學生不學習微積分和線性代數就無法繼續學習大學數學一樣，中國如果不選擇自己的重工業生產結構，就無法最優化地發展自己的輕工業。1949至1978時期，中國為自己所設定的任務是建設一個四個現代化的國家。之所以選擇這個目標，不僅是因為中國100年落后挨打的歷史，要建立強大的國防，要抵御外侵，而且是因為22年(從1927年算起)的國內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切膚之痛(中國共產黨在得到東北之后，就在接下來的解放戰爭中享受到重工業的利益)。可以說，那個時期的中國共同同意地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這個目標和任務。他們實現了經濟發展嗎?根據我們的上述理念，他們實現了經濟發展。這樣來看，不僅工業化是發展，入朝參戰也是發展，原子彈爆炸也是發展。在新中國建立60多年后，卻還沒有自己飛機飛在自己的藍天上，沒有自己的汽車跑在自己的公路上，沒有自己的電腦芯片和操作系統運行在自己的電腦中。根據上面的道理，獲得它們無疑應該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目標。可以想象，如果中國今天天上飛的是自己生產的飛機，人們手中使用的是自己生產的電腦，開的是自己生產的汽車，并且收入分配比較平等，那中國的發展將是怎樣一個狀況啊!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為什么我們要把實現既定目標作為衡量發展的指標了。盡管設定目標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但如果設定目標出現失誤，也可能造成欲速則不達的結果。然而，不能用目標設定失誤來否定設立目標本身。有的時候，發展失敗可能不是因為目標設定錯誤，而是因為實現目標的手段錯誤和缺失。如果艦船、車輛和飛機確定了航向，卻缺乏燃料，或者燃料里混進了水，是否能夠達到目的地呢?是否能夠在最恰當時間內達到目的地呢?當然，如果一個發展既有目標的失誤，也有手段的失當，那就更是失敗了。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國家是不希望中國這樣的國家，甚至也不希望拉美那樣的國家科學設立目標和科學選擇達到目標的手段的。為此，他們不惜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比如，當拉丁美洲國家在發展計算機上出現失敗時，他們就把這種失敗夸大為必然的由于違背比較優勢這一所謂經濟規律導致的失敗。他們把科學選定的發展目標說成是不可能達到的。他們還經常試圖用貌似正確的理論迷惑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的雙眼。比如，有西方學者推崇自發秩序，也有西方學者推崇自由放任。讓發展變得復雜的是，人們可能同意，應該用目標的達到來衡量發展，但他們可能在選擇怎樣的目標上爭論不休。在這時候，如果不是大戰略家出現，發展就可能走上歧路。比如，公平和效率就被許多人看成是互相矛盾的目標。如果把這看作是真理性的認識，那公平就被兼顧了，甚至不顧了。當出現了這些問題之后，僅僅從理論上強調公平是不夠的。因為實現公平已經錯失了大好的時機，已經可能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發展而難以再有本來可以獲得的發展了。這就表明，發展手段和發展道路非常重要!

　　二、不同國家的差異化發展手段和道路中國古代有一個故事，叫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各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如此。它們各自發展的起點不同，條件不同，因而手段也應該不同。在經濟發展實踐中，錯誤的理論所導致的后果與沒有理論所導致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的后果大概差不多。這些錯誤的理論主要表現在把西方所提出過的理論當作是西方所走的道路，再進而把西方所走的道路說成是中國也要走的道路。

　　1、中國不可能把依靠比較優勢作為優化發展道路中國有一句古話叫“站在什么地方說什么話”。用這句中國古話來形容1871年英國人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說真是再恰當不過了。李嘉圖是站在新興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站在反對封建地主貴族的立場上，同時也就是站在相對其他國家英國的更為發達的生產力立場上，提出了這種理論。美國在戰后憑借其經濟和軍事實力提出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遏制戰略。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也是有所憑借。說到底，這是一種具有發達國家特色的理論。這樣看來，在中國技術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一些人認為，中國勞動力豐富，應該更多地依靠勞動力密集型的技術，即依靠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觀點就有問題了。依靠勞動力密集型技術，確實可以實現一定的經濟發展。但如果想要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就不能依靠勞動密集型技術，就不能依靠比較優勢了。畢竟，20世紀中期的中國，只具有生產初級產品的優勢，而西方具有生產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優勢。那么，中國是否就專業化從事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對此，那個時期的中國人已經用行動做出了回答。實際上，任何國家在任何產品的生產上的比較優勢都不是從來就有的，都是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的。西方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會生產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回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經濟發展戰略上，中國國內還是有很大爭論的。其中一個觀點認為，中國應該首先發展農業。今天大概沒有人認為，中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應該如某些人所講的那樣以農業為中心的增長。相反，中國那個時代的經濟增長確實應該是工業化的增長。這首先是人性、人本、人道的需要。畢竟，經歷過長期戰火的人都知道，先進的武器能夠避免多少人犧牲性命。設想一下，假設當年共產黨的軍隊有與日本、美國可以比擬的武器，抗日戰爭、抗美援朝都將結束得很早，甚至根本不會打起來。因此，當這樣一個擁有長期的以弱勝強、以小勝大的政黨建立起一個政權的時候，她首先想要的就是逐步改變自己軍隊武器裝備，保障這個國家的安全。而離開工業化，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工業化還具有遠比農業為高的增長率和增長前景。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比較優勢對于中國不是一個優化的發展戰略了。這樣看來，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就不可能是以農業為中心的增長了，就不能是以農村建設為重點的增長了。這個道理也說明，如果只講增長，而不講增長什么，經濟發展的努力就有可能事倍功半。就像一個人長身體，與骨骼發育一起的，可能主要是肥肉，也可能主要是肌肉。二者不可同日而語。那些來自實踐一線的人都懂得，但凡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唾手可得，都是需要創造條件來完成。道理就是這么簡單，就這么簡單。套用毛澤東決策抗美援朝的話來說，實現工業化，利益極大，不實現工業化，損失極大。這種工業化的決策，根本上是與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是農民的利益最大化。對于一個人口大國、土地大國而言，不可能再有比它更優化的戰略決策了——以農業立國、以服務業立國都無法達到工業化所能達到的目的。毛澤東1959年所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反映了這種把主觀變客觀的辯證法哲學。而也有發展經濟學家指出，越是輕視現有資源的效率性，就越不會富裕。 這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2、中國也不可能把純粹市場激勵下的資源流動作為優化發展道路人口流動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人所共知。但中國這種資源流動是優化的經濟發展道路嗎?在20世紀20年代，英國劍橋大學的一位名叫庇古的教授創立了所謂福利經濟學理論。資源流動帶來效率增進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庇古的這個著作。這個時期的英國依然有著世界屈指可數的重型產業結構。在這種情況下，把資源從低收益領域轉移到高收益領域是可行的、科學的。即使不是最為科學，作為世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承受。中國則不然。這個道理就好像一個年級大的人已經北京大學博士畢業了，其任務是找到一個工作，而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的任務則是為考上高中做準備一樣。 1950-80年代的中國與英國不同，1981-2013年的中國與英國也不同。無論在哪個階段，中國都是一個落后于英美產業結構較多的國家。作為一個歷史和發展水平與英國不同的國家，中國經濟發展任務(實現工業化)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中國在1949年或1980年沿襲其原有的生產結構而不加變化，只是把資源從低收益的領域轉移到高收益的領域，能夠實現真正的發展嗎?答案是否定的。那樣，不過是讓中國繼續以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繼續存在下去，為西方發達的工業國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廉價農產品罷了，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可供資源轉移進去的高效率高效益的產業部門。這樣，所謂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實際就是在原地打轉了。

　　3、中國也不可能把自由放任作為優化發展道路中國和蘇聯的經濟發展都比西方更大程度上依賴于計劃。西方的發展看起來是自發的，是沒有政府計劃的。但一方面，西方的生產力一直處于世界前沿，因此，它們沒有一個落后的經濟社會要求迅速實現經濟發展的動力、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經濟發展依靠私人資本的自發的利潤引導下的行為來實現是可以的。而蘇聯和中國不同。它們如果不迅速地實現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就難以甚至無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西方在私人資本支配下的經濟發展(不排除政府干預)所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是較為緩慢的。只有日本增速很快，但日本的經濟發展不完全是借助于私人資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政府力量。

　　首先，一些人把老子的無為而治理解為在位者的不作為，這是荒謬的。老子的《道德經》是一個充滿了辯證智慧的經典，所以，他的無為而治的思想的成立一定是有條件的。而有人更認為，老子的無為指的是不能有違背事物規律的作為。我們認為，這種理解是科學的。這里，我們可以想，政府有三種策略選擇。一種是理性的決策，一種是瘋狂的決策，一種是任其自然的決策(即某些人所理解的“無為而治”)。很顯然，第一種政府行為是上上策。

　　其次，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講了一個與民生息的道理。“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xù)爾植，督爾獲，早繅(sāo)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chuò)飧(sūn)饔(yōng)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僅從邏輯上看，就可以知道，柳宗元所反對的是官吏違背事物規律的作為，而不可能是主張自由放任。我們還可以用柳宗元的另一個作品來證明我們的邏輯推斷。柳宗元又寫了一個名為《梓人傳》作品：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愿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斫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祿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 “其后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群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厘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后知其術之工大矣。” 柳宗元所描寫的這個梓人難道不就是起到了類似于政府的作用嗎?如果建造一個官署都需要計劃指揮，那么經濟發展這樣重大的事情怎么能夠脫離一個指揮呢!當然，像中國古代的皇帝許多并不稱職一樣，指揮經濟發展的人也可能不稱職。但這不能排除經濟發展需要得到指揮，就像不能排除企業管理者作為指揮企業運作的合理性一樣。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歐美日用市場經濟幾百年后的情況下進行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發展方式是否給中國留下了足夠的發展空間呢?從歷史上看，西方人的能源經歷了煤炭、石油為主的時代，今天，世界開始面臨這種化石類能源耗竭的前景，而中國還面臨西方控制了、影響著世界能源供給的局面;西方人的技術經歷了以蒸汽機、電力、信息為代表的三個時代，中國從這些成熟技術中還有多少潛力可挖呢?僅從這樣看來，中國選擇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道路，不可能是一個好的選擇。其實，如果我們把發展定義為一種達到某種目的的行動，它的實現就已經不可能依靠自由放任了，而不能不依靠自己的多方面的主觀努力了。況且，在歷史上，西方憑借其優勢的經濟地位阻礙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甚至阻礙這些國家確立正確目標的事例比比皆是。俄羅斯人就認為，在最近的500年中，每當俄羅斯人尋求接近歐洲時，歐洲的態度就是，俄羅斯人必須以歐洲人的附庸存在。有學者指出，欠發達國家欠發達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剩余由窮國向富國的轉移。在國際政治關系中，在可預見的未來，一個人口和地理上的小國，無論怎樣發展，都不可能構成對于美國優勢的挑戰。而一個人口和地理上的大國就不同了。中國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的“發展經濟學就是研究一群猴子變成人后另一群猴子怎樣變成人的問題”的觀點中就包含了對這種國際關系影響本國經濟發展的擔心。如果人家在圍追堵截你，你卻要鬧自由主義，這是自求多福還是自找麻煩呢?

　　三、美國是依靠技術進步實現了快速經濟發展嗎?在過去30年中國的發展目的的設定和手段的選擇上，美國的影子似乎無處不在。美國世界最高的人均GDP很容易誘使人們認為它實現了快速的經濟發展。而美國人所提出的一些理論(比如所謂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也讓一些中國人認為，它的快速發展是依靠技術進步。這是科學的認識嗎?

　　首先，美國在過去200多年中并沒有出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早期的經濟史學家的筆下，工業革命是一個傳奇。后來的經濟史學家用經濟史計量的方法還原了工業革命，使得我們能夠用描述現代經濟的統計方法對這段極其重要的經濟史加以理解。一個成果表明，最具傳奇色彩的1800年的瓦特蒸汽機帶動的社會儲蓄也只有GDP的0.2%。美國在過去200多年中的情況與英國差不多。從1774-1909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75倍，年均增長3.9%。在1700-1774年，美國一般人的人均財富(大致相當于今天的人均GDP)的年增長率為0.28%。1774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相當于英國的1/3強。到1913年，英國的實際GDP只是美國實際GDP的41%了。如果再考慮到美國1774-1909年，人口增長近40倍，美國的人均GDP的增長率就很慢了，只有1.1%了。而在整個20世紀，美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約為3%。與蘇聯的經濟增長相比，更讓美國相形見絀。在缺乏與西方類似的發展起點、發展條件和發展機遇的背景下，蘇聯采取了一條國家推動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斯大林對蘇聯的經濟發展有這樣的一個表述：“我們落后于這些發達國家50~100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消除這個差距。不這樣做，它們就會把我們碾得粉碎。” 斯大林的這個判斷到底有多正確姑且不論，這種說法在西方國家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德國人也曾在經濟發展上落后于英國，但德國人沒有表達過類似的想法，而美國人就更沒有了。在斯大林做出這個判斷后，蘇聯發展的成就怎樣呢?正如丘吉爾所說：“斯大林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擁有核武器。”也就是說，蘇聯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的人的認可。從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興起看，蘇聯的這條道路是成功的;從蘇聯在二戰中所取得的勝利看，這條道路是成功的。當然，斯大林的發展戰略不可能完美。在那么差的條件下來制定一種快速發展的戰略，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完美。 它至少證明，存在一種增長模式，在經濟分配比較平等的前提下，能夠實現遠比西方更快的增長。這樣看來，那種關于美國經濟超常強勁的增長勢頭的文獻就有點兒粉飾的意味了。

　　其次，還要考慮到，在實現上述經濟發展中，美國在勞動力上具有一種蘇聯無法比擬的“優勢”。美國是歐洲人憑借美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完全陌生的生產方式等等一切有利條件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在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對美洲土著人的統治權、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滅了他們大部分人之時和之后(《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第43頁)，開始了自己的經濟發展。通過奴隸貿易進入美國的非洲土著人(《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第67頁)成為美國最大的人口紅利。對于歐洲土著人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勞動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殺。而對非洲土著人而言，他們的幸福之處在于他們被當作了勞動力，盡管作為極為廉價的奴隸。美國人至今還在享受著蘇聯人所無法享受到的移民的利益。移民的人力資本的成本由國外承擔，而收益由美國人享受。蘇聯不可能擁有類似美國那樣的全世界最先進的勞動力資源，這種勞動力資源后來包括了來自歐洲甚至蘇聯的高級科學家。

　　第三，美國學者吹噓他們的那么慢的經濟增長率主要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而實際上，19世紀的美國增長大約82%-85%是要素投入供給的增長帶來的，“依靠技術的增長”也只是20世紀的事情。1774-1909年，美國資本存量增長近388倍，19世紀末，工人人均資本擁有量幾乎是19世紀初的10倍。而從1870年到一戰期間，幾乎2/3的資本存量在10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形成。這就說明，美國的投資增速，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人均水平上都是很高的，很像一種投資饑渴癥。這樣看來，粗放的經濟增長是美國早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們前面給依靠技術的增長打上引號是因為，從辯證法來看，即使美國20世紀的經濟增長也并非主要依靠技術。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不與美國發生這樣大的貿易，美國利潤率就不可能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如果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在20世紀初就已經達到很高的技術水平，美國的技術再好，其經濟也不可能那樣領先世界。這就如20世紀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的興起挑戰了福特公司，幾乎使它破產一樣。綜合以上，美國在過去200多年中既沒有實現快速發展，也不是依靠技術進步。它的成功不過是在別的國家停滯不前時，它像蝸牛一樣慢爬取得的。中國古代有龜兔賽跑的故事。中國不是被稱為睡獅嗎，獅子睡著了，同樣賽不過烏龜。如果是兔子睡著了，但夢游地跑起來，背上還背上了個大烏龜，請問哪個動物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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